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高潮是指清末留学教育中1896—1911年期间掀起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热潮。在16年间,留日学生多达45059人。[16]其中尤以1905年到1907年达到最高峰,每年留日学生都在6700人以上。[17]这些留日学生在日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文化,并传播到国内,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推陈出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留日高潮的历史背景
清末掀起的留学日本高潮不是偶然的,它是中日两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甲午战败,学习日本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1840年开始,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一连串打击后,逐渐认识到西洋蛮夷的厉害,才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号,才有派遣学生留学西洋的举措。这时中国对近邻日本尚不屑一顾,蕞尔岛国,何足道哉!但日本已认识到自己的弱小与落后,在危机意识驱使下,急起直追,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变法图强,很快便跃居强国之林。这是清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甚至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所表现出的迫不及待的扩张野心,也没有使它清醒。甲午之战,日本告捷,老大中国败于蕞尔岛国日本,这个结局极大地震撼了清政府和中国士人。对中国而言,惨败于日本比惨败于西方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更大、更沉重。鸦片战争是在昏睡中被打醒的,甲午战争则是在开始苏醒的状态下受人一击。前者是素不相识的西洋人所为,后者是向己称臣的东洋弟子。这对国人来说实在不好接受。他们愤羡交加,愤其恩将仇报,羡其一跃而强。既然昔日的学生已超过了当年的老师,就不能不使国人认识到,老大帝国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无情地扯了下来,天朝大国再无退路,中国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要救国,只有奋发图强,要奋发图强,就必须学习西方。既然日本致强的原因是学习西方,那么中国学习日本就是改变屈辱地位的最好途径。于是,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汲取经过日本引进消化的西方文化,便成了当时有志青年的理想追求。因此甲午战后,随着对中日两国地位认识的清醒,朝廷内外形成共识:要想挽救颓局,解民族之困厄,只有学习日本。这是清末留日高潮形成的社会基础。
(二)清政府对留学日本的鼓励提倡
清末留学日本,始于政府官员的提倡。1896年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唐宝锷、戢翼翚等13人就是由清政府驻日公使裕庚因业务上的需要而委托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对其进行教育的,从而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留学日本的先河。
随着人们对日本认识的深入,留学日本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1898年1月,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称日本“以蕞尔岛国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国定矣”[18],描绘了一幅以日本为师变法图强的蓝图。6月,仅康有为撰写或代他人草拟的重要奏折中,提及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的就有:《请派游学日本折》(代杨深秀拟)、《请开局译日本书折》(代杨深秀拟)、《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请开学校折》等。这些奏折的核心便是“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19]。同时,张之洞《劝学篇》刊布,成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书中专写《游学》一章,强调留学教育对开通一国风气、吸取国外先进科技知识的重要性。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榜样是最有效的示范。张之洞指出:“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援本、陆舆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20]在张之洞看来,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跻身强国之列,根本经验就是:一方面全面学习西方之长,从坚船利炮、工商百业到文化政治;另一方面将学成归国的学子用为将相,发挥其才能,以西方政事治国,于是由弱转强,雄视东方。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会奏《复议新政折》,大力提倡留学日本。
在这些政府官员的策动下,1898—1906年,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留学日本的政策。1898年8月2日,《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奉之谕旨片》提出留学日本事宜。1901年颁发《清帝派游学谕》,次年12月外务部《奏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1903年张之洞上《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1906年学部《奏定考验游学生章程折》等。这些《章程》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
1.中央与地方分派,公费与自费并举
