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封建教育制度衰败不堪,难以起到维护封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作用,更难以对抗国门被迫打开之后西方教育的挑战。正当中国教育危机重重之时,出现了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痛定思痛,寻求解决危难局势的方法。在对传统教育进行反思之后,他们无情地批判封建教育的腐朽、空疏,主张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倡导经世哲学,主张“经世致用”之学。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他们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为了富国强兵,他们号召学习西学,成为了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一、改革八股取士制度
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传统教育进行认真反思,对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
林则徐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道光十二年(1832年),在《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并预防士子剿袭诸弊折》奏章中,他列举了清朝科举制度的六大弊端:一是考官年老举人居多,不能振作精神,年老荒庸,滥竽充数;二是考官极不负责任,评阅考卷时错漏百出,误分段落者有之,误读破句者有之,甚至未看完考卷就决定取舍;三是士子夹带作弊,弄虚作假;四是抄袭他人,千篇雷同;五是剿袭幸售,肆无忌惮;六是考官写批改卷评选泛而不切,马虎应付。总之,在林则徐看来,晚清科举制度埋没人才,致使国家积弱,民不聊生。
龚自珍对科举制度以单一的儒家经义和八股文作为选才标准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57]他认为当时的教育严重脱离实际,教育内容空疏无用,士子们“疲精神耗力于无用之学”,致使他们“心术坏而义理锢”。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士”,都是些“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58]的无识无学之人,使国家有“养士之资”,而“士无报国之日”。龚自珍还认为人才培养是国家兴衰的根本,而人才的状况是衡量社会、时代兴衰的标准。他指出:封建教育培养不出真正人才,其结果必然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59]。而造成人才奇缺的原因,在于八股取士制度。“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60]这样,传统教育的习惯势力和科举功名的利诱扼杀了大批有才之士,使他们才智遭摧残,心智被折服。
魏源对科举制度进行猛烈批评。他认为“后世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61],是最大的弊病。在魏源看来,当时的教育只是死守书本,培养出的士子是“历山川但壮游览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市肆而不察其风俗,揽人才但取文采而不审其才德”“口心性,躬礼仪”的腐儒和“饾饤为圣学”的陋儒。这样的人“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62],难以担当“制国用”“靖疆圉”“苏民困”的经邦治国大任。
针对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林则徐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制订同考官校阅章程,主张择文理优长、精神振作之员担任考官,严惩作弊考生,以期选拔人才。同时,他强调要对生员的爱国思想加以考察。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在广东禁烟运动期间,乘当时广东省城越华、粤秀、羊城3所书院600多名生员考试的机会,在考核诗文的同时加进有关禁烟的内容,要求考生举发鸦片有关情况,发表对禁烟的见解和态度。此举不仅发现了一些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把士子从“四书”“五经”的故纸堆中引导出来,关心国家兴亡大事,从而走向爱国及抵抗外来侵略之路。这在当时对考生对国家是十分有益的。
龚自珍主张改革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他提出采用汉代的“讽书射策”。他说:“汉世讽书射策,皆善矣。讽书射策,是亦敷奏以言也。如汉世九千言足矣,则进而与之射策。射策兼策本朝事,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摈之。”[63]显然,龚自珍倡导“讽书射策”的目的是使士子能针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现实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提出对策,使经文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即“通经致用”。同时,龚自珍提出改变人才的选拔方式。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64]他热情地呼唤“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不拘一格”四字实际上蕴含着培养各方面、多类型人才的思想。其思想突出地强调了人才的智能因素,强调了人才与社会的联系、人才的多面性与实用性。
魏源在对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进行认真研究后认为,科举考试制度自乾隆、嘉庆以来弊端越来越重,“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65]。因此,必须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他说:“故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舍胥吏案例而图讦谟图远猷始。”[66]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通过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以选拔精通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他认为海军军官的选拔不能“舍船械而空谈韬略”[67],更不能以八股时文为选择的标准。他建议广东、福建两省的武试增加水师一科,对于那些能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舟,能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奖为科甲出身,对能驾驭飓涛、熟悉风云沙线、打枪炮很准的人奖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68]。魏源还认为必须以专门技术作为选才的标准,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舵工、水手、炮手出身”[69]者中选拔。这一建议与想法特别引人注意。魏源的主张迈出了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第一步。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拔、用人制度,特别是美国政体尤为赞扬:“弥利坚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即在于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70]魏源对美国政体和选拔人才方式极为赞许,表现出改革的愿望。总之,魏源的思想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封建专制的樊篱而跨入近代的门槛。
地主阶级改革派在中国教育内外交困这一严重危机之时,对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进行无情的批判,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培养经世致用人才,这对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意义巨大,使人们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龚自珍:“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这不仅是对龚自珍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整个改革派改革晚清教育的肯定。
二、主张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是儒家经邦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学的“内圣外王”之学,“内圣”指修己之道,“外王”即指经世致用之学。清初,黄宗羲、顾炎武针对明末士人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弊端,倡导通经致用。康熙、雍正时期,程朱理学仍盛行,理学被尊为官方正学。到乾隆年间,考据学兴盛,与理学同为统治者热衷扶植的对象,汉学和宋学则互相攻讦,视同水火,尊宋学者讥笑汉学为饾饤琐屑,而固守汉学者攻击宋学为空疏无用。其实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中,不仅严重脱离现实的汉学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就是空谈义理的宋学也无力解决所面临的危机。道光年间,虽然开始出现汉宋调和论,然而也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着手寻求一种新的理论来改变困境,关注国计民生与现实生活。于是出现了汉宋会通、重事功之宋学,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的崛起,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
嘉道年间,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经学大师,一改古文经学和宋学,倡导今文经学,尔后又有林则徐、包世臣、姚莹、徐继畬等,其代表作有《明良论》《尊隐》《皇朝经世文编》《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说储前篇》《金台残泪记》等。其中在近代产生深远影响的,当属龚自珍与魏源。魏源与龚自珍对今文经学在文化教育上的努力,开创了近代经学发展的新方向。他们以匡济天下自命,讥讽时政,研讨河工、漕运、盐法,倡导变革,改革科举,整饬吏治、军队,谋求富国强兵。经世致用是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武器。因此,他们积极地倡导经世之学。
经世之学不只限于经学,还有史学、舆地、朝章国故,等等。也就是说,经世之学讲求的是“经国济世”的有用之学,其目的就是为了“致用”,“救时”,为了起衰救弊。
