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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新式学堂

时间:2023-03-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洋务派所推行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中,兴办新式学堂是其重要内容。后定名兵工学堂及中学堂。另外,各所外国语学堂对报名的学生的身世也有严格规定,一般要求必须身世清白。各外国语学堂在招生名额上没有统一规定,但由于学校规模的限制,学生数量一般不多。除招收正式生外,有些外国语学堂还招收“附学生”。

在洋务派所推行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中,兴办新式学堂是其重要内容。鉴于屡次外交上的失败,“又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急须养成翻译与制造船械及海陆军之人才”。所以,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仿照西方,先后在全国一些地方办起了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大致可以分为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科学技术学堂3种类型。我国近代的教育制度,就是伴随着新学堂的兴办而发轫的。

一、外国语学堂

洋务运动期间开办多所外国语学堂,其中主要有:

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奕奏请在北京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培养熟谙外国语译员的新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上海同文馆:同治二年(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例,奏设于上海,4年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与江南制造局炮队营裁并,改名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后定名兵工学堂及中学堂。

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年),广州将军瑞麟仿上海同文馆例,奏请设立于广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广州驻防中学堂内。

新疆俄文馆:光绪十三年(1887年),新疆巡抚刘襄勤奏请在省城迪化设立,仿京师同文馆章程办理。

台湾西学馆: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仿京师同文馆章程,在台北设立。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接任巡抚邵友濂裁撤。

珲春俄文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吉林将军长顺在珲春设立,仿京师同文馆章程办理。

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武昌开办,是湖北省最早设立的一所外国语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普通中学,是为湖北省有普通中学之始。

(一)办学目标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外交损失极大。同时,《天津条约》规定,以后英法两国送至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文字书写,仅在3年以内可以附用汉文,如遇文词发生歧义之处,则以英、法文字的表述为准。因此,为了应付这种外交上的迫切需要,清政府批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京师同文馆,不久,以此为样本,洋务派又相继在通商口岸及边关等地,建立起中国近代第一批外国语学堂,目的是培养本国的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洋务派认为,通过设立外国语学堂,“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异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以驾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此”[1]

随着形势的发展,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文亦难施之实用”[2]。因此,他们进一步扩大了外国语学堂的培养目标,不仅要培养翻译人才、外交人才,也要培养掌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并能专精务实,得中国自强之道的人才。正如张之洞所说:“本部堂讲求各国语言文字之意,在于培植志士,察他国之政,通殊方之学,以期共济时艰,并非欲诸生徒供翻译之用。”[3]这样,外国语学堂已非本来意义上的纯粹的外国语学堂,在以学习“西文”为主的同时,也兼习“西艺”,扩大了学“西学”的范围。如京师同文馆,在1867年后,逐渐成为一所培养外语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的综合性学校。

(二)入学条件及招生名额

洋务运动时期的各所外国语学堂在招生上都有自己的一些具体规定。总的说来,主要有:

其一,要求学生年轻聪颖、身世清白。虽然各所外国语学堂对学生的入学年龄要求不一,但基本上都是招收“年轻质美”的学生,以便造就。如上海广方言馆招收14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广州同文馆招收资质聪慧,年龄在14岁内外或20岁左右“质地尚可造就者”。后来在年龄限制上有所放宽。如上海广方言馆后改为招收15岁以上、20岁以下的学生。另外,各所外国语学堂对报名的学生的身世也有严格规定,一般要求必须身世清白。如上海广方言馆要求报名者“由官绅有品望者保送,取其年貌籍贯三代履历,赴监院报名注册”[4]。广州同文馆要求招收世家子弟,“由旗汉各绅保举”。

其二,对学生进行入学考试。外国语学堂招收的是有一定基础的学生,为此报名者必须经过较为严格的入学考试(或笔试或面试,或两者兼有),合格者才能被录取。例如上海广方言馆规定,报考者必须“呈送上海道面试,择时文之稍通顺者”。湖北自强学堂要求,“挑取学生,先考华文一次,照定额加倍挑取,再行面试。并相其器宇端正,口齿灵敏,体质壮实,确无嗜好者,录取入堂”[5]

