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之名,始见于《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后来称改变旧制、推行新政为维新。近代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系指“维”资本主义之“新”,“变”封建主义之“旧”。具体言之,就是希望在保留满清皇权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因此,在持续4年的维新运动中,教育问题、人才问题受到空前的重视,教育实践活动成了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
一、维新派强调开“民智”、育“新民”
(一)开民智,以广造就
甲午战争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洋务自强”的幻梦中彻底清醒过来。以中国二万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而竟然“北托于俄,南慑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原因何在呢?一言以蔽之,“在民愚之故”[3]。
同西方国家遍地设学、普及教育相比,中国却是民智未开、人才匮乏。广大妇女不读书,农、工、商、兵也不知学,而少数知识分子又都埋头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追求功名利禄。徐勤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撰写的《中国除害议》中分析道:“吾中国所以虚憍自持者……盖自谓为教化至美,文章礼乐至盛之名国也”,然四万万之民中,既无女学,则“去其半矣”,再加上深山邃谷、边远之地,邈无蒙学,这样,“二万万人中若此者,殆十而九,然则尽中国之读书者,殆不过二千万人耳”,“二千万人之中,识字而不知其义者,又十去其九,所余二百万人者,则士乎士乎,将为操觚属文,襕衿入试之侁侁胄子矣。”[4]学术空疏,无裨实用,从而导致国家积贫积弱、衰微破败。
洋务教育虽开启了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大门,但与其时的传统教育机构相比,三十几所新式学堂仅似汪洋中的一叶孤舟,而且就受教育的人数而论,更是万不逮一,离广开民智还有千万里之遥。因此,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便是使国人广泛地受教育。郑观应(1842—1921)就强调“育才于学堂”与“论政于议院”同为治国之本,把兴办教育与改良政治当作国家富强的两件大事,“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5]。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深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并以此来论述中国的社会问题。他认为,救贫之方,固然离不开农、工、商等实业,但如果没有教育,虽力讲百年,农、工、商也不能进步。他还尖锐地指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6]如果振兴教育,使拙者巧、愚者灵,其转移尚非无术,“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7]。所以,教育国民,开发民智,乃是民族自存之命脉。
梁启超(1873—1929)指出,近代以来的一些变革举措,虽然“尽美尽善,人人皆知”,但“议论数十年而不能举行”,即使“稍有成效之一二事”,也是“任用洋员”之故。对此,他感叹:“同是圆颅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岂不可为长太息矣乎!”[8]他呼吁,当今世界,“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9]。如果国家不开民智,不育人才,则练兵诸事亦不过如病夫“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行”。所以他说:“学校昌,才智繁,虽无兵焉,犹之强也……学校塞,才智希,虽举其国而兵焉,犹之亡也”,“智愚之分,强弱之源也”。梁启超还把“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从“智”能生“权”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了开民智的作用。他说,变法的基本要求是兴民权,然民权并非可以旦夕而成,“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10]。
维新派所谓开民智的“民”是广义的。除本来意义上的“民”之外,还包括“开绅智”“开官智”。开绅智,即调动乡绅的力量,使其“多议事”“多筹金”,为乡村的公益事业多作贡献,为开通社会风气创造条件。开官智则更是“万事之起点”,因为“官贫则不能望之以爱国,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11]。而且,他们十分关注女子教育问题。从郑观应的《女教》(1892年)到梁启超的《论女学》(1896年),再到严复的《论沪上创兴女学堂》(1898年),都积极倡兴女学,主张妇女应与男子一样,既能读书,又能“阅世”(参加社会活动)。梁启超就认为,女子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关于开民智的途径和方法,他们认为:一方面要依靠“学堂之设”,使“贵至君主,贱至皮匠”都得有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一批“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底”的精干分子,致力于广泛的社会教育。双管齐下,多途并举。
维新教育家们比较一致地认识到,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国情。如不重视智力开发,人口多非但不是优势,反而会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累赘;相反,如大力发展教育,广开民智,则四万万人口,就将成为世无其匹的雄厚力量。
(二)育新民,以立国本
1.梁启超的“新民”说
梁启超很重视教育宗旨问题。他说:“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12]所谓教育宗旨,在梁启超看来,就是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他尖锐地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所培养的人,“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13],仅具“独善其身”之私德,而缺乏“人人相善而群”的公德观念,他们“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这些“束身寡过主义者”,自以为“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实则是“群之蠹而已”。传统教育如此,近代以来的“新教育”又如何呢?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教育盛极一时,然其时的教育仍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教育宗旨。
梁启超认为,在列国并立、优胜劣败的时代,如不改变旧有的育才目标,不厘定正确的教育宗旨,则中国在世界上是“绝无立足之地”的。
那么,应该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宗旨呢?
梁启超通过反省以往教育的利弊,并参照世界一些国家的教育宗旨,提出教育应该培养“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的一代“新民”。就是说,这样的人才应具备现代社会意识和开放的心态,“有大刀阔斧之力”,“雷霆万钧之势”,百折不挠的精神,光明磊落,敢于任事,敢于负责,能为国家民族利益奋不顾身,视救亡建国为己任,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通过“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
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把成就一代“新民”的希望寄托在少年儿童身上。他用极其美好的语言讴歌青少年一代,称他们如“红日初升”“潜龙腾渊”“乳虎啸谷”“鹰隼试翼”“奇花初胎”等。他把年青一代看作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满怀信心地说:“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14],深信“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15]他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有了这种国民,对内可以改良社会,使国家走向富强;对外可抵御列强侵略,“以挽浩劫而拯生灵”,使国家走向独立。
同传统教育的读书明理、独善其身相比,梁启超的“新民”说引导人们从新的视角,用新的尺度,去评价衡量教育之成败,是从此前的“中体西用”到以后资产阶级教育宗旨定型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1902年以后,国内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建立起来,在这些新式学堂里受教育的青年如饥似渴地觅读新书新报,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受广大青年学子的欢迎。
2.严复的救亡图存的三育论
基于拯世救亡、强国富民的目的,也基于对传统教育“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则太少”的反思,严复提出了力、智、德诸方面发展的培养目标论。他说:
