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思维方式转变的科学背景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科学在我们的时代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科学对哲学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而且，虽然我们未必完全同意教育就是十足的科学，但教育所具有的科学性基础却是难以否认的。因此，从科学思想的变化来看哲学，对于我们理解哲学思维的实质、进而深刻地理解教育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

的确，科学的发展也引起了包括科学家在内的许多人的反思。在对现行哲学进行评价时，对于现代科学进行过系统而深入反思的哲学家怀特海就曾说：“它们的弊病在于从一种自以为清晰的知觉方式推出一种明晰的理论”^[138]。而在说起科学的缺陷时，怀特海又说：“科学不能在自然界中发现个体的享受；科学在自然界中不能发现目的；科学在自然界中不能发现创造性；……，它检查了作为外表的东西的上衣，却忽略了作为基础的东西的身体”^[139]——那就是能够完成科学研究的人类经验本身。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的推理完全为如下预先作出的假定所制约，即精神活动并不真正是自然界的部分”^[140]。而在具体说到牛顿物理学时，怀特海则明确提出：“他所引出的各种力仍然没有给自然界以意义和价值”^[141]，虽然我们承认牛顿的科学观对于改变传统的非科学世界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科学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层次改善也没有贡献很多，正如“数学的发现如同其他一切发现一样既推进了人类理解，又引起了新的错误方式。它的错误就在于引出了关于缺乏　‘生命和运动’　的形式的理论。”^[142]。所以说在总体上，“现代思想的状况是：这个总的理论中每一单个论点都被否定了，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理念所得出的一般结论却顽强地保留下来了”^[143]。

可见，科学的作用的确强大，但对于理解人类自身却没有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前提性的假设出了问题。世界本来就不可能是那么明确的，或者说只是那些非常简单的世界才是明确的，但真实的世界却往往是复杂的。自我膨胀的科学不但以明确的方式要求着人类的所有活动，而且以为全世界都是科学统治的奴仆，正如有个学者说的，手拿着锤子的人会把整个世界都看成钉子。显然，那样的想法就一定会不符合实际的。所以说，科学对于个人经验性的、精神性的世界几乎没多少贡献。也由于科学过分的重视逻辑性的按步就班，所以，对科学导向的世界观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世界持续向前。

（1）宇宙观的转变

宇宙观的变革是思维转变（或转向、转换）的最大背景；而宇宙观其实也就是从前的世界观。库恩在其著名的论述哥白尼革命的书中第一句就说：“哥白尼革命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是人的宇宙概念以及人与宇宙之关系的概念的一次转型”^[144]，由此可见宇宙论的发展对人类世界观的影响了。而费希特也认为，“个人认识的内容取决于个人在宇宙中所处的立场，认识的鲜明性与生动性则取决于人类力量在个人身上所能表现的那种作用的大小”^[145]。可见，宇宙观对于人的认识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如果说从前主要是一种直觉的、臆猜的成分，现在则有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支持，特别是霍金的研究。而且，从前的世界观更多的是基于地球思维，而现在则随着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大大增加，我们就更有必要建立包括地球的宇宙观。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我们的宇宙是有着一个生成的历史。宇宙生成以后，而后才有物质、生命以至人类。而且，这种生成还在继续着，并永远也不会结束。于是，拒绝那种稳定的宇宙论，而接受一种生成性的宇宙论，已经成为现代地球村民的大趋势。当然，也许由于人类的心理惰性，也许因为思维惯性，在历史上，人类接受任何一种观点都是经历了非常缓慢的历程，特别是那些可能迁移到具体学科以外的那些观点。因此，具体分析人类宇宙观的变迁，对于我们更主动、更理性地接受生成性宇宙论、进而改变我们的教育观也是非常必要的。