(一)经学
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治国的基本理论。所谓以《诗》观察民情舆论,以《书》考验世势变化,以《礼》导化民风世俗,以《春秋》断狱决讼,就是对经学经世致用作用的概括和总结。儒家经学教育是封建社会教育内容的主干。
魏源的经学经世教育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以经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上。他认为,长期以来经学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经术之教”和“政事之教”相分离,“《春秋》列国二百四十年,自郑人游乡校以议执政外无闻焉;功利兴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与有德,泮然二途;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71]。这种治经与治事分离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士子对政事的轻视,缺乏事功能力。要克服这一弊端,就必须打破历来视“六经”为神圣的观念。他认为“六经”只是古代的历史文献资料。他说:“六经自《易》《礼》《春秋》姬、孔制作外,《诗》则纂辑当时有韵之文也;《书》则纂辑当时制诰章奏载记之文也;《礼记》则纂辑学士大夫考证议论之文也”,所以“后世尊之为经,在当日夫子自视,则亦一代诗文之汇选,本期前之文献而已”[72]。因此,必须按历史本来面目以现实的态度去认识儒家经典。
魏源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远离现实生活的烦琐主义“汉学”和脱离现实而空谈性命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无情批判。他批判脱离实际的汉学“以通经致用为诟厉”,“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73]。针对义理之学的空腐,他认为只能培养出“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74]的庸儒,因此他主张“通经致用”。他说:“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75]按照魏源的看法,像《周易》《洪范》《春秋》等,都是三代“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因而经是用来“求道”与“制事”的,而“道存乎实用”,是以礼乐为“器”,以兵刑为“断”,以食货为“资”,因此经术也就是治术。魏源这种以经术为治术的经学经世思想在当时学术风气下,其意义在于批判了空疏无用的理学和琐碎无用的汉学,为经学指明了致用之路。
如何才能做到“通经致用”?魏源认为要做到通经,首先,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要“先立其大者”。所谓“大者”,就是关系到天下之治的学问。他认为,要“通经”,就要着重学习《尚书》等对国家大政具有指导意义、有实用价值的经书,把它学透、弄懂,而那些空谈义利、讳言兵食的书,学得再多也无实用。其次,还要改变学习方法。魏源主张学习经书要直观经义,不要借助后世转注,要直接研究东汉的典章制度,由东汉的典章制度再进一步阐发西汉的微言大义,只有这二者结合才能算作通经。最后,将经学、政事、文章统一起来,救裨当时,服务国计民生,匡扶危世,才真正做到了“通经致用”。
魏源在经学领域对经学经世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当时,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颇遭冷遇,而毛诗兴盛。魏源继承今文经学探究“微言大义”的思想,明确认为:“《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76]他还进一步认为要从《诗经》中探求三代政风之“深微”,而深微者就是“无声之礼乐志气塞乎天地,此所谓兴、观、群、怨可以起之《诗》,而非徒章句之《诗》也”[77]。可见魏源治诗,很重视寻找思想内涵,冀以达到治世的目的。在《书古微序》中,魏源也提到写作目的是“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由此可见,魏源虽有考据精神,但仍不脱于经中求道之意。道光九年(1829年),魏源编撰了《董子春秋发微》一书,再次强调编此书的目的是“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他非常注重董仲舒著作的思想价值,认为:“若谓董生疏通大诣,不列经文,不足颉颃何氏,则其书三科、九旨灿然大备,且弘通精淼,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毋生、何邵公章句之上。盖彼犹泥文,此优柔而餍饫矣,彼专析例,此则曲畅而旁通矣;故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78]可见,魏源服膺今文经学不仅仅是对乾、嘉年间训诂考据学的反动,而且欲在经学的范畴内探求学术的本源,一如董仲舒等西汉经师以“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79]。
龚自珍也十分重视以经学经世,他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清朝经学从兼采汉宋到汉学称著,又到今古文并盛的时代。他本人有很好的治经条件,但他的为学道路,一开始不在治经,而是在治史。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介绍龚自珍治经的门路:“其治经也,其先主大义通治道,其卒又不免耗于琐而抱其小焉。自浙东之六经皆史,一转而为常州《公羊》之大义微言,又自常州之大义微言,再折而卒契乎金坛高邮之小学训诂,此则定庵之学也。以定庵之才,遇定庵之时,而遂以成其为定庵之学。”不过,从主流看,龚自珍是十分注重研究经学的,他曾认为“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80]。在其教育思想中,主张学用一致、学术与实际政治事务相结合,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特征。他指出:“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81]从中可看出他认为学用一致、学术与政治统一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
龚自珍认为要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必须对经有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作为教育之唯一不变的内容。“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82]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一个不独写经书的儒家学者。“友朋之贤者也,皆语自珍曰: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未暇也。内阁先正姚先生语自珍曰: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又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显然龚自珍不拘泥于经学。不仅如此,他还提倡博采众家,讲求对治世有实用的“东西南北之学”。龚自珍还认为儒家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时代变化而变通,因时制宜。“经史之言,譬方书也,施诸后世之孰缓、孰亟,譬用药也。”“至夫展布有次第,取舍有异同,则不必泥乎经、史。”[83]这正是龚自珍通经致用思想的表现。
对于经的理解,龚自珍在《明良论四》中指出:“治天下之书,莫尚于六经。六经所言,皆举其理、明其意,而一切琐屑牵制之术,无一字之存,可数端瞭也。”[84]而在《五经大义终始论》这一以经学为题的文章中,龚自珍运用今文学家发挥经文大义的方法,阐发五经大义“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85],表明经是起于饮食日用,可以用其理其意治天下。龚自珍对于经的实质的理解,对于当时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的深刻批判,表达了其经学经世的思想。
龚自珍还对治经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治经不存在门户之见,不分今文和古文,也不分汉学和宋学。“无所尊,无所废”。他在治公羊学时,就特别讲究事实,兼采左氏。他认为治经应该是“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86]。而治经中尊德性与道问学要相统一,治经的目的,皆以经世为主,经世之学皆以有用为主,如此才能使经学达到致用的目的。
龚自珍与魏源所著《五经大义终始论》《明良论四》《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和《西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是晚清今文经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他们倡导经学经世,使气息奄奄的经学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二)史学
史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治国的重要工具。历代文人都十分注重研究历史,认为只有研究历史才能通古今之变。司马光曾指出:史学有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作用。黄宗羲也说:“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87]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意义。章学诚更明确提出了“史学经世”的主张,他认为:“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88]正因为这样,史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以史为鉴,起到了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经世作用。
清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采取专制政策,不仅对经学经义进行曲解,而且对史学也进行无情摧残,大兴文字狱,致使士子们埋首于故纸堆中,不敢治史,尤其不敢言近代事。鸦片战争前夕,地主阶级改革派不畏强暴,发出了史学经世的呐喊,向死气沉沉的史学界发起挑战,主张研究历史要为现实问题服务。