《辛丑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财政危机加剧,留学经费更显不足。在此局势下,清政府改变了洋务时期单一的留学派遣方式,采取多方派遣的方针,以派遣机关为主体,留学计划由派遣机关自行制订。中央各部可以根据本部门需要选送,地方各省可以结合本省情形派遣,各工商矿局亦可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酌情选派。公派的同时,也提倡自费留学。自费留学早于公费出现,但人数较少。为此,1898年章京霍翔建议推行游学办法:“令有财力之家,各选聪颖子弟,自备资斧出洋游学。”[21]得清政府批准,明令“其有殷实之家,情愿自备资斧随同学习,准其呈明,饬令派往委员,一体照料”[22]。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奏说:“官筹学费究属有限,拟请明谕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如此则游学者日众,而经费不必尽由官筹。”[23]后来,清政府又规定,自费留学生如果考入国外公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可以转为官费。在清政府的鼓励下,自费留学人数大增,很快超过官费。
2.鼓励青年赴日留学,并作为任用和升迁的重要条件
1903年10月6日,清政府颁发张之洞拟奏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分别授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在普通中学堂5年毕业得省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奖励;在文部省直辖的各高等学堂暨程度相等的各实业学堂3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在日本大学堂毕业,得有选科及普通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在日本国立大学堂3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在日本国立大学堂5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如果留学生原有翰林、进士出身,则视其所学程度,给予相当官职。这些奖励虽未完全兑现,但影响巨大,吸引大批青年士子浮槎东渡。
3.鼓励官绅出洋,提倡贵胄留学
清政府官绅出洋始于1887年,其性质具有考察和游学双重任务。但因时间短暂,且无准备,多是走马观花,无甚实效。新政期间,清政府再次鼓励官绅游学。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等奏称:
查近年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学生,多年少未学,不明事理之人,于时局实在情形,办理艰难之故,毫无阅历。故嚣然不靖,流弊甚多。若已入仕途之人,类多读书明理,循分守法,如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其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分门考察,遇事咨询……则实属有益无弊。其能亲入外国学堂留学者尤善。[24]
这是鉴于青年学子负笈异域,容易濡染自由民主思想,萌生反清革命意识。派遣官绅出洋,不仅自身能“循分守法”,且对一般留学生能起到监督和“引导”作用。官绅“在洋时,与本国留学生渐相稔习,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异时以类相求,黑白确有明证”[25]。出洋官绅成为清政府打入留学群体的“特务”分子,对以后的旧中国留学教育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奖励官绅出洋的同时,清政府还派遣皇室、王公贵族子弟出国游学,旨在巩固皇室根基。皇室贵胄是清政府的特权阶层,出国留学也享有特权,除每班派一名翻译外,每名贵胄留学生准带一名仆役,留学费用也高于普通官费。专业多学习军事和政治,以便回国掌握军政大权。如铁良、荫昌、良弼等,留学归国多操军政大权,成为清朝专制统治的最后捍卫者。
自1898年至清末新政,派遣留学生成为清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官员的提倡、政府的鼓励,使青年学子负笈东游十分踊跃,推动留学日本不断发展壮大,人数最多时每年多达8000余人,形成留学日本高潮。
(三)日本政府推行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
甲午战后,日本把俄国作为争夺远东霸权的主要对手,于是拉拢清政府,消除中国人民的仇视情绪。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吸引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通过教育中国留学生达到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的目的。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首先是日本军政人员向中国高官游说,力陈支持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重要性。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大佐和宇部宫太郎少佐,历访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岑春煊,大力主张派遣陆军留学生。东亚同文会会长冈护美子爵劝说南北各省派遣文科学生留日。当时舆论认为:“支那既渴望教育,日本教育家苟趁此时机容喙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日后之在支那,为教育上之主动者,为知识上之母国。种子一播,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而起。”[26]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强调吸引中国留学生的重要性: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27]
这就是日本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的真实目的。不过,当时日本教育界十分重视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工作,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下田歌子、松本龟次郎等多次来华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回国后积极改进留学生教育措施,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兼东京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一篇长文中论述了留学日本的意义及日本在教育上的责任:
