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农民战争历史,有数不清的叱咤风云的战争奇观,但缺少文化教育的专门篇章。而太平天国可以说是个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领域开始的。这不仅是因为洪秀全、冯云山等太平天国起义领导人做过私塾先生,更是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特别注意运用文化宣传工具为革命运动服务。因此他们制定的文教政策更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以拜上帝教作为文教建设的指导思想
(一)拜上帝教的由来
拜上帝教是洪秀全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夏天创立的一种独特的宗教。在此之前,洪秀全多次到广州应试,但皆落选。道光十六年(1836年),洪秀全得到一部基督教教徒梁发编写的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从中知道有一位“独一真神”上帝,他才是造化天地人及万物的主宰。洪秀全由此而附会他自己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的一场大病,说那次“死”去是上天受命,后来复苏是奉上帝之命下凡诛妖救世。这样,他就仿照中国历史上“符瑞”“受命”的传统,制造出一种“天命”充当号召群众的旗帜。为了把取自西洋宗教的“上帝”与中国传统的信仰思想、风俗习惯结合起来,洪秀全首先从儒家经典里面找出与“天”同义的“上帝”这个名词,如《易经》“荐之上帝”;《书经》“惟皇上帝”;《诗经》“上帝临女(通汝)”等。他据此宣称“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至秦政出,遂开神仙怪事之历阶”,[1]走入迷途,现在应予反正。其次,他修改了基督教教义,使之更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当时的时代特征。例如基督教教义中有劝人忍辱负重、固穷守分、积极赎罪的思想,洪秀全则假托自己是上帝次子,喊出“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2]的口号。为了把基督教精神与当时的需要充分结合,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两年中曾作数篇文章、问答及诗歌,宣扬阐发其“宗教真理”,如《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篇,其后均增加内容,大都编入在天京(今南京)印行的《太平诏书》中,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精神武器。
(二)拜上帝教的内容
洪秀全融合了中国传统道德、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创造了一个中西合璧的上帝,并号召大家只信上帝,不拜邪神,废弃一切偶像。他在《原道救世歌》中宣称:“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3]“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4]。中国传统社会是阶层分明的宝塔式社会结构,天子的称号与祭天的特权一向归皇帝独占,人民是皇帝的奴隶和臣仆,“僭号”“侵权”便是大逆不道,可以被处以极刑。但在拜上帝教教义中人民都自称天子,都有权拜自己的天父,这恰恰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等级精神。与之相联系,他在《原道觉世训》中进一步把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对立联想为宗教上的神妖对立,把“正”的方面集中于“皇上帝”,“邪”的方面集中于“阎罗妖”,劝告人民脱离妖魔的迷惑,独拜真神皇上帝。他说:“一切妖魔,总无非冒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劳,迷坏世人,行邪事,犯天条,不必敬畏天父上主皇上帝,而敬畏他之意。”[5]这显然是针对统治者口口声声要求人民“食毛践土,具有天良”,应感戴皇恩的提法进行的反驳,是号召人民起来与“清罗妖”作斗争的理论基础。在拜上帝教教义中不仅为广大群众营造了天堂地狱的区别,许给人们来世的幸福,允诺信徒的灵魂进入天堂,而且许给人民现实生活中的切身利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大到《天朝田亩制度》里宣告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6];小到“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7]。这些许诺对当时处于饥寒交迫境遇下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然,拜上帝教是具有完整系统的宗教,它不仅阐明了自己教义的主旨,而且介绍了本教产生的根源、基本的教义组成及戒律、仪式等,使之成为容易被广大劳动人民理解接受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的理论信仰。
(三)拜上帝教的教育作用
拜上帝教在起义的发动、组织和实施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渲染、扩大和强化了人们心仪已久的“大同社会”的神话,而且给人们指明了斗争的对象、方法,鼓舞了人们与清朝统治者斗争的勇气,成为号召革命、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坚定信念的有力思想工具。众所周知,封建统治阶级往往用“受命于天”的神话来欺骗人民,他们把“神权”作为压迫人民的工具、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封建时代的农民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既没有力量战胜剥削者,也没有力量战胜自然灾害;他们既不能理解自然界风雨雷电的起因,也不能理解人世间贫富贵贱的根源,从而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一切。