龚自珍自少时就喜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是个“掌故罗胸”的饱学之士。在典章制度方面,他涉猎之广,探究之深,议论之大胆,相当惊人。他对典章制度的研究是与改革当代弊政直接相联系的。他晚年曾说:“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年金匮如搜采,来叩空山夜雨门。”[89]这正是他虽离开朝廷却不忘国家这一经世精神的表现。龚自珍对历史、史学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早年他认为:“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90]这是龚自珍早期的“历史”观念。随着对史学的进一步研究,他以为“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提出了“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的看法,显然受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影响颇大。但他与章学诚学说也不完全相同。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章法,而且谈及时政;不仅论过去,而且论当代,借古证今,以史为鉴,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可以看出龚自珍治史是为了论政的需要,是为政治服务的。
龚自珍认为,从历史中可以总结出治国的大道。在《尊史》中,他指出:“出乎史,人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对于如何治史,龚自珍从“善人”和“善出”两方面进行了探讨。所谓善人,就是要求“实录”;所谓善出,就是要有“高情至论”,也就是说要有准确的史实,史论也要有见地,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对“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91],并且能“眄睐而指点”。这就意味着要治史,必须具有多方面实际知识,包括“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皇室舆地”“农田水利”等。
在龚自珍的思想中,其经学经世致用与史学经世思想是贯通的,其经史之学皆以有用为主。同时,龚自珍认为既然经学、史学皆所以经世,要有裨世用,就不必拘泥于经史。这是龚自珍经史经世思想的特点。
魏源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今必本夫古”,没有古就没有今,古今之间是一脉相通的,因此他认为要通今,必知古。“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92]而要救治当世之弊,也必须“质之往古”。这是由于“今昔病药之相沿,常以对治而益著”[93],由此而形成他的“史学经世”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他编撰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等饱含经世思想的历史著作。
魏源的史学经世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中国古代史事为现实提供借鉴。魏源认为:“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94]他特别重视对元、明、清三朝历史的研究。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他说:“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戒也哉!”在写到元朝灭金时,魏源感叹道:“嗟乎,自古无不亡之国,而亡国亦从无不可挽之机。”[95]从中可看出他编撰《元史新编》的目的,是希望清王朝以元史为鉴,抓住机会,重振王朝。他对明史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清朝直接承续明朝。他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一书中,认为明朝大弊在于“大兵大役之派民加赋,末年遂以是亡国”,而胜于清代在于“清仕途,培士气”“内而部曹,外而守令,未有需次数年、十数年始补一缺者”[96],在于讲求有用之学。清代与明代比较,赋税较轻,且政本肃清,朝廷无大权旁落、门户党援等患。然而清代也有明代所没有的弊病:黄河工程贪污,鸦片流毒,漕监弊政及士气、士风政策的不当。魏源编撰此书,目的在于为清廷提供历史借鉴。鸦片战争后,魏源完成了《圣武记》,自述写作此书的宗旨便是希望通过历述清代武功、政绩,使当时统治者能“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97],从失败中振作起来。魏源是我国第一位明确提出借鉴外国历史经验的史学家,其视野从国内扩展到国外,从而发展了史学经世思想。另一方面,魏源认为“今必本夫古”,认识和治理现实必须以历史为本,以历史为根据。他认为清朝统治衰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不了解历史,不重视历史,不讨掌故。“沿习不察,积非成是,始于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贻误于家国。”因此他强调,历史上的政策是通晓当代典章制度利弊得失以及治理现实社会的历史根据。从这一认识出发,魏源特别重视近代史和当代史学研究,他探讨清史的《圣武记》,可谓当时的近代史。《圣武记》为纪事本末体裁。在这本书中,魏源歌颂了清初的“盛世”武功,畅谈自己的经世方略。其写作意图是总结清朝开国以来军事、政治的经验教训,为朝廷提供历史借鉴,谋求改弦更张之策。其目的在于证明欲振萎靡之人心,莫如行军法之治。随后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记载鸦片战争的经过。这本书不仅及时准确地记录了鸦片战争的历史,而且是首次撰修当代历史。在这本书中,魏源发挥了“史学经世”的精义,不仅记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还针对这次战争暴露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改革建议。总之,魏源注重近代与当代史研究,其目的也就是以最近的历史为根据来认识和改革清朝制度,维护清朝统治。
为了使史学能够发挥经世功能,魏源强调要“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即根据现实政治社会需要探究历史,这样才能判断出历史的是非得失以及为今所用的内容。立于今日以研究和编撰历史,还应当以今日社会需要为重心,研究与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有关的史事,因此,凡“与今无涉”者,则“概不旁录”[98]。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便是根据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志在措正施行”,“道存乎实用”[99];编《明代食兵二政录叙》的目的,也是“念今昔病药之相沿,常以对治而益著”,为现实社会改革提供借鉴;《海国图志》一书更是针对当时列强侵略,为加强清朝统治力量,而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的。魏源认为,历史虽重要,但不能拘泥于史。“故泥史事与不泥史事相去霄壤。今日动笑纸上谈兵,不知纸上之功,即有深浅:有一二分之见,有六七分之见,有十分之见。”因此,要熟读钻研并领会史书。只有深入史学者,才能“谏世故,谙形势”,只从历史表面形象去学历史,是不能真正懂得历史且有害现实的。魏源还认为,史学经世发挥的功能如何,必须在实践中检验,要以古验今。他提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古虽然是今之所本,但二者总有不同,“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100],因此不能盲目地把古代历史照搬运用于现实,必须根据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现实所处的具体条件,对症下药,灵活运用。魏源指出,对历史要既不“诬今”,也不“诬古”。他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101]要求必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既不能学史泥史,拿古代标准要求今天,也不能歪曲历史的真相来迎合现实。总之,只有做到了不诬古,才能真正地不诬今。
魏源、龚自珍在晚清人们沉浸在考据、义理、辞章之时,举起了史学经世的旗帜,使中国传统史学重现生机,走上了经世致用之路。
(三)学术
学术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治国的基本方式。所谓“古学之废兴,关乎世教之隆替”,就是这个道理。在魏源的著作中,《皇朝经世文编》与《海国图志》这两本书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尤其是《皇朝经世文编》,是魏源经世实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皇朝经世文编》虽然仿照明代的经世文编以及乾隆年间陆耀的《切问斋文钞》,但在整个编辑原则上以经世的新颖思想为根据。魏源代贺长龄所作的《皇朝经世文编》序文,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的宣言。文章虽然从一般熟知的观念开始,但其新思想新观念随之而生。“事必本夫心。……然无星之秤不可以称物,故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法必本于人。……然恃目巧,师意匠,般、尔不能闭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今必本夫古。……然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物必本夫我。然两物相摩而精者出焉,两心相质而疑难形焉,两疑相难而易简出焉。……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102]通过对心与事、人与法、古与今、我与物的关系的理论阐述,强调了事、法、今、物的重要性,将其“经世致用”的“用”建立在现实与事功的层面上。不仅如此,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他更明确提出注重功效与应变技术的经世主张:“盖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饭,而耕获舂炊,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脉知病,病立方,方需药,而虚实补泻,宜各通其变,不得谓一可类推也。”[103]而《皇朝经世文编》就贯彻了这一精神。全书分学、治、吏、户、礼、兵、刑、工8纲,63目,120卷,是继明末陈子龙等人选辑《明经世文编》之后又一代经世论文总集。晚清文人李慈铭指出“此书大旨欲救儒之不适于用”[104],道明了该书的经世致用目的。其“学术纲”汇集了顾炎武、方苞、阮元等人的论学文章,从理论和学术思想上为“经世致用”作了广泛论证,同时采取兼容并包的通达态度,辑录了大量有“治国平天下”价值的论文,成为清朝道光以前掌故之渊海,集清朝前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这一著作,是鸦片战争前后知识界提倡经世致用风气的开篇,有力地促进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务实与改革。
