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虽然一直很重视广大群众、士兵的教育工作,但由于战事频繁,形势多变,加上农民本身文化程度所限,太平天国辖区内一直未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和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许多教育工作是临时措施。即使如此,仍可以透过其对教育制度的设想及实施的措施,来探讨其教育制度及成败得失。
一、教育组织形式
(一)《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教育组织形式
在太平天国颁布的建国大纲——《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其教育制度作了如下规定:
(1)“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71]
(2)“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72]“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祭奠,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旅帅、卒长更番至其所统属两司马礼拜堂讲圣书教化民……如第一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至某两司马礼拜堂,第二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又别至某两司马礼拜堂,以次第轮,周而复始。旅帅、卒长亦然。”[73]
从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是主张在一定限度内普及教育,即全体童子都要接受一定的教育,无论男女老幼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在封建时代,教育被官僚、地主统治阶级集团所独占,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矿工等极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其中有幸接受短期教育的也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而统治阶级反过来却把农民的勤俭诚朴视为愚妇愚夫。太平天国根据其平等思想,规定在一定限度内普及教育,并提倡女子接受一定的教育,为劳动人民打开受教育的大门,无疑是富有进步意义的。其二,政、教、军合为一体。在地方上负责军政事务的官员,同时也是地方教育行政的主持者。按规定,郡设总制一人,州、县设监军,军设军帅,统辖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两司马管25家,是基层组织,在这里施行拜上帝教的礼俗与教育。这种军政教合一的制度,是太平天国地方教育行政制度的特色,称为乡官制度。乡官由人民选举,在中央则有礼部尚书管理,只是在东王府、北王府都设有礼部尚书,而且在洪仁玕执政时,又设文衡正总裁一职,统一管理教育考试诸事宜。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显然不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而且从教育内容看也以拜上帝教的教义为主,教育目的则以社会教化为主。
应当指出,《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从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视界出发,用历史上一些片断的思想材料,表达了农民阶级对未来社会平等公正的愿望和要求,它所设计的方案和蓝图,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它的内容,包括教育在内,是很不完善的,甚至有不少内容是相互矛盾的。但即使如此,它仍然反映了当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军对未来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的设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从教育制度方面说,传统的书院、书塾、学堂等教学组织形式在当时的天京已很难见到了,妇女教育也广为受到重视,这些都可视作《天朝田亩制度》的影响。
(二)《资政新篇》中规定的教育组织形式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由洪仁玕写成的又一治国纲领性文件,其中全面阐述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该文写作的意图就是要求太平天国能“因时制宜,审势而行”[74],也就是根据当时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正在自由而迅猛地发展并对中国当局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的现实状况,提出中国应当重点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富国强兵,才能推翻清朝统治,创建“新天新地新世界”。从教育的角度说,《资政新篇》在教育制度方面亦有独创性。