吾人需视中国留学生之教育问题为我国教育界之一大问题。……不论是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合作上,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故吾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及奖掖。彼等留学吾国,窘乏颇多,故不论外务省或文部省,宜具列理由谋之于国会,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功之门径。[28]
为此,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为中国留学生创办了许多学堂或科系,主要有成城学校、日华学堂、亦乐书院、高等大同学校、东亚商业学校、振武学校、东斌学堂、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部、实践女校附属中国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等。客观地讲,教育界的这些努力是真诚的、可贵的,为留日热潮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四)中日两国在地理、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接近,是促成留日高潮的重要因素
对中国而言,向日本求师问道,固然是一大耻辱,但时运如此,也只有忍辱卧薪,况且留学日本有许多便利条件:
1.路近费省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以一衣带水,一苇可航”。去日本留学,费用较省。那时从上海到横滨,与从上海到苏杭差不多,一旦国家或家庭有事可马上回来,符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留日的学费和生活费比留学欧美便宜得多,根据当时汇兑行情,在中国国内学校就读的费用,有时甚至可以足够留学日本之用。这对于自备资斧的留日学生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2.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渊源较近
日本语言文字近于中文,易于通晓。梁启超在《论译书》中举出学习日文较容易的理由是:“言少;音皆中文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文法疏阔;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汉文居十之六七。”[29]在风俗习惯上两国也相似,留学日本不会像留学欧美那样,因文化上的完全异质而产生不适。
3.政治制度易为清政府所接受
对清统治者而言,虽知潮流不可逆转,再原封不动地统治下去已不可能。但何去何从,颇觉犹豫。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发现欧美的民主共和制中国难以接受。相形之下,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较适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统治者的口味,既不动摇皇族统治,又可依靠专制的国家主义走入先进文明的行列,可谓两全其美。
4.留学日本适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
对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日本作为中西文化的缓冲地带,是留学的理想国度。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大都还没有走出“中世纪”,他们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段漫长的思想距离。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正处于这两者之间。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说:“西书甚繁,凡西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删节酌改”的过程,就是西方文化日本化的过程。西方文化的日本化,缩短了西方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精神距离,所以张之洞认为“取径东洋,力省效速”。这是留日高潮产生的文化背景。
上述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便形成了20世纪初的留日高潮。
二、留日高潮概观
(一)清末留日发展阶段
清末留学日本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1.留日初始与稳步发展阶段(1896—1904年)
中国学生留日究竟起于何时,目前说法不一。原来一直把唐宝锷等13人到日本学习作为清末留日的发端。但桑兵认为“留日学生发端于1898年更为恰当”[30]。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许还有其他观点。但1896年唐宝锷等13名学生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到日本学习,都应该属于留学日本。鉴于此,留日初始还应当是1896年。这个时期,留学日本处于稳步发展阶段。随着维新变法和新政中对学习日本的重视和提倡,留日学生逐年增加,1898年77人,1899年143人,1900年159人,1901年272人,1902年727人,1903年1242人,1904年高达2557人。[31]这组数字说明1898—1904年留日学生逐年增加,1902年后有加速的趋势,成倍或几倍地迅猛发展。
2.留日高潮(1905—1907年)
1905年科举废除,使知识分子由科举入仕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转向新式教育。留学是新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日本又是留学的最好国度。因此,留学日本突发高潮。1905年留日学生达8000余人,1906年7283人,1907年6797人。[32]这3年的留学人数达22080人,与清末其他13年留日学生人数22964人相差无几。高潮突起的原因除废科举之外,日俄战争也有较大影响。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东北开战,中国标榜中立,置身战外,但战争结果却再次震惊中国朝野。日本战胜沙俄非中国人始料所及,中国人再次对日本刮目相看,且从惊异逐渐转为敬佩,由敬佩转而学习,于是留日高潮形成。