其三,对学生进行入校甄别。外国语学堂对考取入学的学生,还要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挑选,以定去留。如上海广方言馆规定,学生入校后,“肄习三个月,暂定去留;再肄习六个月,能留馆者升给膏火银”[6]。湖北自强学堂也规定:“并于定额之外,备取三四十名;俟入堂三月以后甄别一次,将不堪造就者剔去,仍照旧额留堂学习。”[7]

外国语学堂一方面对报名学生进行严格筛选,招收年轻聪颖、身世清白、中文功底好、可造就的学生;一方面逐步破除了门第观念,招收不只局限于八旗子弟,凡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这样,既扩大了招生范围,也保证了招生质量。

各外国语学堂在招生名额上没有统一规定,但由于学校规模的限制,学生数量一般不多。如上海广方言馆定额40人,最多时80人;广州同文馆定额20人;京师同文馆最多时保持120人;湖北自强学堂150人。除招收正式生外,有些外国语学堂还招收“附学生”。如广州同文馆规定:“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愿入馆附学,亦准公正官绅保送入馆,一律训习”[8],招收10名附学生,费用自理。

(三)课程及学习年限

外国语学堂所设课程开始主要为英语、法语、俄语、德语等外国语言文字,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办学目标的扩大,又增设了算学、天文舆地、代数、几何、化学、物理、医学生理、万国公法等。有的学堂在专业上也有所增设。如上海广方言馆初办时,只设英文一馆,学生主要学习英国语言文字;迁入江南机器制造局后,将学生分为上、下班:初入学者在下班,学习算学、代数学、对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及外国语言文字等,学习一年后,考试成绩优秀者升入上班;上班学习察地冶炼、制木铁器、汽机图样、行海理法、水陆攻战、外国语言文字以及风俗国政等,并兼习下班课程。该馆以后又陆续加设了法文馆、算学馆、天文馆。

外国语学堂以学习西文为主课,同时兼习汉文,要求读“四书”“五经”,有的甚至还要求学满文。如广州同文馆规定:“每日巳、午、未三时由西教习训课。早晚各时由汉文教习训课。仍随时兼习清字清语,以重本务。”[9]台湾西学馆也明确要求:“生童酌给膏火,厘定课程,并派汉教习二人,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既使内外通贯,亦以娴其礼法,不致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诐。”[10]这种课程设置,体现了洋务派兴办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湖北自强学堂的课程设置较有特色。该学堂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4斋,其后,将算学归并于两湖书院,格致、商务停开,只留方言一门,“以为一切西学之阶梯”。方言斋设置英、法、德、俄文4馆,专学外国语文。并且,该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学生宜专心致志,习学堂讲授诸课,不准在堂兼作时文试帖,亦不准并应各书院课试,以致两误。”[11]不准作八股文的规定,有利于制定一套系统的“学堂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学校课程体系的进程。

各外国语学堂的学习年限不统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的学习年限均为3年,湖北自强学堂则为5年。

(四)教育行政组织及管理

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并未设立专门管理外国语学堂的教育行政机构,一般说来,这些外国语学堂的主要行政约束来自政府机构或地方长官。如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该衙门从自己内部选调大臣做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上海广方言馆由两江总督及所辖江海关道管辖;广州同文馆由广州将军主管;珲春俄文书院由吉林将军管辖;湖北自强学堂由湖广总督管辖。

外国语学堂的内部管理人员有:(1)总管大臣、总办,即主管学校一切事务的官员。如上海广方言馆设“总办董事一人,馆中一切事宜皆归经理,三年一更换”[12]。(2)正提调、帮提调、监院,即管理学生的功课、纪律、考勤及教师工资等学校事务的官员。(3)教习、副教习、总教习、馆长。这些人员各校不统一,视具体情况而设置。