首先,重视教育体制的创建。太平天国时期战事频仍,教育制度一直未完备化、系统化、精细化。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本,全面学习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因此建立系统而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亦在其考虑的范围。他在阐明西方诸国的体制特点后说:“足见纲常大典,教养大法,必先得贤人创立大体,代有贤能继起,而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必永远不替也。”[75]可见他设计教育是在有贤能人才的基础上先创立起一个大致的轮廓,然后由后人加以补充完善,从而使教育体制精细化。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还应相机而变,随时加以补充、调整,才能使制度长行不衰。
《资政新篇》重视教育体制的重建,还表现在对社会教化的重视。该文认为治国根本在于设法与用人两点,而设法最为重要。设法就是要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在建设法制的过程中,有三点又是最重要的,即“以风风之”“以法法之”“以刑刑之”。其中的“以风风之”,就是谈社会教化的作用。文中写道:“如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吉凶军宾,琐屑仪文,养鸟斗蟀,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皆小人骄奢之习……”“……其事多属人心蒙昧,习俗所蔽,难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风风之,自上化之也。”[76]即对待种种不良习俗,领导人员要明确地表示鄙视、反对和斥责,从而达到“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弥”的目的。而对于民间善举、美举,领导人员则应提倡、鼓励和表彰,以增广见识,敦厚风俗,精立法制,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习惯。
在教育内容方面,洪仁玕特别强调向西方学习,更新教育内容。他首先批评了当时知识分子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不良倾向。他说:“文士之短简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帖面陈,俱是谗谄赞誉。”[77]因而必须加以彻底改革,把有用之物列入教育内容,即“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78]。可见他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是相当熟悉的。他承认这种科学文明的优越,认为中国应当重视和采用,以便从物质生活条件上去感化人民,达到“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目的。
其次,创建新的文教机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鼓励以民间的形式发展教育事业。他说:“倘有美举,如医院、礼拜堂、学馆、四民院(按:指鳏、寡、孤、独院)、四疾院(按:指跛、盲、聋、哑院)等,上则亲临以隆其事,以奖其成。”[79]他主张禁止庙宇寺观、演戏修斋建醮和所谓阴阳风水等一切封建迷信活动,认为这些活动无益于民生国用,而应当把节省下来的钱财用于资助办医院、四民院、学馆等有益于人民生活的实事。他还主张建立“跛盲聋哑院”,并请人教以鼓乐、书数、杂技等谋生手段,使之不致成为废人;建立“鳏寡孤独院”,“生则教以诗书各法,死则怜而葬之”[80],以使穷人对政府感恩戴德;建立“士民公会”,“以拯困扶危”,办理教育。即用民间组织自主办理扶贫和教育的各项事宜,用民主的办法协调、促进教育的发展。在《资政新篇》中最具特色的还是建议“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81]。而且规定新闻官“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只是要把事理新闻广之于众,让人们公议其善恶得失。可以说,此项规定开中国新闻报道之先河,是社会教化方式进步的最突出表现。
对于外国人,《资政新篇》规定了比较科学的处理方法,即承认外国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但由于国内外差距太大,只能暂时停留在通商阶段,不得擅入内地,只准允在不干涉国内政局的前提下由传教士和技艺教师教导国民,为国献策。