3.盛极而衰(1908—1911年)
高潮过后,必然衰落。从1908年开始,留学日本渐次衰落。最明显的标志是留日人数逐年减少,1908年5216人,1909年5266人,1910年3979人,1911年3328人。[33]虽说1911年这一人数最少的年份也比初始最多的1904年多出700余人,但与1905年的高峰相比减少了一半多,这是历史的必然。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如潮水般地涌向日本,使日本学校渐成人满为患之势,教学质量渐低,甚至有以谋利为目的的“学店”出现,有违留学初衷。加上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的限制,留学日本便由高潮转入了低谷。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有所提高,这是应该注意的。
(二)留日学生成分
清末留日学生成分相当复杂,王奇生称之为:“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最为混杂的出洋群体。”[34]在清政府的鼓励、各地督抚的劝导和知识分子的相互影响下,“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到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35]。热潮一旦形成,随波而去者大有人在,难免泥沙俱下。据胡汉民回忆:
其实(留日)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36]
留学动机不一,留学表现多样,出国前的身份也不尽相同。在清末庞大的留学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青年学子,而且有年逾花甲的老翁,天真烂漫的少年。据《东方杂志》记载:“广东顺德李昂新,年已八十有二,向学之志,至老不衰,尚欲前赴东瀛考求工业,禀由学务处批准嘉奖。”[37]云南一位已届70高龄的官绅留学生,热诚担任班长,天真之态凌驾于年轻人之上[38]。还有两位14岁的乡下学童,私自留书出走,等到家人发现时,他们已抵达日本[39]。清末留日之风,不仅影响及于老翁、童稚,甚至影响到方外和尚。四川涪州天宝寺僧人佛源向重庆府申请出国咨文,赴日留学。[40]广东六榕寺僧人铁禅等向地方当局禀称:我等“伤心陵谷,蒿目时艰,虽在世外之身,常怀处堂之叹”,自愿于本寺祖遗田产210余亩中捐出193亩,献给政府作留学经费。[41]留日高潮的激荡,使方外僧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女子也是留日学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899年,夏循兰就读日本华族学校,是中国女子留日之始。1900年,浙江女子钱丰保前往日本,次年入实践女子学校。1902年冬,何香凝东渡留日。是年,在日本的中国女留学生达10余名。从1903年开始,留日女学生人数渐增。1905年后,许多省派女子赴日留学。湖南派出20名,到实践女子学校学习师范。江西派出10名。奉天省与日本实践女校约定,每年派15名女生到该校学习。到1907年,仅东京一地就有女留学生1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1908年,中国留日女学生总数为126名,1909年为149名[42],达到留日女生最高峰。随着中国女子的大批赴日,日本教育界开始注意建立教育中国女子的教育机构,除实践女校外,日本东亚女校和成女校也仿效实践女校设置了专招中国女生的特殊教育机构。1905年3月,东亚女校附设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1906年12月成女校特设支那女学生部。此外,日本其他10余所女子学校也有中国留学生就读。
清末留日群体中,还有两类特殊人物。一是前面提到的官绅,他们是在职官员赴日留学。二是亡命客,是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及其弟子亡命日本,其后,孙中山也以日本为反清革命基地。在他们周围分别吸引了一大批不满现状的革命青年,不少人既是亡命客,又是留学生,一身二任,很难严格区分开来。
(三)留日学生入学及学习状况
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入学需一定的手续。章宗祥在《留日学生指南》中指出:“学校分为二种。一官立学校,即由国家设立者;一私立学校,即由民间设立者。进官立学校者,必须吾国钦使或领事等先行咨照彼国外部,转达文部,故必须钦使或领事作保。进私立学校者,则无需乎此,但需资格稍深者作保,或中国人或日本人,均无不可。”[43]无论官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入学均需有人作保。但后来,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大量拥入,一些日本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入学手续没有那么严格,中国学生到日本后,入学还是较容易的。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什么呢?王晓秋在《近代中国文化交流史》中指出:
19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几乎全部是学理工和军事的,可是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法、文史、外语、师范到理工、农医、军事、商业,甚至音乐、美术、体育,应有尽有,而且以学文科和军事的占多数,其中又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热门。这不仅仅反映留日学生兴趣广泛、思想活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中国爱国青年渴求学习外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44]
当然,这当中把留学视为捷径者,也不乏其人。但更多的是探求真正的救国之道。李喜所在《近代留学生与中国文化》中指出,中国留学生“所进的学校有80多个,其中有大学、中学、幼儿师范、实业专科、师范学校、女子学校和工厂技校等;所学科目有工科、理科、外语、师范、史地、政法、军事、手工、音乐、美术、商业、体育、农牧、医药、染织等,几乎包括了日本当时的学校所开设的全部科目”[45]。这种专业选择的广泛性、多样性,在20世纪以前的留学生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西方学术及文化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的反映。
