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人民教育运动的反抗

人民教育运动的反抗

时间:2023-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激进的斗争口号将教育视作压迫工具而彻底地加以抛弃,但是成熟的政治家们却指出这种简单化的斗争方式忽视了教育对于塑造新社会的建设性作用。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会者不仅有教师、学生和家长代表,还有社会各界的代表。该机构在参与了人民教育运动之后,也遭到了政府的打压。第二次全国协商会议后,人民教育运动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

在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BCM)的旗帜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学生运动填补了传统的反种族主义运动被禁后留下的空间。组织起来的黑人学生不仅主张教育公平,要求改变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而且越来越多地以政治斗争的姿态走上街头。学生运动掀起了全社会新一轮的反种族主义浪潮,但就教育权利的斗争而言,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流的学生运动组织打出了非国大1955年《自由宪章》(The Freedom Charter)中提出的“教育与文化的大门应该向所有人开放”(ANC. The Freedom Charter [EB/OL]. http://www.anc.org.za/show.php?id=72,2013-9-11.)的旗帜,并且在《自由宪章》的启发下发动了制定教育宪章的运动(Education Charter Campaign, ECC),但却自始至终没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改革方案,教育宪章也从未成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生运动组织相继被查禁、警察暴力监管校园,以及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打压之下,学生运动愈发激进,“先解放,后教育”(liberation before education)成了流行的斗争口号。从此,罢课不再是手段,而成了目的,“不再是斗争的战术,而成了对革命表忠心的形式,成了生活的方式”(Love J., Sederberg P. C. Black Education and the Dialectics of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Africa, 1982—8[J].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90, 28(2): 299—326.)。罢课和破坏行动动摇了旧政府的统治秩序,然而拥有足够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旧政府却并不会那么轻易地让解放成为现实。激进的斗争口号将教育视作压迫工具而彻底地加以抛弃,但是成熟的政治家们却指出这种简单化的斗争方式忽视了教育对于塑造新社会的建设性作用。(Rakometsi M. 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lack School Education in South Africa, 1950—1994: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D]. Bloemfontein: University of the Free State Faculty of Humanities, 2008: 313.

在学生运动的政治化、暴力化与政府粗暴打压的双重挤压之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非的教育危机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急迫的程度,不少学校被关停,而学生们则将校园、街道变成了“战场”。旧政府迫切需要恢复统治秩序,而在反种族主义阵营这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盲目、随意的罢课和毁坏教学秩序所造成的一整代年轻人在教育上的损失将无法弥补。因此,达成新的教育共识,以新教育取代旧教育,让已经离开学校的学生重回校园就成了当务之急。“人民教育运动”应运而生。

1985年10月成立的索韦托家长危机应对委员会(Soweto Parents Crisis Committee, SPCC)原本希望通过与旧政府的教育与培训部进行沟通来缓解本地区的教育危机,但是委员会很快就发现教育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只有广泛联合全国范围内的各派力量共同参与才有可能获得转机。1985年12月,委员会在金山大学召集了第一次教育危机全国协商会议(Nation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n the Crisis in Education)。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会者不仅有教师、学生和家长代表,还有社会各界的代表。包括当时仍然流亡海外的非国大在内,反种族主义阵营中不论是较为保守的(诸如:得到旧政府承认的,专业主义倾向的南非非洲人教师协会(African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 ATASA)。该机构在参与了人民教育运动之后,也遭到了政府的打压。)还是较为激进的力量都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了讨论。大会以“人民力量的人民教育”(People’s Education for People’s Power)(为了人民获得权力而开展人民教育。)为主题,主张将教育斗争的策略从“先解放,后教育”转向“人民教育”,并且商定要建立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 Crisis Committee, NECC)来协调人民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第一次协商会议提出的解禁南非学生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s, COSAS)、取消紧急状态、停止干预学生代表大会(Student Representative Councils, SRCs)和学校的活动等一系列要求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紧急状态确实暂时取消了,但是政府并未撤军,反而转向了警察国家的长期化,并且在1987年12月再次实施了紧急状态。)故此,1986年3月,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如约召集了第二次全国协商会议,决定在政府没有让步的情况下,一方面继续号召学生返回校园(Rakometsi M. 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lack School Education in South Africa, 1950—1994: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D]. Bloemfontein: University of the Free State Faculty of Humanities, 2008: 335.),另一方面,将人民教育运动全面推向实践。这两个方面的主张是密切相关的,引导学生返回校园不是妥协,而是为了使其能够接受经过改造了的、属于人民的教育,并且重新组织起来开展有序的斗争。

