1.系统变革、持续推进
变革的范围越广,涉及的层面、单位、人员就越多,且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怎样协同直接影响变革的实施。作为区域加强课程领导的尝试,杨浦区的实践研究中不仅仅涉及校级层面的行动,还包含区级层面的行动。相关各方中既有行政管理者和一线校长、教师,又有广大家长、学生,且彼此之间在利益诉求、观念文化、活动方式等方面既有共同之处,又不乏差异,呈现出参差交错的复杂格局。如何把控好这一格局,关乎变革成败。而在这方面,加拿大当代著名教育改革专家迈克尔·富兰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启示。
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曾对教育变革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教育变革的特征、意义、启动、过程、应对、动力、未来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富兰指出:教育变革的本质是参与其中的个人(教师、管理者、学生及其家长等)和集体(学校、社区乃至国家等)的一种重要的学习经历。它不是一种单一实体的活动,而是一个非线性的、不确定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产生相互影响的所有个人的、课堂的、学校的、地方的、地区的和国家的各种因素。在启动实施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变革的促进者,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是推进教育持续深度变革的动力。由于教育变革的过程是复杂的、非预期的,因此需要建立长效的变革支持机制。
富兰的教育变革理论对我们实施区域加强课程领导的机制建设实践研究提供了如下启示:一是变革需要系统考量。变革既然并非是单一实体的行动,而是参与其中的所有个人、集体的协同行动,那就需要从所有参与方及其关系的角度予以系统考量。二是变革需要持续推进。变革的非线性、不确定性决定了变革是一场“持久战”,无法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根据每一阶段多方互动形成的新情况及时调整策略加以推进;而只有建立长效的变革支持机制,才能在变革过程中给予变革持续动态的支撑。
2.关联规划、多方沟通
既然是在区域层面加强学校课程领导的机制建设,就离不开一定的规划设计。而如果这一建设的指向是创新,又会令人感到与规划有矛盾。因为在一般的概念中,规划就意味着要有框架,创新则恰恰要求突破条条框框。显然,我们在这里必须寻求一种“不一样”的规划取向,以解决顶层设计的必要性与创新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以色列学者Dan E. Inbar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在Dan E. Inbar看来,人们之所以会把创新与规划对立起来,是由于传统上通常把规划等同于理性主义的规划。教育规划“曾被看作一个理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如下的假定,即未来的事情可以规划,计划可以变成行动,并且如果严格地执行计划,那么计划中的目标将会实现。”如果这样,确实与创新的突破性要求相互矛盾。然而,规划不仅只有理性主义规划这一种。“为了适应教育创新规划,可以把规划定义为一种反映渴望独创性变革的态度,同时对无序的变革有所准备和一种通过它可以引起变革的策略的形成”。更具体地说,“以创新为目的的教育规划是一个沟通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大家公认的能够产生变革意图的符号,以含义的交流为基础的过程。”在此基础上,Inbar提倡一种“关联性规划策略”,即“以独立的计划为基础,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模块为基础,并且得到一个沟通系统的支持”。
总体来看,Inbar的创新策略注重在明晰连贯的愿景下,注重参与,强调赋权,鼓励对话,并通过建立支持系统及沟通网络予以保障,使得教育规划由一个封闭线性的过程转变为开放动态的过程。这对于教育创新的确可以起到集思广益、促进动态发展的效果,对我区教育创新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区域层面创新机制的建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在实践中尤其注意吸收了其关联规划、多方沟通的思想。
3.革新领导、多样统一
学校课程领导的提升是我们实践的最终落脚点。但这当中有一个关乎实践方向的概念界定问题,即我们要提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课程领导。显然,本研究中我们所推崇的学校课程领导并非从管理主义的视角出发,强调控制、效率、标准、权威等传统观念,而是基于美国学者亨德森等提出的“革新的课程领导”理论的一种谋求多样统一的“革新课程领导”。
革新课程领导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课程目标上的多样性。具体而言即聚焦于培养人的多元素养,而非单一的知识技能;其次是参与主体的多样性,表现为课程领导的职责不是由管理者或官员独自承担,而是要创造民主的学校共同体加以实施;再次,领导过程本身也是多元的、民主的。它倡导民主参与、反思性探究、合作对话、权力分享,而目标、主体、过程的多样性又统一于课程领导的系统性,从教学艺术、课程设计与规划、课程评价、学校文化等不同侧面和层面进行“多样性统一”的革新课程领导。
在区域加强学校课程领导的机制创新实践研究中,我们非常注重对这种多样统一的革新课程领导思想的运用。在区域层面,我们坚持在统一于创新素养发展的大方向下,鼓励、支持各校在愿景构筑、课程规划等方面的多样化探索;在学校层面,则倡导统一于学生终身发展的课程目标上的多元素养提升,课程开发中的多元主体参与以及变革管理上的多部门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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