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类哲学史上学派林立，观点纷杂，甚至同一个哲学家的哲学观前后也未必一致，但本文认为，大体上可以将影响最大的主流哲学思潮分为两大阵营[32]——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实体性哲学；以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为代表的生成性哲学。于是，这也就顺次产生了人类基本的两大类思维方式：实体性思维和生成性思维；继而也就顺次构成了两类不同思维方式的教育：实体性教育和生成性教育。
了解一种思想的内涵而不关注其历史则是没有充分说服力的，所以我们就先从历史的回顾来开始我们的教育哲学考察。
1.实体性哲学思维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实体性思想相对于西方较少，因为中国发展的主要是生成性的哲学思想；但也是有一定的体现的，主要表现为原子论和气论[33]。原子论有墨家的原子论，《墨经》中曰：“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而号称百经之源的 《易》在其 《系辞上》中曰：“精气为物”，就是说精气构成了世界的本原。还有，元气说是由王充创建的。一方面，元气为阴阳二气混沌未分的实体，如 《论衡·谈天》中说：“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另一方面，元气为万物之基，《论衡·言毒》中说：“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再到以后，张载、王夫之等发展了气论，并体现了物质不死、相互转化等规律的思想。
但相对而言，实体性思想在西方发展得较为充分。
古希腊哲学米利都学派是古希腊原始朴素哲学的第一个代表；泰勒斯（Thales）则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他被人们认为是希腊、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因为在此以前，人们的认识方式主要是一种基于神话的世界观，而“泰勒斯则把神话中隐含着的观念第一次用经验中实在的东西明白地表现出来，以一种自然本身里的物质作为自然万物及其生灭变化的原因或本原”[34]。泰勒斯明确提出了万物的本原是“水”。此后，作为泰勒斯学生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和作为后者学生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泰勒斯这种对世界本原的探索思想。
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将“数”作为世界的本原；而在所有数字之中，毕达格拉斯尤其重视“一”，并认为它不但是数的本原，也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这就与老子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了。
巴门尼德（Paramenides）的“哲学历来被视为西方本体论哲学的发端”[35]。他作为爱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通过用“存在”（或译为“有”、“是”）这个概念来抽象世界，通过关于“存在”的理论，可以说使哲学研究告别了感性的原始朴素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学说是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也开辟了从逻辑思维来认识世界的新方向。也正因为如此，巴门尼德被黑格尔称为是整个哲学史的开端。而且，甚至连列宁也认为爱利亚学派的“存在”这个范畴是科学认识的出发点。
原子论在西方物质实体哲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原子论是由留基波（Leukippos）创始的，而由其学生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发扬光大。留基波接受了爱利亚学派关于“存在”和“非存在”绝对对立的观点，进而提出了“原子”和“虚空”的一对概念。德谟克利特不但继承了爱利亚学派关于存在和非存在对立的观点，而且还对其作了发展。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也在后来者（主要是伊壁鸠鲁）那里有一定的体现，也得到了一定发展。比如，伊壁鸠鲁（Epicurus）所认为的原子的永恒不变性：“我们要认定原子除了形状、重量、大小以及必然伴随着形状的一切外，并没有属于可知觉的东西的任何性质。因为每一个性质都变化，而原子根本不变，因为在引起变化的复合物分解时，一定有某样东西依然是坚固而不可分解的；变化不是变成不存在或由不存在变来，变化是由于某些微粒的地位移动，以及另一些微粒的增加或离开。”[36]这里就很明显地体现着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原子哲学的一致性方面，如对离开实体的不可认知性，实体的坚固性。而这种原子学说也为亚里斯多德所创立和统治西方几千年的实体学说奠定了另一类坚实基础。但伊壁鸠鲁的原子哲学也是与其有一定差别的，从而导致了两种类型的世界观；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分析中将有详析。