国与国而竞为强,民与民而争为盛也,非以力欤?虽然,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智。徒力与智,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德。是三者备,而后可以为真国民。及其至也,既强不可以复弱,既盛不可以复衰。[16]
在当时介绍西方教育思想的大家中,严复首先抓住了办学方向这一大端,从而成了中国最早直接倡导德、智、体“三育”方针的教育家。他痛切地感到,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就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照此下去,按照“物竞天择”的法则,中国必将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奴隶。要想拯救中国,不能依靠旧的法制,也不能单靠兴办洋务,而应该实施“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教。所谓“鼓民力”,就是提倡体育,“练民筋骸,鼓民血气”,培养人民强健的身体。为此,必须改革中国的一些传统礼俗,严禁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等陋习。所谓“开民智”,就是要废除“适足以破坏人才”的经义八股,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代替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即以西学代替中学。严复比较了中、西学术的特点,指出:中学求古训而不辨是非,满足于“记诵词章”,拘泥于“训诂注疏”;西学则“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一切政事“皆本诸学术”。由此他得出结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近代自然科学,学习西方的“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等治学方法和教学方法。所谓“新民德”,就是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去除“后义先利,诈伪奸欺”等不良社会风气,并最终废除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
严复认为,收权练兵只是国家救亡运动之标,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才是图治的根本。不治标“无以救急”,但不治本而治标“不久亦将自废”。因此,富国的根本问题乃在于向民众进行全面的教育。尽管他设计的国家富强之道,在政治上属于改良主义方案,但是在教育上他主张培养德、智、体和谐发展的新民,并将这视为国家存亡之所系,表达了忧国忧民、希望振兴中华的爱国热忱,对于近代办学方针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严复的“力、智、德”三育论,是认识的不断完善。至此,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宗旨已经初见端倪。
(三)开学会,以联人才
维新派还通过创办各种学会和发行报刊来宣传维新思想。康有为认为:“一人之见有限,众人之识无穷,故读书当求友讲求”,[17]“学会”的会聚讲求可以起到联合人力、沟通人心、集思广益的作用。然而,“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18]梁启超还专门撰写了《论学会》一文,载于《时务报》第十册。他说:
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群心智之事则颐矣。欧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议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来也。……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遵此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
“会莫不有报。”维新派认为,“西人格物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中国则不然,尽管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之前”,然数百年来并未“推广”,以致“裨益盖寡,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所以,主张以报馆为民喉舌,“起天下之废疾”,以“去塞求通”。
本来,通过新式学堂是可以培养人才的,但维新派认为,学堂数量有限,且百年树人,非能一蹴而就,旦夕有成;再则,学堂主要培养童蒙、青少年,而对那些受过封建教育的成年人,灌输新知识,转变旧思想,显得更是迫切,所以“欲实行改革,先使天下年龄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学会的建立、报刊的创办,可以团结志士,进而吸收更多的人加入维新行列,“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组织群众,推动变法。
1895年8月,康有为与陈炽发起并筹资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由汪大燮、梁启超任主编。同年11月至12月间,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相继成立,《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分别作为两会的机关报。南北呼应,形成甲午战争后维新宣传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上述两会和两报虽在1896年1月下旬被清廷查禁,但各地维新人士发起成立的学会和出版的报刊犹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如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广西的圣学会和《广仁报》,湖南的南学会和《湘报》,上海的蒙学会和《蒙学报》,无锡的《无锡白话报》等。据初步考证,1895—1898年期间成立的各种学会至少有72个,[19]分布全国11个省份的24个城市。3年间,仅由维新派人士创办的主要报刊就达31种,[20]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开中国“民报勃兴”之先河。
各种学会都把定期不定期的聚众讲学作为主要的活动形式。如1895年前后成立于上海的新学会,其宗旨是:“本新学会之设,原为振兴教学、切磋人材起见,集中外通人,讲求天算、政法、兵学、医学、格物各种学术,总其名曰新学。”[21]著名的湖南南学会,先后举行公开演讲13次,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近代学会这种新型的文人群体组织,在产生之初兼具了社会团体和教育机构的两种职能,当时就有人认为:“学堂者,主也;学会者,辅也。始之创新学会者,所以为学堂之基础也;继之扩充学会者,所以补学堂之不及也。”[22]事实上,有些学堂就是由学会演变来的,如张元济等人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是强学小会仿照强学会改为官书局之例演变而来;湖南郴州舆算学会改称经济学堂,江西励志学会改称吏治学堂、奋志学会改称奋志学堂等。[23]有些学会同时亦创办学堂,如上海医学善会,“开医会以通海内外之见闻,刊医报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医学堂选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设医院循博施之义以济贫乏”。[24]有些学会则兼用学堂和学会之名,如中国女公学和中国女学会是同一个团体的两个不同名称。
这一时期的报刊既有议论时政、宣扬变法的,也有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无论何种报刊,都把鼓吹兴学作为重要内容。据统计,《知新报》《集成报》《时务报》《利济学堂报》《浙学新报》等重要报刊在此期间刊登的有关兴学的文章论说,分别为139、127、53、49、35件。[25]考虑到这些报刊大都存在时间不长,且篇幅有限,可以说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总之,维新派以学会为阵地,以报刊为传媒,讲西学,论国事,宣传变法主张,进行维新思想的启蒙,联络和组织维新人才。“有会有报者,合亿万人之心灵以为我灵,合亿万人之知能以为我能。日日知新,日日摩厉,故民日以益智也。”[26]学会、报刊与维新学堂相互补充,起到了扩大教育面,开民智、新民德的作用。使不少人逐渐认识维新变法的意义,参加和支持变法,扩大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
(四)维新派开“民智”、育“新民”的实践活动
从甲午到戊戌,短短几年间,维新教育实践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一时期新教育机构的设置初步改变了此前30余年间以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为中心的格局,陆续出现了一批培养政治人才、实业人才、师范人才的学堂,中国近代由国人自己办理的女子教育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1.康有为与万木草堂
作为广开民智的积极步骤,1891年,康有为(1858—1927)在广州长兴里(位于今广州市中山四路)租赁邱氏书屋,设立讲堂,称“长兴学舍”,并著《长兴学记》作为学规。1893年冬,选定仰高祠(位于今广州市文明路)为正式讲舍,定名为“万木草堂”,有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寓意。学生达100余人,以陈千秋、梁启超为学长。1898年戊戌政变后自行解散,并被清政府查抄,先后办学8年。