在各个专业中,留日学生以研习法政、师范、军事(包括警务)为最热门。法政大学人数最多,1905年派赴日本的300余名官绅,全部在法政大学学习。此外,不少学校设有法政科,如明治大学、东京大学、日本大学等,所以实际研习法政的人数远远超过法政大学的在籍人数。师范也是留日学生青睐的专业,虽然读东京高师者仅44人,更多的学师范的留日学生是接受速成教育,如在宏文学院、实践学校等处学习,而且选读英语、美术、体操等专业的学生,也大多以从事相关专业的教育工作为目的。学军事的学生大多就读于振武、成城、东斌学校。学教育、习师范成为热门,与戊戌变法之后勃兴的教育救国思潮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清政府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新学堂分不开。至于学法政与军事成为热门,与清政府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编练新军等举措有直接关系。青年们渴求在更深的层次上学习外国以促进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有些人把法政、军事、警务作为升官的阶梯,也是法政、军事成为热门的重要原因。
(四)留日学生的组织
留日学生在清末长达16年期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田正平认为:“组织团体,是留日学生的一大创举。”[46]在1900年前后,留日学生中开始出现第一批学生团体,最早的如励志会、广东独立协会等。起初,这些组织以私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宗旨,后发展为具有明确目的的社团。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建成,这是清末留日学生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组织。
励志会是留学生会馆的前身,主要会员有范源濂、曹汝霖、蔡锷、章宗祥等,都是留学生的领袖。其后以这些人为核心,并得驻日本公使及其他方面的协助,留学生会馆正式成立。馆址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留学生会馆“是留学生的世界,仿佛是中国在日本的缩影。它是策划留学生全体活动的机关,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室和俱乐部等,更是留学生书刊的翻译和出版的总部”[47]。留日学生的公共事务,常在这里商议决定。如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和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有关会议都在这里进行。中国视察人员抵日时,也会按成例会晤会馆干事。干事是会馆负责人,其职责除协商处理在日本发生的问题外,对新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也加以照顾。显然,留学生会馆成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留日女学生也有了自己的社团。清末留日女生人数较多,为了共同的利益、理想与兴趣,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1903年,胡彬夏等10余名留日女生率先发起组建第一个女子社团——共爱会。共爱会成立的动机是“愤女学之衰败,慨女权之摧折……拯救吾二万万同胞于涂炭之中”。因此,规定共爱会的宗旨为“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理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48]。继共爱会之后,留日女学生先后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1901年)、女子复权会(1907年)、留日女学会(1911年)等组织。这些团体都以统一女子留学界、争取女教为目的,成为联系留日女学生的纽带。
1902年以后,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团增多,至1901年,先后成立的社团近30个,较著名的有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等。在这些社团中,除个别属于学习团体和少数几个政治明显保守外,多数社团都具有爱国进步的性质,还有一些明确提出反清革命的宗旨。如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49]。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曰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50]。这些社团,既是留学生政治热情、爱国热情高涨的产物,它们的形成,反过来又推动了留学生爱国反清运动的开展。同时,使留学生们组织了起来,为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留学生的主要活动
留学生在日本除日常学习、吸取西方文化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概括起来有:
1.译介日本及西方书籍
留学生在1896—1911年间译介了多少书籍,目前尚无人统计。但就此成立的翻译组织著名的就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闽学会、普通百科全书社等。译书汇编社是1900年在东京成立的以翻译日本书籍为主的译书团体,社长戢翼翚,其他社员大都为日华学堂毕业后仍在东京专门学校攻读的留学生。该社主要业务是出版《译书汇编》,通过翻译日文书籍,介绍西方思想。如翻译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卢梭的《民约论》等。教科书译辑社主要翻译中、高等学校的教学用书。普通百科全书社则翻译了100册当时日本中学教科书和大学参考书。除了这些社团的翻译外,还有许多个人译书,一时间由日文译介西方著作成为文化界的时尚。这一时期译介书籍之多、内容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像这样短时间内译介这么多书籍的现象也不多见。就内容来看,宗教、哲学、文学、教育、政治、法律、地理、历史、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实业等各方面的知识应有尽有。既有学术著作,也有普及读物,还有一大批教科书,对当时国内思想界产生了巨大震动。