当然,《资政新篇》所规定的条文、所建议的主张都停留在原则性层面上,既不系统完备,又缺乏实际操作的规定和可能性,因而它同《天朝田亩制度》一样未能得以贯彻实施。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该文献中看出太平天国后期对国家政权建设的思考,看出其首领者对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趋向的把握,此文仍不失为一个进步的、力图使中国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改革方案。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咸丰十年,1860年)容闳到天京,向洪仁玕建议7件事,有4件事属于教育范畴:(1)设立武备学校;(2)建设海军学校;(3)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4)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其思想更接近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当然,同样也无实现的可能。
(三)实施的教育形式
关于太平天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时人记载较少而且不一致。就机构说,前期在中央政府设有育才官。《贼情汇纂》说:“贼选伪试进士,充各伪王府教读,间封育才官,使出踞地方,采访贤才。”[82]又说:“伪育才官无员数,亦不常设”[83],而且育才官同其他官员一样可以随时兼任别的政务甚至是军务。如《燕王秦日纲复翼王石达开军情禀报》中说:“至兴国州之育才官胡万智并池州、黄州两郡,有天试翰林亦在于该处持印理民务……”[84]育才官理民务,足见育才官职位不常设而且地位特殊了。天京还设立育才书院(馆)。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说:“设育才书院,延师教各官子弟读,名育才官。”[85]《金陵杂记》说:“伪育才官前伪封为育婴官,有正副,将真贼之子侄辈,并掳得各省孩童,名为娃崽,令其自行送入此馆,令通文理者教习读该逆所撰妖书。”[86]在不设育才书院的地方和不能将子侄及所收养的青少年送入育才书院求学的,也有自设书塾,聘请他人教读的事例。如《金陵省难纪略》记张继庚在金陵被太平军占领后,“隐于北典舆馆,教娃崽”。[87]中央的诏书衙虽是朝内缮写簿书的机关,由于人才荟萃,也往往成为学习的场所。如招贤得来的各方人才会集天京时,一般先安置在诏书衙中学习,然后再分派具体工作。如“安徽望江县伪军帅禀奏保荐望江县生员龙凤
有安邦定国之才,龙凤
偕其父至江宁上书洪逆,不下数万言……旋送入诏书衙学习”[88]。
地方的教育机构,史料缺乏,难以细考,只有潘钟瑞《苏台麇鹿记》卷上说,忠王李秀成曾在苏州“立书馆,招集多人,颇加优待”[89]。这只是唯一地方官学的例证。其他则更多采取“士者复其士”的策略,使广大被太平军占领的区域的教育没有根本性改观。如杨引传的《野烟录》中说:“余虽居贼境,自授徒卖卜外,不入一非义之钱。”[90]龚又村《自怡日记》也说:“予为二侄讲‘四书’‘五经’,兼习威仪,并添《左传》、唐诗以作晚课。”[91]沈梓在《避寇日记》也记有“乌镇何长毛开设义塾”[92]。洪仁玕在《喧谕读书士子》一文中说:“军行浙之淳安县,路见村居,多有读书之家,故作谕(喧)谕以开国文教方法云:读书不在多采佳句,惟在寻求书之气骨暗合于天情者,自有大学问出乎其中,岂必拘拘于八股六韵乃为读书乎?”[93]联系他在《劝戒士子文》中所说“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94],及“通经致用,家修即廷献之资”[95]等语,可以知道当时的许多地方,尤其在太平天国后期,仍以孔孟之书教育学生,教育组织形式并未有太大改观。
但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其教育组织形式仍有其特殊的方面。这表现在:
1.军中儿童的教育
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始,参加革命的群众大多全家相从,所以革命一开始就有儿童参加。又因为太平军起初分为男营女营,严格男女之别,因此儿童多分别安插于男营女营中。在行军过程中,太平军还收留了不少民间子弟,这些童子多以义弟或义子的形式随军驻行。《贼情汇纂》说:“……其视童子为至宝,每陷一城、过一乡,避匿不及,举富贵贫贱之家钝敏妍媸之童子,悉一网打尽。”[96]《金陵杂记》说:“凡粤、楚真贼,均准掳带幼童以为义子义弟,总名为带娃崽。……凡城中(指天京)所有之幼童,由十六七至十一二岁者,无不被其掳尽矣。”[97]抛开这些诬蔑、仇视的语气,可以看到太平军人热爱义子义弟,军中杂有儿童的事实。在《护殿前一队理天义陈阁内牌尾清册》中,也有多处队里儿童的记载。如“马雷保,年十七岁,江南省浦口人氏。戊午八年三月十九日在本地入营。义子。李双桂,年十六岁,江南省浦口人氏。戊午八年三月十九日在本地入营。系李加洋弟子,买办事。”[98]也有更小的,如“姜桂生年五岁,安徽省和州人。于庚申十年在雍家镇入营。亲孙子。”[99]太平军很热爱这些儿童,种种记载不绝于书。如《武昌纪事》称“酷爱髫龄童子”,《金陵癸甲纪事略》称“最爱童子”,《金陵杂记》也说:“(儿童)无不穿红着绿,珍爱逾于亲生。”《天情道理书》中更明确规定:“若有孤子孤女,以及年岁衰迈者,更宜小心看待,与其盥浴身体,洗换衣服,斯不失休戚与共、疴痒相关之义。”[100]太平天国对这些少年儿童除极少的送入学校实施教育外,大多数以“带徒随营”的方式教育儿童,在儿童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政务,如官伺、书童、买办、打杂、烧火、煮食、打柴、牧马、看馆等。这些儿童与太平军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不仅接受了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和宗教道德教育,而且在实践中也学习了战斗本领,锻炼了聪明才智。