魏源不仅认为学术能经世,而且重视践履,行以求知,获取有益的工商农兵各种致用之学。他认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表明了实践是知识的基础。他进一步强调通过自己亲自实践获取的知识比书本知识更为牢固、可靠。他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105]这种注重实践的态度已经突破了儒学只重视读书的套路,其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贴近社会、贴近事实,获取对现实的亲身感受,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他提醒人们不能像那些考据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106],完全钻到故纸堆里,而离实际越来越远。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龚自珍把一切有关民生日用的知识列为士人所应当学习研究的范围,“田夫、野老、驺卒之所习熟,今学士大夫谢之,以为不屑知,自珍获知之,而以为创闻”[107]。地主阶级改革派也十分注重“专门之学”,但对学科无明确分类,他们向往的是“君与师之统不分,士与民之薮不分,学与治之术不分,此所闻于经者也”[108],“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109]的境界,这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总之,在他们看来,经世致用之学,不论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是现实社会中的兵、农、水、土,都需要做到明体达用,与现实问题相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是学以致用。因此,它和儒学正统有所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是以实用为标准,追求功利价值。儒家正统是言义不言利,所谓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经世致用之学则讲功利,它是以义与利、道德与事功相结合,以实用反对无实无用。经世致用之学,是名副其实的实学。这一实学,是以解决有关国计民生重大事务为治学宗旨的实学,也就是魏源所说的“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110]的实学,即龚自珍所说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111]的实学,也就是腐儒所鄙薄的功利之学。经世之学兴起,引起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学术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不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学术要与政治结合,学以致用,讲求功利、实用,为现实服务。其二是封闭性,具有明显的复古色彩。鸦片战争之前的经世之学,并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没有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樊篱。封闭性表现在经世派对世界的无知。他们认为是在复三代以前之学,复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之学,是“复古”。魏源对经世致用的解释如此,龚自珍在倡导变法时也说:“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112]可见经世派的理论武器仍然来源于《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而具体的救弊方案,也是从故纸堆中去寻觅。龚自珍曾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113]这里的“古时丹”,是指儒家传统中的变易思想、民本思想,今文经学中的历史进化论,历代改革家的变法方略等能激励民族气节的成分。道光年间的经世之学,仅以“古时丹”来疗治国家大弊,对传统文化没有本质上的更新,也没有建立起新的教育内容和新的教育观念体系,这是其局限性,但这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试图应付世变的一种积极努力。
经世致用之学的倡导,在当时确实意义重大。
首先,它开了一代思想解放之风。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造成了文化界自我约束、眼光狭窄以及唯我独尊的状况,使清朝中期教育界自我满足,因此面临着一个必须解放思想的过程。不但要使士子们从八股帖括以及修养心性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也要使士子们从习以为学问事业的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的考据学风中解放出来。而经世致用之学的提倡,使人们认识到做学问就应以国计民生为目标,要为现实服务,学术只有与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才会有生命力。因此,经世致用之学的提倡,对于文化学术起了开风气的重大启蒙作用。它开一代文化新风,使古今治乱之得失、天下郡国之利弊成为教育内容,这是巨大的思想解放。
其次,经世致用之学成为在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之间起沟通作用的桥梁。没有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就文化教育发展本身而言,就缺少了近代文化教育的中介。经世思想家之所以开启了近代文化教育,就是因为他们主张务实,讲求功利,有比较开明的思想。经世实学的兴起,确实对中国教育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为中国教育由传统封建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变,做了一定的思想舆论准备,而且做了教育内容改革的准备。它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吸收异质新学的开始,为后来中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变革的种种进步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教育跨入早期现代化拉开了序幕。同时,正是以经世致用实学的兴起为基础,将致用范围扩大到外国,才使人们通过了解西方,为提倡学习西学开辟了道路,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思潮兴起的前提。对西方的了解,其目的是为了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从而又体现了经世致用精神。
经世致用之学在近代是有着深远影响的。梁启超曾说过:“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在主持湖南时务学堂讲席时,他还规定了中学、西学教育内容。“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与二三子共勉之。”[114]经世致用之学成为学堂的一门课,其内容早已不是鸦片战争之前仅限于经、史、舆地、掌故等等,而是中西学会通。
经世实学在近代的影响,也可以从各种“经世文编”的编辑出版与盛行于世之中反映出来。晚清汉学大师俞樾曾说:“《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榘获,几于家有其书。”[115]此书刊印后,从晚清到民初,仿照其体例续编之书,先后刊出不下20种,比较著名的有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编补》,葛士濬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的《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何良栋的《皇朝经世文四编》。这说明晚清民初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迫切需要,同时也表明经世派所提倡的经世实学,不仅从其内容到形式上承袭了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还启迪了近代新学。
三、倡导学习西学
鸦片战争成为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契机。地主阶级改革派审时度势,将经世致用的“通时务”扩展到了“通夷务”,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得以延伸。从悉夷到师夷,他们主张学习西学,改革传统教育内容,喊出了我国近代学习西学的先声,迈出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一步,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先河。
(一)悉夷——了解西方
中国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异域文化不曾对中国文化构成威胁,总是被纳入中国文化固有模式之中,沿着中国文化的格局与方向发展。这一思维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去认识新的世界,养成了自尊与自大的文化心态,形成了“华夷之分”的观念与中国中心观,坚持“以夏变夷”,而不允许“以夷变夏”,根本没有把外国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必要去了解西方。“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心”[116]。显然,他们看不起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认为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
鸦片战争的大炮摧毁了国人自尊自大的心态,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开始正视现实,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考察,在实践活动中逐步改变观念。面对敌强我弱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制夷被郑重其事地作为紧迫而重大的方略问题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成为处理中外关系的头等大事。这推动着一批明智之士按照知己知彼这一兵法常规而开始了解夷情,为着“制夷”必须先“悉夷”。这样,“天朝上国”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文化状态被打破,“夷夏之分”观念有了裂痕,中国开始了认识西方的历史进程。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研究西方情况和西方文化的第一人。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之时,曾把外国如不肯“杜绝鸦片之来”,中国就将要“严断茶黄之去”当成对英国最有威慑力的措置,可见其对中外状况的无知。但林则徐敢于面对现实,在实践活动中逐步改变观念,开始了解西方。当时“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连在广州的达官贵人也不知道“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而且根本“不去考究”[117]。林则徐指出:清朝文武“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118]。为改变这一状况,他开始身体力行考察外国情形,广泛搜集外国信息,“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报”[119]。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设立译馆,翻译外国书籍、报纸,派人到沿海及澳门观察敌情,“察看该夷动静,以筹操纵机宜”。并把翻译馆译出来的1836年伦敦出版、慕瑞著的《世界地理大全》中有关西洋各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风俗人情等情况的资料,汇编成《四洲志》一书,这是中国近代介绍各国概况最早的著作之一,是中国比较确切和系统地了解介绍西方的开端。除此之外,林则徐还组织翻译了另4类外国书报:一是为了解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而设的《澳门新闻纸》文册;二是为了解外人对华评论而摘译的《华事夷言》,以及摘译英国人指责鸦片贸易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三是为开展外交斗争摘译滑达尔著的《各国律例》;四是为改进军事技术而翻译的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120]这些书籍对开展禁烟运动、了解国际法例、保护民族自主权、进行正常贸易,都有很大帮助,林则徐所做的这一开创工作虽然是初步的、粗浅的,然而在中国近代实是开天辟地之举。他考察“夷情”的意义已远超出他寻求“制夷之策”的初衷,开启了中国文化发展新趋势。