外国语学堂在学生的待遇和管理上都有明确规定。学生的待遇比较优厚。学堂一般实行公费住读。除膳食、书籍、纸笔由学堂发给外,每月还酌给津贴银若干两,而且设有书写、厨役、门役、杂役、仆从等人员,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同时,学堂从道德、纪律、日常行为规范等各方面对学生提出了严格要求。例如,上海广方言馆规定:“士子以敦品为先,如有吸食洋烟嫖赌酗酒者,立即革除。其争闹懒惰不遵规矩者,由委员戒责,再犯者开除。”[13]湖北自强学堂规定,学生不准私自外出,要严格考勤;若发现学生去做洋行翻译这种“卑下之业”,则令其退学,追缴历年所有学杂费用。

此外,外国语学堂在教师的聘用和管理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要求严格挑选教师;对教有成效者,酌量奖励,给予提薪、授衔、升职等。

(五)考试及毕业分配

外国语学堂制定了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对考试的类型、日期、奖惩等有关事宜都有较详细的规定。上海广方言馆规定,让学生设立读书行事日记2本,平时送交先生考核,月终则综核。学生除了由教习按月考校课程外,逢端午、中秋、年节,接受海关道宪、制造局宪的考核。“甄别中西各学,评定甲乙,奖给前列花红,悬榜晓谕。屡列优等者,酌加膏火银两。若三次皆列末名,毫无长进者,撤退。”[14]广州同文馆也对学生“每年甄别一次,其于西洋语言文字无所通晓者,即行撤退,挑选更换”[15]。同时,对学生每月考察一次,按成绩高低排列名次,酌量赏给银两。

外国语学堂主要培养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因此其毕业生大部分充任翻译人员或从事外交工作,也有一部分担任各省新式学堂教员,服务于教育界。此外,有出国留学的,到交通部、银行任职的,做知县、知府的。具体就各所外国语学堂来说,情况有所不同。例如,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大多担任译员、外交官。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的毕业生,除部分任翻译官外,还有的经过考试后,择优送京师同文馆深造。例如,上海广方言馆规定:“所有在馆肄业诸生,学有成效者,向候总理衙门调取入都考试留于同文馆肄业。”[16]从同治二年(1863年)建馆,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止的28年间,上海广方言馆先后4次,奉调学生20多名到京师同文馆。因此,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京师同文馆的预备学校。正如美国学者毕乃德所说:“此例一开,此后上海、广州两馆毕业学生即多赴北京,再求深造,而两馆亦遂成了北京同文馆新生的主要产地。”[17]

二、军事学堂

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军事学堂,包括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其中主要有:

福州船政学堂: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于福州船政局附设,分前学堂和后学堂两部分,是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海军制造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改前学堂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改后学堂为福州海军学校。

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同治十三年(1874年)设立,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事工程学堂。

广东实学馆:光绪六年(1880年),粤督张树声奏请在广州黄埔设立,张之洞到任后改名为博学馆,是一所培养军事科技人员的学校。

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六年(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设立,是中国近代一所有重要影响的海军学校。

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奏请设立,学堂全部仿照德国陆军学校办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陆军学校。

广东水陆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由原广东博学馆扩建而成。

江南水师学堂:光绪十六年(1890年),南洋大臣曾国荃奏设于南京。

湖北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武昌设立。

除此之外,还有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6年),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1888年),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1889年),北洋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山东烟台海军学堂(1894年),江南陆师学堂(1895年),直隶武备学堂(1896年)等等。

(一)办学目标

洋务派创办军事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军事人才,包括能征善战的将才和军事技术人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洋务派认识到,要抵御列强的武装侵略,必须培养掌握先进军事技术的人才,建立新式军队,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他们指出:“惟练兵先须选将,今未雨绸缪,尤以教练人才为第一义。”[18]把创办学堂看作是培植人才的根本。洋务派认为,欧洲诸国“由格物而制器,由制器而练兵,无事不学,无人不学,角胜争长,率臻绝诣”[19]。西方各国于练兵制器之法,无不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20]。总之,中国必须仿照西方设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洋务派重视开办军事学堂也有出于“靖内患”的考虑,即镇压国内人民革命的需要。