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之下,在社会已发展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前夜,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从思想上武装起来,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组织和动员千百万群众的工具,拜上帝教正是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里大声疾呼:“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8]生活在苦难深渊中的农民听说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派来了真命天子,能救农民于水火,自然是当作福音了。正如恩格斯在评论农民战争时说过的:“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子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9]那些信赖神灵默佑的农民,正是从这个全知全能的皇上帝那里获得了勇气和力量,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反革命方面诬蔑说:“……耳濡目染,莫不迷惑忘死。”[10]革命方面则赞扬说:“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咬人。”[11]
不过,拜上帝教毕竟是消极的迷信的宗教意识形态的一种,它只能歪曲颠倒地反映客观世界,而不可能作为改革现实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在革命运动之初,拜上帝教所起的发动、组织和团结号召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而在革命运动过程中仍一味虔信它,则给革命运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拜上帝教用宗教神学的观点解释战争胜败的原因,预言革命发展的前景,回答前进中所遇到的一切难题。“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12]它把一切都归之于上帝的安排,完全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本来太平天国将领在革命初期十分注意战略战术的运用,他们曾将中国古代著名兵法《孙子》《吴子》和《司马法》略加删节后定名为《武略书》,广为传阅,供指挥人员研习,有许多较大战役都事先召开军事会议。但是由于对神祗的盲目崇拜,妨碍了领导人员正确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如《李秀成自述》中所说:“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格外不由人奏,具信天灵,诏言有天下不有(通“由”)人也。”[13]在他自己总结的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十误”中丝毫不提盲目迷信的影响,相反,在《自述》结尾却写道:“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14]赖文光也说:“大事至此,无奈天数有定,夫复何言!”[15]尤其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咸丰六年,1856年)的天京事变,彻底打破了拜上帝教创造的天父天兄共一家的神话。当年对起义曾发生过巨大作用的宗教,此时已变成遂行私意、争权夺位的工具,使广大群众失去对拜上帝教的信心与信仰。而且,这个幻影是由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等同是“上帝爱子”的人亲自打破的。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道:“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16]反映了天京事变后的人心离散,也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拜上帝教信仰的破灭,拜上帝教的教育作用更无从谈起了。
总之,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是革命群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斗争的思想武器,它在发动、组织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身平等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上帝,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17]。因而拜上帝教只能是一种精神鸦片,它不仅不能给农民革命指明正确的方向,而且最终会成为革命的障碍和绊脚石。太平天国革命最终被这种迷信思想断送的历史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二、反对孔孟儒教的政策及其演变
自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实施以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纲常伦理成为社会上主导的意识形态。它既是统治阶级进行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又是被压迫阶级自觉接受压迫的精神枷锁。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早年也大多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洪秀全本人也曾四次应试不举。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太平天国缔造者自身思想的变化,他们一致采取了“排儒”的政策,这是因为:
第一,儒家思想竭力维护封建统治,与洪秀全等人领导的农民造反运动不合。儒家思想最大的特点与功效,在于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维护,“为长者隐”,为统治阶级辩护,是儒学被定为至尊的最根本原因。在儒学思想中,人的上下尊卑、伦理纲常是不可移的,封建统治秩序也被神圣化为天然铁则,忠君、复古已内化为许多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驯服、盲从亦成为封建统治下的典型人格特征。面对“讲道安贫、乐天知命”的蒙昧民众,只有打碎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与禁忌,破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的樊篱,才能从思想上解放群众,也才能从传统意识形态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为农民的革命运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舆论基础。因此,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武器的儒家思想,无论如何,与农民革命的要求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农民如果起来革命,就必须打碎自身的精神枷锁,反对孔孟在革命时期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二,宋明理学在清朝统治时期变得更加腐朽不堪,八股取士和文字狱抑制了人性的发展,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内忧外困的现实,要求人们冲决封建统治的精神罗网。清朝统治已是封建统治末期,原本就已贪污腐化、尔虞我诈、刻薄虚伪、百弊丛生,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白银外流,更是雪上加霜,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推向贫困交加的境地、万劫不复的深渊。知识分子本是社会阶级结构中最敏感与最易觉醒的层次,但八股取士制度和文字狱的推行却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惰性因素,他们的才智发展方向被清朝统治者引入歧途,乾嘉考据学派的繁荣就是一例。世代相沿,积习愈深,知识分子及其知识结构与清朝统治一道僵困沉沦。林则徐等人虽是“睁眼看世界的人”,但他们的遭遇正从反面说明了封建统治的顽固和腐朽以及儒家思想对人们头脑的禁锢。洪秀全出自儒门,原本也锐意追求科举功名,但屡试不售,由此对儒家思想中的弊端积习更有切肤之痛。为解释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产生的根由,也为建立新的社会公平理论计,洪秀全必须另觅一套新的理论来取代孔孟儒教,打破上尊下卑的界限,给人们指出寻求自身解放与幸福的道路。
第三,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教义中的平等观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长幼有序、爱有差等的等级观截然对立。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时主要吸取了基督教中的一神论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及中国古代“天下为公,三代大同”的朦胧理想。上帝是唯一的创世真神,“上帝当拜,人人所同”[18]。而儒家思想此时不仅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学派,而且简直被推举成为一种宗教,经过历代皇帝的册封,“至圣先师”孔子的威严权势寝寝乎凌驾于众多仙神之上,这和拜上帝教中“独一真神”皇上帝的权威势不并存。所以,创立拜上帝教必然要反对孔孟儒学。有学者认为,洪秀全等人的反对孔孟儒学只是从拜上帝教中反对任何偶像的角度来的,认为洪秀全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打碎书塾中的孔子牌位也是因反对偶像而引起,从未把孔子称为“邪神”[19]。这种解释自然有它的合理性,洪秀全也确实在《原道觉世训》中明确地说过:“……拜无知无识之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20]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拜上帝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与儒家思想中上下有差、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的根本对立。细读《太平天日》《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拜上帝教的经典文献,就会发现,洪秀全把“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21]等社会不公平现象归因于孔孟儒学,即“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22]。而广大民众所希望的“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23]则需要“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24]。因此反孔排儒成为拜上帝教的应时之需,也是它们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
洪秀全反孔的最早表现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将他执教的广西花县莲花塘书塾中的孔子牌位撤去,并劝说冯云山、洪仁玕也撤除了自己任教的私塾里的孔子牌位(木主)。由此他们丢了做私塾教师的职位,决心远游,宣传“真道”,寻找志同道合者共举大事,实为走向革命运动之始。
洪秀全为给自己的反孔找到理论依据,也是为整个革命运动制造舆论,他编造出升天会见上帝的神话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曾借用上帝之口说出斥责孔子的话,但到定都天京之后,为了更好地教育群众,太平天国官修史书以极为夸张的形式将洪秀全的梦境公布出来:
天父上主皇上帝……指主看曰:“……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然无辞。……众天使亦尽归咎他,主亦斥孔丘曰:“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押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25]
这种借助神话故事的形式批判孔子的做法尽管幼稚,但代表了太平天国对孔子权威的践踏和丑化,其意义是不可轻估的。这与“五四”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曾经出现的《子见南子》之类的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对消除长期以来儒家思想神圣的光环,解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摧毁儒学在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太平天国运动对孔庙、孔像、孔子牌位等毫不留情地加以摧毁。推而广之,他们还反对一切偶像迷信,包括反对中国传统中习以为常的祭祖、建祠。洪秀全于道光二十四年三月(1844年5月)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时就曾题诗斥六窠庙神。道光二十七年九月(1847年10月)洪秀全再次来到广西,与冯云山等人一起聚众捣毁象州甘王庙,并亲手用大竹竿砸敲甘王塑像,述说它的十大罪状,题诗于庙壁云:
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煷(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龙袍。[26]
当时“观者如堵,州官不敢与较。自是后,秀全名声传闻愈远,信徒愈众”[27]。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太平天国的革命志士迅速掀起了扫荡孔孟及诸子百家等封建社会中束缚人心的陈腐教条的狂飙。太平军所到之处,毁孔、关、岳、土地、城隍庙。如“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遍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28]。类似的记载俯拾皆是:“贼于神像无不毁坏……镇江府城隍神……贼至决其首,掷诸门外。”[29]“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此犹从来叛逆所不敢者。”[30]“各庙神像皆毁,文庙大成殿焚,圣像及两庑木主无存者。……各庙神像,或剜目,斫手足及首,无一全者。”[31]
对于儒家典籍,则连同诸子百家等书一起,一概被宣布为“妖书邪说”,尽行焚除,不准买卖藏读。当时定有“一、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尔等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一、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32]的法律,并迅速掀起焚书禁书的高潮。当时的许多文人记下了这一运动的情景:“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33]“贼见书籍,恨如仇雠,目为妖书,必残毁而后快。”[34]“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35]
由于儒家思想是深深地植根在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土壤之中的,它已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太平天国既然不能摧毁封建制度,自然也难以动摇这个制度的上层建筑。同时,随着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称天京),封官加爵,俨然又建立了一个封建王朝,儒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从根本上是符合欲实行君主专制的太平天国统治者需要的。因此,在太平天国宣布儒经为“妖书”并激烈地毁坏后不久,杨秀清就出面改禁止、焚烧为删纂改编了。据《贼情汇纂》记载:
贼本欲尽废六经、四子书,故严禁不得诵读,教习者与之同罪。癸丑四月,杨秀清忽称天父下凡附体,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故令何震川、曾钊扬、卢贤拔等设书局删书,编(遍)出伪示,云俟删定颁行,方准诵习。[36]
洪秀全首先对自己的著作作了删改。他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等革命性论文,为宣传拜上帝教、鼓动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宣传文章后来便刊于《太平诏书》中,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咸丰二年,1852年)改刻时,将原用“四书”“五经”以及儒家说教的话,大加删削,如在《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有称赞的口吻引述尧、舜、汤、武功绩及《诗》《书》中的语句,在改刊为《原道醒世诏》《原道觉世诏》后尽行删除。太平天国起义后,刊有《天条书》一册,壬子二年的改刻本将初刻本序言中引用《大学》《孟子》《诗》《书》的话删去一大段。
同时根据杨秀清的建议,洪秀全下诏对孔孟之书进行删改,有诏书曰:“天王诏曰: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37]这里所说的《诗韵》,经罗尔纲先生考证为《诗经》。太平天国乙卯四年(咸丰四年,1854年)洪秀全正式下诏“删改六经,以(曾)钊扬总其成”[38],并设立删书衙(张汝南称删书衙由“春官丞相卢贤拔主其事”[39]),由参加起义的知识分子卢贤拔、何震川、曾钊扬、赖汉英等参加和主持这一机构的工作。
关于删书的具体情况,时人的纪实性文章中多有记载,如李圭的《金陵兵事汇略》、汪士铎的《汪悔翁乙丙日记》、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等,都作了一定记载。其中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较详:
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滕》《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40]
由此可知,所删改的儒书以“四书”“五经”为主,所删改的内容除鬼神祭祀吉礼等和拜上帝教教义不合的部分外,以改变帝王称呼和直接书写孔丘名讳为主(“改孔某”实为“改孔丘”,因当时的地主知识分子自身的避讳所致)。至于删书到底颁行没有,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41]但可以肯定的是太平天国成立了删书衙专负其责,删改的部分内容也多出现于时人记录,起码他们已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引起广泛的注意。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中反孔删书等活动,应该联系当时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下几点尤应注意。