在冷静客观地认识西方的过程中,魏源起了巨大的作用。魏源是道光年间“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代表,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堪称清朝前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他以注重内政改革而为世人所重。然而,鸦片战争的惨败迫使他认真审视外国,开始注重探求与介绍世界知识。他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海国图志》50卷,成为继林则徐之后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的骄子。魏源认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121]只有对敌情了解得“形同几席”“情同寝馈”“驭外夷”才得取得成效。因此,他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122]并且提出了译馆“专译夷书夷史”的主张。这之后,他多次重申这一思想,强调“筹夷势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嘲笑当局对外事的无知,驳斥了以“翻夷书,刺夷事”为“多事”的议论。他说:“古之御外夷者”,只有“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的,而“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魏源的这一议论,不仅是对拒绝了解外情者的讽刺嘲笑,同时也强调了了解外国情形的重要性。
魏源对西方的认识突出地表现在《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两本书中。鸦片战争后,魏源有感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决心探索御敌强国的道路,写成40余万字的《圣武记》,在序言中他特别标明此书“告成于海夷就款于江宁之月”。接着,于扬州“得林尚书所译西洋《四洲志》及各家图说”,即依林则徐之嘱托,编写成近50万字的《海国图志》50卷,序文中标明“时夷艘出江浦三月也”。这一切表明他的目光已从向往祖先光荣史转向探求现实世界的知识以寻求外御强敌、内致富强的新道路。
在这两本书中,魏源首先批判了当时士大夫对西洋历史、地理知识的贫乏和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认识的偏见。他批评当时文人“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至声教所不通之国则道听臆谭,尤易凿空。……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123],而这一切造成“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竞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124]的后果。面对这种情况,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时,广泛搜集了中外有关文献资料,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目的是希望人们了解世界,认清世界大势,如此才能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海国图志》无疑是帮助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第一部完整著作。
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对战争的主要对手英国研究得颇为深透,对英国的侵略本质有着较深的认识。他说:“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125]他进一步认为英国是“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腹削其精华”的国家。虽然魏源对英国侵略本质及手段还不可能完全认清、揭露,但比林则徐对英国的认识已进了一大步,无疑已经达到当时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最高水平。
姚莹也是主张开眼看世界、了解外国的一个突出代表。姚莹是道光年间一位关心国计民生的开明官吏,曾任台湾兵备道。鸦片战争期间,以坚决保卫祖国领土台湾、奋力抵抗侵略的卓著功勋闻名。1843年,被贬川、藏期间,姚莹不怕“触讳”,“就藏人访西事”,写成《康
纪行》一书。姚莹主张了解西方,他认为:“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瞆瞆从事而不败者也!”[126]成为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开眼看世界的一个突出代表。
姚莹认为要把“海外诸洋有名大国”的情况详加了解,并且还要“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127]。他在台湾领导抗英斗争时,曾认真研读《海国闻见录》《海岛逸志》以及《四裔考》等书,并积极搜集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终于写成《康輶纪行》一书。他认为对世界地理的研究不仅可以使“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而且使“经略中外者,庶有所裁”[128]。他把多年搜集的各种世界地图、边疆地图汇编成卷,撰写成书,进行介绍和评论,并以此为主要依据,绘制成《今订中外四海总图》;同时他还写了一篇《中外四海地图说》,详述汉以来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的历史概况。不仅如此,姚莹还十分重视爱国军民在作战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夷图”“夷书”“夷信”等,并把这些材料送到北京,建议清廷“饬交四译馆翻译”[129]。他还设法与英俘对话,了解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世界各国形势及造船炮、制火药的原料等情况,扩大眼界,增长知识。总之,姚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怕避讳,勇于面对现实。他一再说明,了解和介绍外国,不单是为了“徒广见闻”,更是为了“制夷”,有力地支持了林则徐和魏源。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开明进步的爱国者们都把翻译外国书报,绘制外国地图,掌握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和历史地理知识,作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途径。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后学习西学创造了条件。
(二)师夷——学习西方
在了解西方、认识西方过程中,地主阶级改革派逐渐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敌强我弱,敌有所长,我有所短。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他们从为“制夷”而主张“探悉夷情”,发展到了为着“制夷”而主张“师夷之长”,“师敌之长技以制敌”[130],从“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发展到“长技不师,风涛谁詟”[131]。
林则徐是“师夷长技”最早的提倡者。他在与西方接触中,痛感“船坚炮利”和“器良物巧”使西方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反思传统教育之空洞僵化,认识到“彼夷之长技,正乃吾国之短缺”,从中找出了我国科技教育落后因而被动挨打的原因。为了制敌,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率先倡导学习西学。魏源发挥了林则徐的这一思想,在《圣武记》中明确主张“师外洋之长技”。他认为应仿照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聘用外人传习船炮之技术,购买洋船洋炮,只要这样做,必定会“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132],“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133],富国强兵指日可待。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进一步发挥了御敌师夷的思想。“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34]
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面对鸦片战争惨败的困局,认识到西方的科学技术比我们优越,比我们先进,值得我们学习,也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主张“师夷之长技”。魏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就在于技不如人,英国之所以战胜中国,是英国“力强技巧”远在中国之上。“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巧淫技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135]因此他明确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136]肯定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重视科学技术的观点与儒家传统的重道德轻功利观点完全背道而驰,其意义非常巨大。它在知识观上突破了“夷夏之辩”,把过去被人们视为奇技淫巧的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当成可以师、可以学的内容,冲破了中国文化中心观念和封闭传统,引导人们对西方的全面学习和了解。