(二)入学条件

与外国语学堂一样,军事学堂在招生上也要求较高。

首先,要求报名者身家清白,身体健康。军事学堂要求招收的都是世家子弟,必须三代清白。如天津水师学堂要求报名者:必须由绅士认保,并将年岁籍贯三代开报入册。江南水师学堂也要求报名者,俟学堂出示招考时,开明籍贯年貌三代,来堂投考。同时,因为是培养军事人才,军事学堂对报名者的身体状况有明确规定,必须身体健康。如江南水师学堂规定,要由西医对报名者进行体检,证明是身体结实,没有隐疾,才具备录取资格。湖北武备学堂要求报名者“须体质坚壮,志气朴诚,方足与武备之选”[21]

其次,实行入学考试制度。军事学堂要求报名学生必须已有一定基础,能通过入学考试。如天津水师学堂要求报名者已经读书数年,读过二三经,能作小讲半篇或全篇,通过天津道或海关道的面试,才能录取。江南水师学堂还增加了英文的要求,规定“已读二三经,能作策论,文理通顺,曾习英文三四年者”[22]

最后,对考生实行试习淘汰制。对于已经录取的学生,还通过试习进行甄别。如江南水师学堂规定,学生考取后,“当留堂试习四个月,再行察看,或口齿不灵或情性执拗,举止轻浮,即行剔退另选,甘保二结发还”[23]。湖北武备学堂规定,录取学生时比定额多取三四十名,入校学习3个月后,甄别一次,将不堪造就者剔去;不愿学习者,准许在这3个月内请假,最后仍照定额录取学生。

军事学堂在招生名额及学生入学年龄上要求不一,但一般招收青少年,录取的人数也不多。如广东实学馆招收12~15岁学生50名,天津水师学堂招收13~17岁学生60名,江南水师学堂招收13~20岁学生120名。

(三)专业及课程设置

出于培养军事人才的需要,军事学堂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比较实用,偏重于军事知识及军事技术训练。

第一,实行分班教学。如广东实学馆先将学生分为二、三、四班,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算学;待学业有成时,经过考核后升入一班,再按特长将学生分到驾驶、制造、管轮、翻译等专业学习。天津水师学堂把学生分为3班,文理全通,读书甚多者在第一班;文理未尽通顺而读书已多者在第二班;读书不多,文理未尽通顺而资性颖悟者在第三班。江南水师学堂设驾驶和管轮两个专业,每个专业分3个班,每班招20人。

第二,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原则来设置课程。军事学堂一方面学习西学,开设了大量西方军事理论课程,主要有外文、算学、几何、代数、三角、测量、绘图、化学、军械学、航海、制炮、行军布阵等,而且注重军事操练、演习。如江南水师学堂规定,学生每天除了学习军事知识外,每日傍晚放学后,都要在习艺场操习泰西跳跃攀跻各种武艺,以壮筋骨。另一方面,军事学堂要求学生读“四书”“五经”,中国史事、兵事。如天津武备学堂要求学生,“仍兼习经史,以充根底”[24]。湖北武备学堂也规定,“课程余暇,即令诵四书,披览读史兵略,以固根底端趋向”[25]

第三,实行严格的实习制度。军事学堂的实习制度是一大特色。为了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军事学堂非常重视学生的实习。广东实学馆要求驾驶科学生下船实习6个月,制造科学生到工厂实习。天津水师学堂规定:学生在堂肄业4年,由北洋大臣大考,择其中式者,派上练船。在船练习一年,凡大炮、洋枪、刀剑、操法、药弹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习诸艺,诸能通晓。广东水陆师学堂规定,学生每年用9个月学习理论,用3个月到练船或营地练习,水师学成后必须上船实习1年。

军事学堂的学习年限没有统一要求。广东实学馆、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的学习年限均为5年,广东水陆师学堂和湖北武备学堂的学习年限为3年,天津武备学堂的学习年限则为1年。

