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施教式

苏东坡有词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任何智者,都知道这个道理。阴与晴,圆与缺,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动与静,男人与女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两面。有否极必有泰来,有阳春白雪就有下里巴人,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能阻挡得了?仁者、智者,只能大事化小,都做不到大事化无,因为他懂得辩证法。

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他很懂辩证法,他把它运用到教学中去,叫辩证施教,收到了极佳的教学效果。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篇第九》)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有位乡下人问我一些问题,我脑子里像是空空的,可是,我询问了那些问题的正反两方面,就完全有了答案。”笔者将此命名为“叩其两端论”,即孔子的辩证施教。所谓询问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就完全有了答案,就是讲的辩证施教。从“空空如也”到“叩其两端而竭”,可见这种教学方法神奇无比。这是孔子辩证施教式的提出。

辩证施教的理论基础自然是辩证法。在《论语》及《孔子家语》中,作为哲学家的孔子,讲了很多辩证法,所以,运用到教学中必然驾轻就熟。他不但把辩证法运用到教学之中,也运用到治理天下的大道之中。《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中对此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他提出了这个辩证的论点。他接着阐述下去,说:商汤和周武王因为能够听进直言劝谏而使国家繁荣昌盛,夏桀和商纣王因为只听随声附和的好听的话而导致国家灭亡。孔子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并进一步推论,君王如果没有直言劝谏的大臣,父亲没有直言劝谏的儿子,兄长没有直言劝谏的弟弟,读书人没有直言劝谏的朋友,要想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他的结论是:“君王有错误,大臣来补救;父亲有过失,儿子来补救;兄弟有过错,弟弟来补救,自己有过失,朋友来补救。”这样,国家就没有危险灭亡的征兆,家庭就没有犯上作乱、违背道德的恶行,兄弟之间不会失和,朋友也不会跟你绝交。由此可见,符合辩证法的辩证施教是无往而不胜的。

辩证施教符合孔子“尚中”的“中庸”之哲学思想。孔子在评价古代八个贤人之后,他对自己评价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他是说:“我与这些人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也就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而考虑怎样做适宜。亦即“过犹不及”,他是在矛盾的两方面中选取最合理的度,是使事物维持最佳平衡状态的高手,将辩证施教运用到他的中庸哲学思想之中去。

辩证施教符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道。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子贡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说:“工匠要把活儿干得好,必须先把手头的工具弄得精良合用。要实行仁德,住在一个国家,就要侍奉大夫中有贤德的人,与士中有仁德的人交朋友。”孔子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比方,如同用精良的工具一样,去侍奉大夫中贤德的人,与士中仁德的人交朋友,这样就可以“善其事”——实行仁德了。我们这里引用它,是借用这个基本原理:辩证施教就是工匠手中磨得锋利的器具,有了它,教师就能将教学搞好。

辩证施教符合进与退之理。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篇第七》)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很难沟通、交谈。但互乡的一个儿童却受到了孔子的接见,弟子们都迷惑不解。孔子说:“我是赞许他向前进,而不是赞成他往后退的。做事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使自己清洁以求进步,我是赞许他的清洁,而不管他以往的行为。”不管学生过去有多少缺点,只要他有一点进步了,就应该肯定、鼓励和赞许;如果总是纠缠以往的行为,那就堵死了人家进步的路子,结果只能逼着人家往后退。这就是进与退的辩证法。以这种观点指导教学,如同孔子对互乡童子那样,没有不促使学生前进的。

如何做到辩证施教呢?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

第一,无求备于一人。

这话出自《论语·微子篇第十八》,意思是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在教育问题上,教育的对象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对人不能求全责备,既要看到他们的问题,也要看到他们的成绩。对于问题要正面引导,对于成绩要予以鼓励;哪怕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对正确的要予以充分的肯定,对错误的也要指明,点明改正错误的方向。比如冉求,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对优点,孔子对他予以肯定。比如,冉求很有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一次,子路向孔子请教怎样才算一个“成人”的时候,孔子共举了四个人的例子,其中就有冉求。所谓“成人”就是“智”“勇”“艺”“文”,而冉求就是“艺”的代表,他具有“成人”的品质,孔子对他极力加以推荐。但是,冉求作为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为其敛财,在季氏将攻打颛臾时为其辩护,对这种严重错误,孔子又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正是孔子的“无求备于一人”,才使冉求成了“四科十哲”中的政事科之首。

