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改学堂

书院改学堂是指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这一改革肇始于百日维新,完成于清末新政。这是旧教育制度向近代新教育体制转变的基础,由此拉开了中国教育除旧布新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帷幕。

一、戊戌政变后书院的改制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颁发命令,废除新政,但百日维新毕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运动,因此,无论守旧势力怎样企图将历史车轮拉向逆转,却无法将其改革成果全部否定。1898年11月,礼部奏请“各省书院照旧办理”时,为不引起全国人民反感,西太后以折中的姿态颁布懿旨:“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也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事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1]这一懿旨,一方面夭折了百日维新中的书院改学堂;另一方面又为书院内部的教学内容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书院与学堂“名异实同”的懿旨下,一些有识之士对书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数年之间,出现了书院仿学堂改制的局面。如张之洞在湖北对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和自强学堂进行改革。两湖书院本来就是张之洞书院改制的产物,创立之始就透露出新教育的气息。如在组织管理方面,一反旧式书院习规,不设山长,仅委派提调一名、监院两名负责书院日常行政,而课业则由所聘各门分教习负责,从而改变了以往因山长讲学与总领院务并行而影响学术的局面。两湖书院虽比旧式书院有诸多进步,但与新式学堂相比却有许多不足。因此,张之洞借懿旨之名,行改革书院之实,对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均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2]。据此原则,在制度方面仿西方学校办法,分科分班按日上课,这是旧式书院从来没有的制度。在课程方面,废除理学、文学两门,留下经、史两科,陆续添设舆地、时务、天文、兵法(包括制造、测量、兵法史略及体操),并将自强学堂的算学移入,使两湖书院朝着文武兼备的方向发展。在张之洞带动下,江汉书院亦奉命改革,武昌、汉阳、德安3府书院均停课时文,分习算学、时务,其他府州书院也一律改章。这些改革书院之举,都是在“钦遵懿旨”的招牌下进行的。这样,戊戌政变虽然夭折了书院改学堂,但书院内部改革未曾中断,为后来书院重新改学堂奠定了基础,是旧式书院走向近代学堂的内在动力。

书院内部改制的同时,一些地方又遵旨办起了新的书院,但已不再是习制艺帖括的旧书院,而是新旧兼学的新式书院了。这些书院有浙江诸暨达材书院、湖南长沙求实书院、云南新平五桂书院、山东泰安仰德书院等近20所,其中以求实书院最典型。1899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在省城筹设求实书院,他在《设立求实书院折》中说:“就前经裁撤之时务学堂原筹经费,另设求实书院,延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学二人,分调通省各府州考选保送聪颖循谨生童,共以一百二十名为率,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定期考核。务求有裨实用,冀成远大之材。”^[3]对求实书院与时务学堂的差异,1899年3月21日的《知新报》曾有具体描述:“时务学堂梁启超为总教习,在堂之日盛讲新学,其生徒百二十余名。北京政变之后改名求实书院,复课旧学,而文明日新之学尽废,旧生徒悉去。”求实书院不讲变法维新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说、民权学说等新学,引起原来学生不满而纷纷离去,是完全可信的。但说“文明日新之学尽废”却与事实不符,因为求实书院不仅在教学内容上以中学、算学和西文译学代替无用的制艺帖括,而且在教学管理上“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定期考核”,突破了旧式书院的管理模式,具有近代新式学堂特点。由此可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清末书院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书院“照旧办理”已为历史潮流所不允。

二、新政时期书院重新改学堂

1901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两月之内详悉条议复奏。一时间朝廷内外,各省督抚纷纷上奏。袁世凯条奏10条,瞿鸿机疏陈新政四端,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3折,在著名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一方面主张在全国广泛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科举,停罢武科科举,奖励游学;另一方面又提出书院改学堂:

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学校,宋人始有书院之名。宋大儒胡瑗在湖州设学,分经义治事两斋,人称为湖学,并未尝名为书院。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拟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实相符。^[4]

在儒家传统的正名大旗下,又提出将书院改为学堂或学校。这在“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的懿旨颁布不足3年之际,张之洞、刘坤一重提书院改学堂,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不过,毕竟时过境迁,清政府为摆脱自身的困境,也就顾不得表面的虚荣了。

清政府接受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1901年9月14日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上谕说:“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5]被清廷扼杀的书院改学堂又再次成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谕旨。各省督抚纷纷遵旨办理,书院改学堂再登历史舞台。

