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育为中心

智育是孔子全面教育思想的中心。教育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围绕传授知识为中心进行的,学生优秀品德的形成,除使用德育的手段外,主要也是在知识的传授中形成的,孔子的教育也是这样,概莫能外,智育为中心,永远是教育的主题。

我们还要引用在“以德育为核心”中引用过的孔子的两段语录,作为阐述这个问题的开头。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篇第七》)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第七》)

这里,我们从以智育为中心加以阐述。

“艺”指六艺。“游于艺”就是熟练地掌握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优游其中,如同鱼儿自由自在地游于水中一般。也就是通过熟练地掌握六种技艺而获得自由和愉快。孔子培养学生,就是以道为方向,以德为立足点,以仁为根本,以六艺为涵养之境,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这六门功课是基础功课,是孔门的每个弟子所必须掌握的,而且要达到“游”的地步,这是很不容易的。

孔子在“六艺”中所传授的“礼”指《仪礼》。《礼记·中庸》载:“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可见当时的礼仪是非常繁复的,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至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相应的礼节来规范。它的内容有冠、昏、表、祭、乡、射、朝、聘八种,是记载古代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的礼仪之书,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之书,是在春秋以前“士”以上的贵族们必须学会的礼仪。它有士冠礼、士昏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谨礼、丧服、士丧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老馈食礼、有司彻等十七种礼仪。为培养士而仕的需要,孔子把“礼”作为第一门功课。不违礼而“游”于“礼”,这是门非常繁杂而艰深的学问。

“书”,指识字和写字。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是一种表意的工具。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了周代,已形成篆体。因秦朝统一文字叫小篆以后,就把周朝的篆书叫大篆,这是一种笔画比较繁复的字体。识好大篆,写好大篆,必须经六道功夫:一要弄清大篆每个字的笔画和笔顺;二要弄清大篆每个字的结构;三要弄清大篆每个字的读音;四要弄清大篆每个字的字义;五要学会雕刻的手艺;六要正确无误地将每个大篆字雕刻在竹简之上。这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只有把大篆写好了,弄清了每个字的字形,读准了每个字的字音,弄懂了每个字的字义,才可能去读古代的文献,弄清文献的准确含义,才能初步踏入学问之门。按现代的话来说,“字”,在当时应该是社会学科的总称。

“数”,指算术,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算术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是数学中最基础、最初级的部分。主要研究零和正整数、正分数的记数法,在加、减、乘、除、乘方、开方运算下产生的数的性质、运算法则以及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在当时,指的是九九乘法表。这在当时,也应该算一门高深的学问。照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数”,应该是自然学科的总称。

“乐”“射”“御”在后辟专节论述。一个人要学礼、要学乐、要学射、要学御、要学书、要学数,还有在下文即将论及的要学文,实在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所谓“术”有专攻,在三千弟子当中要精通“六艺”和“文”,绝大部分是不可能的,孔子精通“六艺”和“文”,孔子也要让弟子们学习“六艺”和“文”,因为这是当时官宦之道所必须经历的门槛。

孔子以智育为中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学“文”。“子以四教”的第一教就是“文”。“文”就是文化知识、历史文献。

孔子一生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整理,他从中吸取了前人所留下的丰富营养、经验和教训,并对他们的智慧做了全面的总结。不仅如此,在向先贤们学习的时候,他还有了许多新的感悟,提出了许多超乎前人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开创了具有崭新内涵的儒家理论。他把他整理修订后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历史文献作为教材,完整地传授给他的弟子们。他曾说:“君子广泛地多学文化典籍,用礼来约束自己,就可以不违背君子之道了吧!”这里说的文化典籍,就是指经他整理修订过的“六经”。