随后，自然哲学就开始了向人的哲学的转化。这个变革是从以普罗泰戈拉为首的“智者派”文化开始的，并在苏格拉底（Sokrates，468～399 B.C.）那里达到了一次高潮。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并认为这也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从而将哲学视野包容了自然和人事的整个世界，并以社会和人为主。
“认识你自己”既是古希腊的一条神谕，也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主题。智者派主要是以个人感觉作为真理的标准，这里的人还只是个别的、具体的，而苏格拉底则以“善”作为自己哲学的终极目的，希望能追求一种普遍性，追求生活的本质，并认为这才能造就永恒的灵魂。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其使命的忠实继承人。但在哲学思想上，柏拉图直接吸收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本原说和爱利亚学派的存在学说的基本观点，而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则对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因为世界万象的变化使得认识成为不可能，于是就促使他创立了关于远离尘世的一个永恒而神圣的世界——关于“相”的理论。柏拉图的相论认为，“相”是世界万物的根本原因，是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并与个别事物相分离。但这里的“相”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很多个，是“一”与“多”的统一。这样，“相”就把世界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在太阳照耀下的可见世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万事万物，比如肖像，并对其产生相信，但这只是意见；相对的，还有另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可知世界，比如数学对象，我们可以了解它，但也只有理解了这种“相”时，才能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寻得真实的知识。显然，后者才是更优越的世界，或者说才是纯粹的理性世界。也就是说，在这个“相”的世界中，在灵魂通过辩证的力量去进行把握的时候，应该一步一步地向上爬，从一个相到另一个相，而不借助任何感性事物，就是说单凭“相”的本身，就可以达到结论[37]。如此一来，我们就基本上可以认为，“相”或“理念”就可能成为柏拉图哲学的实体或基石。
亚里斯多德则又是柏拉图的学生，是古希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哲人，也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斯多德对苏格拉底以归纳方法追求普遍性真理的方法表示赞同，但对柏拉图将一般定义与特殊事物分离开来、将理性事物与感性事物相分离的方法则持有异议并最后与其分道扬镳，而后亚里斯多德就以自己的实体哲学为主体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殿堂。可以说，实体学说是其哲学的主题，也是西方实体哲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一个流派。那么，到底什么是实体？亚里斯多德在其主要代表性著作之一 《形而上学》中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 ‘有’，必定是实体。”接着又说：“实体在哪个意义上都在先：在定义上、在认识程序上、在时间上全居第一位。因为其他的范畴没有一个能够独立存在，唯有实体能如此”。正因如此，实体又叫做“第一实体”。亚里斯多德曾提出了10个范畴，“实体”即是第一个，又因为其存在的独立性，故又可称为“自立体”，而其余的9个范畴则因其对“第一实体”的依赖而被称为“依附体”，由此可见实体在亚里斯多德哲学中的重要性。也由于实体的基本性质是不变性，所以“必然要一个永恒的不动的实体。因为实体是存在物的基础，如果实体是可以毁灭的，所有的东西就都可以毁灭了”[38]。可以说，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构成了亚里斯多德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其哲学大厦的基石，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主体，这里的“实体”的范畴则在其中扮演着主角。
随后，实体性思维的发展在古罗马时代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学者——卢克莱修，他在其 《物性论》中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述了其哲学思想，而这种重视事实、抛弃假设与思辨的方法也与后来的科学实证主义有着密切关联。怀特海曾如此评价这种没有假设的思想：“它从未被实施过。它永不可能被实施，因为它不能提供一个立足点，以便让人能怀抱着目的去预言将来”[39]。正如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的细胞分裂间期对于细胞的分裂做好了遗传物质的复制和蛋白质的合成等非常重要的准备一样，表面上停滞的漫长而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也许正是西方社会文化的酝酿和发酵期。中世纪后，欧洲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创造性的时期，并诞生了大量的“巨人”（恩格斯语）。而实体性哲学也随着时代而发生了新的变化。