山东巡抚袁世凯闻风而动,于当年9月制定试办章程,通饬各属一律兴办。并决定将济南泺源书院改为山东大学堂,任周学熙为总办,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山东书院改制对全国影响最大的是《山东大学堂章程》。1901年9月,袁世凯上《奏办山东大学堂折》,指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6]《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和学堂经费4章、96节,对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其中对全国影响较大的是学堂办法和学堂章程。学堂办法规定,大学堂为全省学校总汇之所,原定招收各府直隶州中学堂的优秀毕业生,但因当时中学堂尚未设立,所以大学堂创办伊始,“惟有先立备斋,习初级浅近学,即各州县应设之小学堂。次立正斋,习普通学,即各府、直隶州应设之中学堂,俾初学易于造就。一俟各府、州、县学堂依次有成,再行察看情形,进立专斋”^[7]。备斋学生定额300人,考选15～23岁“通解经史,身家清白者”入学。学堂设总办、总教习、监督各1名。总办“总理学堂一切应办事件”,“总理择聘教习,核定课程等事”;监督“督饬学堂学生恪守规约,会同中西教习,随时考核课程”。另设中学教习6名,专授中学课程;西学教习9名,其中华人6名,洋人3名,专授西学课程。学堂购置各种图书仪器,以供肄习。将来还拟增设译书局、藏书楼、博物院各1所。课程设置,备斋两年毕业,温习中国经史掌故,并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舆地、算术等。正斋4年毕业,课程分政学、艺学两门。政学又分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法学3科;艺学分为算学、天文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和译学8种。专斋2～4年毕业,设10门课程: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方言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和医学,学生各专一门。上述各斋学生每月均需将功课分数填注日记,并在课余练习体操,作中西文字。对学生考核,每年在春、秋两季举行季考。

清政府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只是下达一道命令,原则性地要求将书院改为学堂,至于怎样改,改后如何办理,没有指出具体的可操作方法。《山东大学堂章程》恰在这种情况下,提供了一个操作性极强的办理大学堂的模式。因此,清政府于1902年将《山东大学堂章程》颁行各省,参酌办理。这样它又成为清末书院改学堂中各地效法的榜样,对书院改制有巨大影响。

上有清政府谕旨,下有山东的样板,全国书院改学堂掀起热潮。在江苏,巡抚聂缉槼将苏州中西学堂改为省城大学堂。仿山东大学堂章程,分设备斋、正斋和专斋,制订中西学分年课程表,并购置各国图书仪器,学生定额100人。省城正谊书院改为苏州府中学堂,只设备斋、正斋,学生定额60人,分别延聘中西教习,教授普通学。平江书院改为长洲、元和、吴县3县小学堂,只设备斋,学生定额40人。分别聘请中西教习,授以初级浅近之学。省城的孺孤学堂、位育堂和义塾,一律改为蒙养学堂。此外,外府县如松江致用书院、常州致用精舍,常熟、昭文两县文游书院,无锡、金坛两县东林书院等,要求“亦早分课经策,兼及泰西各学”。并通饬各府厅州县,凡书院已改为学堂者,“逐渐扩充,未改者从速酌改”^[8]。

在江南,1902年春,据江南派办处《禀陈筹办江南各学堂详文》载,文正书院改为小学堂,聘陈作霖为总教习,招收上元、江宁两县学生,各取80人,另设附课生10人,习初级浅近之学。钟山书院改为中学堂,聘河南候补道濮文暹为总教习,招收江宁府学生,正课生160人,附课生10人,习普通之学。同时,对于各府州县书院“亦已饬令改为学堂”。此外,考虑有些举人、贡生、生员、童生的年龄已超过规定,不能入学,特将尊经书院、凤池书院改为校士馆,让他们肄业其间,“按月课试策论、经义,膏奖悉仍其旧,以示体恤”^[9]。较妥善地解决了书院改学堂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广东,据1902年两广总督陶模在《奏设广东大学堂请废科举折并附片》中称,广雅书院改为广东省大学堂,于当年4月25日正式开学,委任广东试用道姚文倬为大学堂总理。学堂酌仿山东大学堂办法,先设备斋。备斋2年毕业升入正斋,正斋3年毕业升入专斋,专斋亦3年毕业。备斋第一年招生160名,以后逐渐增招80名,5年增至480名为定额。这时正斋学生已毕业,可升入专斋,“以符设立大学堂本意”。备斋第一年课程,体现“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历代史鉴,中外政治艺学为辅”的原则,分设伦理、政法、本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数学、格致、博物、图画、乐歌、体操等。由于学堂初办,斋舍有剩余,在大学堂内另暂设校士馆,挑选原书院生徒及近年来增设的西学生优秀者数十人,入馆肄业,学习日文,以备游学日本。

除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外,内地经济落后地区也不甘寂寞,积极遵旨改书院为学堂。在四川,总督奎俊在《筹办大学堂折》中说,将尊经书院改为四川省城大学堂,原设在省城的中西学堂并入大学堂。学生定额300名。先设备斋,待将来条件成熟,再设正斋和专斋,并逐步建立藏书楼、译书局和博物院。此外,川南、川东各府厅州县,亦“就向日书院改建学堂”。在贵州,1902年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并“扩充讲堂,增设学舍”,学生定额180人,其中正额生120人,附额生60人。学堂设备斋和正斋,备斋教习4人,授经史、文艺、各国语言文字及测算等。正斋设教习5人,授经史、政治、图算、西艺等。此外,广西、安徽、陕西、湖南、湖北、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山西等,也都遵旨改书院为学堂,使书院改制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