第二次全国协商会议后,人民教育运动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除了已经成立的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外,大会决定在五个地区设立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的管理机构。人民教育委员会(People’s Education Commission)在各地成长了起来,真正民主的家长、教师、学生联合会(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sociation, PTSA)也在一部分学校里出现了。在部分地区,人民的教育管理机构甚至已经实质性地取代了旧体制下的家长委员会和其他基层管理机构。至少有三所大学:金山大学、纳塔尔大学和西开普大学设立了相应的学术机构,为人民教育的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提供专业支持。除了夺取教育管理权外,课程改革是人民教育运动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组织专家编写了替代教材,并且在部分地区的学校里实施了每周两个下午的新课程教学。尽管新课程的种类仅限于数学、英语和历史,新课程的课时数有限,实施范围也未及全国,但是对于旧教育而言却是颠覆性的。旧政府阻止了第三次协商会议的召开,重新启动了紧急状态,宣布包括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在内的一大批进步组织为非法组织,人民教育运动很快就陷入了低谷,而学生频繁罢课的局面也没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随着政治和解进程的发展,1990年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解禁,随即更名为全国教育协调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NECC),发起了大众教育运动[宣布1991年为“大众教育年”(The Year of Mass Education)],大力推动黑人教育的正常化(normalize black education)。(O’Malley P. National Educa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NECC)[EB/OL]. http://www.nelsonmandela.org/omalley/index.php/site/q/03lv02424/04lv02730/05lv03188/06lv03208.htm, 2013-5-10.)随着解禁了的其他进步组织相继重新开始活动,委员会淡化了领导教育斗争的职能,更多地充当起了各个组织之间的协调人角色:把与教育有关的各类群体召集在一起,为未来民主政府的教育改革与教育战略建立共识。人民教育运动则逐渐淡出了视线。1995年,全国教育协调委员会自身也因完成了历史使命而宣告解散,而新政府的教育战略和政策则相继颁行。

人民教育运动没能在20世纪80年代的斗争环境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新教育体系来取代旧制度,也没能破解当时的教育危机,就运动本身而言,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至少是没能广泛推行的教育改革,但是却足可谓南非1994年以来教育大变革的先声。其历史性遗产可以从思想启蒙和实践探索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思想的启蒙表现在两个方面:更新教育观念和推动教育改革共识的形成。人民教育运动的主张不仅仅是要为受压迫和歧视的黑人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而且是要在新的政治和教育哲学的指导下对南非的旧教育进行根本性的重建。作为人民教育运动主要的领导者之一的泽威拉克·西苏鲁(Zwelakhe Sisulu)在南非第二次全国协商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想要的不是班图教育……也不是现在白人所享有的那种教育,因为那种教育是教人统治他人的……人民教育是服务全体人民的教育,是解放人的教育,是让人民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教育……我们也不打算接受任何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服务外国垄断资本利益的精英式的)替代方案……我们还反对那些现在已经快速发展起来了的,可以让有钱人回避斗争的,营利性的私立学校。(Sisulu Z. People’s Education for People’s Power[J]. A Journal of Opinion, 1987(15): 18—29.

