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还是排他

一、移民教育渐成国家事务

在法国，专司教育的国家级部门有两个：国民教育部和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国民教育”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9世纪，国民教育成为“国家事务”（affaire d’Etat），被视作建构法兰西共和国统一的民族身份、文化与语言的关键因素。在这项国家事务的执行中，学校（主要是公立学校）扮演着消除各种文化差异的主要角色。其终极目标便是通过将个体从其所属的特殊文化（社群或宗教）中抽离出来，从而培育出共和国的公民。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这样培养出来的公民又被称为“新人”。

至于日益成为共和国公民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移民，却并非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的重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共和国对于移民子女的教育并没有制定公共政策，而仅仅是通过民间活动来对待。但是逐渐地，以文化同化为目标的“共和模式”的教育战略开始推行平等的原则，同时要求移民孩子学习法语，并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当然，这并未阻止移民孩子在接受国民教育的同时学习自己的母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移民教育的民办机构往往另聘外籍教师，在每周固定的国民教育学时之外向移民孩子教授原籍国语言与文化课程。

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移居法国的外国人大多来自欧洲其他国家，还有少量则来自法国的前殖民地（东南亚地区）。因此，移民与法国本土居民的宗教文化颇为相似，这使移民能够不太费力地融入法国的主流文化之中。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法国政府与极力主张外国移民须融入德国主流文化的德国政府不同，显得较为鼓励文化的多样性。此期的法国和多数西方国家一样，宣称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人都不会由于政治、宗教或文化的原因遭受歧视和迫害。

然而，始自20世纪70年代，当为数众多来自北非马格里布、拥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穆斯林涌入法国，并成为法国外来移民中第一大族群的时候，极具固有封闭性、自我完善性和宗教世俗性的伊斯兰文化与特别崇尚民族文化、民族情感、民族认同感的法兰西价值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突，并进一步造成了法国文化的断裂。（宋全成.论法国移民社会问题［J］.求是学刊，2006（2）：138—144.）公立学校中的移民孩子也开始被当作社会公共问题。从那时起，法国国民教育部便开始着手制定关乎移民子女教育的战略和公共政策。这些战略和政策既在某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同时也在另一些方面保持了连贯性。但就总体而言，将文化差异看作对共和国的威胁的共和模式，阻碍了一种多元文化教育在法国的出现与发展，以至于在当今法国，几乎没有任何专为移民子女设计的以多元文化或跨文化为原则的教育战略与政策。有鉴于此，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CNRS）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研究所所长弗朗索瓦丝·罗思丽（Françoise Lorcerie）将有关移民子女的教育政策称为“找不到的政策”。

不过，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并非总是一成不变。至少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相关教育战略和公共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来进行考察。

二、20世纪70年代“差异主义”的教育战略

在法国，“战后辉煌三十年”的结束也标志着劳工型移民的正式停止。1974年，法国开始鼓励移民返回原籍国，重新融入故乡的生活。与此同时，家庭型移民的数量逐年增加，渐渐改变了移民人口的属性。在政治议程表上，此前一直仅仅被视为经济议题的移民问题开始被当作社会问题。当时的移民政策富有两面性：一方面对坚持留在法国的移民进行同化，另一方面又鼓励其他移民维持自己的本土文化，以便他们重新融入原籍国的社会。后一种性质被称作“差异主义”（differentialism），它既不同于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m）的强求一致，也有别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包容万千。它似乎更接近于排他主义（exclusionism）的求同排异，却又没有那么冷酷地力主排除异己之见。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差异主义开始在法国教育领域“崭露头角”，并引发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战略性变革。虽然最初的教育改革主要停留在语言教学的层面上，但是在教育结构上对移民子女进行差别对待的尝试，促使法国人对移民学生的文化差异进行认真的思考。一方面，对重返原籍国的政策性支持有利于维护移民的“本土文化”；与此同时，文化同化始终是法国政府不愿放弃的手段，学校通过法语教学使许多外籍孩子逐渐融入法国的社会生活。在这一时期，差异主义的教育战略主要由两方面构成：针对移民学生的语言教学和针对参与教育该学生群体的教师培训。