法国17世纪的哲学家若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是物质—精神二元论哲学的首倡者，也是现代主义的鼻祖；黑格尔曾说：“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40]。而他关于实体的观点又构成了其思想理论的基础。他在 《哲学原理》中认为，人们要想认识存在，就先要有这样一个前提性假设：“任何属性或性质，都不能不有一种东西作为依托”，显然，这种依托就是“实体”；而“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41]，也就是说，实体具备有一种独立性。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是单子论的创立者。这里的“单子”，其实就是“实体”，我们可以从他在其 《单子论》中对单子含义的说明看出来：“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单子，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种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单纯，就是没有部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单子乃是自然的真正的原子，简言之，也就是事物的原素”[42]。显然，单子就是组成世界的基本成分，是存在与世界的实质，因为再没有比单子更小的组成单位了。
斯宾诺莎则是一个伟大的一元论实体哲学家。黑格尔甚至认为，“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作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灵魂必须在唯一实体的这种元气里洗个澡……”[43]，可见黑格尔对其之推崇。而关于实体，“在斯宾诺莎看来，只能有一个实体，这个实体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广延和思想乃是这唯一的实体的两种属性，心灵只是这一实体在思想属性方面的样态，物体只是这一实体在广延方面的样态”[44]。显然，这种是一种彻底的一元论实体学说，只是这种本体论是一种实体性的本体论。也许这可以说是实体学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康德哲学反对独断论，反对那种自以为是的知识观，所以在其代表作 《纯粹理性批判》一开始就宣告：“虽然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随经验而开始，但是并不能就说，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而来的”[45]。相反地，“科学与常识都含有验前知识”[46]，尤其是“当我们有着关于任何事件的经验时，我们总是预先假定有先行于它的某东西。”[47]这个预先假设的便是物自体。康德认为，所谓的物自体，又称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即表示自行存在之物，莱布尼茨认为自在之物是单子，而在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与“现象界”相对，其存在于现象的彼岸，也不具有经验材料，不能形成知识，因为“纯粹知性的原理只适用于感官的对象，……而永远不适用于事物本身”[48]，因此具有不可知性。人的认识只能到此为止，不能超过这个极限，极限之内是现象界。在人的认识范围内，人为必然性所控制。而理性所研究的宇宙、上帝与灵魂即是自在之物。他更是用这种自在之物的理论来反对根植于偏颇的理性主义的、狂妄的独断论，因为经常的情况是“我们通常就把知性联系我们的概念时所必需的主观必然性错认为是确定事物自身的客观必然性”[49]，而如此的结果就是“……一个人只用观念并没有机会来扩大他的知识，正如一个商人不能在他的现金簿上加上几个零就改善他的地位一样”[50]。显然，这个自在之物就是康德哲学的基石或阿基米德点，也可以说是其哲学的实体了。但由于他反对知识的独断论，于是就正视知识的有限作用，甚至宣称：“我要扬弃知识，以便替信念留有余地”[51]。可见，康德的实体性思想还是与别人的不完全相同，并多少带有一定的不完全认识论的观点。这已经为正统的实体哲学打开了一条缺口，也成为近现代生成性哲学的萌芽。
黑格尔认为，实体是与必然性相联系的，“因为实体性的东西，坚定不移的东西，也是特殊目的的负荷者，并可以促进和实现这些特殊目的”[52]。而且，实体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也可以是精神的。正如他所说：“思想不但构成外界事物的实体（Substanz），而且构成精神性的东西的普遍实体”[53]。显然，黑格尔的哲学实质上也还是实体说；只是“黑格尔的实体既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也不同于斯宾诺莎的实体，更不同于费希特的自我。但又是他们的扬弃。这就是绝对理念”[54]。的确，黑格尔非常重视“概念”，认为“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 是一切生命的原则”，甚至重视“观念”，并认为“正确的观念比较接近概念，甚至接近理念，……”[55]。但理念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理念就是真理”，“……是自在自为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56]。