众所周知，从前的宇宙，在许多人看来，那是一个可以决定的、可以清晰认识的世界，甚至连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不能例外。在19世纪，著名的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896年）的长期论战对手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1818·1896年）曾在一次演讲中如此描述他心目中那个在数学理论引导下所预定的宇宙：“我们可以想像，整个宇宙进程中自然科学的作用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一个无限的微分方程组来描述，它可以给出宇宙中每一个原子任何时候的位置、运动方向和速度”^[146]。其他的，如拉普拉斯、康德、笛卡尔等都有类似的决定论思想。

而在怀特海那里，“宇宙不是一个用玻璃箱装着标本的博物馆。宇宙也不是一支训练有素、步伐整齐地行进的队伍。……　科学所研究的是在一定观察方式内显得重要的大的平均作用”^[147]。就是说，先前的那种赫拉克利特式的“活火”宇宙论重新得到了新的诠释和支持，而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而世界观却退步了的现象开始得到了扭转。与生成性相关的开放性、内在的相互联系性、随机性、非决定性等概念也开始进入科学的正殿，并逐渐得到承认了。

（2）物质观的转变

显然，从前人们所接受的那种封闭而稳定的宇宙论也制约着人们相应的世界观，其中影响最大的理念莫过于其中物质观了。

在传统的世界观中，宇宙的实质就是物质性的实体，而且这种物质是惰性的，没有生命的，自古如此的，也就是没有时间参与的。在传统科学观里，世界不过是一部没有生命的机器，因为生命可以还原为无生命的较低层次的存在，正如有人所说的，“亚里士多德的石头是没有生命的”^[148]。而在实体性的物质观中：“在空间中存在着一块块持续保持自身同一的物质。空间没有它们就是空的。每一块物质都占据一块确定的有限部位。……一块块物质间的本质关系是纯粹的空间关系。空间本身是永恒不变的，它总是包含了使一块块物质发生这种关系的能力”^[149]；世界知名的科学史学者库恩在谈起牛顿定律时代的世界观时曾说：“物质的量便是科学家的本体论范畴，而作用于物质间的力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150]；而且事实也是如此，假如我们考察一下牛顿的三大定律，就可发现物质在其中的核心地位。惯性定律是关于物质的运动惯性，加速度定律是关于物质受到外力作用时运动姿态的改变，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则又是关于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可见。这种物质观对机械性世界观的形成的确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科学的物质观中，“那僵死的、沉重的、只占据着空间的质块已经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川流不息、汹涌澎湃的生命、力量与行动的永恒洪流”^[151]，甚至石头也并非没有生命，而且有其生成的历史，既有开始，当然也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束。即使我们没有看到，或无法看到的，却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甚至石头的表面也分布着许多的微生物，更不用说其组成的原子中的电子在以与近乎光速数量级的速度而运动着。就是说“一”并不一定就是“一”，它可能变成“二”，或者其他。于是，重视潜在性的价值观也就由此产生了，而不仅仅是现实性了。于是也就容易理解这个命题了：“重要性是从有限的东西中的无限性的内蕴中推导出来的”^[152]。这样看来，过程性的实在就取代了从前的物质性的实体，于是过程就对从前的有限性与界限产生着一定的反动：“由于过程，宇宙摆脱了有限者的局限性。过程是有限之中的无限的内蕴。由于它，一切界限都打破了，一切不相容性都消融了。任何特殊的有限性都不是加于宇宙之上的最高限制。在过程中，宇宙的有限的可能性通向它们的实现的无限性”^[153]。既然宇宙是过程性的实在了，那生命性就更容易理解了。正如柏格森所断言的，“生命本质上是一种穿越物质的流动”^[154]。宇宙不再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过程性的生成性存在了。“事件”取代了“实体”，并在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于是，生命物质只是宇宙物质的生命性的较高体现罢了——这无疑是宇宙观的格式塔大转换。