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针对语言教学所制定的政策实际上是一项双轨的政策。法国政府设立了多种特殊班级从事移民子女的语言与文化教育。最初是在1970年，相关部门在小学里创建了专门针对7—13岁的移民孩子的“启蒙班”（classes d’initiation pour enfants étrangers， CLIN）。接着，随着专为12—16岁的移民中学生设置的“补习课”（cours de rattrapage intégrés， CRI）与“适应班”（classes d’adaptation， CLAD）的诞生，特殊班级已成为移民教育制度的有机成分，法语教学则被视作促进移民子女融入法国的关键因素。而在该政策路径的另一轨上，于1975年设立的专司“原籍国语言与文化教学”（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et cultures d’origine， ELCO）的特别班级，则提倡将移民学生遣返。这些班级通常由外籍教师在法国与原籍国的双重管辖下开展教学工作。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类语言教学政策追求着十分模糊的理想：它一边遵奉共和国的平等原则，宽容、接纳不同的文化，一边却又鼓励那些不愿被同化的移民孩子返回原籍国。可以说，这一具有两面性的教育政策迫使20世纪70年代的移民孩子进行一项近乎残酷的选择：要么融合，要么遣返——这便是差异主义的移民政策的精髓所在，也是其不同于多元文化主义、同化主义与排他主义的地方。

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在1976年至1984年间，法国政府在全国各教育区内建立了众多针对移民孩子的教育培训和信息中心（Centre de formation et d’information pour la scolarisation d’enfants de migrants，CEFISEM），为移民孩子的教育者们提供培训与信息咨询。这里所说的教育者不仅包括教师，还囊括校长、教育部门的官员、课程设计者、教育心理学家等，可以说包含了整支参与移民教育的队伍。这些培训和信息中心专门为这支队伍提供信息与技术支持，尤其重视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训练，旨在为差异主义的教育战略提供更优质的人力资源。

前文提及的特殊班级专为移民子女开办，可以说是法国教育体系中较为特别的一部分。为了使这一特殊的教育模块与国民教育的主流接轨，法国当局在20世纪70年代末又开始引入“跨文化”（intercultural）这一概念。1977年7月25日，欧洲联盟理事会（Conseil de l’Union Européenne）最先发布指令，要求欧盟各国完善移民教育的相关立法。作为回应，法国在翌年7月18日发布的通告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一词。虽然此期的“跨文化教育”是法国移民教育战略中所谓的核心目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国民教育部却从未给予实质性的指导。

跨文化教育声称要关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理解，对不同文化的价值认可，以及对种族中心主义的否定，等等。这似乎接近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然而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跨文化一词及其相关政策是1978年之后才提出的，而到了1981年左翼的社会党政府上台之后，移民政策又很快朝向激进的共和模式迈进。实际上在70年代主导法国移民教育战略的教育理念，无疑是差异主义的教育理念。

三、20世纪80年代向教育优先区战略的转变

在教育技巧上，人们常说要因材施教，对待具有不同潜能的学生要用不同的方法。而在更大范畴的教育战略上，人们更应该因地制宜，给予那些欠发达、缺资源的地区更多的帮助。这固然会滋生“高考移民”之类的问题，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平等的作用。在法国，也有所谓的“学区”——上至某些省份，下至某个街区——由于某些原因获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教育资源。有鉴于此，为了使教育资源的配置更加均衡、合理，法国在教育领域专门提出了设立“教育优先区”（Zones d’education prioritatire, ZEP）战略。