(1)独具特色的招生形式。
康有为招收学生,不举行一般形式的入学考试,而是通过逐个谈话加以甄别。比如,在万木草堂创办前一年,因陈千秋的介绍,梁启超前往拜见康有为。梁因少年中举,且通晓训诂、词章,不免有些自命不凡,“辄沾沾自憙”。初晤时,康“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自称:“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甚至“竟夕不能寐”。大为“感服”,“乃北面执弟子礼”,请示为学方针,康“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27]在此时的学堂招生中,他仍然坚持这种面试的形式,往往应用禅师却祛“我执”的原理而“以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换言之,他希望学生在心理上先否定“旧我”,这样才有接受新知识、新观念的可能。这是一项严格的心理考核,因此,不能接受者“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终身奉之,不变塞焉”[28]。
(2)旗帜鲜明的办学宗旨。
万木草堂不同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批新式学堂,那些学堂以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或某方面技艺(主要是与军事有关的技艺)为特征,虽然也间或设置万国公法、西国史地等课程,但其目的仍在于为培养仿效西方制造机器、火器之技和行军行船之法的“艺才”服务。[29]万木草堂明确把培养政治人才放在首要位置,主张治学要“逆乎常纬”,要反对“积习”,而所归则在乎“仁”。“如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要求学生“矫然易俗”,以“锡类天下”。[30]梁启超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一文中说:“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以后梁启超把万木草堂这种办学方针概括为“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本来,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培养目标本质上就是造就“仕宦之才”,不同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把介绍和引导学生研习西方社会科学、政治学说作为培养政治人才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孜孜于几种儒家经典。
(3)全面发展的教育内容。
康有为规定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纲”。前3项都是德育,第4项“游于艺”(康把“六艺”的内容改为礼、乐、书、数、图、枪)包含德、智、体3方面。“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31]学堂还设立了3科学长,选学生担任,分管德、智、体3方面的教育:博文科学长,主助教授及分校功课;约礼科学长,主劝勉品行,纠检威仪;干城科学长,主督率体操。
附:长兴学舍之学纲、学科、科外学科[32]
在德育方面,主要是提倡励节、慎独、养心、习礼、敦行孝悌等传统思想道德的修养。就其内容来说,虽还没有完全脱离封建思想的范畴,但“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33]。
在智育方面,提出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立此四目以为通学”。其讲授“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34],不仅讲解中国经学史学,而且“自各国古今之道德、政治、宗教、历史、文学、词章、物理、地图无不有”。即使讲授传统经史之学,也“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梁启勋在《万木草堂回忆》中也说:
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皆读。[35]
在体育方面,除两天上一次体育课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音乐紧密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每逢春秋佳日,择地举行兵操,练习射击。每月夜,到市内公园等风景优美的地方游览、散步。年假时,组织游历。
(4)生动活泼的教育方法。
康有为的教育方法有独特之处,既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认真抓好课堂教学,又努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校内教育与校外活动结合,听讲与自学结合,读书与编书结合。
康氏授课,内容广博,形式新颖,一扫死啃书本、照本宣科的枯燥、陈旧的教学方法。梁启超在回忆康氏讲学的情况时说:
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36]
梁启超又说:
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37]
对于学生自学,康氏更为重视,学生每人备一功课簿,也叫札记簿,“每日各自记其内学外学,及读书所心得,时事所见,及以自课”[38],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康氏仔细审阅,详加评语,往往是学生只写了一条简短的疑问,他“则报以长篇的批答”。功课簿写满之后存入“书藏”(图书室),供同学阅览,互相交流。万木草堂没有建立传统的考试制度,主要靠功课簿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考察他们造诣的深浅。功课簿之外,又设一公用厚簿,名曰“蓄德录”,每日顺着宿舍房间以次传递,周而复始。每人每日录入几句古人格言、名句或隽语。每隔三五个月,康有为翻阅一次,借以了解学生的思想趋向。
在教学过程中,康有为还“选徒助纂”,组织学生协助编书。例如,他在撰写《孔子改制考》一书时,就“指定一二十个同学,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各学者的著述,从头检阅。凡有关于孔子改制的言论,简单录出,注明见于某书之第几卷、第几篇,用省属稿时翻检之劳”[39]。学生通过参加编书,既促进了学习的深入,又得到了写作的训练,他们中的不少人从此“斐然有述作之志”,逐渐开始了自己的著述活动。
康有为每半月组织学生举行一次演说会,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开展讨论。这一活动,既训练了学生的口才,又活跃了他们的思想,培养了逻辑思维能力。康氏还创造条件使学生见世面,长才干,当时广州有学海堂、粤秀、粤华、菊坡和广雅五大书院,其山长都是由督抚聘请的素有名望的学者,康氏每次同他们会面,都要带一两个学生同往,随行的学生“隅坐旁听,获益不少”[40]。
万木草堂“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41]可以说,万木草堂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既有旧式书院的内容,更有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新质,它所特有的优良学风给其时八股之风弥漫的教育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尤为重要的是,它成为酝酿、研究、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场所,成为维新思想者的汇集之地,造就了包括梁启超、陈千秋、徐勤、麦孟华、欧渠甲等在内的一大批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舞台的著名人物,以后“维新运动期间比较活跃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广西、澳门,几乎都有万木草堂和广西讲学(他曾应邀到广西桂林讲学)的弟子”。[42]对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惊世骇俗的教学活动,时人评论说:
万木草堂不过私人讲学之所,在两年同学中,其人数又不满五十,似乎无足轻重。但当时能转移风气,与戊戌之百日维新,为中国之一大转机,实基于万木草堂之学风与万木草堂之人物。[43]
2.梁启超与时务学堂
1897年,维新运动趋向高潮,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和学政江标都倾向维新。在谭嗣同的推动下,创办时务学堂于长沙,当年11月开学。聘熊希龄为提调,主持学堂行政事务,经黄遵宪的推荐,延请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文总教习,聘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为中文分教习。实际上梁启超在办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运用和发展了康有为办万木草堂的经验,把时务学堂办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一所学校。
(1)立学宗旨。