（3）科学性思维方式的转变

可以认为，从前的科学观是一种基于经典科学的、远离生命性的、相对狭隘的科学观，而且其只重视科学范围之内，对科学的文化功能、内在功能都关注不足。对于从前的科学观，有一个学者约翰尼·默瑟（Johnny Mercer）的一首关于科学的小诗比较形象地对此进行了描述：“强调的是肯定，去掉的是否定，你筑起篱笆，围上了确定”^[155]。也就是说，人们得到了肯定，获得了确定性，有了围墙，占有了昨天，于是也就有了安全感。然而，却远离了可能性，丧失了未来，失去了不确定性，于是也就没有了丰富性。而且，从前人们“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工具，并从工具的角度来强调科学对于人的物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看不到科学更是一种文化”^[156]。其实，人的生活中除了物质的，更有精神的，这也许才是人生活的更实质性、更主要的内容。可见，从前的科学主要是基于经典科学，但现在科学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了。重视可能性、随机性已经成为常识了，混沌也不是先前所认为的混乱，也不是只有复杂体系才有，而是简单系统也存在着，于是就可以表述为一种复杂性的秩序了。生成性已经成为科学的重要概念了；甚至在数学中，人们也开始谈论生成性了。

亚里斯多德的实体性哲学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其影响了欧洲上千年的宇宙观，而他也坚决不承认宇宙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坚决否认一个开端的可能性，坚持认为宇宙一定是永恒的。相反的看法，即宇宙在时间的某个点产生，在他看来不可想象，违反了巴门尼德对无中生有的限制”^[157]。在这里，亚里斯多德的实体性思维已明显地体现出来了。而他关于天体运动的两个原理就更是其宇宙观的具体了。第一个原理，运动从来不是自发的，没有外力推动就没有运动。第二个原理，将运动分为自然运动和受迫运动，而这里的自然运动其实也就是朝向自然位置的运动，而推动力和阻力共同决定了物体的运动。这样，亚里斯多德的世界就是一个位置的世界，即万物均寻求其中心的、本来的位置。显然，这种哲学并不是一个重视创造性的哲学。

牛顿的物理学则是实体性思维在科学上的最主要的表现者。他创立的经典力学体系对人们认识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爱因斯坦在纪念牛顿逝世200周年时的论文中所称赞的：“在他以前和以后，都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地决定着西方的思想、研究和实践方向”，因为“在牛顿以前，并没有一个关于物理因果性的完整体系，能够表示经验世界的任何深刻特征”^[158]。正是由于发现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牛顿成功地解释了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动，直至其最末的细节，同样也解释了潮夕和地球的运动——这是无比辉煌的演绎成就”^[159]，而这也使人类对大自然有了一种深刻的、确定性的认识，从而大大加强了人类对科学的信心。但这种世界观也使他过分重视经验和实在性。对此，爱因斯坦也指出，“牛顿处处都明显地尽力把他的体系表现为由经验必然地决定的，并且尽力使他引用的那些不能直接涉及对象的数目尽可能地少；尽管如此，他还是创立了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因为“他晓得，如果他的运动定律要有任何意义，空间就必须具有一种物理的实在，就像物质和它们的距离的实在性一样”^[160]。在这里，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当然是其主要背景了。牛顿的时间观认为，“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在均匀地，与任何其他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161]，而其空间观则认为，“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162]。在这种时空观参考下，我们就可以从牛顿的三大定律来具体分析其影响力。牛顿力学第一定律是惯性定律，“每个物体继续保持其静止或沿一直线作等速运动的状态，除非有力加于其上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163]。这个定律无疑是以自然界的无生命性为预先假设的，即只有外力才能促成运动的发生，即世界自己是不能运动的。而牛顿第二、第三定律则都是对第一定律这个宇宙观导向下的相应发挥。“定律2　运动的改变和所加的动力成正比，并且发生在所加的力的那个直线方向上”^[164]，这显然是从外力的参数决定运动的角度对决定论作了具体阐述。而“定律3　每一个作用总是有一个相等的反作用力和它相对抗；或者说，两物体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永远相等，并且各自指向对方”^[165]，这里就明显是一种机械论的对称思想了。其实，事物的相互作用并非如此简单的对称，在有生命的观点看来，更多的时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不对称，或大或小，取决于具体情况（参见生成性的相关论述）。而牛顿自己也在1675年写给奥尔登堡的一封信中如此表明了他以没有新质生成的循环型为特征的宇宙观：“自然界是一个永恒的循环工作者，它从固体中产生出流体，而从流体中产生出固体；从易蒸发的东西产生出不易蒸发的东西；从粗大的东西产生出细微的东西，而从微细的东西产生出粗大的东西；某些东西上升而成为高空地带的液汁，河流和大气，结果就有其他一些东西下降作为对前者的一种补偿”^[166]。于是，在这种简单化的物理学定律所营造的理想世界之中，摩擦力被忽略了，物质本身亦无变化，甚至地球都被看作一个质点，如此一来，时间（包括客观规律）就可以重复循环而无任何改变了。