由于儿童性情纯洁,做事认真,小巧敏捷,因此在“打先锋”“护城院”等方面尤有突出表现,如“搜查洋烟、黄烟及逻查犯天条、犯令各事,童子最认真,不遗余力”[101]。儿童本不必参战,可是军中既杂有儿童,当军情紧急时,儿童参加战斗也是自然而然的了,于是就有了“童子军”“孩儿兵”等诸多类似的记载。如《粤氛纪事诗》载:“十五岁以下童子给以红衣袴,令其百十为群,鸣钲在阵,叫呼助势……”[102]《贼情汇纂》卷十一《童子兵》载:“凡临阵攻城,亦惯用童子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童子尚威猛如此,我辈退缩,竞童子不若矣……”[103]《劫余灰录》也说:“……孩儿兵,见仗勇往直前。此辈无财色之恋,忘性命之虞,皆不知战为危事也。”[104]经过实际锻炼,少年儿童的思想觉悟、身心素质俱得到显著提高,多数对革命事业信守不渝,忠心耿耿,等到成人,已为太平军的骨干力量。英王陈玉成就是典型一例。因此,反动文人张德坚说:“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剧贼……亦心腹之大患……”[105]从反面证明了少年儿童对太平革命运动的贡献,也证明了太平革命时期对儿童教育的成功。
2.妇女教育
太平天国反对孔孟儒家思想,亦反对束缚妇女的封建纲常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106]。太平天国采取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措施,如规定分田不论男女,婚姻不论钱财,禁止缠足,妇女可以参政、参军、参加科举考试等,使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男子平等。据统计,太平天国时期有女官6580人以上,女营中妇女更达10万人之多。[107]对于妇女的教育,太平天国破除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束缚,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教育。在礼拜堂中,男女同去赞美上帝,听讲道理。在女营中,妇女亦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金陵杂记》载:“洪逆住处女贼中,先曾有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名目。去秋洪逆又出伪榜,改为宫禁城内女教师等名目……”[108]在太平天国颁允的教材之一《幼学诗》里关于妇女方面的内容有:《母道》《媳道》《姊道》《妹道》《妻道》《嫂道》《婶道》《女道》诸篇,其教育对象是直接针对妇女的。这些诗无一例外地要求妇女崇信拜上帝教,修养自身,参加生产,持家教子,共建太平社会等。如关于如何做母亲的《母道》说:“为母莫心偏,慈和教子贤,母仪堪媳学,福气达高天。”[109]短短4句,既说明做母亲自身要正,要慈善和蔼,又要对子女从事教育,这样才能以身作则,成为儿媳辈的学习榜样,也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经过太平天国革命战斗的洗礼和教育,妇女在争取自身解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她们积极投身于太平革命的洪流,巡更警卫、筑营运粮、掘濠修路、割麦寻柴、负盐担水,担任了许多体力劳动工作。绣锦衙作为太平天国时期特殊的制衣机构,是女子工作的机关,更是为太平天国革命时的服饰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妇女在太平军内所做的工作,时人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患难一家言》说:“(女营)妇女役女红外,则驱之肩米负煤。”[110]《金陵省难纪略》说:“……牌长(指女两司马)督率从事,如挑砖、挖濠沟……”[111]《金陵纪事》说:“女人逐日削竹签、担砖、挖沟、驮米稻、割麦豆秋禾……”[112]《天情道理书》也说:“守卡巡更,筑营运粮,与夫建造天朝、东府,我们弟妹无不历尽勤劳……”[113]
太平军的妇女本不以参与战争为主要任务,但战事紧迫时,妇女参与守城甚至是野外作战又是必然的。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始就有妇女参加战争,在永安时(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1852年)就以天王诏令的形式说:“通军男将女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114]张继庚在《上向帅书二》中也说:“破城后,广西妇女宜尽诛戮,断不可姑息赦之。以其人皆勇悍,曾妆牌刀手出城拒战……”[115]尤其是天京陷落后,妇幼无一投降者,足见当时妇女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赤胆忠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妇女教育的成功。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太平天国妇女教育中,尤其是关于妇女道德的教育中,还保留了相当浓厚的封建伦理、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如《幼学诗》中的《妻道》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116]《女道》则说:“女道总宜贞,男人近不应,幽闭端位内,从此兆祥祯。”