第一,反孔是历史的必然。正如前面在分析太平天国产生反孔孟儒家思想的原因时所阐明的,孔孟学说虽原只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但自汉以后,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竭力鼓吹、宣扬、粉饰和改装,已经成为与统治阶级思想溶融在一起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流思想,从而成为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思想工具和广大民众接受其统治的精神枷锁。纵观历史,所有革命者都必须为打碎现有统治的合理性找到自己进行革命的理论依据,而孔孟儒学由于其固有的维护性和保守性,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太平天国也不例外,它找到的是基督教改装后的拜上帝教。从拜上帝教的教义出发,反对封建皇权,反对阶级差等,反对多神宗教,因此反对孔孟儒家学说也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了。
第二,反孔斗争对掀起革命运动、吸引广大农民参加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政权的支持者、拥护者是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首先是农民和贫苦的手工业者,也就是李秀成所说的“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42]。自由、散漫、贫弱、胆怯,是广大农民的通病,而反孔孟信上帝,清除庙宇偶像等行动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持,对克服农民的胆怯自卑的心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诚如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所说:“贼见庙宇即烧,神像即毁,其毁神像者,亦欲以威劫人也。……乡愚亦不知,以为神且砍头折足,何况于人?神且不敢为祸,人何敢违?其烧庙宇者,一则以威劫众,以火惊人,一则防乡民团练,以庙宇为公所,及官兵设伏于其中也。”[43]撇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曲解和污蔑之辞,可以看到太平军毁庙宇、去偶像的两种作用:教育民众和打击乡民团练武装。类似的记载在太平天国时期还有很多,如:“无识愚氓,见彼所为,谓‘天壤间无复有鬼神’,爰敢肆无忌惮,助之为虐,其死心为彼,甘蹈白刃者以此……”[44]“贼虽无邪术,然虏人纯用换移心肠之法。……故凡从贼稍久逃出难民,无不眼光闪烁不定,出言妄诞,视世事无可当之意,于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皆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畏敬之意。”[45]这些地主阶级的言论,恰恰说明了反孔斗争有助于解放传统的思想束缚,有助于发现人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广大劳动人民破除迷信、打击权威、解放思想、动摇封建统治秩序的行动。洪秀全自己也说:“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46]
应当指出,洪秀全他们后来的删改孔孟之书、颁行它们作为士子必读之书的行动,并未恢复孔孟著作的“经典”地位,只是承认书中有“非妖话”的部分,故而未可全废。这种朴素的对待古代文化传统的辩证观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三,反孔斗争有着深刻的历史局限性。由于洪秀全等人出身于封建社会,从小就浸润于传统文化环境中,深受其熏陶,传统的东西早已形成集体无意识,潜存于他们思想深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以《诗》《书》《孟子》等书中有关“上帝”的字样来比附、论证上帝的存在,更表现为他们以布衣争天下自许,以致发展到后来制定出等级森严、烦琐无聊并且与自己曾经倡导的公正平等原则尖锐对立的《太平礼制》,还表现为他们不能对儒家思想及其著作有科学的态度,不能从政治思想、伦理观念、社会形态等根本性思想渊源上找出自己与儒家思想分歧所在,只是采取一些过激的断然抛弃的方法,认识到行为过激后又采用删改内容和字句的办法。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对待儒家思想的非科学做法,放到受儒家思想支配近2000年之久的中国社会背景中,不仅会引发知识分子的怀疑、恐慌和敌视,就是一般民众也会感到迷惑、困顿和不安。曾国藩就抓住这一点,在《讨粤匪檄》中大肆攻击:“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之为之所也!”[47]他用这些话刺激群众,煽动人们对太平天国的疑惧心理,鼓吹知识分子起来与太平天国作对。这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总之,太平天国对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始而猛烈排除,继而力求调和,最后放任自流。这是中国历史上打倒孔子偶像、解除儒家思想对广大劳动人民思想禁锢的第一次尝试。虽然他们只是用焚禁、删改等“简单抛弃”的方法,没有也不可能肃清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所无法完成的历史使命。但在多年一直充满着对帝王和孔子膜拜的社会里,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件事的意义完全不是能用尝试的成败加以衡量的,仅从它对时人和后人的启迪作用来说,也是历史典籍中浓墨重彩的一页。
三、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
各个阶级都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农民革命也同样需要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在太平天国时代,由于残酷的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广大农民只能过着极端贫困的耕种生活,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教育的一切机构都被地主阶级所垄断,农民自身的知识分子是十分匮乏的。当农民起义由零星小股发展成为巨大的革命洪流的时候,当斗争形势发展到夺取政权、建都立国的时候,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成为日益孔亟的问题。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成立了许多行政机关和办事机构,涉外活动也日益增多,这都要求有一定文化的人才能胜任,没有知识分子就很难建立政权和管理国家。