下面,我们从智育的角度来阐述孔子如何以“文”来教育学生。仍先以“诗”为例。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孔子从多角度谈了学诗的重要性,号召弟子们好好学诗。“兴”,本义是兴起、发动,这里指激发人的意志和情感。好的诗歌都是有感而发的,读之可以使人受到感动,而兴发人的爱憎感情,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观”,本义是观察、观看,这里指提高人的观察能力。诗的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历史上的政治得失,现实生活的状况,乃至各国各地的风俗民情、自然风光等在诗中都有反映。读“诗”可以丰富知识,从而相应地提高观察能力。“群”,指合群。“诗”离不开写人,多读“诗”可以更深切地了解人,懂得如何与人相交相处,培养人的合群的本领。“怨”,怨恨。《诗经》中有不少怨刺诗,表达对现实的愤懑,抒发人们心中的不平,讽刺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比如《硕鼠》《伐檀》《氓》《采薇》等,有的表达了对统治者的不满,有的是表达弃妇的不满,有的是表达对人民遭受战争痛苦的不满,等等。读了这些,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用正当的宣泄来表达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事父”与“事君”是从人之大伦上说的,在家则孝,在外则忠,忠孝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学习《诗经》就是培养人们这种品德的最佳方法。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从获取知识上说的。古代获取知识的渠道并不像现代这么多,信息也不像现代这么集中,获取起来也没那么方便。而《诗经》中恰恰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知识,雅学、地理、气候时令、动物学、植物学等无所不包,为人们获取知识提供了方便。孔子特别注重诗教。我们从上文的分析得知,学“诗”不仅仅是学知识,孔子很注重“文以载道”,在学“文”的同时将“道”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孔子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如果不学诗的话,连话都不会说,学习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想而知。

但是,孔子强调学诗,不是让学生死读硬背,而是要学以致用。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达”,指通达,通晓;会处理,会运用。“专对”,即根据外交的具体情况,随机应变,回答问题,独立行事,办理交涉。外交使臣在处理事务时,因当时的信息通讯的条件,不可能事事都向本国朝廷请求指示,所以,必须有“专对”的能力,以不辱使命。因为,当时在外交上往往以背诵《诗经》章句来委婉地进行提问或回答而为时尚,故“诵诗三百”是外交人才的必备条件。如果文不对题,或张冠李戴,就会闹出外交上的笑话,以辱国格。所以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派他从政做官,却不会处理政务;派他当外交使节,却不能独立地办理外事交涉,读得虽然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诗》是孔门弟子第一门最重要的功课。

《书》,又称《尚书》或《书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中国最早的记言的历史。这里的“尚”是上古的意思,也有崇尚之义;这里的“书”是公文的意思,它的性质相当于后世的档案。《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春秋、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

《尚书》记载了唐尧、虞舜、夏禹及皋陶、益稷四代圣贤君臣的嘉言懿行,成为中华民族品德文明的最古老的重要来源,为后世求上进的人们修身、行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言行典范。《尚书》记载了上古的历史资料,涉及周公摄政、成王即位、穆王改制等重要历史事件,古代典制,还有上溯大禹治水,分述九州的古代地理,所以《尚书》成为治古代史的必读经典。《尚书》中还记载了政教合一、神权政权合一及民间风俗的情况。《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富有哲理的箴言,成为宋代理学家的重要思想基础。所以,孔子把《书》作为“文”的重要教材之一。

在《论语》中,大量引用《尚书》的是“尧曰篇第二十”的第一章。孔子不是单纯地在抄《尚书》,目的是强调虽然时代在变,但政治传统没有变,在颠覆前代的同时,还要有继承,有发展,不可对前代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

另外,在《论语》中还有两处涉及《尚书》。一处是“宪问篇第十四”,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子张向孔子请教:《尚书》上说,殷高宗居丧三年守孝,住在凶庐,不问政事,为何如此?孔子告诉他:“岂止殷高宗这样。君王死了,文武百官总揽君王的职事,都要听命于冢宰三年之久。”讲恪守礼制,君王与百官、百姓皆然,没有例外。一处是讲孝政的,前已引用论及。

孔子对《尚书》的重视程度与《诗经》是同等的。孔子有时讲官话,只有在读《诗经》、念《尚书》以及主持葬礼时用,可见《尚书》和《诗经》一样,都受到了他特殊的看待。重视《尚书》,就是对历史的尊重。

《礼》在前文已讨论,不再赘述。《乐》,后文作专节论述。

《易》有三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夏之《易》,以艮卦为首;《归藏》,商之《易》,以坤卦为首;《周易》,周之《易》,以乾卦为首。这里说的《易》指的是《周易》。

《周易》的“周”指的是周朝,“易”指的是变化。文王为其定下具体的规范,后经孔子为其做解释,成了今天的样子。李斯将其定为医术占卜之书,让其躲过了秦焚书的劫难,使之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表面上看,《周易》好像是专论阴阳八卦的著作,但实际上,它论述的核心问题是讲对立统一的宇宙观,以及如何用它来得到未来的信息。《周易》上论天文,下讲地理,中谈人事,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周易》是解读中国文化的万能钥匙。

