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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时间:2023-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自2005年6月问世后,于2006年5月第5次再版,前后共印刷11万册。《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虽然是中学历史辅助读物,读者群定位为中、日、韩青少年一代,但却有很高的科研含量,站在学术的前沿。我认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最大的成功,就是明确了历史的是非,建立了历史的共识。

近来,中日关于钓鱼岛的争端成为全球政治、军事和国家关系的焦点,在法理上没有任何疑问的属于中国的钓鱼岛为何在二战后会被日本控制?而韩日关于独岛(竹岛)的主权争议,日本和俄罗斯关于北方四岛的争端都是近年挑动东亚地区神经的大事件。本着寻找答案的初衷,我从书柜中翻出了2006年5月版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想从这本三国历史学者共著的历史书中寻找关于此问题的见解。很遗憾,也许由于各种原因,书中并未涉及三国的领土争端。虽未找到满意的答案,但开卷有益,兴致使然下我又将此书重读了一遍。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自2005年6月问世后,于2006年5月第5次再版,前后共印刷11万册。我曾将其作为学校的拓展课教材。此书突破了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狭窄框框,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关于日本、韩国和朝鲜的社会、文化信息,而这些在一般的中学课堂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很少涉及,因此,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非常新鲜和吸引人的,书中配印的大量插图和照片,也深受学生喜欢。根据学生听课时表现的兴趣和小论文中的表述,我当时的感觉是:该书达到了让青少年对东亚近现代历史有全面了解、对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获得深刻印象、能够面对未来致力于和平友好合作事业的编写意图,充分发挥了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

全书叙述的是中、日、韩自开港到晚近的一个半世纪还长的历史,从精心设计的结构和通顺质简的文字,可以看出其钩摭博洽、稽考精确,取舍得当,很清楚、很有条理,结合编次和行文,我认为它是历史读物编写最成功的实例之一。我想此或应拜赐三种文化实现了优势互补,中国学者写史往往能从政治上把握住,而他国的作者又能以讲述史实见长。《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虽然是中学历史辅助读物,读者群定位为中、日、韩青少年一代,但却有很高的科研含量,站在学术的前沿。如本书中国编写者之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先生这些年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日军暴行、“慰安妇”和上海史等所做的深入研究,就可以明显地从该书第三、四和终章中看出来。

我也了解到,《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得成经历了三年十次讨论几十遍修改六次初稿的细致过程,中、日、韩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代表为了神圣的使命走到一起。本来历史学者之间的分歧是司空见惯的,何况中、日、韩对于诸如“8·15”那样的事件有着分裂、复合的记忆。

中国古代史学对史学家提出“才、学、识、德”的“史学四长”的要求。德者何?为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字形义,《说文解字》谓“从右持中。中,正也。”相比编写方法的高明,我觉得五十几位作者的成功合作更不容易,他们严肃认真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更值得钦佩。我认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最大的成功,就是明确了历史的是非,建立了历史的共识。该书真实地叙述了日本与中、韩之间掠夺与反掠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对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做了符合实际的介绍,还对此前日本右翼人士炮制的扶桑版历史教科书回避不提的强征“慰安妇”、秘密建立“731”部队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此书的编写成功,替以恶为直的扶桑版教科书提供了一个另类的方案。

三国学者除了在公认日本在历史上在东亚是个加害国以外,还存在着不少争议的问题,最后在反复充分的交流和互相理解对方的想法中达成了统一。中、韩作者们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又采取了温和的写法,做了一些非原则性的妥协,应予肯定。而日本作者反省的勇气更难能可贵,《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声讨的内容,对作为日本国民的十三位作者无疑具有冲击性,但他们能冲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抛弃对中、韩两国的偏见,坚持历史真相,人类正义,这是很了不起的。

关于此书,苏智良教授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有了这次成功的尝试,我们今后在跨国联合编写历史读本上的步子还可以跨得大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联合朝鲜、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等国一起编写一些辅助读本。为将来东亚一体化做一些工作。”历史将证明,这一次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联合写历史这一创举本身将被写进历史。读罢此书,我觉得读者、中、日、韩国民应该向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卓越的历史写作范例致敬。

我由此个案想到了历史研究和著述的铁则——秉持天下之大公而记载公是公非,“不虚美,不隐恶”,为当代做“实录”,给后世留“信史”。

引用两段著名的西方学者的话:

古希腊散文作家、哲学家,《对话》一书的作者卢西安(Loucianos)很久很久以前就说过:“历史学家肩负的一项任务是按事情发生的本来面目叙述之……他也许有个人的憎恶,但他认为公共利益至为重要,真理高于个人的憎恶;他也许有自己的爱好,但他不会因此而宽恕错误。因为历史学家——我再说一遍——必须坚持,也只能坚持下面这个立场:假如他着手研究历史,就必须献身于真理,而不是献身于上帝。”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6~17世纪发现动物体内血液循环的英国科学家也说:“真正的哲学家绝不会容忍自己因憎恨和妒忌而产生偏见,因为这对充分权衡那些以真理的名义提出的论点是不合适的,对判断那些充分证实的命题来说也是不合适的;他们既不会认为改变观点是不值得的,如果真理和毋庸置疑的论证要求他们改变观点的话;也不会认为放弃错误是有损名誉的,尽管这些错误得到了古代圣哲的认可……”

很显然,虽然谈论历史并非历史学者的专利,但是由态度而决定的论史、著史的资格又是客观存在的。

历史不容随意改写,三国共赢的新一页必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翻开。而正视历史是和平共处的第一步。不正视历史无法产生共鸣;不正视历史无法看到真正的合作之心;不正视历史令三国的人民陷入彼此不信任与无休无止的争辩之中;不正视历史如同一次精神上、文化上的冷战。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残酷的战争再一次爆发。还原真实的历史,是当代大国的基本责任,是相互合作的基本前提,是消除隔膜的利器,是友谊来往之桥梁,更是东亚三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意愿。

在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中,日本所占比重很大,日本也曾被欧美列强欺负过,后来摆脱了他们的压迫,通过改革(明治维新)取得了国家的发展,为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榜样,但也给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作为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有许多优秀的文化可以介绍给我们的青少年了解和学习;即使是在不幸的战火纷飞的年代,三国之间也存在着友好的民间交往和互助;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日本政府予以了开发援助(ODA),这些也都不该忘记,也应该理所应当地被写入历史。

当前中国正在和平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的年轻一代尤其要有更宽广的胸怀。中国提出在国内建立“和谐社会”,在东亚、在世界也要建设和谐的东亚、和谐的世界。而和谐有赖于彼此的了解和沟通,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仅要了解历史上的不幸,更要为未来的发展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而互相学习,深入了解,睦邻友好,努力沟通,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这部《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起点。

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说,21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言。”经历了漫长的不幸历史的东亚,虽然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但都健全了民主政治,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日本的高科技,中、韩的制造业和韩国的大众文化正在世界上大放异彩。我们期待温煦和平的阳光能再一次普照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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