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一向有崇尚“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在社会交往中，追求和谐，少与人争，即“和为贵”，长期以来一直是很多人信奉的处世准则。然而，世事纷纭复杂，岂能一概而论，正如“争”并不总是具有积极进取的意义一样，“和”也只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才是正确的。为求和而放弃原则，不去抗争，不但不“贵”，反而是一种糊涂愚蠢之举。
人际冲突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一种极正常的现象，处理冲突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人四面讨好、八面玲珑、圆滑世故，虽可以一时得宠，左右逢源，但其表里不一、虚伪懦弱的本质久之终会暴露并令人生厌；相反，那些刚正不阿，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同庸俗市侩等不良习气斗争的人往往更能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处理人际冲突，不能只讲与人为善，因为人及人的思想行为本来就有善与不善之分，其善者固可以善待之，其不善者或拒之逐之，或促其改之方为上策。是非不分，美丑不辨，善恶不思，真伪不虑，凡事难得糊涂，只求相安无事，这样的人不是真的糊涂，就是用心险恶。
做人需要有原则。不想得罪任何人，其主观愿望虽好，但往往事与愿违，因为人们的目标、利益、为人处世方式不尽相同，难免有撞车。当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敢于大声说“不”；当忍让求和已到了危及做人原则时，要敢于大声说“不”。其实，世上很多事情原本不能讲和的，假恶丑与真善美之间能讲和为贵吗？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之间能讲和为贵吗？奉公守法与违法乱纪之间能讲和为贵吗？若正义与邪恶之间能讲和，世上也就不会有矛盾和斗争之说了。
敢于说“不”，也即敢于斗争，这是一种境界，这不但需要勇气和力量，更需要领悟人生的大智慧。鲁迅曾哀国人之不幸，怒国人之不争，毅然弃医从文，对敢于为民请命的民族脊梁大加讴歌，对厚颜无耻的落水狗疾呼痛打，这与他本人的处世原则是一致的。鲁迅的一生就是在以笔做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斗争中度过的，人们所敬佩的也正是这种铮铮硬汉的风骨与人格。
当然，是非、善恶、美丑的界线不是绝对的，但相对的界线是有的且一定要有。分清是非需要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是非则需有勇敢的精神和有效的对策。对敌人和敌对势力固然不能讲和为贵；对同志对朋友也不能只讲和为贵。朋友有了错误要及时提出批评，纵容甚或帮助其掩饰错误，不仅害了朋友，而且也是害了自己，倘若如此，那才真的“不够朋友”。
坚持原则，就应当态度鲜明，言行一致，该争则争，该和则和。只求你好我好，大家一团和气，既是对社会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这曾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过风气，只可惜，这种风气现已不多见。曾几何时，圆滑世故成了一些国人的处世哲学，刚直不阿反倒成了迂腐固执的代名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甜言蜜语、庸俗市侩成了很多人可以容忍的、见多不怪的风气与积习，敢于斗争、不肯随波逐流反倒倍受奚落与嘲讽，这难道是我们所希望的人际环境吗？难道不该改改吗？
坚持原则、勇于斗争不仅应该成为维护我们自身权益的锐利武器，更应该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一种哲学，成为融入我们民族个性品质中的一种刚强精神。“必须进行斗争”，这是自然提供给人一条极聪明的法则，这条法则强迫人们必须勇敢抵抗来自内部的退化和腐败以及采自外部的侵犯和压迫，以此更新自己，增强自身的信心和力量，并求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很多希望改变自己境遇的人来说，他们身上缺少的不是勤劳和善良，恰恰是一种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
从大的方面来说，“和”是一种宽松、和谐的理想境界，也是人们在处世中希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而要实现这种理想，斗争有时是必要的手段。所以，不能一味以“和”求“和”，必须以斗争求“和”的时候，就必须捍卫真理，坚持原则，勇于斗争。
（王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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