(四)考试

军事学堂的考试一般有月考、季考、年终大考几种,并根据考试成绩酌给奖罚。天津水师学堂规定,学生入校一年后秋考,如果考试不合格,即行剔退;第二年秋考不合格者,允许学习6个月后,参加次年的春考,如果再不合格,即行剔退;4年后大考,合格者上船实习,实习期间,“春考一次,秋考一次,如皆中式,准保以把总候补。”[26]江南水师学堂规定,学生秋季大考,对考试成绩名列前6名的学生,除月加赡银外,赏给功牌、衣料以资鼓励;每逢季考名列前茅者,由洋教习带上兵船学习操帆缆枪炮等事,并展轮出洋,预习风涛以壮胆略。有的军事学堂还仿照西方,以分数评定考试成绩,再按总分评定等级。如江南水师学堂规定:各卷阅毕衡其高低,依照西法以分数为评,分数多为前茅。以3200分为全分,“凡得全分之半者,已堪中式,得列上取。得全分三分之一者,亦可中为次取”[27]。这样,军事学堂基本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层层筛选的考试制度。

(五)学生管理

军事学堂的学生待遇比较优厚,不但实行公费住宿,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如江南水师学堂规定:学生每日3餐由学堂供应,夏日洗澡水及所需中英书籍、纸笔、灯油等也由学堂备办,学生房内洒扫添灯等事,均由听差伺应,学生患病,由学堂官医诊治,发给药费。湖北武备学堂的学生,除衣服、伙食免费外,还每人每月发银4两以零用。

军事学堂对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如江南水师学堂规定,学生在学习期间,不准自行请假,不准应童子试,“倘或藉众滋事或畏难逃学,除将该生革除外,仍行县提其家属,追缴历领赡银,以警效尤”[28]。天津武备学堂严格学生考勤,如果学生托病及借故不上课,则记过一次。并规定学生课余应温习功课,记诵古训,除《三国演义》外,不准看其他闲书小说。

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分配,基本上是学以致用。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考取前列者,发给执照,咨送回营,由各统领量材授事。天津水师学堂学生毕业后,授水师官职。广东水陆师学堂则在毕业生中选择优秀者,送到国外留学深造。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优者或任候补官员,或派出留学。

三、科学技术学堂

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另一类新式学堂是科学技术学堂,其中主要有:

福州电报学堂(或称电气学塾):光绪二年(1876年),丁日昌奏请设立,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电报学校。

天津电报学堂:光绪六年(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设立,大约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停办。

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年)设立,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上海电报学校,未及半年又改为上海电报传习所。

湖北算术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设立。

天津医学堂(或称北洋医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设立,是中国近代政府自办的最早的西医学堂。

山海关铁路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津榆铁路公司创办,为我国最早设立的铁路学堂。

南京铁路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南京陆军学堂附设。

江南储材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南京创办,是清末培养实政人才的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更名为江南高等学堂。

除此之外,还有金陵同文电学馆(1883年),两广电报学堂(1887年),台湾电报学堂(1890年),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1892年),南京矿务学堂(189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1898年)等。

(一)办学目标

在洋务派创办的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中,虽然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但主要是以外语或军事为中心而进行的。从19世纪后期开始,洋务派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于中国,不仅在于他们的船坚炮利,更在于他们的国富民强。中国要抵御外侮,不但要“自强”,还要“求富”。因此,洋务派创办了电报、医学、铁路、矿务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学堂,以培养通讯、救护、运输等技术人才,既满足当时的国防需要,又满足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如李鸿章创办天津电报学堂,认为“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29]。张之洞说:“中国方经营铁路,而人材缺乏,势必多用洋人,费且不赀,是非亟备人材不可。”[30]因此,他奏请设立南京铁路学堂。洋务派认为,“开采矿产为拯救时艰之急务”,但中国先后开矿却未能获利,原因在于没有精研矿学的人才。于是南京矿务学堂应运而生,以培养开矿技师。

(二)招生

科学技术学堂的招生比较严格,要求:

第一,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如福州电报学堂的学生,一部分来自香港和广州,能说英语;一部分来自福州船政局所属学堂,已有数学知识。天津医学堂规定招收两班学生,第一班学生于上海、香港洋文学堂中挑选已通英国语言文字者,第二班学生于天津中西书院及武备幼学堂挑选,并规定“如有年长质钝,英文不精,不堪造就者,概不收录”[31]。山海关铁路学堂招考的学生,必须读过三四年外文。

第二,实行严格的考试录取制度。科学技术学堂对报名者一般要加以考试挑选。例如,江南储材学堂对报名者进行面试,先叩其居址,察其年貌,约年在13岁以上17岁以下者,方为合格。对面试合格者再试以文理,“检取四子书命题试以后股两比或半篇起讲不等,间有年在妙龄而可原谅者,则仅试以破承题,或令作对,背诵经书,即可收录。”[32]而且,每次招生考试时,由江南储材学堂总办主考,由中外教习轮流监场。

第三,实行试习淘汰制。与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一样,一些科学技术学堂对录取的学生也要在一定时间内甄别,优者保留,劣者淘汰。例如,江南储材学堂规定:学生到堂,先试习三月,再行甄别,以定去留。如有口齿不清,资质鲁钝,性情执拗,不堪造就者,无待甄别,随时剔退,甘保二结发还,学生来堂出堂,川资自备。

科学技术学堂对学生的入学年龄没有统一规定。例如,天津电报学堂录取的学生,16岁到22岁不等;南京矿务学堂招收15~30岁的生童;江南储材学堂招收13~17岁的学生。有些科学技术学堂对学生的身世要求较严。如江南储材学堂规定:各生由家属出具甘结,填明籍贯、年貌、三代,并由保人出具身家清白,不奉异教保结,其保遵照北洋定章,以八月为期。

(三)课程和考试

科学技术学堂的课程设置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课程设置专业化。电报学堂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基础电信、仪器规章、国际电报规约、电磁学、电测试、各种电报设备、铁路电报设备、陆上电线与水下电线建筑、材料学、电报地理学、数学、制图、中文、英文等。矿务学堂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化学、物理、地质学、矿物学、外文、算学、绘图、历史等。医学堂实际是西医学堂,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生理学、外文、编摩等。各种科学技术学堂的课程设置在讲求专业化,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学科的同时,也严格遵循“中体西用”原则,开设中国传统课程。如两广电报学堂规定,学生除学习“西学”外,兼课以“四书”“五经”,以知礼义。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江南储材学堂的学生也要兼习经史、《春秋》《左传》等。

第二,实行分班教学。天津电报学堂将学生按不同程度分为4班。天津医学堂将学生分为两班。江南储材学堂设高等班和初等班,初等班学生专学英语、德语、法语,高等班学生学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初等班学生学成后可升入高等班学习。

第三,重视实践。除了理论学习,实际操作也是非常重要的。福州电报学堂在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把电气原理知识和操作机器的方法结合起来,使学生能更好地胜任将来的工作。天津电报学堂还专门设立了电报实习这一门课程。天津医学堂规定:“学生堂课固宜讲求,而临症尤最为切要。学习半年后,于医学门径略能领会。每至施医之时,按日轮班,随同医官就近往医院诊视,以广学识。”[33]

科学技术学堂实行严格的考试奖惩制度。天津医学堂设季考和大考,每季考试一次,按成绩等级奖励银两。连续3次都考一等者,加赡养银5两;一年期满后大考,列优等者,每月酌加赡养银若干。江南储材学堂的考试分月课、季考、大考。每月二十八日考洋文,二十九日考汉文;春、夏、冬季考,按成绩分等,张榜公布并奖赏;秋季大考,屡列前茅者,除加奖银外,再于大考后赏给功名;毕业大考,学有成效且月试屡列高等者,给予科名任进之阶。