2.创办期刊
留学生在日本自发地创办了许多期刊,著名的有《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还有女留学生创办的《女子魂》《中国新女界杂志》《留日女学生杂志》等。后随留学生不断增加,新的报刊更大量涌现。据统计,至辛亥革命前,由留日学生和亡命客在日本创办的刊物达七八十种之多。这在中国留学史上是很少见的。这些期刊,大多以爱国相砥砺,以传播新知、输入文明为职志,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觉醒。特别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大量地创办刊物,作为自身呼吁女权的专门阵地,极大地促进了女子教育和女权运动的开展。
3.开展爱国革命活动
中国留日学生大都怀有救国图强的志愿,留日期间,他们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1903年年初,中国留日学生得知沙俄拒不从我国东北撤军的消息,群情激愤。4月2日,由叶澜、秦毓鎏等发起在东京召开学生大会,到会者500余人,公推汤尔和为议长,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议决办法8项。拒俄义勇队成立后,分别电告袁世凯、上海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提出俄祸日急,留学生已编成义勇队请求协助。5月2日又召开大会,议决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并通过学生军规则12条,公推兰天蔚为学生军队长。后因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干涉,学生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留学生进行的另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是反“取缔规则”斗争。清政府鉴于中国留学生已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便请求日本政府设法制止中国留学生革命思想的蔓延。于是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7月2日颁发《关于准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15条,通称为《取缔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他们的言论、集会、结社和居住的自由,检查留学生的书信,强迫留学生接受清政府法令等,以限制、瓦解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这些规定激起了留学生的愤怒,立即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取缔规则”斗争。日本路矿速成学堂、弘文学院、成城学校,以及其他各校的中国留学生相继罢课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取缔规则”。但经多方交涉无效,留学生悲愤万分,决定全体罢课归国,不在日本受辱。实践女校学生秋瑾极力主张全体留学生归国革命。陈天华愤而蹈海,以激励大家坚持斗争,更加激发了留学生的爱国热情,纷纷罢学归国。经过留日学生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政府最后让步,答应中国留学生的10项条件,反“取缔规则”斗争在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后适时结束。
通过实际斗争的教育,许多留学生逐渐从爱国、改良,走向反清革命。由于留学生的革命倾向,使20世纪初的日本东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海外基地,产生了大批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如黄兴、邹容、秋瑾、宋教仁、廖仲恺、何香凝、陈天华等,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又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
三、留日高潮的特点和影响
(一)特点
清末留日高潮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具有鲜明的特点。
1.急风暴雨式地突涨
在中国留学史上,尽管留日比留学欧美晚了数十年,但留日人数却直线上升,后来居上。据《日本留学生题名录》统计,1898年77人,1899年143人,1900年159人,1901年272人,1902年727人。[51]至此,留日人数已超过同期留学欧美人数的总和。此后,留日学生更是成倍增长。1903年1242人,1904年2557人,1905年猛增至8000余人。[52]其盛况不仅是中国留学史上空前的,也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53]。以后人数逐年下降,但最少的年份(1911年)留日学生也在3328人以上。不仅超过同期留欧美学生人数总和,就是20世纪20年代也有所不及。据李华兴等统计,1909—1925年的17年间留美学生合计才1031名[54],是留日高潮过后最少年份留日学生的1/3。1921—1925年的留欧学生也仅有1189人,不及留日高潮过后1年的留日学生多。同是留学日本,民国初期的1912—1921年,10年间留日学生达26574人(缺1913年数字),年平均2952人,而1898—1911年14年间,留日学生多达45046人,年平均3218人。[55]也就是说清末平均每年留日学生比民国初期还要多,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高潮于此可见一斑。当然这是清末各方面的社会原因促成的,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2.留日学生来源广泛
