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观念

第一节　导读:现代性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说:“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当做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反思世界的秩序、人类生存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以及前面三方面的关联之秩序;现代性是一桩思的事情，是关切的事情，是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是一个逐渐自觉的实践意识，一种在假如它终止或仅仅衰落了的情况下对所留下的虚空所产生的隐忧。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就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Bau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Polity，1991)正如齐格蒙·鲍曼一样，许多学者和评论家，比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亨利·列菲伏尔(Henry Lefebvre)等都是从形而上的角度研究现代性，即现代性是指人们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变更，这种变更是建立在对现实和传统文化或价值观的否定或质疑之上的(现代性制造社会存在和其文化之间的紧张)。换句话说，现代性是指信仰的破碎以及发现现实的缺失。而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的学者则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思考现代性。他认为现代性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以及随之而产生的观念的更替。总之，现代性可简单地理解为以下两种意义。

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工业革命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关于第一种现代性，亦即现代性的资产阶级观念，从总体上看，它延续了现代思想史早期的卓越传统:进步的信念，坚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可测量的时间，亦即可买卖的时间，因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计算成货币的等价物)的关注，崇拜理性，限于抽象的人道主义体系内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取向，以及对行动和成功的崇拜等——所有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都和渴望现代的斗争密切相关，它们作为中产阶级所确立的成功之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而充满活力。另一种现代性，亦即演变成先锋派的现代性，在其浪漫主义发轫之初，就倾向于一种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痛恨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借助极其丰富的方式(从反叛、无政府主义和末世论，到贵族式的自我流亡)来表达自己的痛恨。所以，界定文化的现代性绝不是其积极的目标，而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彻底拒绝，是其毁灭性的否定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