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拟订《学约》十章,即: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在《经世》章中提出,学校教学中西并重,“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梁启超明确指出,“今中国所患,无政才也”,他借《春秋》《孟子》宣扬康有为的改制学说,要求学生反复钻研《春秋公羊传》和《孟子》,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民权思想,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使之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44]他告诫学生,“若志在科第,则请从学究以游;若志在衣食,则请从市侩之道”,要求学生立志,学习范文正、顾亭林,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诸生入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意志非常兴奋”,[45]学堂培养政治人才的立学宗旨十分明显。以后,梁启超数次强调建立专门的“政治学院”以培养变法人才的重要性:“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可见,梁启超同康有为等人开始突破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框架,从推动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的国民这一新教育的根本目标,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升到了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
(2)课程设置。
梁启超在《学约》中指出,要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底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据此,他把时务学堂的课程分作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设有诸子学、经学、公理学和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专门学设有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学生入学前六个月,读普通学;六个月以后,则各认专门,但普通学仍须兼习。学生所读之书,分“涉猎”和“专精”两部分,比例约为4∶6。专精之书,按日分课,依次递进;涉猎之书,随意翻阅。此外,还开设时务课程,以每星期日为讲期,或谈学术,或论政治,延揽名流,轮流演讲,极大地活跃了学术空气。
(3)教学形式。
时务学堂在重视教师讲授的同时,也注重学生自学。要求每名学生设札记册一份,每日就所读之书阐发新义数则,或引申本书之义,或辩驳本书之义。札记册5日一缴,由院长批答、评定后按日填注分数。学生学习中如有疑义,则用待问格纸写好,投进“待问匦”,“以待条答”。比如,学生课卷中提到民权、议院、废拜跪礼、改朔易服等,梁启超、韩文举等教习都详加批答。梁启超自述“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46]学堂还提倡同学之间互相切磋,“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之期,诸生各出其札记册在堂互观,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凡会讲以教习监之”。[47]
在湖南守旧劣绅的猖狂进攻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相继离湘,梁启超也早赴京,康门弟子被摒,时务学堂的课艺也就改弦易辙了。但在维新人士主持教习期间,尽管学堂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保留了不少封建性的东西,然而,它从教员、教材到教学方法、培养目标,都同封建的或半殖民地化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它重在灌输西方文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格尊严的意识。该学堂可谓人才济济,培养出了包括秦力山、林锡圭、蔡锷、李炳寰等在内的一大批有志气、有作为的热血青年,不少人后来“死于国事”。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它的创办大大地推进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48]。这从湖南守旧士绅的笔下也可以得到证明:“自……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49]
3.实业学堂
实业学堂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第二类新教育机构。它的任务是培养直接服务于农、工、商各业的人才。其重要者,有江南储才学堂、江西高安蚕桑学堂、直隶矿务学堂、杭州蚕学馆等。其中,以杭州蚕学馆成就最大,它由杭州知府林启倡设,1897年开始筹备,1898年3月正式开学,以后虽数度易名,但培养蚕桑、制丝人才的办学宗旨始终未变,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少有的百年老校之一,为浙省和全国的养蚕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师范学堂
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第三类新式教育机构是培养师资的师范类学堂。近代最早的师范类学堂是盛宣怀于1897年3月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至1903年停办,先后毕业、肄业生71人。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明确的办学宗旨、把教育科学的有关内容列入学校课程的具体做法以及让学生在附属小学(外院)担任教学和编写教材等工作的培养方式,对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该校学习过的一批学生,如江谦、侯鸿鉴、白作霖、吴馨、沈庆鸿等,是国内最早培养的一批教育专门人才,他们日后或转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继续深造,或赴国外研习教育,在清末民初教育界都曾做出过积极贡献。
5.女子学堂
上海经正女学,又称“中国女学堂”,是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第四类新式教育机构。1897年10月,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联络沪上人士严信厚、郑观应、梁启超、汪康年等筹议倡设女学。同年11月出版的《时务报》第47册刊载了《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学堂的办学宗旨、招生、课程、专业设置、管理及经费筹措等具体内容。其重要者有:
办学宗旨。欲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
立学之意。义主平等,虽不必严分流品,然此堂之设,为他日师范所自出,故必择良家闺秀,始足仪型海内,凡奴婢娼妓一切不收。
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
堂中设专门之学三科:一算学,二医学,三法学……于三科之外,别设师范科,专讲求教育童蒙之法……纺织绘画等事,妇学所必需,俟经费扩充,陆续延请教习,教以中外艺事。
倡办女学堂之事,不仅得到沪上中外人士的支持,而且得到全国各地进步官绅的响应和各种形式的赞助。据《经正女学缘起》一文记载,先后参与其事和“助资、助力”者有72人之多,著名学者如谭嗣同、文廷式、张謇、黄遵宪、江标、龙泽厚等和外国人士林乐知、李提摩太、斐理思(英国)、麦拉(丹麦)等。
1898年5月,经正女学筹备成功,在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近斜桥南桂墅里开学,首届学生16名。暑假后学生增至20名,以后续有增加,遂在上海城内设一分校。经正女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皆聘中外女士担任。课程分中西两大类:中文课程授中国传统女性读物,如《女孝经》《女论语》《女诫》《内则衍义》,及女红、绘画、医学等;西学课程有英文、算术、地理、体操等。经正女学创办仅一年多,即于1900年停办。尽管如此,作为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50]
据粗略统计,1894年至1898年百日维新之前,短短4年间,全国各地创办的较有影响的新学堂有近30所,超出此前30年创办学堂的总数。[51]其中著名的还有,严复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1897年)、徐树兰捐资创办的绍兴中西学堂(1897年)、谭嗣同发起创办的浏阳算学馆(1897年)等。而且,这些学堂开始改变此前30年洋务教育“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专门之业不分”等问题,在量和质等方面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总之,维新派一方面通过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开学会、办报纸等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从舆论上引导士林风气乃至社会风气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创办培养政治人才、实业人才、师范人才的新式学校,启迪民智,培养新民,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发展,也使维新变法运动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二、效法西方,建立近代学制成为教育界的普遍要求
(一)宣传、介绍西方学制
晚清以来,中国教育在外力撞击和内力驱动下,逐步更新,依次递进——先是拓宽教学内容,将西方器物文化引入中国,对传统教育实施功利性选择的有限改革;继而由表及里,随着中国社会对西洋“长技”的认同和对西方教育认知的逐渐加深,感到有建立新学制,即从教育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进行改革的必要。
