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改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新学堂的发展呼唤近代学制的出台。于是,制定近代化的学制体系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902年清政府公布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近代学制体系,也是近代学制转变的肇始,但因故未实行。1904年,清政府又颁发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它的实施完成了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转轨,极大地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最终使中国教育步入近代化道路。
一、《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与颁布
《钦定学堂章程》是1902年由张百熙拟订、清政府公布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近代学制,因这一年为旧历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虽未能实行,但毕竟是中国新学制的开端,对中国学制建设影响巨大。
(一)“壬寅学制”产生的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在中国近代,建立新学制的思想由来已久。从容闳向洪仁玕面呈教育计划,到陈炽、宋育仁对西方学制的介绍;从最早出访西欧的官员斌椿对西方学制的引述,到花之安、李提摩太等对清政府的建议;从郑观应、盛宣怀对学制的倡导和实践,到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等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具体构想;从《教育世界》杂志对日本近代学制连篇累牍的介绍,到清政府官员对日本教育制度的实地考察,使中国对西方和日本教育制度有了更深刻和详细的了解,反映出建立中国近代学制的思想条件已日趋成熟。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提出了制定学制、统一课程的客观要求。中国新教育源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和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渗透,开始竞相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1842—1977年,基督教在中国创办学校350所,学生5975人;1890年增至16836人,是13年前的2.5倍。1876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学校294所,1898年达1106所,是22年前的4倍。[74]这些教会学校虽以教化中国人、使其成为社会中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为目的,但其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对中国新教育发展有刺激作用。就中国本身而言,新式学堂是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经过1862—1902年整整40年的办学实践,已初具规模,并积累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办学经验。从1898年起,京师有大学堂,各地大城市有高等专门学堂,各府、州、厅也大都创办了相当于中等教育性质的学堂,县及县以下的乡镇也设置了类似小学、蒙养性质的教育机构。学校类型可谓完备。就某一学堂而言,通常都有具体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有的相当详备。这不仅对该学堂发展,而且对其他学堂也有较大影响,为制定全国学制积累了实际经验。但它们毕竟是某一所学堂的章程,难以规范、也不可能规范全国各级各类学堂,因而新教育在发展中暴露问题颇多,如各学堂自成体系、互不衔接,课程随意性很大,互不统一等。随着新式学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问题日益突出,矛盾更加尖锐。因此,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是新教育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正如湖南巡抚俞廉三在1902年所指出的:“将大中小学堂章程、课表通颁各省,资为程式,俾学有定业,皆可一律遵守,免致分歧。”[75]
由此可见,自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以后,随着外国教育制度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经验,在中国建立近代学制,不仅是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声,也是中国新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于是中国近代学制便应运而生了。
(二)《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
1.张百熙在《钦定学堂章程》制定中的作用
《钦定学堂章程》是张百熙主持制定的。当西太后远在西安时,张百熙即赴西安力请兴学,以挽救时局。清政府因此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并将京师同文馆划归京师大学堂,由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乃至全国的教育改革。
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字冶秋,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督山东学政。曾支持维新变法,政变发生后,因举荐康有为被革职留任。1900年以礼部侍郎赴西安见西太后,痛陈时弊,主张兴学。任管学大臣期间,命门人沈兆祉(小沂)起草《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作为教育改革的纲领,以京师大学堂为中心提出5条大纲:预定办法,添建讲舍,附设译局,广置书籍仪器,宽筹经费。其中的预定办法,就是制定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和大学的各级学校章程。
张百熙认为,大学堂专门正科,暂时还没有合格的生源。根据实际情况,京师大学堂可先从高等学校(大学预科)办起。同时设立仕学馆和师范馆的速成科,以解决各种人才,特别是师资的急需。因此高等学堂(大学预科)、仕学馆、师范馆章程必须先行制定。为了规范全国各地的学堂,“各直省高等、中学、小学章程”也必须同时制定。尽管大学专门正科一时还无条件开办,但也需及早准备,并根据现拟章程先行开办,然后派官员出国考察,借鉴外国的学制章程,予以修订。