众所周知，实体哲学与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也有着不解之缘，也可以说是二者一拍即合，这样就产生了实证主义。而对实体哲学有力的现代阐释者当属实证主义大师、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3年）。孔德在 《实证哲学教程》中认为，“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分，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显然，孔德欣赏的是实证阶段，因为不但实证阶段在此是最高的阶段，而且因为，“人类的精神承认不可能得到绝对的概念，于是不再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求知各种现象的内在原因，而只是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也就是发现它们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57]。孔德对科学的过分重视也导致了其漠视个人自由的论点：“真正的自由只能是一种对强有力的自然法则的理性服从，从而放弃所有个人武断的预测”[58]。可见，孔德的实证性科学哲学对于科学作为实体而向人们的世界观的渗透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生成性哲学思维的历史
在西方哲学中，“有”是其起点。“这种 ‘有’ 是不可感觉，不可直观，不可表象的，而是一种纯思，并因而以这种纯思作为逻辑学的开端”[59]。但中国哲学却是以“无”为本的，最明显的就是道家学说了。如此一来，就构成了东西方对生成性的两种不同的探索路径。
（1）中国文化中的生成性思想
中国哲学更是具有浓厚中国文化意味的生成性思想的主要基础之一。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而且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能绵延其民族文化的国家，在这其中，文化哲学强大的凝聚力、包容力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相容性是其重要原因。
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道”的哲学是其核心，这个“作为哲学最高范畴的道，即超越具体形器而存在的大道。它有时被称为天道”[60]。这个以天地、阴阳的对立统一和化生万物的宇宙观“并不仅仅是对寒来暑往、月圆月缺、日出日落一类自然法则秩序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它还包含着对整个宇宙万物法则的肯定和抽象”[61]，因之在这种哲学看来，“天地并不是空空荡荡的时空存在，不是生硬冰冷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无限生机的宇宙，一个生命流行的世界。它无处不流通，无处不发育，无处不创造，它运行流转，浃万物成生生不息，永远不会走向死寂，永远不会走向毁灭”[62]。而且，“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宇宙是一个有无限生机的母体，它无时不化，无时不育，无处不有大道流动贯通”[63]，所以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的根本原则是“以宇宙的根本法则和创造精神为源头的”[64]。可见，这个“道”产生了中国古代富有生机的生成性宇宙观。
既然“道”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那么我们通过对集中体现了“道”老子的著作 《老子》中的生成性思想的考察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打开理解中国生成性哲学的大门。因为据说“《老子》是除 《圣经》以外，被翻译最多的一部著作”[65]。无论如何，《老子》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影响力是毋庸质疑的。
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老子》中的生成性思想。
首先，是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老子在其著作 《老子·42章》之中明确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接着又指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40章》）。这里的核心是描述“道”与宇宙万物的相生关系，道即是一，一即是道，其生成了天地，而后生成了万物，于是万物皆拥抱着阴阳二气，遂使世界充满活力与生机。这就是老子生成思想的最集中体现了。当然，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也是一种动态生成论。在将宇宙比喻为风箱时，老子又如此分析：“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5章》）；也可以这样理解：“天地之间，犹如风箱一样，越是抽动风箱，空气越是涌出，永不穷竭”[66]。而这里又特别强调了风箱的内部虚空特点，这就又与其以无为本的核心思想联系起来了。
