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隔离时代后期的教育变革

种族主义制度为南非白人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并且构筑起了一个看起来族群之间差距明显，但是各自族群内部的阶层分化却不显著（秦晖. 南非经济与社会的转型经验［J］. 老区建设, 2009（11）: 59—61.）的不合理但却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然而，南非的这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同在一个国家里的“特殊类型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 of a Special Type）（SACP. The Path to Power: Programme of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as Adopted at the Seventh Congress, 1989［EB/OL］. 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2638, 2013-5-30.）状态毕竟是难以持续的，而为之服务的大隔离的教育制度也随着内外条件的改变而逐渐失去了对白人统治集团的吸引力。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大隔离的教育制度对经济转型的阻碍作用日益凸显；另一方面，越来越频繁的学生运动、校园抗争，以及后来的人民教育运动成了更加广泛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新的爆发点。因此，不论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还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对教育体系做出改变是白人统治集团越来越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1986年10月的《每周邮报》（Weekly Mail）引用南非国家安保体系（N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一名高级官员的一段话，从一个侧面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非政府之所以一边镇压校园里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一边又不断加大对黑人教育投入的心态。

缺少教室原本并不是一个安全问题，但是缺少足够的（此类）设施却可以变成一个安全问题……没人会告诉相应的（政府）部门需要新建一所学校了。但是从安保的角度出发，你就得告诉他们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这儿就会出现问题。（Morris M., Padayachee V. State Reform Policy in South Africa［J］. Transformation, 1988 （7）: 1—26.）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由黑人执政的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前景已经浮现。白人统治集团不得不进一步地加快教育改革的进程，以便在未来的教育改革议程中留有自己的话语权。种族隔离后期的教育变革主要体现在彼此之间存在联系的三个方面。

一、教育投资增长

1983—1995年，南非的教育支出在全部可支配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从19.9%提高到了24.6%，名义上的教育支出增幅达到了年均15.9%（除1994年外均为两位数的增幅），折算为实际价值后的年均教育支出增幅也有4.6%（仅1994年增幅为负）。（Financial and Fiscal Commission. Public Expenditure on Basic Social Services in South Africa: An FFC Report for UNICEF and UNDP［R］. Johannesburg and Cape Town: Financial and Fiscal Commission, 1998: 36.）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同期南非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却处在历史的低点（见图1.1）。换句话说，南非政府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在持续加大教育投资。在生均教育经费上，非白人的各族群与白人之间的倍差在缩小，但是绝对的差额依然很大（见表1.1）。与此同时，自1976年以来，白人产业界对教育与培训的投资也在大幅增长，据《金融邮报》（Financial Mail）报道，1987年南非最大的100家公司一共约拿出了相当于薪金总额10%的经费用于承担社会责任。（Rakometsi M. 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lack School Education in South Africa, 1950—1994: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D］. Bloemfontein: University of the Free State Faculty of Humanities, 2008: 350—351.）而教育投资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黑人的技术提升。产业界的积极参与既是为了应对技能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并在反种族主义的国内外舆论面前塑造自身的道义形象，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政府的改革战略。因此，尽管白人产业界确实为不少的黑人提供了教育机会，但是仍然引起了反种族主义阵营的警觉。

表1.1 南非历年各族群生均教育经费对比

注：1.生均教育经费的单位为南非货币：兰特（R），各年兰特实际的购买力并不相同。

2.黑人/有色人/印裔的生均经费与白人之间的倍差=当年白人的生均经费÷当年黑人/有色人/印裔的生均经费。

表格引自： Thobejane T. D. Education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Towards Liberation or Equity?［D］.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School of Education, 2005: 10.

图1.1 南非历年GDP增长率（1961—2011）

注：横坐标表示年份（简略起见以年份后两位数表示），纵坐标为年增长率（%），图中弧线为GDP增速变化情况的趋势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非洲发展指标（Africa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