洋务教育是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发轫,确实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它对建立学制几乎无所建树。30几所学堂都“被各个洋务集团据为私有物”[52],“块块”分割,互不统辖。虽然作为全国外语学堂类最高学府的京师同文馆也从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选拔一定数量的优等生入学,但就总体而言,各学堂之间没有形成依次递升的衔接关系,而且多数学堂仅为一级制,下无预备学校,上无继续研修机构。
尽管实践上徘徊不前,但理论上对新学制的探讨却先行一步,当时这种探讨是从介绍西方学制开始的。
19世纪中期,一些人怀着羡慕的心情把西方的学制展现在国人面前。如我国第一个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在同治五年(1866年)的《职方外记》中,就详细介绍“欧逻巴诸国”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儿童自七八岁入小学,学成后优者进入中学,中学学成又优者进入大学。[53]
1873年,李善兰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撰写的《泰西学校论略》作序,将德国学校制度归结为“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
曷言乎无地无学也?乡则有乡塾,郡则有郡学,其国境之内,无论在邑在野,无不为之立学焉。曷言乎无事非学也?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技艺院,商则有通商院,四民之业,无不有学已。其他欲为师,则有师道院,欲传教,则有宣道院。又如实学院,格物院,船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凡有一事,必有一专学以教之,虽欲不精,不可得矣。曷言乎无人不学也?男固有学,而女亦有学;平人固有学,而疲癃残疾聋瞽喑哑,无不有学;孤之无父母者,童子有罪者,皆设一学以收教之。且其国之公令,八岁以上不入学者,罪其父母……[54]
几年后,清政府于1880年委派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出访欧、美、日等7国,广集资料,扩大眼界。1883年,丁韪良编撰的《西学考略》一书出版,它汇集7国教育制度于一书,成为清政府了解西方各国学校制度和廷臣们阅读、思考、辩论和吸纳的重要参考。
朝廷的动向,鼓励了地方的热情。1884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刊印的《西国近事汇编》第一卷中,专门介绍了西方的学制、教育方针和学校课程设置。1887年又在第二卷中,有针对性地就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兴办的各种新式学校作了介绍。此外,黄遵宪(1848—1905)在《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中,薛福成(1838—1894)在《出使四国日记》中,都分别介绍了日、欧的三级设学制度。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传教士如花之安、李提摩太等也纷纷著书,推介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当时的学制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努力构建近代中国学制
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人们开始由前一时期对外国学制作一般性的介绍转而在此基础上构想中国自己的学制,真正实现“洋为中用”。如郑观应在1884年的《盛世危言》考试篇中建议,以原来各州、县、省会和京师的学宫、书院为基础,“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其中,文学(普通大学)分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等6科,武学分陆军和海军等2科。他还提出了规定学习年限的班级授课制,规定大、中、小学学习年限各为3年,依考试成绩“岁加甄别,以为升降”,“三年则拔其优者,由小学而升中学;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学而升大学”[55]。这个学制设想虽然还显得有些粗糙,且明显有与科举制挂钩的痕迹,包括3年学制年限也与科举3年一试相通,但它正式把设立三级学校的问题提出来了,初步勾画出中国近代学制的大概轮廓。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中日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包括学制改革在内的各项变法的步伐。此后,学制改革便出现理论与实践探索交织进行的良好态势。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了中西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级。次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不仅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新式的师范学校,而且首开近代三级设学的先例。
办学实践的深入,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历任学政、内阁学士的李端棻适时向光绪皇帝上书,在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1896年6月12日)的《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进一步推广新式学堂,改进课程设置,提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12～20岁的俊秀子弟入学,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3年为期。省学选诸生年25岁以下者入学,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桑、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以3年为期。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年30岁以下者入学,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亦以3年为期。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代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56]1897年,浙江巡抚廖寿丰也奏陈:“欧美诸邦,学堂各千百计,自髫令入小学,以次而中学,而大学。”[57]这些建议,使中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新式教育体制的设想更加系统、完备和科学,而且它上达最高层。但是,总理衙门在议复李端棻推广学校折中,仍强调办学校“仍视人士之乐于向学,若地方自安辟固,无意讲求,虽加提倡,固亦无益”[58]。颇有几分听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姿态。建立新学制的要求至此仍未能成为政府的行为,仍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随着维新运动的日益推进,康有为与梁启超等顺应当时教育界普遍要求效法西方以建立近代中国学制的呼声,并力图扛起大旗,领导这场学制变革。康有为利用接近皇帝的优势,在1898年六七月间上《请开学校折》[59],向光绪皇帝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以西方资产阶级学校制度为榜样,“遍令省府、县、乡兴学”。具体言之:
小学 遍设于乡,“举国之民”自7岁入学,学制8年。“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实质上提出了由国家对儿童实施强迫的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中学 立于县,14岁入学,分初、高等两科,各2年,除继续学习普通科学文化知识外,加授外国语和实用学科。初等科毕业后,可升入专门学,专门学则设置“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中学、专门学毕业后可升入大学。
大学 设经学、哲学、律学、医学4科。省府可立专门高等学校,首都则设立一所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
关于教育行政机构,直到此时,仍由礼部管理学校教育,而礼部并非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实际上只是由其仪制司来行使管理职能,显然已不能适应近代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康有为在奏请兴学的同时,就提出了建立学部的要求。他说:“若其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也。”希望通过设立学部,来管理日益增多的新式学堂。
对各级学校的培养目标,康有为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小学中学者,教所以为国民,以为己国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学也。高等专门学者,教人民之应用,以为执业者也。大学者,犹高等学也,磨之砻之,精之深之,以为长为师,为士大夫者也。