在书院改学堂的进程中,逐渐形成3种模式。第一,山东模式,就是仿《山东大学堂章程》改革本地书院。如江苏、广东、四川、贵州等省。许多地方督抚、学政在书院改学堂的奏折中对模仿山东均直言不讳,学堂“课程、等级、班次,不外山东章程,先从正斋、备斋入手,再习专斋”,或者是“仿照山东章程,就本省情形、现有财力”变通办理^[10]。事实上,从上述各地书院改学堂的实际办理情形亦可看出这一点。第二,江苏南菁书院模式。南菁书院虽设在江阴,远离省城,但其影响较大,入院学生是通省选拔的人才。因此,1902年破例依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因风气早开,学术文化进步,该书院采取“专斋、正斋、备斋同时并举”的方法。规定“专斋肄习专门之学,参酌中外学制,分为十门”。开始只设经、史、政治、测绘4科,其余分年次第兴办。不久,改设政科、艺科两种。政科分经学、掌故,为必修科目,专重日记,而无讲义。艺科分算学、理化、测量、东文4门,允许学生自行选择。^[11]陕西的宏道大学堂即仿南菁书院办理,不仅办学章程仿南菁成案,课程设置亦仿南菁,设内政、外交、算学、方言4科。限于各地情况,这种办法效仿者颇少,但对尽快完成省城书院向近代大学堂转变有推动作用。第三,湖南模式。在当时各省普遍改书院为学堂时,湖南将省城的岳麓、城南、求忠等著名书院照旧保留,仅令其“分斋设额、课以经史及各国图书”。^[12]将新设的求实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由于地方官对书院改制没有兴趣,致使这所大学堂开办之初“规制未及恢宏,门类亦多未备”。与此相似,其他不少省份改制的大学堂,也多采取这种办法应付差事,直到1905年废科举,通过科举入仕的希望最后破灭,才使这些犹豫徘徊的地方官员不得不下最后决心,真正把书院办成学堂,从而最终完成了书院向近代新式学堂的转变。

三、书院改学堂评价

新政中的书院改学堂,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大发展,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教育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因此,书院改学堂是清末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由此导致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诞生。

(一)书院改学堂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面前,在救亡图存的生死斗争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和开明的政府官员逐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确有比中国封建制度高明之处。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强的队伍。甲午之败,使他们更坚信,中国要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教育首当其冲。纵观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既有洋务派与顽固派,维新派与洋务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各种不同意见和论争,又有实际发展中的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但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经验,改革封建传统教育,逐步使中国的教育近代化,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将封建书院改为中西兼学的新式学堂是这一趋势中的重要一环。尽管由书院改制后的学堂,还较明显地带有从旧传统中脱胎而来的痕迹,但这是旧教育向近代新教育转轨过程中所难以避免的。从总体来看,它毕竟属于新教育的范畴了。由此可见,书院改学堂,无疑是顺应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趋势,是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正因如此,书院改学堂能够从清末教育改革的各种不同意见中脱颖而出,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流和方向。在实际进程中,虽历尽艰难曲折,最终势不可当。

(二)书院改学堂是当时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新教育的有效措施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签订,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式形成。清政府内外交困,被迫行新政,挽颓局,最关键的是需要人才。旧教育已培养不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人才,创办学堂又因经费困难,而不能遂愿。怎样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发展新式教育,是当时问题的关键。为此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指出“兴学至速之法”,其一是将各地祠庙改为学堂,以祠庙公产作学校经费。其二是把全国各地书院改为中西兼学的新式学堂。他说:

各直省及府州县,咸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其民间也有公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有师生,皆有经费。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所延多庸陋之师,或拥席不讲,坐受修脯者……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13]

这样既解决了创办新式学堂的经费困难,又可收培育人才之成效。因此,清末书院改学堂虽然阻力重重,但最后仍得以推广。

(三)书院改学堂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实际进程

中国是在落后挨打的情况下,被动地提出向西方学习,开始迈出教育近代化的步伐的。因此,最初只是创办了一些语言学校、军事学校及与军事相关的技术学校,重在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军事科学技术,以及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技知识,旨在培养当时急需的外语、军事技术等各类人才。甲午战争后,人们意识到学习外国,不能只学皮毛,而应从根本着手,强调学习西政,主张开民智。要求效法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在全国广泛设立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从而把中国教育近代化推向一个新阶段。但从实际发展来看,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新式学堂发展缓慢。1895年前,全国仅有新学堂20所,1895—1898年间,又增加19所。^[14]新式学堂大量涌现,发生在书院改学堂过程中。据统计,1903年,有新式学堂769所,1904年猛增至4476所,1905年达8277所^[15],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从中可窥知,此时的新式学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主体,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实际进程。中国教育在摆脱旧传统形式、迈向近代化的征程中,书院改学堂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总之,书院改学堂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除旧布新的一件大事。在这一过程中,延续千百年的中国书院制度寿终正寝,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学堂逐步建立起来。它不仅在实践上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而且还预示着:中国封建旧教育制度最终废除、近代新教育制度最终确立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