其次，老子的生成性思想还是一种相反相成的生成观。“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2章》）世界万物是相对的，也是不断相互转化、相互生成的。矛盾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一切都在过程之中。据说，著名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晚年对老子的思想也非常地崇拜，甚至请他的一个中国学生将老子的两句话手书并挂在自己的书房，这两句就是：“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老子·15章》）。
再次，老子的生成思想也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以无为本”的自然而无为的生成法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40章》）是其无为本位思想的宣言。显然，这与西方以有为本的思想截然不同，却与现代宇宙学的宇宙起源于奇点的大爆炸理论似乎在遥相呼应着。无为理论被广泛地用于分析人类活动之中。“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3章》）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37章》），这几句说明了无为的普遍性；“不为而成”（《老子·47章》）、“以无事取天下”（《老子·57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73章》）则从结果角度说明了无为对于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64章》）则又从相反的角度为无为进行了佐证；还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19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58章》）等许多此类思想。
最后，老子还多次以“水”的性质来增强“无为”的解释力，比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8章》），而“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老子·66章》）。由于水为万物生成的基本条件，就更是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了。所以，水的性质也成为老子重视生成的重要理由。
总之，本文认为，老子的无为原则指导下的生成原则是其宇宙生成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生成性思想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此外，《周易》作为中国的百经之首，也有着丰富的生成性思想，因为它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相连。中国古人认为，“宇宙最远古的状态是混沌未分的元气，它是产生后世万物的胚胎，里面蕴含着生机。元气流动一分为二，于是游离出阴气与阳气，阳气清轻上升为天，阴气重浊下降为地，这就是传说的天地开辟，也就是宇宙的最初生成”[67]。而 《周易》中的阴阳就是对阴气和阳气的一种模拟。在 《周易》的六十四卦中，乾卦和坤卦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关于对作为万物之父的“乾”卦的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有着一种宇宙论层次上的意义。这里就建议君子要像大自然一样的生生不息，坚持学习，不断进取，实现自我，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关于万物之母的“坤”卦，则如此解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建议君子要向大地学习，以浓厚的品德负载万物。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如此理解乾坤在宇宙中的地位：“万物性命与生命的获得来源于乾坤。故乾的元始是创始，坤的元始是生成。乾的亨通则是天道运行的畅通无阻，从而使万物得以顺利成长；坤的亨通则是契合无间地随顺天道运行，把天的化生功能变成现实，使万物顺利成长，故乾亨通，坤也亨通”[68]。乾坤阴阳互动，遂造就了宇宙间的无限生成。也有人将这种生成性的宇宙观概括为“太极生元论”，因为易传有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于是，“‘乾元资始，坤元资生’ 这一系列的原理，也就是心物一体、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宇宙观”[69]。可见，这种与生命生成相联系的太极生成宇宙论也就日渐具有说服力了。
（2）西方文化中的生成性思想
西方哲学向来由正统的实体性哲学占据统治地位，但其生成性思想却也是源远流长的。