学习西学是一件关系到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林则徐、魏源认为西学不仅是可以师、可以学的,而且必须师、必须学。“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37]魏源还援引西史论证说:“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洲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138]由此不仅表明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表明了只要奋发图强,就能实现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心与自信心。
姚莹认为“忠于谋国”最好的方式,是去了解和掌握“事势机宜”,也就是“知其虚实与其要领”。他根据自己对英舰的了解,指出“白夷泛海,习天文算法者甚众”,而中国“天文算数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泚然愧乎。”[139]因此他坚定地认为“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这是西方的长处,我们应“节取其技能”[140]。姚莹坚持认为研究“海外及未来”之学无可非议,坚决反对那种把学习外国视为“有失国体”的倾向。他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节取其技能”没有什么不好,更谈不上“有失国体”,如果要讲“失体孰甚”的话,那么不研究外国情况,不愿意学习外国长处的井蛙夜郎之见,才对国家民族危害甚大。他指出:“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闇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141]他积极地筹划“制驭方略”,鲜明地提出应当采取两条措施:第一,“尽取外夷诸书,与留心时事者,日讲求之”。第二,“更进外夷之人,素仇英吉利者,日咨访之……”[142]显然,这两条措施反映出姚莹提倡学习外国的学问,延请外国人当顾问的“方略”,表明他学习西学的决心。
对于“夷之长技”,林则徐、魏源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他们对于“夷之长技”内涵的认识也不断调整、延伸,内容不断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外国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
通过对西方的了解,林则徐认为英军的“船坚炮利”,比中国先进,因此必须学习西方。为了制敌取胜,他组织人摘译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学会使用欧式大炮。此外,他还对外国推轮炮车和炸弹注意观察研究。他说:“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143]因此,他多次向道光皇帝提出创办新式国防工业,制造新式船炮,并于1840年春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针对欧洲帆船惧怕火攻的弱点,他提议仿照善长火攻的安南轮船4只。根据《炮书》介绍的西方技术,林则徐改筑和加固了虎门炮台,在广州还督铸了一批利于远攻的6000～8000斤重的大炮。除此之外,林则徐还十分注意中西学的结合,他积极组织人研究、吸收中西战船的优点,制造新式战船,尽管因局势变化未能及时制造出来,但终于在1841年由龚振麟制造出中西技术结合的车轮战船。
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魏源认为应该认真学习的,主要还是军事上的长处。他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44]在这三者中,他尤其强调战舰与火器。在《海国图志》中,他不仅介绍洋炮,而且对火轮船、地雷、攻船水雷、望远镜等器械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作了详细介绍,并且附有插图,以便了解、仿造和使用。魏源是经学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并不是自然科学家,他之所以用较大的篇幅介绍器械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其目的是希望人们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能够自己制造船炮,自己使用船炮以抵御外侮,富强中国。此外,他还积极主张在广东虎门之沙角和大角两处设置造船厂和火器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145]向西方学习,使外国之长技为我所用,自己制造船炮,这样才能达到制夷目的。
姚莹也认为古今形势不同,因此要“稍习夷事”和“掌握其要领”,也就是了解和学习外国的长处才能达到制夷目的。他对西方军事技术学习也很重视,早在台湾领导抗战时,就重视“夷船坚大而便捷”的长处,并仿求其“灵捷”的要领。他向邓廷桢报告说:“向尝问诸老商云,夷船灵捷,惟在布篷,若师船易篾为布,节节为之,则转驶亦灵,似可与善海洋者商之也,”同时提出寻求“习知洋面攻战者”,“诚实晓事者”督造“巨舰”,仿铸“夷炮”等主张。[146]
林则徐、魏源等倡导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其原因不仅在于侵略者的暴行引起国人极大愤慨和恐惧,而且在于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对西方文明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船坚炮利的厉害与高明。这虽然是东方国家效仿西方近代文明的初级阶段,但毕竟是人们承认西方强大,认真学习西学的开始。同时,先进的武器总要由先进的人来制造、使用,这必然涉及养兵练兵之法,涉及人才的培养,最终涉及教育的改革。
2.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法制、农业技术、商业工贸、鸦片生产及民用技术知识
林则徐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而且对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农业技术、医学等也应认真研究学习。他曾吸收外国银币利于流通的特点,主张自铸银钱;在医学方面,曾向西医保驾请教西医西药以及戒烟的特效药方和技术;对西方的解剖学他表示十分赞赏,认为“夷人之医术所以胜于内地者,其人病死,则斫其尸而观其脏腑,以察其所以不治之故”[147];他收藏明末传入的《泰西水法》,对外国农田水利加以认真研究学习;他接受西方传教士伯驾捐献给他的书籍《各国地图集》和地球仪,用以查核地名和路程,提供军事行动和指挥的方便;他还提倡书院和官学生徒、教官学习“西技西文西艺”,习“切实有用之学”,组织学生翻译了大量西书。
魏源在具体地谈到向西方学习时,认为中国应该首先设厂制造轮船和枪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造船厂在制造了足够用的兵船之后,就可制造商船;枪炮厂在制造了足够用的枪炮之后,就可以制造各种机器。“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148]这样就把学习西方从军用技术推广到民用技术,因此他认为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船、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类都可以制造。魏源不仅主张利用西洋借用风力、水力、火力等为动力的机器,在中国建立近代新式工业,而且还主张商人设厂制造船械。他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149]显然,魏源的这些思想已远远地超过了当时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虽然他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说明兴办造船铸炮业可一举多得,但客观上使人们认识到学习外国长技不应限于军事,其他工业技术也是必不可少、需要学习的。因而,向西方学习已突破了军事技术这个范围,而扩展到工业。这是魏源思想高明之处,也是超越他人之处。
3.学习西方,创办新式水师学堂
林则徐在抗英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新式水军。这支水军必须拥有精良的装备,有独立的指挥系统,有熟练掌握船炮技术、胆壮心齐的士兵和水手,从装备到组织系统、士兵的技艺,都不同于正规兵制中的水师,而和西方海军的组织形式相类似。因此,他主张创办新式水师学堂,依照西式课程,兼学传统中学,培养水师将弁,建设一支有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新式海军。林则徐是最早承认海军为西洋“长技”的人。魏源在《筹海篇》中也主张向西方学习,训练新式水师。他认为西洋之长技并不限于船炮,对于西方养兵练兵之法,也必须贯彻“师夷长技”的原则。他还认为,英人“馕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150],主张对军队切实加以整顿,“精训练而严节制”。他建议武试在闽粤两省应增设水师一科。林则徐、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已从物质层面——西方的船坚炮利逐步过渡到精神层面——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
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学习西学,是与封建顽固派的主张相对立的,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和反对。在鸦片战争中以“抚亿兆以仁,御外侮以智”相标榜的琦善,嘲笑林则徐购求“官员向不过问”的“夷书”[151]。道光皇帝也根本不把英国放在眼里,对林则徐铸炮造船等主张竟训斥为“一片胡言”[152]。侵略者打上门来,他竟认为他国何能为,此等小丑,不足为怪。鸦片战争之后两年,道光皇帝竟不知道英国在何方。魏源曾描述封建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他说:“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苟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靡费’。……苟有议翻夷书、刺夷情者,则必曰‘多事’。”[153]不仅封建顽固派对学习西学设置重重障碍,有些当初在“开眼看世界”思潮中主张了解外国,研究、介绍外国情况者,在“学习西学”这一问题上亦止步不前。他们或惧于“触讳”,或由于背着“天朝大国”的包袱,或拘泥于自古名儒“皆以‘侈谈异域’为戒”的旧传统。梁廷枏就是其中一个。梁廷枏对西方的长技是有所了解的,但在是否向西方学习这点上,他片面强调可以依靠国内力量,不必求诸外人,甚至认为:“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154]这种维护“国体尊严”和所谓“古今一理”的议论,实际上就是当时官绅士人害怕“触讳”倾向在理论上的反映,也是旧的传统观念即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观念的一种表现。