[117]洪秀全晚年深居后宫,不问政事,除宗教活动外,极少外出,在此期间他规定了许多封建礼节,如称后宫为娘娘,侍候起居的天王府杂职人员多达1000余人等。而且规定了“十该打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118]在洪秀全为幼主写的《十救诗》里,一条又一条地规定着母子严别、姊弟严别、兄妹严别、嫂(小)叔严别、哥婶严别、公媳严别、祖孙严别等男女严别的种种清规戒律。这正是儒家纲常名教的沿革与变形,是“男女授受不亲”这一封建戒律的反映,与革命起始阶段规定的男女平等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这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双重性和不彻底性,也是洪秀全等人无法克服的自身矛盾和时代局限。但是,联系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看,太平天国在妇女教育方面毕竟前进了一大步。这不仅表现在其规章制度中规定的男女平等,或实际存在的妇将、女官、女子参战等方面,而且更表现于种种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中,表现于人们已能自发地意识到妇女的解放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依靠置身于社会建设的洪流,从自主参与中寻求自我发展与自我解放的道路。
3.社会教育
太平天国社会教育的普遍形式是“讲道理”,它是与《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礼拜日……至礼拜堂……听讲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讲道理并未像规定的那样每星期进行一次,但在太平天国中得到重视并普遍得以实施则是事实,有关“讲道理”的记载不绝于书,俯拾皆是。如《贼情汇纂》说:“逆贼所据之地,动辄鸣锣传集贼众百姓,于何日何时齐集何处听讲道理。……凡刑人必讲道理,掳人必讲道理,仓卒行军,临时授令必讲道理,选妇女为伪嫔妃必讲道理,驱使群贼为极苦至难之役必讲道理,逃者日多必讲道理,将欲搜掳必讲道理,逼人贡献必讲道理……”[119]《平定粤寇纪略》说:“贼所踞之地,必鸣金集众,筑坛场,张灯彩,鼓吹,推老贼一人升高座,论说天条,名曰讲道理……”[120]曾国藩幕僚王家璧在代胡林翼所拟《拟禁止借名讲约示》中说:“该逆每至一处,辄建高座,号讲道理……”[121]《花溪日记》说“硖镇罗贼首领百余贼至花溪……设台讲礼(理)”,“海宁贼首蔡至花溪设台讲礼(理)”[122]。马寿龄的《金陵癸甲新乐府》更是详细描述了太平天国讲道理的情形:“锣敲四声麾令旗,听讲道理鸡鸣时,桌有围,椅有披,五更鹄立拱候之。日午一骑红袍驰,戈矛簇拥箫管吹,从容下马严威仪,升座良久方致辞:‘我辈金田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无怨无恶无悲啼,妖魔扫尽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为提携。’”[123]甚至在还未攻占某地之前,已开始着手准备“讲道理”了。如李秀成在进攻太仓、松江之前,曾令驻扎在前方的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德“预择一空阔地方,可容数万人伫瞻跪拜之处,并饬各队官兵预备鸡、猪、檀香等件,一切军伍戎行,务须严肃,伺兄到来,以便率众官兵大齐欢呼,敬拜天父,并讲道理,开导愚蒙”[124]。可见,讲道理这种形式不局限在讲于民众,也同样针对官兵,不仅是宗教仪式,而且更着重于随实际需要变更讲解内容。至于讲词的具体内容,诸书间有记载,但大多相当简略。如杜文澜在《平定粤寇纪略·附记二》中所说:“……究其所述,则谓天父莫大功德,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理应娱其心志,畅其体胃,必遵其号令而已。”[125]但联系诸次讲道理的背景资料可知,赞颂上帝只是讲道理的某一方面,而根据具体情景作出具体内容安排才是实情。如《鉴天豫涂命殿前右陆拾贰丞相曾在本队宣讲道理照会》中说:“仰祈弟台之智略,格外宣讲良言,教导兵士,仰祈宣讲本队……今抄来成天福大人珍示,仰望照令宣明教导兵士为要。”[126]照令宣讲,显然不是以歌颂赞美上帝为主。所以,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所为之事既不同,所讲之言亦互易。”[127]
同时,太平天国还在文化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太平军中有刻字匠组成的镌刻营,在行军作战所经的城镇和地方,不断地印刷、赠送、张贴、散发太平天国的文书、告示和典籍。如攻克武昌、南京时都有这种情形,即便在紧张的北伐途中也曾广为分送《幼学诗》等书。如在江西,“南、新二邑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相见皆呼以兄弟,甚属亲热。即报以《太平诏书》《天条书》《幼学诗》《三字经》数卷,执帖一张。”[128]定都天京后,又曾设立镌刻衙、刷书衙等,专门雕刻印刷书籍文告等。据罗尔纲考证,太平天国现存的及已佚而有名目可考的经籍共有45部,这仅是大量出版物中的一小部分。在当时战争频仍的情况下,确属不易。
二、教育内容