这样的培养目标,包含了普及与提高兼重的精神,体现着广开民智的宗旨。虽然,康氏把教育分成“有及于士,有逮于民”的高低等级,高者为长为师为士大夫,低者为能精制物器的劳动力,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也符合人才规格多样化的培养规律和生产力结构的现实需要,与专为培养御用文人的封建旧教育相比,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关于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康有为提出,小学实行普及教育,“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60],并了解天文、光电、化重、声汽等比较浅显的普通常识。各专业学校和大学,主要学习本专业课程,同时也都学习测量、绘图、外国语言文字等基础课程。总之,各种学校均应“兼习中西”,即“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61]。
以后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构想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的“大同”社会,进而为这个社会设计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包括4个前后衔接、依次递升的教育阶段: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这个教育理想,实质上是以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为蓝本而加以理想化,带有几分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但它既是对此前有关这方面思考的一个总结,又是对以后学制建设的一个闪烁着智慧火花的构想。
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围绕建构学制这一问题,不仅论及普通的直系教育,而且相继提到了旁系教育,建议工商、矿务、农桑、医学、声光化电、水师陆师等各有学堂,乃至女子亦有塾政,聋哑亦有教法。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特别重视开设师范学校。梁启超指出:师范为“群学之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62]。在他看来,中国之“师范不立”,已经由来已久,因此教习乏人乃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洋务派所办学堂便“一切教习,多用西人”。这种乏人状况,对于拥有四万万之众的中国,简直是“可伤可耻”。有鉴于此,他在设计教育制度体系时,主张把师范教育放在应有的位置。以后,他在1902年的《教育制度表》中,就提出建立从“寻常师范学校”到“高等师范学校”直至“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这一时期人们在女子教育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实际行动。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经元善等在上海创办了经正女学堂,撰《创设女学堂启》,指出“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认为创办女学堂是“振二千年之颓风,拯二兆人之吁命……兴国智民,靡不始此”[63]。而且还拟订了《女学堂试办略章》,就女学堂的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规划。次年(1898年),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在《知新报》上发表《女学利弊说》,更是主张建立从初等到中等、高等完整的女子教育体系:“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材艺心思,务平其权,无枉其力”。如此,则“规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64]。
为了使建立近代学制的要求由一般的号召进入实际行动,许多人士都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操作方案。针对办学经费困难、学校全部新建不具现实性的情况,康有为建议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以书院祠庙的公产作为学堂公费。不足部分,可采取两个措施加以解决:其一,各封疆大臣,清查善后局及电报、招商局各溢款、陋规和滥费,全部拨为学校经费;其二,鼓励绅民捐款办学,“其能自捐万金,广募地方经费者,赏御书匾额,给以学衔,以资鼓励。其有独捐十万巨款,创建学堂者,请特旨奖以世职”[65]。胡燏棻更明确地提出,学校“不必尽由官设,民间绅富,亦共集资举办”,若此,则可“将见海内人士,喁喁向风”[66]。这既可缓解国家办学经费紧张的压力,又可调动民间办学兴教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办学体制多元化的良好格局。除经费外,办学的另一大问题便是师资,他们提出要裁汰不合格的“院师学长”“八股之士”,“别聘通才以易之”,以适应新式学校的需要。总之,从办学经费和师资诸方面为新的学制构想提供保证。他们表示,如果能按上述方案、建议办学,建立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学制体系,就能“人人知学,学堂遍地……人才大成,而国势日强矣”[67]。
至此,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校体系已经轮廓初现,随后的“百日维新”部分地实施了这些构想,但戊戌政变打断了这一进程,使新学制最终没有在那个世纪出台。
三、两级制、三级制普通学堂的出现
在人们对新学制千呼万唤的时候,一些地方积极行动起来,开始进行实践上的探索,陆续办起了两级制、三级制的普通学堂。
(一)天津中西学堂
1.学校沿革与建制
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办人为盛宣怀(1844—1916)。鉴于传统的“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絜长较短断乎不能”,他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并认为“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68]。乃于天津海关道任上,呈请北洋大臣王文韶准予创设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9月17日禀请,王文韶于9月30日转奏朝廷,10月2日奉旨批准。开办经费由天津海关解部库款拨付,另外募捐一部分,盛宣怀率先捐巨款。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级,头等学堂以赎回原抵押给银行的博文书院房屋为校舍(1886年,前任天津海关道周馥禀请在津郡设立博文书院,后因与税务司德璀琳意见不合,筹款为难,致将建成的房屋抵押给银行)。二等学堂则择地另行建造,但在校舍建成之前,先借用头等学堂办学,“以一院分作两堂”。
学堂由盛宣怀亲自任督办(1897年他南去后改由署理天津海关道的李岷深兼任),他提名伍廷芳、蔡绍基分任头等、二等学堂总办,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所有学堂一切布置及银钱各事均归总办管理。所有学堂考核功课,以及华洋教习勤惰、学生去取,均归总教习管理。”[69]这样,在管理上便形成了以总办负责的行政管理和以总教习负责的教学管理两个平行的系列,并要求“遇有要事,总办总教习均当和衷商办”。在人事安排上,要求体现简明精干的原则,“向来学堂有会办、提调、监督各名目,今拟一概删除,藉省开销而杜纷杂”[70]。1900年庚子之役,校舍为德国侵略军强占,学生星散。即将毕业的头等学堂第二班学生有一部分逃至上海,为盛宣怀收容于南洋公学就读。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另择新址恢复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4月改名为北洋大学堂。
2.教学组织形式与课程设置
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办学以“实事求是”为校训,注重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学堂“开创时,丁家立所设计的学科和修业年限,是以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学制为蓝本的”[71]。学制也采用国外通行做法,定为4年:第1年为通习科目,课程有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化学、万国公法、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等;从第2年开始,分为5门专业学供分科学习,即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实际上在开办初期电学并未开设)。
因为头等学堂开班时,合格的新生太少,翌年就自办了预备科,名为二等学堂,招收13～15岁学生,学制亦为4年。在该学堂章程中称“二等学堂即所谓小学”,但从其入学年龄和课程内容上看,它相当于中学程度,实“为我国中学之先声”[72]。
二等学堂又分4班,实即今天意义上的年级,先于天津、上海、香港等处招已通小学堂第3年功课者列作头班,已通第2年功课者列作二班,已通第1年功课者列作三班,“来年再续招”列作四班。每班30名,合为120名学额。第2年起,每年即可拔出头班30名升入头等学堂,“其余以次递升,仍每年挑选30名,入堂补四班之额,源源不绝”。这样既可保证二等学堂生源不断,同时又可为头等学堂输送有一定基础的新生。
头等学堂专门学功课[73]:
一、工程学:演习工程机器、测量地学、重学、汽水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开洞挖地学、水力机器学。
二、电学:电理学、用电机理、传电力学、电报并德律风学、电房演试。