二、黑人受教育机会迅速增多

在南非不断增加的教育投入中，绝大部分被消耗在了经常性支出上（尤其是人员开支方面），例如：1987年和1991年分别约占教育总支出的94%和96%（Financial and Fiscal Commission. Public Expenditure on Basic Social Services in South Africa: An FFC Report for UNICEF and UNDP［R］. Johannesburg and Cape Town: Financial and Fiscal Commission, 1998: 37—38.）。这就意味着增加的教育投入不太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现有的办学条件，不过能够带来更多的教育机会。南非的白人原本就享有非常充足的教育机会，有色人与印裔的人口总数比较有限，很显然，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入学人数增长的主体必然是黑人。南非的黑人高中毕业生人数在1988年首次超过了白人（黑人人口多，入学率仍然远低于白人）（Fiske E. B., Ladd H. F. Equity: Education Reform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50.）。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接受初、中等教育的黑人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在旧南非共和国（1994年之前的南非共和国特指除了四个名义上独立的班图斯坦（TBVC）以外的南非地区。TBVC地区的教育规模是比较小的，1991年的数据显示：在整个南非地区，TBVC地区初、中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占22%，中等后教育机构的入学人数占7%（参见：Bunting I. A Legacy of Ine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 Africa［M］. Cape Town: UCT Press, 1994: 215.）。）内：1986—1992年，黑人在以提供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技术学院的入学人数从6821人增至22539人，年均增长22%，同期，白人从55070人减至53548人，年均增幅－0.5%；黑人的大学入学人数从51310人增至120146人，年均增幅15.2%，同期，白人从147829人增至158367人，年均增幅1.2%；黑人在理工学院的入学人数从2824人增至28900人，年均增幅47.3%，同期，白人从35240人增至68541人，年均增幅11.7%；黑人在教师教育学院的入学人数从17991人增至39639人，年均增幅14.1%，同期，白人从14798人减至8365人，年均增幅－9.1%；此外，在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中，有色人和印裔的入学人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Bunting I. A Legacy of Ine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 Africa［M］. Cape Town: UCT Press, 1994: 50, 194.）很明显，黑人在基础教育之外的受教育机会也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但是除了教师教育学院以外，黑人的入学总人数都没能超过白人，黑人的入学率依然远低于白人。而这既与教育投入的规模和教育机会的总量依然不足以满足需求有关，也与基础教育的质量差别不无关系。黑人学生的规模在技术学院和理工学院的扩张速度最快。这既反映了过去大隔离的教育制度和工种保留制度对黑人受教育权的剥夺程度之深，也反映了南非各界，尤其是产业界对技能人才短缺问题的深刻焦虑。而教师教育学院黑人学生的快速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础教育阶段对教师需求的旺盛。黑人大学生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传统黑人大学的崛起，而是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传统白人大学（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英语白人大学，90年代之后阿非利卡语大学也加入了进来）在政府越来越不坚决的“反对”之下向黑人学生打开了大门。但是黑人大学生偏重人文学科和教育学的专业选择，加上大量低质量的廉价远程教育项目的涌现，足以表明这一时期南非白人大学扩招中的水分。然而，尽管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时期黑人教育规模的扩张是低质量的，但是无论如何，许多黑人现在至少获得了接受更多教育的可能。

三、教育分权

南非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放宽了对社会力量办学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出台政策对私营部门投资黑人城镇的教育与培训设施放行。（Rakometsi M. 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lack School Education in South Africa, 1950—1994: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D］. Bloemfontein: University of the Free State Faculty of Humanities, 2008: 350.）由此带来的结果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界以及国内外的各类组织和团体对黑人教育的投资和资助不断增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各方面的冲击下，南非国民党政府继续维持分种族入学的严格的物理隔离措施已经力不从心。白人大学为黑人入学打开了方便之门。一部分白人私立中小学也开始招收黑人新兴中产阶级的子女。“1988年，在白人私立学校的107225名学生中有14543人（占13.6%）是广义上的黑人（含非洲黑人5974人，有色人5620人，印裔2949人）；1989年，在233所白人私立学校中有197所招收了黑人学生。……（只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私立学校的在校生总数还不到南非学生人数的0.5%。”（Pampallis J. Education Reform and School Choice in South Africa［A］. In: Plank D. N., Sykes G. Choosing Choice: School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C］.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3: 145.）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南非国民党政府正式对白人的公立学校放权。这些学校先后被给予了转型为A（转为私立学校）、B（仍为公立学校，可招收50%的黑人学生）、C（须自筹经费，但仍享受部分国家资助，资产归属学校，可招收50%的黑人学生）和D（仍为公立学校，不限黑人招生）四种新的办学模式的选择。但在政府的引导下，绝大多数白人公立学校最终都转向了模式C。对于此类学校，政府在减少教育经费投入、放宽招生限制的同时，将包括制定学费标准和招生规则在内的学校管理权下放给了由家长组成的学校管理委员会。潘帕里斯（Pampallis）分析了南非国民党政府将白人公立学校转变为模式C的两个方面的内在动机：其一，在经济不景气和加大对黑人教育投资的政治压力下，南非国民党政府需要富裕的家长来分担教育投入。其二，转型为模式C后，学校的控制权就由政府转移到了白人社区手里。南非国民党政府试图以此来避免这些学校的控制权被将来的民选政府掌握。（Pampallis J. Education Reform and School Choice in South Africa［A］. In: Plank D. N., Sykes G. Choosing Choice: School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C］.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3: 146.）事实上，有机会进入模式C学校的黑人都是少数新贵的子女，高昂的学费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筑起一道看不见的围栏，将普通的黑人子弟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