在牛顿物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伟大的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也非常自信地宣告：以物质守恒的化学定律和力的守恒的物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实体定律“是至高无上包罗万象的自然规律，它是真的和唯一的宇宙基本规律”^[167]，因为“这个　‘宇宙基本定律’　证实了力和物质的永远守恒，证实了整个宇宙中的能与物质保持不变。因此，这一定律成了一颗可靠的北斗星，在它指引下我们的一元论哲学会越过宇宙之谜的庞大迷宫而将它加以解决”^[168]。

而爱因斯坦也是实体性思维的重要代表者。因为虽然他的相对论引起了经典物理学向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并催化了许多生成性科学（比如宇宙生成论、量子物理学等）的产生，但他本人的科学观却是实体性思维的。比如，他在给匈牙利物理学家佐斯（G.Lanzos）的信中如此概括自己的追求简单性的物理观：我“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的人。逻辑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169]。虽说他是通过理论来追求实在，但他对实在性的热衷由此也可见一斑。另外，他的宇宙观也基本上是静态的，他在1917年提出了自己的宇宙模型：那是一个均匀、同质、空间无限、内容有限的静态模型。为了维护他的宇宙论，他还为此提出了宇宙常数，并几次加以更改，还因此与原苏联数学家弗里德曼进行了几番论战。而弗里德曼确信：“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的（没有引力项的）引力场方程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方程预言宇宙将随时间而膨胀、收缩。爱因斯坦为了保证宇宙的静态而违背初衷，加入一个宇宙项，真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造成一个可悲可叹的错误”^[170]。而据G.Gamow回忆，爱因斯坦自己也承认，“引入一个宇宙学项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一件最大的蠢事（the biggest blunder he ever made in his life）”^[171]。尽管他在1905年就提出了光量子学说（它将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结合在一起了，这成为量子物理学的主要基础），但他本人对构成量子力学基础的不确定性原理和互补原理却非常地不相信，甚至为此与波尔有过几番著名的论战。他曾在一封写给玻恩的信中说：“量子力学是令人赞叹的，但是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告诉我，这还不是真正的货色。这个理论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它并不使我们更接近上帝的奥秘一些。无论如何，我不相信上帝在掷骰子”^[172]。而他在1927年10月、1930年10月召开的第五届、第六届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曾和玻尔进行了两次著名的论战；1935年又在美国的　《物理评论》（Physics Review）上进行了第三次论战。这三次论战均以爱因斯坦被驳倒而结束。虽说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对两位大物理学家的论战进行最后的裁决，但多数人认为：“量子力学又经受住了一次重大的考验，爱因斯坦的不可分离性原则在量子力学领域里不能成立”^[173]。这也许说明，再伟大的人物都可能在时代潮流面前充当保守者角色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实体性思维在科学方法上实际表现为一种机械性范式。而机械论的范式将人类认定为仅仅是运动的物质，自然力量的工具，并且无视人类的自由和自发性，又如赫尔巴赫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他是自由的，他就只不过是在展示着一种危险的错觉和一种知识的弱点。构成并推动他前进的是一种原子的结构；并不依赖于他的条件决定了他的自然本性和人的命运”^[174]。而这种科学观也导致了关于世界就是机器的隐喻，这种隐喻也渗透到人类的方方面面：“从笛卡尔到牛顿，从霍布斯到拉美特利，机器隐喻统治了早期现代的心灵，不仅物质宇宙，而且社会、动物、甚至人类都被视为机器的不同种类，而缺乏任何的生命冲动”^[175]。