三、矿务学:深奥金石学、化学、矿务房演试、测量矿苗、矿务略兼机器工程学。
四、机器学:深奥重学、材料势力学、机器、汽水机器、绘机器图、机器房演试。
五、律例学:大清律例、各国通商条约、万国公法等。
二等学堂功课[74]:
第1年:英文初学浅言、英文功课书、英字拼法、朗诵书课、数学。
第2年:英文文法、英文字拼法、朗诵书课、英文尺牍、翻译英文、数学并量法启蒙。
第3年:英文讲解文法、各国史鉴、地舆学、英文官商尺牍、翻译英文、代数学。
第4年:各国史鉴、坡鲁伯斯第一年、格物书、英文尺牍、翻译英文、平面量地法。
虽然头等、二等学堂都设汉文教习,讲读经史之学和《圣谕广训》,但章程中明文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75]。这在八股之风仍很浓烈的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的。
3.师生管理
天津中西学堂对教师实行聘任制,以4年为一个任期,总教习、分教习均订4年合同,任满时根据需要和实际工作表现“再行酌定”去留。对教有成就者,予以奖励。比如二等学堂,“如四年任满,所教学生堪胜头等之选,准由总办详请从优保奖”。在薪俸待遇上,尽量“酌宽薪水”,但华洋教习差别甚大,如头等学堂洋教习薪水银每月200两,而汉文教习每月仅40两。
在学生管理方面,要求学生勤于向学,“至一年期满,将学生功课等第刊布一次”,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为了鼓励学子投考学校,学习西学,给学生提供膏火银,考虑“俟风气大开,咸知西学有进身之阶,渐推渐广,膏火或酌裁”。同时也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去路,以鼓励其安心向学,规定头等学堂学业全部完成,“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76]。
天津中西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分级设学的新式学堂,其头等、二等学堂分别是我国新式大学和中等学校的雏形。实践证明,这种办学体制是成功的,办学质量得到社会比较一致的公认。以后北洋大学堂的毕业生赴美国留学,可免试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各研究生院。
(二)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亦为盛宣怀创办。随着它的开办,学校便由两级制发展到了三级制。
1.创办与投资体制
盛宣怀在办理洋务过程中,深感“不谙文语,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苦”。他体会到要使洋务事业发展,必须培养通晓西语、懂技术的人才。因此,他提出以“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为“当务之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继上年在天津创办了中西学堂之后,又在上海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
他的奏折受到清政府重视。光绪皇帝谕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户部“妥议具奏”。是年11月,根据诸大臣“悉心核议,逐条具奏”,光绪帝详加批阅,发出谕令,要求户部按年拨款,“毋庸由盛宣怀所管招商、电报两局集款解济,以崇体制”。
盛宣怀为尽快办起南洋公学,又上书朝廷,说明原拟在招商、电报两局每年集捐的10万两银元,“自当还充南洋公学之用,俾得赶紧兴建,庶几早一日开学,即早一日成才”。他认为,“西国各处学堂类有官民绅商协力所成,其要在通一国之才力、物力以办一国之事,故政出大公而事无不举”。此后,他在解释“南洋公学”名称的来历时说:“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今上海学堂之设,常费皆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所捐,故定名曰南洋公学。”[77]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奏折得到清政府正式批准。从此,公学的设立便有了政策依据。
集商股办洋务,是洋务派的杰作,盛宣怀办学校也借用官督商捐的办法,这在中国教育制度史上可谓一大创举。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设标志着中国新式学校的诞生,到19世纪90年代,新教育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在学校类别上只有两种,即官办和私立。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在办学体制上首开政府、企业、个人(“官民绅商”)共同集资办学的新思路和新模式,这是出入于“商战”与“学战”之间的近代商人对创立中国近代教育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种办学体制和模式不仅有利于筹措办学资金,而且也能引起商界对教育事业的关注。
2.办学宗旨
盛宣怀将办学指导思想确定为中体西用。“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78],在此前提下,借鉴西国学堂教学内容方面注重“出使治政理财理藩”等“经世大端”的经验,使学生“博通兼综”“道与艺兼”。公学推出任何一项“新式”的教育措施,他都“不敢不悉心斟酌”,唯恐违反国家总方针。但他办学的主观目的,是为他直接管理的半个中国的矿山、铁路、财政、商务事业的兴旺发达服务,这从公学的科目设置上可以得到佐证。办教育着眼于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3.学校建制——分层设学,自成体系
鉴于创设天津头二等学堂时,旁求教习,苦于乏人,“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底;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呫哔之迂途”,故盛宣怀首重师范。他认为,“师道立则善人多”,师范教育是办学一切“先务中之先务”。乃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假上海徐家汇民房开办南洋公学,“先设一师范学堂”,录取学生40名,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4月8日正式开学,延订华洋教习,课以中西各学,以“明体达用,勤学善诲”为旨归。
又基于“西国学程,必植基于小学”,“蒙养正则圣功始”,这年秋季,仿照日本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校的做法,设立外院,聘请美国人福开森为监院,招10岁至17岁左右的少年儿童120名,教习在师范院学生中挑选(要求他们至少需学满1年)。师范生在学堂里具有双重身份,对教习是为学生,对外院生,是为先生,这样,他们“且学且诲”,可收“知行并进之益”。
1898年春,办起二等学堂,名曰中院,由外院学生递升。后又开头等学堂,名曰上院,外院、上院各定学额120名。此前师范院的开设,较好地解决了师资问题,所以中、上两院的教习,多出自师范院。由自己培养的教习来执教,“轨辙不虑其纷歧”。
外院、中院、上院的学制均为4年,相互衔接,依次递升。在一所学校,初、中、高三级层递而上,“入室升堂,途径愈形其直捷”。这是我国近代三级学校教育体系的雏形,虽然还嫌稚嫩,但毕竟从无到有,为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树起了一个模型。以后上院随时俱进,逐渐变革办学宗旨,终于成为一所近代工科大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4.学堂管理
(1)选贤用能。
盛宣怀亲任公学督办,在管理上颇有建树。这倒不是说靠他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用人得当。如他聘请的第一任公学总理(校长)何嗣焜,学术湛深,志气坚卓,勤勉尽责,堪称忠良之士,为公学的开办立下汗马功劳,卒于任上;第二任总理张元济,受到政府“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而盛宣怀敢用。张为公学拟定章程,主持开办特班和招生工作等事宜,使公学步入了常规。
与此同时,公学尊重教师,重视激发教师的积极性。教习待遇优厚,对任教多年的教习,给以出国进修的机会,对工作辛劳,教学达5～8年以上者,给予表彰或奖励。
(2)课程与教学。
盛宣怀很认同“西人学以致用为本”的学风,从而为公学确立了注重实际、学以致用的办学指导思想。所谓注重实际、学以致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教”而论,强调按照社会的实际需求来设置学科、安排课程、布置教学;另一方面就“学”而论,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动手实践,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盛宣怀还认为,在课程设置上,要做到“切近而易成”。根据一个人的精力和聪明程度,他主张对学校所设的课程最好是择其专门以求精进,“全学不如专学,方能精进而免泛骛”。
学校要求学生在学好西学及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要讲读“四书”经史之学,讲读《圣谕广训》,课策论,“以立造就根基”,但毕竟不做八股试帖。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南洋公学师范院重视通过组织学生为外院(附属小学)编纂教材的途径使师范生得到锻炼。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为外院学生编纂了《蒙学读本》,内容“专取习见习闻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使儿童“由已知而达于未知”,这是我国最早自编的教科书。[79]虽然它体裁“略仿外国课本”,“又无图画”,初学儿童不易理解,但“草创之时,始无足怪”。这年,还先后出版了《笔算教科书》《物算教科书》《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在每课后附有思考题,或问“本课大意”,或问“余义”,由教习“以意增损”。要求授课后令学生掩卷口答(杂字课需默写),以练习学生记性悟性,巩固一课所学知识。