太平天国的教育内容,首先反映在其规定的教材上。太平天国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及《旧遗诏圣书》(即《旧约》)、《新遗诏圣书》(即《新约》)、《真命诏旨书》(即《天命诏旨书》)、《天条书》等诸书列为宣讲教义,鼓吹革命的必备教材。儿童及成人识字启蒙方面,有《御制千字诏》《三字经》《幼学诗》3种,武士及军官等人还需攻习《钦定武略》《兵要四则》等书。民间读书仍以儒家典籍为主。
如前所述,《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诸书都是采用通俗易懂的诗歌形式阐明拜上帝教的基本教义,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鼓动人民组织起来同封建恶势力及其统治机构进行不懈的斗争,是洪秀全等人鼓舞和发动民众参加起义、投身革命斗争洪流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
《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即基督教教本的《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但在后期为把这两部书中所阐述的故事与拜上帝教中的人造神话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洪秀全对原书进行了大量的批示和删改,有人甚至认为它“耗费了洪秀全晚年的主要精力”[129]。可以肯定地说,经过他的删改,《新约》《旧约》都改变了原有旨趣及合理内核,变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完全理解的拜上帝教教义的谶语了。
《真命诏旨书》(或称《天命诏旨书》)收集了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以前的天父、天兄下凡诏旨和天王诏旨多件,以教导教徒和官兵虔诚敬仰上帝,拥护天王领导,遵守严格的纪律,发扬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为主要内容,敷陈教义之处并不多。
《天条书》是拜上帝教的主要经典之一。该书包括宗教仪式中各种祈祷奏章和“十款天条”两大部分。上半部的各种祈祷辞实际上是通过宗教祈祷这种形式组织群众的一种方略,是把自由散漫的农民组织成为有纪律性、能战斗的革命部队的一种手段。“十款天条”前4条为宗教信仰,后6条为生活法则。这6款生活法则是不许“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讲谎话、起贪心”。“十款天条”是拜上帝教的基本戒律,也是全体人民必须信奉的教义和必须遵守的纪律。从教育的角度看,具有做人规范的道德行为准则的意义。
《御制千字诏》4字一句,共276句,1104字,是仿旧时启蒙教材《千字文》编写的儿童启蒙教材,它是以拜上帝教的教义及太平天国起义为叙述主题,以识字教育为主旨的教育内容,涵盖了自然、社会、天文、历史、动植物、日常杂字等。它既能教人识字,又广为宣传了拜上帝教教义及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意义等。
太平天国的《三字经》3字一句,共1056字,是采用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的形式,用比较通俗简易的文字撰写而成,主要内容仍是宣讲教义和做人道理。如起始句便是:“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七日拜,报天恩。”[130]而至于身修行正的说教更比比皆是:“要炼好,莫炼歪,自作孽,祸之阶”,“谨其小,慎其微”,“勿奸淫,勿污秽,勿说谎,勿杀害,勿偷窃,勿贪婪”,“小孩子,正其身”,“小孩子,求不愧”[131]等。寓德于文,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启蒙教材的思想教育的优点。
《幼学诗》是五言体,共34首,内容也十分广泛,除了宣传教义外,更多地表现出传统道德思想对洪秀全等人的影响。除前已引述过的《妻道》《女道》外,其他各首也多是传统道德,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的说教。
《钦定士阶条例》规定:“武士子所习与文士子同,惟于精练弓刀枪煷外,攻习真圣主钦定《武略》及正总裁所颁《兵要四则》等书,讲明而熟识之,以广见闻,以增谋略。”[132]《武略》是太平天国为了农民将领熟悉军事战略战术,将中国古代著名兵法《孙子》《吴子》《司马法》(略有删节)汇编在一起,供指挥人员研究学习的。《兵要四则》则是洪仁玕根据新任将领的要求,以概要的形式回答了将领们意欲明确的用兵之法,即“为将的学问”“为将的道德”“为将的法律”和“为将要知蓄锐之方”4则要点。其实,太平天国为了使组织严密有序,井然不紊,还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详细条令,让官兵反复学习,认真遵守。如《行军总要》中具体而周密地制定了陆路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号令、禁止号令、体惜号令、试兵号令9项30条。这些号令涉及行军作战的各个方面,甚至具体到武器的保养与使用。正是对这些号令、条例的学习,才把农民训练成为革命的军人,也才能把各种谋略兵法应用于具体的作战实践中,把敌人打得望风而逃。
