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旧金山,薄云蔽日,风和气爽。我读着报纸,注意到东海岸是多么炎热。我还注意到“父亲节”正在临近。放下报纸,我注视着书桌上的一张照片。那是几年前的夏天在缅因州拍摄的,我和父亲站在一起,我们的手臂彼此搂着对方的肩膀。我仔细审视这张照片,父亲笑得合不拢嘴,尽管鬓发花白,俨然一副冰球运动员的派头。他年轻的时候,常常沿着海滩与我追逐嬉戏,带我下海游泳。他教我怎样划船、滑雪、劈木柴。而今他年逾古稀,双眼深深镶嵌在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上,而那张脸还趾高气扬地歪斜着。我仿佛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酒味。我决定给老爷子打个电话。
“下午好!”他喊道。我母亲拿起了另一个电话,并告诉他戴上他的助听器。
“在我的口袋里。”他说。我能听出他在摸索着拿助听器的声音。在这同时,妈妈说他们新近喂养的小狗简直在逼得她发疯。
“实际上,让我难以忍受的不是狗,而是你爸,”她说,“每当谢普一时心血来潮,就会跳过栅栏,扬长而去。然后你父亲就担心、等待,直到它回来。有时候直到凌晨两点钟他还在外边,呼喊那只狗,吵得人不得安宁。等谢普回来后,他又用西班牙语训斥它,好像狗能听懂似的。”
“它正在学,”父亲说,“你妈认为我是个大傻瓜,也许她是对的。”
“你这不是还在大喊大叫吗?”母亲说。
他不理睬她的话,问我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了他。
“当个自由作家挺好,”他大声说道,“但是你需要有个社会保险。你不应该去当酒吧服务员和干建筑活儿。你接受了大学教育,为什么不利用它呢?如果你生了病怎么办?你知道住医院得花多少钱?”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搞的,”为了改变话题我说道,“你抽那么多烟、喝那么多酒、吃各种各样不适当的食品,但你仍然无病无恙。”
“你说得对,我比我的同学活得都强。”他毫不夸张地说。
“听着,我听说‘父亲节’快到了。”我对他说,
“什么?”他从来不关心这类事情。
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从何说起。我想感谢他让我欣赏到的那些冰球比赛,感谢他陪我下棋,感谢他让我读到的那些书籍,感谢他让我享受到的龙虾晚餐。我没有忘记,在过去的44年里,我和他有过的分歧和冲突,我们彼此有过怄气、失望和咒骂。但是那些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想为我18岁那年一拳打在他脸上而向他道歉。但我说出口的却是:“我很抱歉从你的篷车顶上跳了过去。”
“你那时只有6岁。”他朗声笑着说道。
我急忙接着说:“你还记得吗,在板球俱乐部我想拿糖块喂驴子,你拍它的屁股,被它踢了一蹶子?”
“记得,”他大笑着说,“该死的畜生,踢碎了我的膝盖。你一直觉得那事很可笑。”
“还有你带我上过的所有那些船。”我补充道。
“有几艘还记得,”他承认,“孩子,你真的把我带回到了过去。”
“我喜欢那些船。”我告诉他。
“但是我至今也不能相信,你居然参加了海军。你还当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我什么也没说。
“我们飞往加利福尼亚,在你前往越南之前去告别。”他继续说道。
“我们住在新港人旅馆里。”母亲说。
“我记得那个星期天晚上,我不得不乘坐一架直升机离开,去赶洛杉矶的一班飞机。”他继续说道,“你陪我走上那架直升机。我们握手。你穿着军装……”父亲的声音有些变调了。“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看到你。在那个直升机上我哭了。你的离开令我撕心裂肺。”
“我知道。”我也感觉喉咙里有些哽咽。
“我们为你祈祷,”他的声音在颤抖,“我们日夜盼望你的来信。”
“我也盼望你们的信。”我告诉他。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咽了口唾沫,清一清喉咙的哽咽。我想这真是发疯了。“我打电话是祝愿您‘父亲节’快乐的,”我终于说出了正题,“感谢您是我父亲!”“我希望我能更好些。”他的声音极其微弱。“你确实挺好。没有比您更好的父亲了。”我说。“你这样说很好,可惜这不是真的。我但愿这是真的就好了,”他用不无遗憾的声音说,“我要挂断了,不想让你多花电话费。”
“别担心电话费,”我说,“我爱你。”“我也爱你。”他急忙说道。
然后,他在那一端默默无言,母亲也沉默不语。在这段空白时间里,只是充斥着长途电话线的静电。
(梁庆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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