主要体现在地域分布广泛和学生成分复杂两方面。从地域来看,改变了早期留学生籍贯限于东南沿海各省的格局,而是广布于全国各地。早期留美的120名幼童,广东籍者84人,占总数的70%;广东、浙江、江苏3个沿海省份共113人,占总数的94.2%。[56]到1904年年初,当时留日学生的籍贯是旗籍27人,奉天1人,直隶77人,山西1人,陕西1人,河南7人,山东40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江苏175人,浙江142人,安徽55人,江西27人,福建42人,广西8人,四川57人,广东108人,贵州17人,云南21人。[57]留日学生来自全国的18个省,尽管东南沿海地区人数仍较多,但所占比例却下降到40%(仍以广东、江苏、浙江3省为例)。边远省份如云南、贵州,内地如四川、陕西均有学生出国。从学生成分来看也相当复杂。有公费、有自费;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耄耋之年的老翁;有志气昂扬的青年女子,也有意气风发的巾帼英雄;有在职官员和取得一定功名的士绅,也有相当数量的王公贵族子弟;同时还有一批被清政府通缉的亡命客。他们当中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还有全家、全族同去留学的情况,这是中外留学史上所不多见的。
3.速成教育占主导地位
当时留日学生大都想尽快完成学业,以便回国效力。留日学生邢赞廷本在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因嫌该院各科教学进度迟缓,便另行补习,以求速成。他说:
算学、日本语,此学堂中进步皆缓,算学,暑假时,别从一师习之,一月中抵学堂五月之一倍半,学堂五月,仅习得半册,暑假学一月,已尽一册又半,其相悬如此。英语现亦不在学堂中学习,晚间别在正则英语学校中学之,学堂五阅月,仅习英语书二册,正则学校三月为一学期,期内能尽五册,亦迟速相悬甚远。[58]
当时抱此心态的学生不在少数。为适应这种局面,日本教育界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许多速成学校,如弘文学院,除设3年本科外,还设有速成师范、理化、音乐等科。速成师范科,设有1年半、8个月、6个月的各科速成师范。又如经纬学堂,除2年制的普通科外,还设10个月的速成师范科、刑律科、警务科、商务科等。日本实践女校也设有师范、工艺速成科。据各方面材料显示,中国留学生的绝大多数在日本受速成教育。
形成速成教育的主要原因是清末新政实施后,各行各业都需大批人才。从教育方面来看,改书院为学堂和废科举之后,新式学堂大批涌现,急需教师。为解决师资缺少问题,1904年颁布的《学务纲要》规定,各省城应立即按照章程迅速举办初级、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练习所,“其尚未设师范学堂者,亟宜延聘师范教员早为开办。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现有师范章程刊布通行。若有速成师范生回国,即可依仿开办,以应急需而立规模”[59]。师范教育靠速成,其他如法政、军事也类此。因此,速成教育便成为留日教育的主流。加之速成教育使日本一些教育机构可在短期内获利甚丰,他们积极性高涨,于是速成教育便成为清末留日高潮的一大特点。
(二)影响
清末留日高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唤醒国人,传播新知
朱庭祺在1910年的《留美学生年报》中,谈到留日教育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时说:
中国似醒未醒,又似初醒之时,人从其新欤?从旧欤?未定也。因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日本留学生之骂詈,日本留学生之电争,而通国之人大醒。开明者,因明而醒;顽固者,因骂而醒;不进者,因驱而进;退后者,因鞭策而前。故曰,中国之醒悟,受日本留学生影响巨矣。[60]
的确如此,在20世纪初的日本,汇集了当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精英。随着“亡命客”与留学生陡增的局势,新思想运动的中心也由中国移到日本东京,西洋文明的输入,从此“取径东洋,转道入内”。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中国思想界主要受来自日本的“第二手”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在此期间,大量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西方学术名著充斥国内知识界市场。留日学生则充当了“盗火者”的重要角色。这些留日学生如饥似渴地吸取由日本人译介的欧美学术名著,消化吸收,他们不仅“亲蒙其惠”,而且将自己所获取的新知识、新思想移植和注入国内空虚的知识界,以供给国内更多知识分子。留日学生向国内传播新思想的途径是译书和办刊。据梁启超回忆,“壬寅癸卯(1902—1904年)间,留日学生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61]。留学生所办刊物对国内思想界影响甚大,据统计,清末留日学生在日本出版的报章杂志共计64种之多[62],其中大多以介绍新思想为宗旨。如《译书汇编》宗旨称,“采择东西各国政治之书,分期译载。……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63]。冯自由对该刊的评价是:“译笔流畅典雅,风行一时……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64]撼醒国人,传播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一扫中国旧传统说教,留日学生功不可没。
2.推翻清朝,建立民国
虽说清政府向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新型人才,挽救清王朝即将覆灭的颓局。在实际操作中,清政府采取各项措施,对留学生施以优待,如给予科名奖励,授以要职。在1905—1911年间,也确有许多留日学生仕途飞黄腾达,如陈锦涛、颜惠庆、曹汝霖等。但由于他们在国外接受的现代化教育和专业科技训练,与中国传统官吏熟读经书的知识结构迥然不同,使留学生在晚清官场显得孤立和不协调,最终导致他们与晚清政权的疏离。相反,留学生的很大一部分却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领导辛亥革命的核心组织——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许多干部由留日学生担任。同盟会在日本策划的多次活动,都有留日学生参加。如黄花岗72烈士中,有7人是留日学生(喻培伦、林文、林觉民等)。武昌起义后,首先响应参加起义的云南陆军中坚干部40人中,有31人是留日学生。[65]云南陆军的红边帽、对襟金扣黄色军服,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服。因此,实藤惠秀认为,“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66]。历史证明,留日学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了清朝的真正掘墓人,这是清政府大量派遣留日学生时做梦也没想到的。
3.对清末军事产生重大影响