这一重大的教育战略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社会党政府治下。1981年，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了谋求连任总统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位长期执政的左派总统。密特朗在上台后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前一个十年大不相同：首先是“辉煌三十年”后的社会与经济危机，其次是主张“文化有差异、反移民有道理”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等极右组织的崛起。以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为首的极右势力大肆鼓吹种族主义，摆出一副非把移民赶出法国不可的架势。在这一新的背景下，本就根基不稳的跨文化战略显然难以为继，很快就淡出了教育者们的视野；多元文化主义倾向的教育理念开始被统一法兰西的论调战胜，而20世纪70年代差异主义的移民政策也无奈地被新的、排他主义的战略所替代。

在密特朗上台之初，国民教育部就宣称要改变对待移民子女的教育战略，并邀请时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当代伊斯兰社会史讲席”教授的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针对移民问题作一个报告。贝尔克教授的报告深刻批判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移民教育战略，指出了教师培训的不足、管理人员流动的缺乏以及特别班级在公立学校中的孤立地位。他提出了修改“民族身份”（identité nationale）概念的必要性，因为这一概念否定并散播了错误的观念：即外来移民对法兰西民族的建设根本没什么贡献。贝尔克还批评了国民教育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并要求为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放宽教育体制。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上述在今天看来都不算过时的建议却未能得到执政者们的青睐，没能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

实际上，在密特朗治下的20世纪80年代，法国传统的以“融合”为核心的共和模式又一次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在80年代的后半期，向“统一的法兰西民族”回归的趋势愈加明显。首先是在1984年，国民教育部终止了针对移民子女教育的培训和信息中心的工作。从此开始，问世不足十年的“跨文化”一词开始从法国国民教育的字典中迅速消失：“该词及其指代的转型之路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Angeline Escafre-Dublet, et al. A European Approach to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Legal,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Challenges, France［R］. 2009:44.）有关差别对待移民子女的教育理念，从此在法国教育体制上被更加边缘化，文化多元主义则完全被官方放弃了。

与此同时，基于地域差异的政策模型逐渐被密特朗政府赋予较强的合法性，并在跨文化教育战略走向失败之时被应用于解决移民教育问题。换言之，有关移民子女的政策被纳入了一个更为庞大、完善的战略结构。随着更加重视地区差异的政治变革的发生，法国教育界也迎来了重大的政策改革，即“教育优先区”的诞生与快速发展。

诚然，早在1981年7月，亦即密特朗刚就任总统两个月之际，法国政府就制定了以“给予最匮乏者更多，特别是更好”为宗旨的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教育优先区”政策，但这一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真正地付诸实施。从宏观政治视野来看，教育优先区的设立是为了与力图整治特殊地区的新社会政策保持一致。为了契合以文化同化为核心的官方话语，教育优先区否定了差别对待任何特殊的族群文化或宗教信仰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差异主义的教育战略不仅被斥为对某些族群的歧视，更被视作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一统”传统为敌。

从具体的教育政策视角来看，教育优先区的设立致力于消除由社会地位差别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对那些“教育失败”问题显著的地区给予教育发展上的政策优惠，例如给予这些地区的学校以财政上的优先支持，从而使其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从文化融合的战略角度观之，20世纪80年代的移民教育战略在向人人平等的原则回归：即以同样的法律规定要平等地对待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早先的针对移民子女教育的培训和信息中心也被逐渐纳入了教育优先区内的学术资源中心。

在1989年第一次“头巾事件”发生之后，法国政府及其移民融合高级理事会，特别是国民教育部的文化同化倾向更显突出。针对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法国当局日益重视通过教育来促进外来文化融入法兰西文化。要么同化，要么排除——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之下，法国国民教育部将有碍于融合目标的移民子女置于教育优先区的学生群体之内，试图把移民群体定义为面临困难的学生比例过高的地域性群体，而不是特殊的文化群体。

虽然当今法国的当政者们矢口否认或缄口不语以文化性差异为标准的分类法，而代之以地域性差异为标准的区分法，但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今天，众多社会学研究表明，教育参与者们仍然更青睐以族群、文化或宗教的差异进行分类。即便在官方话语中，族群差异论也逐渐被地域差异论所替代，法国政府仍然无法阻止共和国现实中的吊诡：人们不再声称“移民子女”需要差别对待，而是说那些“有困难的孩子”必须得到不同的教育；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认为是族群文化或宗教信仰的问题导致这些孩子面临困难。官方试图以新的“因地制宜”教育理念回避现实中“因族群而异”的移民文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只会促使教育参与者们在官方鞭长莫及的地方继续采用文化差异主义的策略。