第二,人是变的,不可看死。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孔子说:“有过错而不改,这才真叫作过错。”人哪有不犯过错的?什么是过?过而不改是过,而且是错上加错。但是,孔子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主张: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过而能改,复于无过。有些人犯错误是无心的,只要能改,就没有错误了。用这种认识来教育学生,学生就有改过的勇气,进取的信心。宰我大白天睡大觉,孔子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但是后来孔子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从宰我那里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孔子自我批评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也把他培养成“四科十哲”之一。孔子对于学生从来不看死,即便是对极个别品行不端、政治上有投机取巧倾向的学生,也不一棍子打死。比如弟子公伯寮在季孙氏面前说子路坏话一事,子服景伯准备要处死他,但孔子说:“我的道能得到执行,是天命;我的道被废弃,也是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这是说,公伯寮不听我的教诲,又能怎么样呢?让他自己“内省”吧!他的错还没达到要被处死的地步。

第三,抓本质,看主流。

对历史人物管仲,在师生中曾发生了一场争论。有的弟子认为,管仲应为主人公子纠死节,后来反而为杀死公子纠的齐桓公做宰相,认为他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孔子却不这样认为。他教育学生,认识人或事物要抓本质,看主流。管仲是有错误,他的错误是不守礼、不节俭,而他的本质是“仁”,要看他的主流:他帮助“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而且指出:“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如果没有他,孔子说:“我们恐怕已沦为披头散发的落后民族了!”又比如对子路,他的优点是“勇”“直”,他的缺点也是“勇”“直”。但孔子认为他的本质是好的,因势利导,也把他培养成“四科十哲”之一。孔子曾经称赞子路,认为自己的勇敢不如子路。

第四,对学生要做辩证的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公冶长,一个叫南宫敬叔,孔子把女儿嫁给了公冶长,把大哥孔皮的女儿嫁给了南宫敬叔。为什么孔子把女儿和侄女分别嫁给这两个人呢?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论语·公冶长篇第五》)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子。(同上)

公冶长是奇人,传说他懂得鸟语。他是一个囚徒,但是据了解,他没有罪过,他坐牢是冤枉的。孔子认为他是一个贤者,虽在困顿之中且出身贫寒,但孔子没有门第观念,经过辩证分析,做出了正确判断: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让他成了自己的女婿。在那个时代,真是非凡之举。事实上,孔子没有看错人,公冶长终生治学不仕,鲁君多次聘请他为大夫,他都辞而不应,致力于继承孔子的遗志,教书育人,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士,成为七十二贤人之一。南宫适是贵族子弟。但孔子考察他,国家有道的时候,他被任用做官;国家无道的时候,他也会避免受刑戮。孔子认为他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在《论语》中,孔子只称赞了两个学生有君子之德,他就是其中之一。《论语·先进篇第十一》中说: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白圭”之诗出自《诗经·大雅》,主要讲要慎于言语。南宫适反复地诵读“白圭”,说明他是一个言语谨慎之人,“以其兄之子妻之”,理所当然。孔子就是以这种辩证的分析来评判学生的。

第五,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孔子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这是孔子辩证施教的手段。看任何人和事都不可绝对化。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这种走极端很误事。对一切人或事,都要通过“察”,才能防止主观主义而不妄下断语。众恶之,不一定就可恶;众好之,不一定就好。一切结论都必须在“察”之后得出。孔子将这个观点运用于教学之中,对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而恰恰是这些通过“察”而得出的恰如其分的评价,鼓舞了学生们健康成长,激励他们不断进取,使得每个学生都对孔子心服口服,崇敬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