诲人不倦式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篇第七》)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篇第七》)

这是孔子自己对“诲人不倦”教学方法的提出。《孟子》和《吕氏春秋》都肯定了这种教学方法。《孟子·公孙丑上》说:“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吕氏春秋》也记载:“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语大同小异,其义则完全一致。孔子耐心地教导别人而不倦怠。一部《论语》和一部《孔子家语》,几乎都是讲的“诲人不倦”。孔子的一生都在诲人不倦。

在《论语》中,孔子回答了弟子五十二问,回答了国君及其政要十六问,孔子都有问必答,诲人不倦。凡《论语》中的“子曰”,那都是孔子的诲人不倦之辞。穷孔子的一生,一是学而不厌,二是诲人不倦,而“诲人不倦”表现得特别充分,就是在陈、蔡绝粮七天之际,身处艰险困苦的环境中,他依然毫不间断地向弟子传授诗书礼乐。

举几则《孔子家语》中的例子。

子路治理蒲地,拜见孔子说:“我希望得到老师的指教。”孔子问他:“蒲地怎样呢?”子路回答说:“蒲地有很多勇猛的人士,治理很困难。”孔子开导他:“这样的话,那么你要态度谦恭,尊敬他人,就可以震慑住勇猛的人;政治宽松公正,就可以安抚强人;爱护宽恕别人,就可以容纳困窘的人;政治温和而果断,就可以抑制坏人。这样治理人民,就不难把蒲地治理好了。”孔子耳提面命,让子路深受教益。子路也没辱师教,把蒲地治理得顺风顺水。

孔子为鲁人,在父母之邦,对其国君总是有问必答。在《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中,鲁哀公向孔子提问,他说:“我想要讨论一下鲁国的有识之士,想要同他们一起治理国家,请问怎样选取人才呢?”孔子告诉鲁哀公:“人有五种: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仔细观察审视这五种人,就可以找到所有治世的方法了。”下面,孔子不厌其烦地向鲁哀公解说了什么是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和圣人。但是鲁哀公表示为难,他说,他长在深宫之中,由妇女们一手带大,并不知道什么是哀思、劳苦、畏惧、危险,因此恐怕不知道对百姓如何教化。孔子又教他对百姓如何教化,又详尽地向他讲了用人之法。鲁哀公深受教益,直呼:“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一次,鲁哀公又向孔子问政。孔子告诫他:“国家的政事,没有比使百姓富裕和长寿更重要的了。”哀公问:“怎么才能做到这两点呢?”孔子告诉他:“减少劳役,减少赋税,那么百姓就富裕了;推行礼仪教化,远离罪恶疾病,百姓就长寿了。”鲁哀公担心地说:“我想要按照您的话执行,但是,恐怕我的国家将由此变穷了。”孔子说:“《诗经》说:‘平易近人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没有子女富裕了而父母却贫穷的。”孔子就是这样诲人不倦的。

怎样才能做好“诲人不倦”呢?恐怕至少要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道德要高尚。

孔子“诲人”的每一个问题,都关乎孔子高尚的道德情操。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就不可能正确地回答每一个艰深的问题。如果孔子自己不是一个仁者、知者、知礼者、讲义者、诚信者、贤者、勇者、知耻者等等,他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有那么精辟的见解。不难想象,一个无德者,一个不仁者,一个不义者,一个非智者,一个不贤者,等等,会回答得使人醍醐灌顶。

第二,学识要广博。

孔子的理想国是建立在上古的理想国之上的。孔子所解析的问题,虽有很多自己的观点,但是,他是深深地植根于古代文献之中而有所发挥罢了。学识的广博让他回答任何一个深奥问题都好似不假思索而游刃有余。上面所举鲁哀公所担心的:如果老百姓富裕了,岂不是国家变穷了的时候,孔子出口而引用《诗经》“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诗句,用以打比方,说明只有老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富裕,解除了鲁哀公因本末倒置的认识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担心。

第三,工作要敬业。

回答学生的问题要有满腔的热情,只有对学生产生了深深的爱,才可能诲人不倦。不但学生在校时要诲人不倦,学生离校后也要诲人不倦。子路已经治理蒲邑了,他遇到困难,又回到孔子身边,向他请教,孔子还一如既往地对他诲人不倦。作为一名教师,如果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做不到诲人不倦。教师的“敬业精神”是诲人不倦的根本。

第四,立论要高远。

我们研究了孔子所诲人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立论高远。孔子谈“仁”凡一百○八次,有深有浅,有广有窄,都因人而异,谈得非常透彻,都没有离开“仁”的本质概念。比如,颜渊问仁,孔子回答为:“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孔子回答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司马牛问仁,孔子回答为:“其言也讱。”樊迟问仁,孔子回答为:“仁也者,爱人。”这些立论都非常高远,诲人诲到点子上。

第五,要因人而异。

《论语》中每则诲人之言,都是因人而异的,如本节“第四”所述。再以《孔子家语》而论,在“辩政”篇,子贡向孔子提问:“齐君曾向您询问治国之理,您说:‘治国之道在于节省财力。’鲁国国君问您怎样治国,您说:‘治理在于了解大臣。’叶公问您治国之道,您说:‘治国重在使近邻高兴,使远处的人前来依附。’三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回答却不相同,那么治理国家有不同的方法吗?”孔子告诉子贡:“我的回答是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孔子在下面讲了各国的现实情况:“齐君为国,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伎乐,不解于时”,所以“政在节财”;而“鲁君有臣三人”,在朝内结党营私,“以愚其君,外距诸侯之宾以蔽其明”,所以“政在谕臣”;而“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心,莫安其居”,所以“政在悦近而来远”。可见,“诲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否则,千篇一律,千人一词,收不到“诲人”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