留日学生对清末军事的影响主要是在陆军方面。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中国人对日本军事制度刮目相看,开始向日本派遣陆军留学生。自1898—1909年共派去3427人。[67]他们分别在成城学校、振武学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等校学习,回国后对清末军事产生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担任陆军学堂教习。如天津武备学堂,原由德国人担任教习,留学生回国担任教习后,学堂教学内容和训练方法由仿德而改为仿日,影响所及,袁世凯的新军也改为日本操法。第二,编译军事书籍。清末陆军部设译书局,各省督练公所有译书科,主要由归国留学生担任译书工作。据1909年一份译书单统计,译书来源中,日文28本、英文3本、法文2本、德文1本。[68]可见当时译书绝大部分来自日本。如《步兵操练要点》《陆军成规类典》等,这些译书大都作为陆军学堂教材使用,影响了中国陆军军事理论的发展。第三,充任新军军官。清末新军军官主要来源:一是中国军事学堂毕业生;二是留日学军事的学生。北洋军队前期军官以本国学堂毕业生为主,后期则以留日学生为多。尤其是在淳亲王监国时,以载涛取代袁世凯督练新军后,各省督抚竞相延揽留日学生,如张之洞延揽吴禄贞,赵尔巽延揽蒋百里等。这种局面在民国初期更甚。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载:“二十年来,中国军界人物的姓名,几十之九可以从明治四十年的《振武学校一览》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矣。”[69]日本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多年的松本龟次郎也据其数十年的经验总结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其中有2/3曾受教于我国。”[70]可见,留日学生对我国军事影响之巨。
4.促进了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留学生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表现在:
第一,译介新教育理论著作和教科书,为教育改革创造条件。译书汇编社翻译了斯宾塞、卢梭等的《教育论》和本野礼内郎的《东西洋教育史》等教育著作。湖南编译社翻译了《美国教育制度》《支那教育问题》《高校实践管理法》等书。由福建留学生组建的闽学会翻译了《欧洲教育史》等书。另外,教科书译辑社翻译出版了中学物理、化学、生物、几何等多种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与国内学堂设置的课程紧密联系,成为国内中学堂采用的新教材。加之个人翻译出版的《实用教育学》《日本教育论》《中外教育史》等教育理论著作,使外国先进的教育理论引入我国,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推动了学制改革。清末学制改革之所以取法日本,受留日学生影响是一重要因素。留日学生大多学习法政和师范专业,归国后从事政治和教育活动,对清末教育体制影响较大。特别是张百熙和张之洞的幕僚中不乏留日学生,加之又专门派吴汝纶、罗振玉、姚锡光赴日本考察教育,因此“壬寅”“癸卯”两学制,名为张百熙、张之洞等拟定,但在具体草拟过程中,留日归国学生出力尤多,清末学制仿日特点由是形成。
第三,教育宗旨也带有明显的仿日痕迹。1906年,学部颁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尚武”就仿自日本军国民教育。当时的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军国民教育深有感触,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目睹日本送别出征军人的情景,认为武士道精神就是日本魂所在,疾呼中国“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71]。1902年,留日学生奋翮生作《军国民篇》,首揭军国民教育思想。同年留日学生蒋百里译《军国民之教育》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军国民教育理论。这一思想在国内广为传播,对清政府乃至民国初年制定教育宗旨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近代师资的主要来源。清末兴学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师资奇缺。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一方面聘请外籍教师来华任教;另一方面派遣留日学生出国学习。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称,“此时开办学堂,教员乏人,初办之师范学堂及普通中学堂以上,势不能不聘用西师”[72]。因此,培养新学师资是清政府向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之一。大批留日学生学习师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缺乏的问题。从当时全国专门学堂、各种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教员资格统计中发现,1907年这3类学堂教员中,留学生出身者280人,占教员总数的17.5%。到1909年,留学出身者增至753人,占教员总数的26.1%。[73]这只是中等以上学堂。中等以下学堂的主持人和教员中,留日学生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第五,服务桑梓,推动地方教育近代化。留学生有许多回到家乡,服务地方教育事业,从而推动地方教育近代化进程。他们创办各种新式学校,完善地方近代教育体制。如浙江的法政学堂、医学专科学堂,都是留学生创办,并担任教师。也有的主持地方教育行政,推动地方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如沈钧儒于1905年以新科进士的资格赴日留学,进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科学习,归国后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后被举为浙江教育司第一任司长,推行教育改革,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起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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