可以想象,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当时倡导学习西学不仅需要才智,更是需要胆魄,他们确实具有超人的胆略与远见卓识,其思想具有石破天惊的启蒙意义。诚如王韬所言,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的勃兴,默深(魏源字)先生“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倡导学习西学,在当时的反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第一,它是对传统观念的第一次勇敢突破。中华帝国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自傲,而看待外邦为野蛮愚蠢的夷狄,这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林则徐、魏源等虽然仍然沿用“夷”的称呼,但通过多方面对“夷情”的了解,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改变将外国一概视为不开化之蛮夷的错误认识,开始认识到近代中国落伍于世界的残酷现实,开始意识到世界之大远远超过以往中国人心目中“天下”的狭窄范围,因此努力寻找中国在现代世界坐标上的正确位置,发现了欧美各国的长处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对于一个长期闭关自守又狂妄自大的古老帝国来说,要承认这个现实而且在观念上发生相应变化,是一个极艰难又相当痛苦的漫长过程。地主阶级改革派作出了积极反应,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向西方学习,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倡导学习西学,也是对“重道德而轻功利”这一传统思想的反动。传统观念历来重视精神文明而忽视物质文明,对于生产技术更是鄙薄,尤其是对于精巧的工艺往往视之为败坏人心风俗的“奇技淫巧”。魏源公开反对这种偏见,倡言“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认为里面大有学问。而且,他们倡导西学的内容,随着认识的深入,已不仅仅限于军事技术,范围扩大到历史、地理、农业、工业技术以及其他民用技术等方面,其结果必然会推动人们去考察去认识这些知识背后更为深层次的背景与原因,促进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的比较研究。
第三,它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思想的最早萌芽。尽管明清之际中国也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但那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教育对异质文化教育的不断接纳与吸收,它被纳入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发展模式中。而鸦片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倡导的学习西学,却是在民族国家危急关头,基于对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为着应变与自强而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表现。它使中国文化教育不得不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教育并向更高层次发展,使中国文化教育对西方文化教育有了认同感,为此后中国教育思想的演进与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成为教育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起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道路由此在思想认识上得以开启。
第四,倡导学习西学对洋务派、改良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地主阶级改革派不仅认为应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防工业,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加速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而且要求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中国民族民用工业。他们这些具有开拓意义的新思想对洋务派思想具有启蒙意义。洋务派在自强运动中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加强自己防卫力量以抵御外侮,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求强,改革教育内容以培养新式人才,无不深受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影响。改良派在倡导学习西学的启发下,进一步提出了开办学堂。学习“西学”,既要培养精通科学技术的人才,也要设立翻译书院,培养翻译人才;不仅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还要学习社会科学知识。
总之,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学习西学,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传统教育由“四书”“五经”垄断的局面,输入了西学的新鲜血液,是我国近代学习西学的先声。虽然他们提倡学习的主要是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民用工业技术,但迈出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一步,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划时代的创举,是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反映,是中国教育向现代过渡的首次思想解放,其意义深远重大。
【注释】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06卷,第31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2]同上书,第3111页。
[3]《清文献通考》卷六九,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4]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1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5]盛康编:《经世文续编》卷六五,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氏思补楼刊本。
[6]同上。
[7]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8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8]同上书,第74～75页。
[9]同上书,第154页。
[10]徐珂:《清稗类钞》第12册,第3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1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4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2]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1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13]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16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14]《清续文献通考》卷九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15]《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御制本。
[16]《清续文献通考》卷九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17]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16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18]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06卷,第31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9]王延熙、王树敏:《道咸同光奏议》卷四一,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上海久敬斋石印本。
[20]《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御制本。
[21]《清续文献通考》卷九六,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2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御制本。
[24]李慈铭撰:《越缦堂读书记》下册,第12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5]《清续文献通考》卷九五,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26]《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御制本。
[27]盛康编:《经世文续编》卷六五,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氏思补楼刊本。
[28]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第5～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29]同上。
[30]《清续文献通考》卷八六,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31]《清续文献通考》卷八六,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32]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3]《清文献通考》卷七〇,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34]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31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35]同上书,第306页。
[36]葛士濬:《经世文续编》卷五三,第2页,清光绪十四年(1888)仲夏图书集成局印。