当然,太平天国的教育内容远不止这些,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倡近代科学技术教育,把“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称为“正正堂堂之技”,列为教育和发展的内容。因此可视洪秀全、洪仁玕等人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之一。此外,为了对太平军将士进行战争智谋和纪律勇气等方面的教育,还把历史上有名的或智谋或武艺或忠勇的杰出人物树为学习的楷模,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等。《原道救世歌》中称:“夷齐让国甘饿死,首阳山下姓名垂。”[133]《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说:“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134]洪仁玕更是以文天祥自况:“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135]可见传统的英雄模范人物对以农民为主体的起义军,其教育意义还是相当大的。
太平天国提倡朴实明晓、一目了然的语体文,反对虚浮雕琢、玩弄辞藻的古典文体。为此还颁布了由洪仁玕起草的《戒浮文巧言谕》,表明太平天国在改革传统文学方面的原因、方针、具体措施等。该文写道:“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故不得不亟于弃伪从真,去浮存实,使人人共知虚文之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也。况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且具本章不得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妖魔字样。至祝寿浮词如鹤算龟年、岳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样,尤属不伦,且涉妄诞。”“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才合天情,才符真道。切不可仍蹈积习,从事虚浮……”[136]
也就是说语言的作用在于表达思想,须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凡是官私文件及著作都应以普通人能看懂、听明白为准则,否则故弄玄奥、卖弄辞章对革命运动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太平天国反对古典辞章中的浮华聱牙,是他们的一贯主张。《天情道理书》明确地说“语句不加藻饰,只取明白晓輰(畅),以便人人易解”[137]。《劝戒士子文》也说:“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138]
与此思想相联系,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在太平天国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太平天国不少诏旨、诰谕、课本等都是用诗歌体写的。如《警醒军民戒鸦片烟诏》:“烟枪即铳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139]《欢喜踊跃向前诏》:“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心开。日夜巡逻严预备,运筹设策夜衔枚。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140]诗歌形式活泼,节奏明快,易于记忆,增强了宣传效果。太平天国甚至还把类似弹词的写法引入诏书的写作中。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贼令人抄伪‘诏书’,自戊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起叙,至入金陵城等事,前出冯云山手,后出曾钊扬、何震川诸贼手。词用七字句,以话说起,继以不表,且说,又以下回分解作卷终。”[141]
此外,太平天国还有意识地推广简化字,以有利于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学习、辨认和书写。如把“鬼”字旁的字皆改为“人”字旁。太平天国还在书籍和文告中使用了标点符号,以利于人们的阅读。这对宣传贯彻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十分有利。
当然,太平天国文化方面的改革也像其他领域一样,有着不彻底性和双重性,也存在不少缺点。最突出者表现为避讳文字太多,隐语、自造字随处可见。这种任意删改、自造字的做法给阅读带来很大困难,尤其是太平天国规定诸王的名字必须避讳,而后期封王又滥,造成避不胜避,使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不利影响。
总之,太平天国反对虚浮绮丽、只供少数文人玩弄的古典辞章,提倡朴实明晰、广大民众能一目了然的语体文,不仅为广大群众学习文化,开展群众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宣传革命,号召劳苦大众起来反抗清朝统治,及革命队伍内部思想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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