很显然,南非人民教育运动中主流的教育观不仅仅是反种族主义、反歧视,具有黑人觉醒和进步主义教育性质的,甚至还是反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教育的思想是广泛的受压迫群体,尤其是左翼力量对教育改革诉求的集中表达,而这种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南非当时的国情和现实。强大的白人资本集团和黑人新兴资产阶级对亲社会主义方案的警觉是显而易见的。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民教育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无论如何,人民教育运动所坚持的避免从狭隘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教育滑向狭隘的黑人民族主义教育,关注人的发展,坚持种族平等和非歧视性的教育改革原则赢得了广泛的共识。这既是对非国大1955年《自由宪章》中所提出的“教育与文化的大门应该向所有人开放”(ANC. The Freedom Charter [EB/OL]. http://www.anc.org.za/show.php?id=72,2013-9-11.)的目标的一种回应,实际上也与日后新政府教育改革的基调一致。

人民教育运动并非只是一种声音,而是由许多不同的声音构成的大合唱,是在斗争的实践和争议声中演进的。穆勒(Muller)在1987年对人民教育的概括比较准确:

人民教育是顺应南非今日宽泛的政治潮流的一种理念。对于普通的南非黑人而言,这是他们从次等的、不稳定的教育体系中获得解放的代名词。相反地,(当时的)政府将其视作必须加以限制的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对于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有待剖析、定义,建立学术谱系的概念。而对于幕后的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而言,这是日益复杂的论争和斗争策略的核心。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人民教育并不是一个语义严格的概念,而是正在进行中的全国性的教育与政治运动的标志。(Muller J. People’s Education for People’s Power an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risis Committee: The Choreography of Educational Struggle[A]. In: Moss G., Obery I. South African Review 4[C]. Johannesburg: Ravan Press, 1987: 106.

对南非人民教育的不同理解,既与立场的不同有关,也与人民教育理论自身的模糊和不完善有关。人民教育从来就不是一套首尾一致、界定严格的教育理论,这既是人民教育受到质疑,并且难以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芮汉纳(Rehana)赞同穆勒的观点,认为“人民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过程性’”(Muhammad R. The People’s Education Movement in South Afric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D]. Johannesburg: Rand Afrikaans University Faculty of Education, 1996: 20.)。这个“过程”指的是人民教育的理念在实践和争辩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调整,逐步适应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但是如果跳出人民教育运动自身,从南非教育变革的历史高度来看待人民教育理念的演进,就会发现这场运动实际上是南非各界逐步形成教育改革共识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从未有效开展的教育宪章运动的使命。不论是支持的声音,还是对人民教育运动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概念模糊不清、缺乏操作性的指责,人民教育运动树立了一个靶标,激活了整个南非社会对于教育变革的认真思考。

人民教育运动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具体的改革实践。其一,人民教育运动实质性地启动了民主化、去种族主义的教育改革的进程。人民教育运动的兴起不仅将分散的反种族主义斗争以争取教育权利的名义重新聚合在了一起,并且将斗争从破坏旧制度推进到了破坏旧制度与建立新制度并行的新阶段。这是主张“人民力量的人民教育”的人民教育运动与之前主张“先解放,后教育”的学生运动之间的根本区别。其二,在运动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民主的教育决策模式。在决策的过程中寻求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是两次教育危机后全国协商会议和全国教育危机委员会的基本经验。复兴后的全国教育协调委员会继承了这种传统,为新政府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战略奠定了民意基础。新政府成立后,在教育决策中除了政府各部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治理(cooperative governance)外,向全社会,包括专业组织(包括大学、科研机构、教师专业组织等)、教师、学生、家长、社区和产业界等广泛征求意见也是常用的做法。其三,探索了教育管理体系的变革。基层的家长、教师、学生联合会颠覆了旧的国家机器对学校和教育的集权控制,探索了一条统一与多样化相结合的管理学校的道路。尽管人民教育运动的持续时间并不长,但是这种尝试显然与新政府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着力推行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Governing Body)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四,开始了颠覆性的课程改革的探索。人民教育运动中的课程改革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消除旧课程中白人中心和种族主义的旧文化,建立新的历史观和各族平等的新文化;二是要革除灌输式的旧课程观,建立民主化、着眼于人的发展的新课程观。课程改革的这两个方向,在多年之后南非新政府启动的“2005课程改革”中得到了再一次的确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