因此太平天国初期反对儒家,中期亦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大力排斥,但自始至终都不反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能改变立场、积极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始终都是给予高度重视的。他们吸收和争取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外3种:科举考试、广为招贤和胁迫征聘。科举制度自永安封王时就已实行,定都天京后更是经常采用各种形式的考试制度,并尽量录用投考知识分子。招贤制度则是指每攻克一城一地,甚至是行军所到之处,必广贴告示,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共赴建国大业。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录有招贤榜如下:
国体经野,致治必在于兴贤;幼学壮行,怀才必期于见用;况值天命维新之际,正属人文蔚起之时,天朝任官惟贤,需材孔亟,凡属武达文通之彦,久列于朝,专家曲艺之流,不遗于野。但恐采访难周,搜罗未遍,抱璞者耻于自献,徒韫椟而深藏,怀珠者虑其暗投,亦韬光而不市。当知天朝见贤即用,望治维殷,勿以自荐为可羞,即宜乘时而利见。倘有一技之长,仰即报名投效,自贡所长。或由官长具禀,保荐入朝,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不致失所,俾免内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48]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桐乡守将钟良相在濮院贴发招贤告示:
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辕禀明录用:一、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一、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一、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阵图者;一、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一、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一、善书记笔札者;一、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一、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一、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入有能飞行走跳者;一、医士之能内外科者。……总之,一才一艺皆搜罗录用。[49]
北王韦昌辉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咸丰四年,1854年)曾发布《招延良医诫喻》:
查此处地当孔道,为良医聚集之所,类如大小方脉、内外专科、眼科、妇科以及专理小儿急慢惊风等症……乃迄今并未见有医士应召而来。为此不惜重赏,再行诫谕……果能医治见效,即赏给丞相,如不愿为官,即赏银一万两。[50]
从这些求才若渴的招贤榜文里可以看出太平天国革命军对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殷殷之情,不惟如此,还可以体会到他们已经超出了只有能读诗书、写文章方为人才的传统偏见,提高了实用技术知识的地位。同时,他们还能超出知识分子的领域,到广大劳动人民和其他下层群众中去发掘贤才,即有的榜文中所说:“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51]。因而《贼情汇纂》记载着纷纷投靠起义军的是“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52]。
仅靠科举和招贤制度仍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太平天国还广泛采用了征派、礼聘、举荐甚至胁迫等多种办法。佚名著《平贼纪略》说:“于是分境各募军、师、旅帅、司马、百长,皆乡图里正充之……”[53]顾汝钰在《海虞贼乱志》中说:“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惟两司马、伍长硬派地着中殷实者承值……”[54]礼聘的记载也散见各处。如时人邓文滨说:太平军“尤以招致宦显家为上赏,为要结人心计”[55]。涤浮道人则说,太平天国当局知天京老民馆中“藏匿人物。屡欲搜求老民,且欲重用”[56]。荐举一途,虽未成为定制,也屡见记录。如《贼情汇纂》载,“安徽望江县伪军帅禀奏保荐望江县生员龙凤
有安邦定国之才”[57];浙江嘉兴秀才江梦兰,由订天豫“萧荐其为军政司”[58]。
知识分子被征聘到太平天国队伍里,大部分是当“先生”(书手、掌书、书理),掌管文案册籍,宣讲教义,礼拜时缮写祈祷奏章等。他们的地位颇高,一般只比其主管官员稍低一二级,很受重视与优待。尤其是在军队中,由于识字能书的人较为缺乏,而下级军官和战士们大都是一些纯朴的农民,他们渴慕文化,对读书人也就十分珍视。如张汝南在《金陵省难纪略》中记东王府道:“伪丞相入,三跪呼然后起白事。丞相皆广西人,不识字,必携书手人读奏章。东贼自言:‘五岁丧父母,养于伯,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缓读给我听,我自懂得。’”[59]位高权重气傲的东王杨秀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推知。太平天国重视知识分子的记载不绝于书,如《贼情汇纂》第6卷《伪朝仪》说:“其一切文书多不能面白,故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贼多市井无赖,识字不多,厌见文字,悉任掌书裁处。于是则多设簿书掌书诸伪官,而被胁充先生者,似可渐操其柄也。”第11卷《新贼》说:“识文字人贼虏为先生,供给丰厚,与伪职埒……”同卷《虏人》说:“及其派充先生,贼目优待之,群贼尊崇之……”第3卷《伪官制》说最下层军官如卒长、两司马也“挑识字人为书理,至卑本无伪职,然散卒奉之如官长”。第9卷《礼拜》记做礼拜敬上帝时,“桌后设椅三张,饰以椅衣。椅三张者,盖本馆贼目及副职伪官与先生坐位也。如此馆先生较多,甚至设立五座七座。……贼目及充先生者即坐于正中所设数座上,群贼两旁杂坐”[60]。曹大观《寇汀纪略》说:“珍若拱璧,呼为先生。”[61]鲁叔容《虎口日记》说:“贼重读书人,称先生有加礼……”[62]顾深《虎穴生还记》中述说自己因为是“先生”,每餐都同长官在一起,极受同营上下的尊重,年终全营聚餐,“命余坐首位,余谢不敢,咸曰:‘你是先生,不妨上坐。’”[63]毛隆保《见闻杂记》说:“贼营中缺读书人,有从之者,称为先生,即派七、八人服侍云。”[64]李圭在《思痛记》中说起他被太平军征发后的经历,最初,为了便于逃跑,便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军队中做杂役、烧火,为前线战士送饭等,后因转战各地,越走越远,觉得已不能辨认方向,逃亦必死,才暴露读书人身份,于是立刻被提拔为“先生”,受到优厚待遇。主管人员怕他逃跑,做了许多工作,派人到他家中联系,让家中写信动员他安心从军,甚至要给他说媒成亲等。他自己说:“盖贼中对于文人,大有礼贤下士之风,每得一人,辄解衣推食,延纳惟恐不周,即拂逆其意,亦柔人假借,不加呵斥也……”[65]