[37]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30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38]同上书,第300页。
[39]《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御制本。
[40]同上。
[41]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30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42]《清续文献通考》卷一〇〇,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43]《清续文献通考》卷九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44]《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御制本。
[45]同上。
[46]同上。
[47]《清续文献通考》卷一〇〇,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48]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8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4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7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50]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30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51]《清续文献通考》卷一〇〇,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52]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304～30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53]同上。
[54]同上。
[55]同上。
[56]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409～41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57]《龚自珍全集》,第3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8]同上书,第5页。
[59]同上书,第6页。
[60]同上。
[61]《魏源集》,第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62]同上书,第36页。
[63]《龚自珍全集》,第1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64]同上书,第319页。
[65]《魏源集》,第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66]魏源:《圣武记》卷一一,清道光26年(1846)第3次重订本。
[67]魏源:《海国图志》卷二,清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务斋刊本。
[68]同上
[69]同上。
[70]魏源:《海国图志》卷五九,清光绪6年(1880)邵阳急务斋刊本。
[71]《魏源集》,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72]同上书,第228页。
[73]《魏源集》,第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74]同上书,第36页。
[75]同上书,第24页。
[76]《魏源集》,第119～1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77]同上书,第120～121页。
[78]同上书,第135页。
[79]同上书,第151页。
[80]《龚自珍全集》,第1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81]同上书,第4页。
[82]同上书,第487页。
[83]同上书,第117页。
[84]同上书,第34页。
[85]同上书,第41页。
[86]《龚自珍全集》,第3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87]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80卷,第13105、31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88]章学诚:《文史通义》第2卷,第13页,上海,上海会文堂书局,1925。
[89]《龚自珍全集》,第5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90]同上书,第4页。
[91]同上书,第80～81页。
[92]《魏源集》,第1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93]同上书,第163页。
[94]同上书,第161页。
[95]魏源:《元史新编》卷三,清光绪31年(1905)邵阳魏氏慎微堂刊本。
[96]《魏源集》,第1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97]《魏源集》,第1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98]同上书,第163页。
[99]《魏源集》,第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0]同上书,第156页。
[101]同上书,第48页。
[102]《魏源集》,第156～1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3]同上书,第160～161页。
[104]李慈铭撰:《越缦堂读书记》下册,第6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05]《魏源集》,第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6]同上书,第146页。
[107]《龚自珍全集》,第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08]同上书,第115页。
[109]同上书,第4页。
[110]《魏源集》,第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1]同上书,第4页。
[112]同上书,第28页。
[113]同上书,第513页。
[1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第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5]葛士濬:《经世文续编序》,第1页,清光绪十四年(1888)仲夏图书集成局印。
[116]夏燮:《中西纪事》,第23页,高鸿志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8。
[117]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2),第411～412页,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118]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9]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6),第142页,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120]参见陈胜舜:《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第22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
[121]《魏源集》,第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22]魏源:《海国图志》卷二,清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务斋刊本。
[123]魏源:《圣武记》卷一二,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第3次重订本。
[124]魏源:《海国图志》卷二,清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务斋刊本。
[125]同上书,卷三七。
[126]姚莹:《东溟文后集》第8卷,第10页,见《中复堂全集》,愚斋集部别集类。
[127]同上书,第11页。
[128]姚莹:《康輶纪行》第16卷,第30页,见《中复堂全集》,愚斋集部别集类。
[129]姚莹:《东溟卷稿》第3卷,第16页,见《中复堂全集》,愚斋集部别集类。
[130]《魏源集》,第1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31]同上书,第209页。
[132]同上书,第186页。
[133]同上书,第206页。
[134]同上书,第207页。
[135]魏源:《海国图志》卷二,清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务斋刊本。
[136]同上。
[137]同上书,卷三七。
[138]同上书,卷二。
[139]姚莹:《康
纪行》第5卷,第3页,见《中复堂全集》,愚斋集部别集类。
[140]同上书,第14卷,第28页。
[141]姚莹:《康
纪行》第12卷,第24页,见《中复堂全集》,愚斋集部别集类。
[142]同上书,第12卷,第39页。
[143]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四,第20～21页,清光绪二年(1876)铅印本。
[144]魏源:《海国图志》卷二,清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务斋刊本。
[145]同上。
[146]姚莹:《东溟文后集》第6卷,第21～22页,见《中复堂全集》,愚斋集部别集类。
[147]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4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148]魏源:《海国图志》卷二,清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务斋刊本。
[149]同上。
[150]魏源:《海国图志》卷三七,清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务斋刊本。
[151]齐恩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8卷,第6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152]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3]魏源:《海国图志》卷二,清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务斋刊本。
[154]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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