赫拉克拉特（Herakleitos）是古希腊原始朴素哲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代表。赫拉克拉特哲学最基本的概念是“逻各斯”。他在其著作残篇一开始D1就提出：“这道虽然万古长存，可是人们在听到它之前，以及刚刚听到它的时候，却对它理解不了”[70]。当然，作为与哲学本身密切相连的智慧，更是其关注的重点。在他看来，真正的智慧就是认识逻各斯。残篇D41如是说：“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71]，在D50又说，“如果你们不是听了我的话，而听了我的道，那么，承认 ‘一切是一’ 就是智慧的”[72]。这里的道就是逻各斯，而“逻各斯”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指隐藏在事物内部的对立、斗争与统一、和谐。而由于“自然喜欢隐藏起来”（D123）[73]，于是，我们的天职就要努力追寻真理，并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获得幸福。
而关于世界秩序是一团活火的隐喻则是赫拉克拉特最著名，也最重要的思想了。其残篇D30云：“这个对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74]。这里的“永恒的活火”既有世界的元素之含义，也有形成世界的初始力量之义。“火”既是感性的“质”，也是抽象的“本质”，是二者的统一。在对立统一之中，事物才完成了转化和生成，才从外部进入内部，也才超越了外在的质和量，进入了本质。西方哲学史学家杨适对赫拉克拉特的宇宙观的作了全面的总结：“整个世界及其秩序就是物质元素 ‘火’ 的永恒运动；火向自身对立面转化成水以至万物，所以 ‘一’ 就成为 ‘一切’；反过来万物又转化为火，所以 ‘一切’ 又是 ‘一’。这 ‘一’ 是火，不是毕达哥拉斯的抽象的数的 ‘一’（单位），而是同米利都派看法一致的物质始基；但它也不是米利都学派的‘水’（显得过于执着于某一特质）、‘无规定者’（在质上过于模糊）、‘气’（只从稀浓上解释万物的生成）那样的东西，而是一种既有某种质的规定性（有感性具体的存在和形象）、又有不停的变动性（这种质不是那么固定执着的）、并能较明白显示出在自身生灭中向对立面转化的东西。这就是“火”，因为自己就有燃烧和熄灭的对立性质。换言之，其中就有 ‘逻各斯’”[75]。但是，我们却要明白，这里的“火”并不是米利都学派所追求的本原，根据宇宙的永恒的活火说法，我们可以推知：“火”并非世界的本原，而毋宁说就是世界本身，是万事万物的共同象征。“火”本身也代表着力量。无论是毁灭还是生成，都离不开火。“火”显然是生成的典型代表。如此也就容易理解“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永远不断地更新”（D6）和“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D91）[76]那著名的生成性思想了。
晚期的柏拉图也提出了通种论，其认为存在和非存在、是和非之间是相通的；非存在不是绝对不存在或无，而是异于普通存在的另一种存在。这显示其自身思想的革命性转变，并为后来生成性思维的正式诞生孕育了萌芽。
亚里斯多德把生成看作是一种运动，意指由一种事物变为另一种事物；在某一种事物之后出现另一种事物时有四种方式：形状的改变、加添、组合和性质改变。亚里斯多德认为实体与生成也有着密切关系。“在实体方面，一物的生成总是另一物的消灭，一物的消灭总是另一物的生成”[77]。具体说到生成的涵义，亚里斯多德认为：“从此物到彼物——譬如从潜能的实体到现实的实体——的变化是生成，大小范围的变化是增长，属性范围的变化的质变，增长和质变这二者也是从潜能向现实的变化”[78]。当然，在总体上，亚里斯多德的确属于有代表性的实体哲学家，但其对于生成性思想的确有所贡献，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其关注仅仅限于实体罢了。而且，生成的动力即“隐德来希（Entelechy）”，更是其典型性的生成性思想。
马克思主义也对实体性思维向生成性思维的转向做出了重大贡献。实体性的德谟克利特之原子学说虽说是西方哲学的重要基础，但马克思则通过分析其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在重视偶然、时间、生成等方面的差别，而挖掘出许多的新意，并显示了作者对一种新时代宇宙观的向往。马克思在1841年写成的博士论文 《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其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发源地。他在文中认为，原子偏离直线的运动方式是两位哲人差别的根基，因为“在原子中未出现偏斜的规定之前，原子根本还没有完成”[79]，只有那“偏斜却表示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因为只有偏斜才能“从直线中解放出来”[80]。而原子也“只是由于偏离直线才相撞”[81]，才促成了相互作用，于是也才说明了原子之间的联系。而甚至古罗马的哲学家卢克莱修也非常重视偏斜在原子理论中的重大价值，他曾断言：这种“偏斜运动打破了 ‘命运的束缚’”，因此可以说，“偏斜运动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82]。最后，马克思总结到：“德谟克利特同伊壁鸠鲁相反，他把那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是原子概念的实现的东西，变成一种强制的运动，一种盲目必然性行为”[83]，于是就可以说，“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而德谟克利特则只认识到它的物质存在……”[84]。所以马克思就得出结论：“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85]。