概括之，我们也可以说，实体性思维的科学基础主要就是经典科学，而经典科学是科学发展的相对初级阶段，是与人类认识的初期性相关的，于是人们基于这种科学观所认识的世界显然是相对简单的。怀特海也曾如此评论牛顿的宇宙观：它“强化了关于时空的　‘容器’　理论，弱化了那种潜在性因素”^[176]。而用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Wiener）的话来说，经典科学“所描述的宇宙是一个其中所有事物都是精确的依据规律而发生着的宇宙，是一个细致而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其中全部未来事件都严格地取决于全部过去事件的宇宙”^[177]。

如果说牛顿代表着传统的实体性宇宙观，则霍金又代表着生成性思维的当代科学背景。我们也可以认为，“经典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科学，主要考察世界是如何构成的，强调世界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则就可以发现以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则对演化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178]了。所以我们要关注现代科学的主要成就，以服务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在科学对生成性思想的贡献之中，现代宇宙论、量子物理学和现代生物学及其他的后现代科学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突出。

可以说，从前主要是一种“无头”的世界观，因为它没有涉及事物的起源。法国学者泰亚尔也提出了宇宙进行的四阶段论：宇宙生成、生物生成、人类生成、心智生成^[179]，显然，这开始为我们的生成性思维提供宏观层次的佐证。而今，一位英国学者史蒂夫·霍金（Stephen W.Hawking）的宇宙观则彻底动摇了我们关于世界传统性的基本假设。这首先要回顾1926年，一位应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公布了一项划时代的发现，以后经过霍金的研究而提出了在宇宙论。“1929年，埃德温·哈勃作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测，即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远处的星系正急速地远离我们而去。换言之，宇宙正在膨胀。这意味着，在早先星体相互之间更加靠近。事实上，似乎在大约100亿至上200亿年之前的某一时刻，它们刚好在同一地方，所以那时候宇宙的密度无限大”^[180]。也可以认为，霍金的研究促成了经典的稳定性宇宙观的行将退出，而生成性宇宙观的序幕也揭开了。所以说，“宇宙膨胀的发现是20世纪最伟大的智慧革命之一”^[181]。

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德国科学家威纳·海森堡提出了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测不准原理），这就更是对于促使我们对世界的确定性看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因为在微观世界中，“你对粒子的位置测量得越准确，你对速度的测量就越不准确，反之亦然”^[182]，所以，世界也许根本就不是我们从前所理解的那个样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认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回避的性质”，才会坚持“不确定性原理对我们的世界观有非常深远的影响”^[183]。只有承认了不确定性，才容易理解生成性，因为不确定就意味着可能性。当然，不确定原理并非完全就反对确定性原理，而只是说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基本属性之一。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一下生成性思维的导向性科学——生命科学的性质，那对于我们理解生成性将是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但却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自然科学。人类本身就是一个个的生物体。所以说，甚至在人类对外界知之甚少之时，就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了。近、现代生物科学的飞速发展，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重要武器，也使人类视野的扩展成为了可能。于是，人们逐渐了解到，人体内时刻都在发生着无数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比如每秒几十万次的生物化学反应，大量的神经电活动，细胞在不断地产生和死亡着，还有无数的细胞在细胞分裂间期与分裂期的转换之中。所以，人体内是充满着转变性的。而且，这么多的生物事件都有其指挥系统，主要是由神经和体液调节而执行的，所以这就体现为一定的自组织性。生物只有与环境保持交流才能生存，呼吸、吸收营养及排出代谢物，获取环境中的相关生存信息等等，都说明了开放性是生物生存的基本前提。而生物与其他生物的密切联系就更紧密了，生态系统中的的生产者要吸收营养和太阳光能，消费者要直接或间接以生产者为食，分解者又要将前二者死亡后的遗体分解。其间既有链条关系（如食物链），更有复杂的网络关系（比如食物网），这就构成了生物学的生态性、综合性和复杂性了，甚至有人提出了一种重视联系的动态思维方式——生态学思维。此外，还有物种与生态系统类型发生的长期历程而体现为生物的演化性，也对于丰富人类的科学思维起着重要的启迪。这样看来，生物学对人类思维的影响可能要比那些非生命学科更为深刻。