四、新千年将何去何从

进入21世纪后，针对移民孩子的教育战略理念仍然不外乎以下几种选择：多元文化主义、差异主义、排他主义和同化主义。前两种模式似乎已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至少淡出了官方的话语），而后两种模式，则好比是共和模式这枚“硬币”的两面：“二者必居其一”。

首先来看一下反对种族歧视的教育政策。学校中的种族歧视与隔离现象存在已久，移民子女常常在入学问题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至于将解决这个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最早可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法国教育政策规定：允许超过6岁、法语水平较差或不懂法语的移民子女入学。国民教育部随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通告，无不表明法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其中包括1986年的《关于在学校教授外籍学生法语的通报》和《关于外籍学生和融入学校问题的通报》、1998年的《关于加强学校教育强制性的法令》。进入21世纪之后，《义务教育法令》（2000年）第L131—1条、《关于旅居家庭居住问题的法令》（2000年）第2000—614号法令、《关于外籍学生在中小学注册和就学问题的通报》（2002年）和《公平机会法》（2006年）等，也规定了移民（即便是临时居住人口）子女应与本地孩子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但是，巴黎政治学院等教学与科研机构的研究表明，学校内的种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问题并没有因为被提上国家议程而得到根治。需要指出的是，种族歧视主要发生在学生群体中，而非学生与教师之间。由此可见，仅仅在政策层面强制学校做到反对歧视，远不足以改变整个法国社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移民的现实。

接下来，让我们把眼光投向促进融合的教育政策。首先是在普通班级中为移民子女提供特别的指导与帮助。在以平等为重要原则的共和国内，学校虽然会优先考虑让移民子女进入与他们同龄的法国本土子女所处的普通班级学习，但是移民子女到底该进入哪个年级的问题，仍将由其入学时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和法语掌握程度来决定。通常来说，移民子女即使进入普通班级也会得到一些特别的辅导，而这些指导大多都侧重于法语学习。而他们在其他课程方面的学业困难却很少能得到额外的指导和帮助。其次是对移民子女采取的过渡性辅助政策。这项政策专门帮助那些初来乍到的移民子女，持续时间通常在一年以内。其目的是帮助移民子女更好、更快地融入法国普通学校的学习，并通过特别的辅导来解决移民子女在法国接受教育时的困难，尤其是进行法语学习时的困难。（姜峰，肖聪.法国移民子女教育政策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2011（5）：21—25.）

至于在倡导融合时引发最大争议的事情当数世俗化教育政策的推行了。前已述及，穆斯林女孩在学校内因穿戴头巾而引发的“事件”早在1989年就曾爆发，而教育世俗化问题走向深化，则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尤其是随着2003年第二次“头巾事件”的发生，世俗教育问题已然上升到政治层面，并在2004年最终趋于白热化。2004年3月通过的“头巾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在公立小学、初中以及高中内不得穿戴宗教服饰或者明显的宗教符号。（Loi n°2004—228 du 15 mars 2004 encadrant, en application du principe de laïcité, le port de signes ou de tenues manifestant une appartenance religieuse dans les écoles, collèges et lycées publics［EB/OL］. http: // www. legifrance. gouv. fr/.）而所谓明显的宗教符号仅限于穆斯林头巾、犹太教圆帽和大十字架。可以说，穆斯林女孩在学校中所受到的约束明显增加。

综上所述，除了20世纪70年代短暂实施的跨文化教育战略，法国当代的移民教育战略中缺乏对文化差异与多样性的强有力保护。

表5-2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移民教育战略的主要发展

资料来源：Angeline Escafre-Dublet, et al. A European Approach to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Legal,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Challenges［R］. France, 200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