这样，在其青年时期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后期相对成熟了的马克思主义就通过回顾古代原子论学说及其体现在宇宙天文学的自然科学史理论，就将生成的概念推衍到整个社会界、自然界的认识之中，也表明了实体性哲学内部的分裂与动摇，并也为生成性哲学的的诞生开辟了道路，最后也就自然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如此论断：“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86]。而从更本源的角度来说，“世界从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87]。恩格斯在其名著 《自然辩证法》中也认为，在一个新的自然观中，“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地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88]。而他引用歌德的 《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的名言“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89]就更具有说服力了。
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是本文生成性理念的主要基础之一。它对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起到了重要作用。生命哲学是最早由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提出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年）则是该学派的重要代表。该派的基本特征是把生命视为世界的内在本质和最终来源，认为生命是唯一的存在，是存在和意识的决定性因素，强调生命是自身运动的、生成变化的过程，生命运动本质上是与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而时间概念是理解生命的钥匙。柏格森认为心理绵延是生命冲动在人身上的体现，世界的基础是生命冲动，生命是持续不断的运动和变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流；而理智与生命相冲突，只有用直觉才能把握真正的实在。就是说，我们“必须结合认识理论和生命理论这两种研究，必须通过一种循环过程使其不断地相互推动。这两种理论可以通过一种更可靠和更接近的经验方法来解决哲学提出的重大问题”[90]。
那么，具体而言，生命运动的历程又如何呢？这就要涉及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绵延。何谓绵延？柏格森认为，“绵延是入侵将来和在前进扩展的过去的持续推进”[91]。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宇宙在绵延。我们越深入研究时间的本质，我们就越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造，形式的创造，意味着全新事物的不断生产”[92]，“正如整体的宇宙，正如每一个被单独看待的有意识的生命，活的有机体是在绵延之中的物体。它的整个过去延伸到现在，成为现在的现实并起着作用”[93]，因而“我们把绵延感知为我们无法追溯的一种流动。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它，它是我们与之联系的事物的本质”[94]。然而“实际的绵延咬住事物，并在事物上留下了它的牙印。……智慧集中于重复的东西，……智慧厌恶流动的东西，把它所接触到的一切凝固化”[95]。认为理解绵延，我们也要与传统的科学保持距离；因为科学与哲学有着不同的作用：“科学不能处理在历史的连续时刻中不可还原、不可逆的东西。为了认识这种不可还原性和不可逆性，必须与适应思维基本要求的科学习惯决裂，必须强迫精神，必须追溯智慧的自然倾向。这就是哲学的作用”[96]。
这样，通过绵延的过程，就可以认为，不断创造的生命就成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而只要理解了绵延，就为理解生命的生成性打下了基础。
（3）A.N.怀特海[97]过程哲学思想对生成性思维的重大贡献
要了解怀特海的哲学思想，我们首先要清楚的是过程哲学的基本原理。其实，过程哲学是建立在怀特海对宇宙的一种假设之上的——这就是一个富有活力和生机的宇宙。它不同于“牛顿的宇宙观——强化了关于时空的 ‘容器’ 理论，弱化了那种潜在性因素”[98]，因为在这种宇宙观的照耀下，“整个现代思想都在暗中预设了非进化的物质观”[99]。当然，这种宇宙观对世界的看法可能是有一定深度，但却很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正如怀特海所说：“渺小是由那种错误的深度所造成的”[100]，因为，不适当的深度还不如不要，因为误解比不理解产生的后果更严重，正如不好的教育还不如没有教育。如此一来，在怀特海的宇宙中，“世界是自我创造的”[101]，这其实就是一种充满生机的自然观；在此，“存在于所有决定之上的事物的终极自由，是由伽利略小声地说出来的—— ‘可它还是运动的’ ——对检察官来说，自由是错误的思维，对伽利略来说，自由是正确的思维，而对世界来说，不管伽利略和检察官的观点如何，它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动”[102]，而这种自然也就是“自我产生、自我发生”的、是“自然的自然”[103]，甚至“每一种 ‘存在’ 都是 ‘生成’ 的一种潜力”[104]，因为“‘可能成为什么’ 与 ‘事实上是什么’ 具有相关的对应能力”[105]，因而整个宇宙全部就只是生成了。宇宙是由实际存在物组成的，然而由于“一个实际存在物就是一个过程”[106]。于是，他的宇宙观可以简单表述为：“全部现实物都要成为主体”[107]。