《易》有三义。汉·郑玄《易赞》云:“《易》之为名也,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简易”,就是以简驭繁。我们研究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理,就是在纷繁错杂的万事万物中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周易》用阴阳和六十四卦来象征宇宙的万事万物,以简驭繁,这种“简易”就是大智慧。

“变易”,就是宇宙万物永远变动不居,世界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这也是《周易》告诉我们的一个最伟大的道理。

“不易”,就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人类有思想以来,就一直寻求永恒不变的道理,《周易》就讲了很多永恒不变的道理。

《周易》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它就像一个变幻莫测的大筐,把什么往里装都能装得下。它可以解释和运用于中医、军事、政治、艺术、武术、建筑、男女爱情等,它的智慧为诸子百家提供了足够的思想支持。所以,孔子在一部《论语》中虽仅有一次谈到《易》,但这一次已足够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第七》)

孔子说:“再给我增添几年寿命,到了五十岁学习《易经》,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了。”孔子对《易》研究很深,专为《易》作注,为何还这样说呢?古人以五十岁为老年的开始,“五十而知天命”,像孔子这样知天命的五十岁的老人,这个伟大的圣人,还希望再增添几年寿命,去学习《易经》。学的结果如何呢?学了《易经》就可以不犯大错误。人总是要犯错误的,即便是圣人,不犯大错误就非常了不起了,而学了《易经》就能不犯大错误。孔子在这里不外乎告诫弟子们,我要好好再学《易经》,你们更要不遗余力地学好《易经》!无怪乎孔子要把《易》作为他的基本教材。

孔子自己在《易经·系辞传·上传》中说:“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孔子说:“《周易》真是达到了极致啊!《周易》,是圣人用以推崇道德和光大事业的。圣人智慧崇高,礼仪谦卑,崇高效法天,谦卑效法地。天地确立了高下尊卑的位置,《周易》之道也就在其中运行了。它成就万物的本性、保存万物的生存,是通往道义的大门。”这就是孔子让弟子们必修的《易》。

《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它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下至公元前481年,合计242年鲁国的历史。什么叫《春秋》呢?春秋就是历史,指春夏秋冬四时,其万物繁育,尽在其中,四时之事,无物不包,无事不记,所以,当时把一国的历史称“春秋”。在西周,“春秋”是各国历史的通称,之后,“春秋”则成了历史的代名词。《春秋》经过孔子修订后,成了儒家的经典,《春秋》也就成了这部经典的专有名称。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文明最富生命力、创造力,思想最为自由的青春时期。孔子修订的《春秋》,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史,同时也对当时天下演变的情况做了广泛记载,不仅涉及诸侯各国的征战、会盟、朝聘等事件,也记载了如日食、月食、地震、山崩、天灾、星变、虫害等自然现象,以及祭祀、婚丧、建筑、宫室、狩猎、土田等经济、文化生活。

《春秋》作为“经”,其价值极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孔子在修订《春秋》时用“微言”寄托了“大义”。所谓“微言”,就是微妙精深而又含蓄的言辞,发挥治国之道,确立社会之秩序、是非之标准,目的是扬善去恶、拨乱反正。孔子的这种《春秋》笔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人们明是非,知善恶,守正不移。他把对于理想的坚持,对于人格的坚守,对于荣誉的珍视,对于正义的维护,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在《论语》中,孔子没留下文字专门论述《春秋》,但是对春秋时的两个著名人物做了意味深长的评价,一是左丘明,一是管仲。管仲在后文要谈论他,这里只说左丘明。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

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篇第五)

孔子说:“花言巧语,假装出一副好看的脸色,表现出过分的恭敬,对于这种人,左丘明以为可耻,我孔丘也以为可耻。”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担任过鲁国的太史,即朝廷史官,著《左传》,曾为《春秋》作传。一个为《春秋》作传,一个修订《春秋》,他们二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不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不伪装,不做两面派。他们就是这样,对于历史以“真”的态度,让历史还以本来面目。以此教育学生,做人要做真人,不做两面派。

归纳起来说,孔子在《诗》《书》《礼》《乐》《易》《春秋》中,让弟子们学了文学、哲学、政治、礼仪、历史、经济、文化、医学、占卜、天文、地理、音乐、建筑、气象等知识,并且从中也受到了品德的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