显然，生命科学理论与传统基于物理学的科学理论是有着一定距离的，因为“生物系统及其环境都是相当复杂的，正是这些复杂因素限制了建构对行为进行详细说明和预测的普遍理论的可能性”^[184]。重视普遍性是科学的基本特征，但是实际上“在科学中，实际上不仅需要普遍性，还需要特异性（particulars），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特异性也许更重要，因为只有特异性才能使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而呈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185]，如果能结合生物学规律来认清这一点，无疑对于我们全面地理解科学的实质、更深入地理解自然界将有非常大的促进。有人曾总结道，生物学的定律共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定性形式多于定量；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所以造成了其可重复性差，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过程性特点，即由于生物个体和种群系统的小环境不同，所以其适应方式也就相异，造成了其变化结果的难以预测性；生物学定律是一个网状定律，因为定律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使得预测又增加了不可能性^[186]。这四个因素都是由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生物学学科的动态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也就使得生物学知识对生命的理解更具有启示性，也增加了我们对差异性、独特性、目的性的宽容与接纳，从而有助于丰富与加深我们对大自然的理解，继而为生成性思维再增添一些科学性的基础。所以说，尽管许多人认为，物理学才是科学的典范，但这种思维也是应该转换的了，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时代实际，也不符合自然的本来面目。

生成性思维除了与宇宙论、相对论关系密切，也与被称为后现代科学、或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学的多门科学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具体来说，其与系统科学、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突变论、分形、混沌学等学科的产生与发展的关系就很密切。有人就用后现代科学的概念来总结这场科学革命，并认为“后现代科学起码受到五种理论或思潮的影响：出现于19世纪的热动力学；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在发展着的生物进化论和生态论；出现于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与相对论；最初孕育于19世纪40年代的控制论和信息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露面混沌理论和复杂理论”^[187]。关于这场科学革命的性质，人们认为，“……后现代科学更多地转向了可能性和统计学规律，并且脱离了绝对的决定性；它拒绝了有关一种固定的不可变动的秩序和绝对真理的观念，从而支持了关于演化着的复杂性和可能性的概念；它打破了机械主义和机器隐喻，肯定了有机论和生物学模式，从而从一种自我封闭的和不可改变的宇宙观转向了一种始终存在着变化和演化的、开放的、自组织的、动力学的宇宙观”^[188]。

针对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的科学观问题，也许有人会问：科学观的变化与教育观有关系吗？回答是：肯定有，而且非常密切。因为科学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不同的科学观也就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往往把教育与科学相联系在一起，而科学的确对教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力。有人就对量子教育学与牛顿教育学进行比较：培养方式上，从工厂模式转向生态模式；学习与教学方式上，从个人主义转向合作主义；教育结果上，从身心分离到身心和谐，大脑机制具体左脑主导到全脑统一的思想^[189]。

所以，在这种思维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教育观就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