我们也许可以直接认为：生成其实就是存在的目的。在如此理解宇宙的基础上，过程哲学宣告：“实际存在物是如何生成的；构成这个实际存在物的是什么；……它的 ‘存在’ 是由它的 ‘生成’ 所构成的。这就是 ‘过程原理’”[108]。而且，现实与潜能，或者说是存在与生成是不可分的，因为“现实不能被还原为与潜能相分离的纯粹的事实”[109]。于是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过程原理就是：“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各种实际存在物的生成”[110]。而理解过程哲学与其他重要哲学的关系则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其深入的理解。简单地说，过程哲学与笛卡尔哲学、康德哲学对世界看法的方向都是相反的。“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中把思想者看作是创造了那种偶然的思想的人。机体哲学把这一秩序颠倒了过来，从而把思想看作是创造这种偶然的思想者的过程中一种作为构成成分的操作活动。而关于与康德哲学的关系，他说得更简明：“机体哲学是康德哲学的倒置。……在康德看来，世界是从主体中显现出来的；在机体哲学看来，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是 ‘超体’ 而不是 ‘主体’”[111]。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过程哲学的核心概念——生成的含义。怀特海认为，“‘生成’ 是走向新颖性的创造性进展”[112]，而生成的前提则是宇宙间存在的最广泛的关系。整个宇宙如此——“一种实际存在物在另一种实际存在物中重现其自身”[113]；有机体亦如此——“有机体的本质依赖于其环境的本质”[114]；甚至知识和真理亦是如此——“知识的系统化不能在水密仓中进行。所有真理都互为条件”[115]。于是，全世界的相互联系就组成了一个总体上的背景，于是个体的发展就“必须建立在能使其持续发展的更大的环境之上”[116]，因为“环境是由这些关系所支配的”[117]，而“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产生于为它而存在的那个宇宙”[118]。在生成的过程中，“敏感性每增加一步，都要求某种向适应性的进化”[119]，就是说，生成过程与进化和对环境的敏感是相伴着的；也是与情感相联系的，因为“这种由 ‘沟通’ 所界定的普遍性能使人得到满足”[120]。在这里，实际存在物主动地受到周围环境对的影响被称为“摄入”，即是“对具体要素的每一占有过程叫做摄入”[121]。由于宇宙基本组成的“实际存在物的本性唯一地在于，它是某种正在被摄入的事物”[122]，而那种“肯定性的摄入叫做 ‘感受’”[123]，也可以认为“感受是自生产中的插曲，是与其目的有关的”[124]。于是，宇宙“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过程；它只能被感受为一种过程，也就是说，被感受为处于流动之中”[125]。而这种“关于 ‘感受’ 的学说是关于实际存在物之生成的核心学说”[126]。通过摄入和感受，实际存在物就实现了转化和创造，潜能也变成了现实，各种超体出现了，因为这里所理解的“‘主体’ 永远应当被理解为 ‘主体—超体’ 的缩写形式”[127]，就是说“实际存在物随即成为自我实现性之主体和已经自我实现了的超体”[128]。于是创造也就出现了，因为宇宙就是面向新颖性的进展；而由于“转化是现实世界在其中被感受为某种共同体的方式”，也因为“由实际存在物所构成的世界被认为是构成了集合体秩序层次中的某种背景，随着我们对这种背景的拓宽，那些确定的特征变得更加宽泛，更加一般”[129]，于是生成就有助于达到新的认同高度。可见，生成是宇宙的本性，每一个事物都能自己主动地生成，因为“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有其自身绝对的自我造就能力”[130]，而“我 ‘成为我自己’ 的过程，就是从我对这个世界的拥有而开始的我的诞生过程”[131]。显然，在这个个体转化过程中，情感和理性也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命题是有趣的，这要比它是真的更为重要”[132]，但由于情感和理性的差异，很可能出现“纯粹情感与概念体验之间的速度差别产生了一种对生命的厌烦，除非这种至上的融合能够实现”[133]。正由于现实的复杂性，所以在生成过程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并应正确地对待，因为“犯错误是高级有机体的标志，并且由于它的能动作用中具有向上的进化倾向，它对人还有教育作用”[134]。另外在这种生成过程中，知识也不仅仅是理性的了，它与满足之类的情感发生了结合，因为“知识被降低为过程之中的中介状态”[135]。更由于生成的自然性，所以，这里拒绝强迫性，因为“坚决要求在错误的季节诞生是一种罪恶的诡计”[136]，于是体现了其自然生成的思想，而“恰当的检验不是最终的检验，而是过程的检验”[137]则又表现了生成性的评价观。
如此看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也是生成性思维的主要背景。由于它已经从本体论角度对以物质为核心概念的现代哲学进行了转换，所以这种本体论的转变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生成性思维方式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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