(四)教师及学生管理

科学技术学堂需要开设大量的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课程,而当时国内能胜任的教习为数不多,因此大多聘请外国教习。科学技术学堂聘请洋教习,一般实行聘任制,要签订合同,规定聘用条件。例如,江南储材学堂延请洋教习的合同中,对洋教习的待遇、职责、聘期、权利等均有明确规定,对洋教习实行严格管理。要求洋教习在3年限期中,不得再受他人之聘;每月的薪水为漕平银160两;对学生的课堂提问应该耐心解答,不得生厌;不准宣传耶稣、天主教等。此外,科学技术学堂对洋教习也适时褒奖。如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鸿章奏请对“教有成效”的天津电报学堂几名洋教习赏给宝星。

科学技术学堂在学生管理方面,也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

第一,给予学生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就学。天津电报学堂供给学生衣履费、膏火银、奖赏银。江南储材学堂不但供给学生饭食、赡养银,而且还供给所需的洋书、纸笔及茶叶、灯油。有的学堂,学生的待遇依其类别不同而有差异。如天津医学堂规定,一班学生每月除供给饭食外,给赡养银10两;二班学生每月除供给饭食外,给赡养银4两。

第二,注重学生的道德思想训练。江南储材学堂明确指出:本学堂培养人才,固以学业为急,而尤重德行。盖德才兼全者始成大器。要求学生入学后,开始应力戒“纨袴气”“寒酸气”“市井气”,随着学业、年龄的增长,则应力戒“名士气”“学究气”“江湖气”。天津医学堂要求,“西医学堂原为珍重生命而设,诸生来堂肆业于医学诸书,宜视为利己济人之要,务孜孜不倦,晨夕研求,毋得始勤终怠”[34]

第三,对学生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科学技术学堂从作息、考勤、交往、上课等方面,对学生的日常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天津医学堂规定:“诸生晨起,自春分至芒种,白露至立冬限七点钟,芒种至白露限六点钟,立冬至春分限八点钟,即须齐起盥洗,整齐衣履,静候传号赴堂学习,不得迟误。”[35]学生寝室晚上10点一律熄灯,夜不归寝者酌情处治;学生上课要对号入座,端坐静听;设考勤簿一册,严格记录学生上课情况;若生病请假,应报告监督,并请医官验明,才可归寝室调养;学生应谦虚就学,学业高低不以年龄大小为限制,学业优者即为学长;借图书或器具,必须珍惜爱护,如归还时有破损,必须修好或赔偿;早晚三餐,应整齐前往饭厅;注意清洁卫生,勤洗衣服、勤洗澡等。江南储材学堂的要求与此类似,而且还设立《学行记》一册,写上诸生姓名,由汉文教习“随时体验学业之勤惰,行为之敬肆,分别优劣,加以考语,月杪送总办察阅,优者记之,遇有小过罚赡,准予抵消,劣者汇俟季考剔退”[36]

(五)毕业分配

科学技术学堂学生毕业后,多被分配从事专业工作。如福州电报学堂毕业生大多充任电报员,少数优秀者被送往英国、丹麦等国的电报学校、机关深造。天津电报学堂毕业生被派往各地电报分局工作,不胜任工作的毕业生则被送回学堂补习。上海电报学堂毕业生被派至上海电报总局任职。天津医学堂毕业生,除少数高才生留校任教外,大多被派往北洋陆军各单位或北洋海军各舰船。

在30多年的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兴办的各类新式学堂,主要是适应当时外交和军事上的需要,培养洋务人才,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这些新式学堂没有统一的学制,也没有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学校系统,都是个别的、不相统属的专门学校,处于半新半旧的过渡形态。但这些学堂毕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萌芽,它们的建立,在封建教育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与旧学堂相比,洋务派办的新式学堂比较讲求实用。它第一次借鉴西方有关教育制度并将之付诸实践;在教学内容方面改变了传统的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增添了外国语、自然科学、实用技术科学等课程;在办学目标、招生、学习年限、考试、学生毕业后的任用以及学校管理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这些新式学堂不但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和海军人才,对传播和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它们是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在中国实施的先声,为中国以后建立新学制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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