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篇第三》)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夏朝的后代杞国现在施行的礼仪却不足以作为考证的证明;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殷的后代宋国现在施行的礼仪却不足以作为考证的证明。因为文字资料不足,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也不多。如果文献足够的话,我就能用它来作考证的证明了。”孔子虽然熟知各朝的礼法,但由于不能通过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以及贤人验证,便对古礼秉持保留的态度,不敢妄言。孔子曾对夏商礼乐文化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他做出过“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判断。但是,判断毕竟是判断,也需要事实作为依据,否则也只是一种假设判断而已。
孔子本想通过古时的典籍验证自己的研究,可是,由于时代久远,能够证明的古代文献大多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他坦诚地告诉别人,即便自己知道许多夏、殷的礼制,在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它们是很难成立的,更不要说令人信服了。也就是说,无法得到事实证明的推断,只能是推断。凡事都要有证据证明,其结论才能成立;没有根据的事,即便做得再好,也只是凭空臆造。孔子这种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为后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典范。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诋毁过谁?赞誉过谁?如有所赞誉,那是经过实践考证过的。夏商周三代如此大公无私地用民,所以能按正直之道行事。”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谁是?谁非?诋毁谁?赞誉谁?不可信口雌黄,都要经过实践的验证,实事求是地得出某种结论。
作为教师,在治学上,对孔子这两章的教诲,必须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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