除让知识分子随营出征,充当书手或参与地方治安,出任地方长官外,还专门设立了一些机构,如天京的诏书衙、育才馆,苏州的书馆等,以备知识分子参与政府工作。李秀成也在杭州、湖墅等地设招贤馆,其意不仅在于采访搜罗知识分子,更是为了让知识分子有安身之所。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等人还着手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系统阐明太平天国对待知识分子的培养、选拔、任用等方面的具体措施,这突出表现在《钦定士阶条例》《资政新篇》《英杰归真》《钦定军次实录》等文件中。在《钦定士阶条例》中有《劝戒士子文》一篇,明确提出了:“士居四民(按:指士、农、工、商)之首。”[66]并且提出了作为人才的5项基本条件:(1)德才兼备;(2)有涵养之功;(3)有坚耐之志;(4)识广知真且能用;(5)武士能“谙兵政,识军机”“以义理之勇,化血气之勇”[67]。可见他们已能自觉地制定出符合自己需要的知识分子政策了。
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为太平天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卢贤拔、曾水源、何震川等首义的知识分子自不必说,许多中途自觉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知识分子都能忠于太平天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否则建国立都、行军打仗、基层政权建设等,都是不可想象的。上述知识分子是太平天国不可或缺的革命力量,他们平时竭尽心力才智为革命设策献谋、奔走效劳,关键时刻也能奋不顾身,死而后已。例如天试进士胡万智,曾在天朝的育才馆,后调赴湖北兴国与敌作战,“身受数刃,犹呼天父东王洪恩,当以死报”[68]。当革命失败后,他们便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报复。如储枝芙《皖樵纪实》中说:“获伪军帅三名,伪师帅一名,伪旅帅二名,伪翰林一名,伪举人一名,伏诛。”[69]
但是,我们应看到许多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革命持敌视态度。坐壁观望、首鼠两端、投机取巧、貌合神离,甚至冥顽不化,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现实心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一,是知识分子多属地主阶级,基本上和太平天国革命处于对立的地位。在清朝的封建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无钱亦无时间读书,读书之人多出身于地主或较富裕的家庭,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比较开明,同情甚至参与革命,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能彻底转变立场,公开或隐匿着与太平天国革命为敌。其二,是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作为根本宗教,这种源于基督教的宗教教义不是中国本土所有人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太平天国初期视儒家著作为妖书,劈孔子牌位,焚典籍、学宫,毁孔、关、岳等庙宇中泥胎偶像,这种严厉反孔的态度,不免使当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怀疑与恐惧。其三,是农民起义军对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连贯的政策和得力的措施,只知一味推让食宿,而不知从思想上对其加以改造,也不知用合适的办法处理这两个阶层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农民起义首领工作方式方法的简单粗暴,直接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情绪。同时由于起义者对知识分子过度推崇,自我定位也过分自卑,反而造成农民与知识分子间的相互戒备,知识分子在其中多感到不被理解、不被信任、不被重用。再加上战事频繁,农民起义军无暇细理自己的文教政策,也未广设学校、书馆,培育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多变,使人无所适从,也是造成太平天国缺乏知识分子的一种原因。例如《金陵纪事》记载:“贼改南京为天京……出示以读孔孟书及诸子百家者皆立斩。迨八月初十日在南京开科取士,连出三示,用文用策,又谓孔孟非妖书。”[70]既有读孔孟书籍者斩的禁令,又“谓孔孟非妖书”,诸多知识分子不敢出来应试,只作壁上观就毫不奇怪了。
总之,虽然太平天国随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发布了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诏谕和条例,为吸收知识分子参与革命做了许多尝试和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整体上说,太平天国未能制定出一套系统完整、结构合理、前后一致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未能充分改造旧知识分子为己所用或培养出新的自己的知识分子。所以,太平天国虽有重视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而由于缺乏其他相辅助的办法和具体一贯的措施,使得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给革命增加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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