(3)学生管理。
南洋公学校规严谨。盛宣怀要求整顿学校纪律,总结管理不善的教训,改监院为斋务长,下设监学官、检查官。斋务长主要职责为“考验学生品性,管理学生宿舍,并稽核监学官、检查官的工作”,以加强对学生的管理。
公学还重视学生的自我管理,实行一种特殊的“导生制”。如外院学生,便主要是由师范院的师范生负责管理的。据有关资料,对外院学生:
惟管理一层,全属了这般师范生,严紧到了十分。早有早巡,昼有昼巡,夜有夜巡,随时随地均有师范生手执二尺许的竹爿,监视其旁。上课的时候,亦有一人在窗外查看,见学生听讲不注意,读书不认真,一一记出,下课的时候要罚他面壁,或打他手心。夜间九点钟课毕,师范生押他入卧室就寝。卧室中间,每夜轮流两个师范生值宿,学生睡在床上,师范生在半夜里亦要起来查看被头已否盖好,这是对年幼学生格外注意的好处。就在饮食、衣着方面,师范生亦时时经心。在今日看来,不免说他太专制,在该时的学生颇能相谅。[80]
师范生在管理中确实有些苛刻,但他们颇“有些责任心,日常战战兢兢,务尽其职,无暇想出风头”。
(4)考试与给据。
公学对所招学生实行“试业制”,即入学后试业两个月,发现有资质太差、不堪造就者,则予以辞退,可教者给“肆业据”,留校学习。
试业通过并非就意味着可以“宽出”,在之后的学程中还要严加考核。比如,在师范院,将学生按品德和学业程度“分格五层”[81]:第一层,学有门径,材堪造就,质成敦实,趣绝卑陋,志慕远大,性近和平;第二层,勤学诲劳,抚字耐烦,猝就范围,通商量,先公后私;第三层,善诱掖,密稽察,有条理,能操纵,能应变;第四层,无畛域计较,无争无忌,无骄矜,无吝啬,无客气,无火气;第五层,性厚才精,学广识通,行正度大,心虚气静。要求学生在品行、学业上按上述标准不断进取,每进一层则给以不同的凭据,合第一层之格者给以蓝据,合第二层之格者给以绿据,合第三层之格者给以黄据,合第四层之格者给以紫据,合第五层之格者给以红据,递进递给。合第五层之格者,方准充任教习。
公学的考试,不是由任课教员督考,而是由学堂的总理、总教习或是由集捐单位派员进行考试,颇似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考分离”。章程规定,考试分“每三月小试”和“周年大试”两种,前者由学堂总理和总教习对学生进行面试,后者由督办招商、电报两局之员会同江海道关员亲自对学生进行考试。学生学满规定年限,经考试合格,发给“卒业文凭”。为不影响学业,规定学生在毕业之前,一般不能于学堂外参加其他考试。
(5)毕业生的去向。
公学毕业生主要有3条出路:择优派送出洋游学;酌量委派洋务职事;送京师大学堂继续深造。在当时科举制尚未废除的情况下,盛宣怀重视争取学生的毕业资格,当然这间接地也是为学校争取地位。1898年6月,他奏请“嗣后每年年终大考后,当将学生名籍及考定等级,详细造册,咨送各该省学政,存候乡试年份,调取录送”[82],试图将学生的出路与科举仕途联系起来。
南洋公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首先建立起了小学、中学、高等专门学校相互衔接而又递升的三级教育体系,并设师范院培养各院的教师,开我国师范教育之先河;学堂采用分年级按班级授课制,延聘中西教习,开设中西课程,对封建科举的“四书”“五经”、章句帖括进行了改良,为青年学子探索西洋科学打开了一隙之孔。开始几年备觉艰辛,“其始风气未开,荐绅子弟观望不前,来学者大率寒畯为多,且有来而复去者”。但几年之后,“士籍不拘于一省,襟江带海,负笈群趋”[83]。盛宣怀在给朝廷上奏时,不无自豪地称公学培养的学生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确实,南洋公学的教学质量在当时堪称一流,以致连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1900年以前,南洋公学和天津的西学学堂是“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84]。
南洋公学重视西学西艺的引进,既为早期培养科技文化人才的发轫,又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导致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公学的很多学生后来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其中著名的有辛亥革命烈士白毓崑,是师范院学生,民族英雄蔡锷是外院学生,特班学生邵力子、黄炎培等,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
(三)江南储才学堂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1895年2月),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于省城江宁(南京)创办储才学堂。分4门16目,交涉门分律例、赋税、舆图、翻书4子目;农政门分种植、水利、畜牧、农器4子目;工艺门分化学、汽机、矿务、工程4子目;商务门分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4子目。
这所学堂虽然没有像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那样清楚地分为头等、二等,或上院、中院、外院,但从张之洞的奏折来看,明显地也有高等、初等之分。“先招文义清通,能读华书兼通西文者四十名充高等学生”,以后逐渐增加,至120名,又依其学业之深浅,分为4班即4个年级。考虑到“西师以西书相教授”,学生必须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基础,所以另设“初等学生”120名,分习英、法、德、日4国语言文字,各以30人为额。“亦第其学业之浅深分为四班,初学学生列入头班,后即升为高等学生末班,似此层递而上,庶几学有始基……”[85]
1.投资体制
这一时期所办学堂,基本上都是“款由捐集,不动公项”,江南储才学堂事属相同,“亦系款由外集”[86]。张之洞提出,将仪征淮盐总栈每年节省商捐局用银3万两、皖岸督销局每年节省商捐局用银3万余两尽数划拨给学堂,再加上归并的同文馆原有款项每年约银4000余两,基本上能满足除“建堂”以外的各项日常经费开支。
2.学堂规制
储才学堂的规制有章程、合同、学约、规条4种,就学生和教习委员的约束、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1)学生管理。
首先,就招生来讲,学生必须由家属出具甘结,填明籍贯年貌三代,并由保人出具身家清白、不奉异教的保结。学生进校后,先试习3个月,再根据资质、勤惰、学业成绩等情况以定去留。如有口齿不清、资质鲁钝、性情执拗、不堪造就者,则随时剔退。虽然要求出具甘、保结的做法不足为道,但根据学生资质、勤惰有一定的淘汰,对提高办学质量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就学生的管理而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颁布《江南储才学堂规条》,共26条[87],明确指出:“本学堂培养人材,固以学业为急,而尤重德行。盖德才兼全者始成大器。”为此,学堂设立“学行记”,由教习随时考核学生学业之勤惰、行为之敬肆,分别优劣,详加考语。同时对学生建立“功过册”,由各稽查委员随时登记学生的功过。两册均月抄呈于总办,分别赏罚。
学堂在注意对学生的纪律约束的同时,还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辅助管理。如旷课、记过者罚赡,考列优等者给奖。为鼓励学生出满勤,规定将对旷课学生所罚扣的赡银留存,以季度为单位,摊赏给出满勤的学生。同时对无故中断学业的学生,还要追缴培养费:
倘因功课较繁,畏难逃学,抑或学习两三年后,洋文粗通,藉端滋事,希冀斥退,另图生理。除将该生革退外,仍行县提其家属,追缴历领赡银及已用火食银两,并著摊赔本堂虚縻公费,以警效尤。[88]
(2)教师管理。
张之洞等认为,以往各省所办学堂,“详于约束学生,未有约及教习委员者”,为改变这一状况,专门制定《江南储才学堂学约》以“约教习委员”[89]。《学约》中针对汉文教习作了许多规定,如“自受事后不得更赴院课”,以免分心,荒废讲业;对学生要爱护,但不得“护之太过”,应“痛除袒护习气,每月考语振笔直书,使学生善则知劝,过则知改”;教习不宜以伪言廋辞见好学生等。甚至对“教导门径”都作了具体的、有较强操作性的规定。
对所聘的洋教习,则订立合同。如规定“应听总办约束调度,至堂中公务,该教习不得干预”;“该教习受订后,限内不得再受他人之聘”;“不得教导耶稣天主教中事理”;对学生质疑问难,不得生厌烦之心;对有过错的学生,可严加训导,但不得施行体罚;其所授功课,学堂有权派人稽查等。[90]
这一时期的新式普通学校陆续兴办,除上述几所外,还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上海设立的育材书塾,分正、备两馆,“盖正馆以待国文成材之士,其备馆则皆小学程度之学生也”,实际上也是一所两级制的学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芝昌、邓家仁、邓家让等捐资设立的广州时敏学堂,初时分大学、小学两部,小学部又因其程度分为4班(1903年公布学制后,该学堂照中学章程办理,改名为时敏中学堂)。[91]同年,御史张承缨奏请于京师五城设立了中学堂、小学堂等。
除一学堂内分两级、三级外,还有独立的一级制学校,它们与其他学校形成衔接关系。如1896年钟天纬于沪设立上海三等公学,这是中国新式初等教育的滥觞。内分蒙馆、经馆,“蒙馆以设字明义为主,自八岁入塾至十岁为止”,经馆“以经书为正,习西文为辅,由蒙馆满期学生选拔入塾,年则自十岁至十三岁为止,共习三年”,“实皆外国之小学堂也”。具体言之,“若依南北洋头二等大学堂言之,经馆可名为三等学堂,蒙馆可名为四等学堂”,规定经馆学生学有所成,可咨送南北洋二等学堂。[92]1897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设安徽二等学堂,优者亦派送津沪头等学堂或京师同文馆肄业。[93]至此,我国分级设学、依次递升的普通教育体系便基本成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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