京师大学堂在当时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张百熙作为管学大臣,既要办好大学,又要管好全国学校教育。所以,在任内他除解决大学堂经费、房舍等具体问题外,还要统筹考虑全国的教育改革。为此他选聘人才,组建全国教育管理的核心机构。1902年年初,他聘请享有盛誉的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当吴汝纶坚辞不就时,“百熙具衣冠诣汝纶,伏拜地下曰:‘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汝纶感其诚,勉起应诏”[76]。吴汝纶要求先制定大学堂章程,然后视章程中总教习一职的职责,再决定是否出任,且要求立即赴日本考察教育,张百熙全部答应。1902年2月13日,吴汝纶正式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后张百熙又聘湖南试用道张鹤龄为副总教习,候补五品京堂于式枚为总办,翰林院编修李家驹、工部主事赵从蕃为副总办,荣勋、绍英等分任提调,严复为译局总办。设编译局,李希圣为编辑总纂。这样,京师大学堂管理层,也是全国新式教育的最高行政决策层基本形成。在学制制定过程中,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研讨起草工作,沈兆祉起了重要作用。罗悖曧时任编译局副总纂,曾说:“奏定各学堂章程,多出沈兆祉手。”[77]大概“壬寅学制”中一些章程的直接起草人是沈兆祉。另外,对清末学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吴汝纶。
2.吴汝纶对“壬寅学制”的影响
吴汝纶(1840—1903)安徽桐城人,字挚甫,同治进士,直隶冀州知州。曾师事曾国藩,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是著名的桐城古文大师,声望很高。后被李鸿章聘为保定莲池书院院长,成为李的幕僚。吴汝纶不仅国学造诣深厚,而且精通西学,他的挚友严复每译一书,均请其过目,征求意见,曾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作序。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深知新式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1899年创办东文学堂,聘门生日本人中岛裁之任教习,尝试发展新教育。
1902年5月,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日本政府对这次考察极为重视,作了周密安排。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参观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足迹遍及大学、中学、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盲哑等特殊学校,考察范围极其广泛。第二,在文部省听教育讲座和介绍。据其日记统计,共听了19次内容不同的讲座或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概况、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各方面的内容。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改革问题。除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伊藤博文(首相)、大隈重信(前首相)、菊池大麓(文部大臣)、辻新次(文部次官)等官员,并与日本著名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他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考察情况,将收集到的教育情况及日本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和自己的心得设想告知张百熙及大学堂同仁,并尽可能详尽地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从这些信函中可窥知吴汝纶对学制的一些思想,主要有:
第一,发展中国教育事业,速成法与循序渐进法同时并用。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吴汝纶认为,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迅速培养实用人才,以应社会发展的急需。这就必须靠速成教育来完成。但速成教育又是权宜之计,从长远看,要造就专门人才,就必须用循序渐进之法,必须扎扎实实从小学、中学做起。吴汝纶说:“欲令后起之士与外国人才竞美,则必由中、小学循序而进,乃无欲速不达之患。”[78]因此,他提出义务教育和师范教育为发展中国教育的关键。
第二,努力缩短学制年限。
吴汝纶认为,当时中国学校教育除西学内容外,还有中学内容,学制自然就延长了,要想缩短学制,必须减少课程。他说:“然则欲教育之得实效,非大减功课不可。减课之法,于西学则以博物、理化、算术为要,而外国语文从缓。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79]学制年限的长短与课程关系密切,解决学制过长问题必须减少课程。在当时,吴汝纶的减课方案是合理的,也是睿智的。对这一重要问题,壬寅学制以及后来的癸卯学制均未能很好地解决,成为憾事。
第三,教育要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又要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
当时中国经济落后,清政府财政困难,教育经费匮乏。因此,吴汝纶反对铺张浪费,主张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建造校舍以实用节俭为前提。“窃料学校新立,来学者必不能多,无取多备空室,但基地宏拓,后可随时增构足矣。”[80]同意日本教育家“兴学不在屋宇广大”的观点。在符合国情的同时,又需顺应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如普及义务教育、发展女子教育,特别是教育与宗教分离,反对在大学堂设孔庙。他说:“崇饰孔庙,无益于学,欧美尊奉耶稣,不闻祀之学堂,似可仿行。”[81]把教育与宗教严格区别开来,对学制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吴汝纶还论述了许多具体问题,如办医学、设立体操课、学校建筑、学校卫生、翻译教科书等,为学制制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建设性意见。但吴汝纶未直接参与学制的拟订,尽管张百熙曾命参与起草章程的绍越千等约吴汝纶“赴官书局,同议章程”[82],旋因吴汝纶赴日考察,实际未参与学制草拟。不过,访日期间他一直关注学制起草工作。他结合考察所得,通过信函为学制制订提供材料,对学制问题发表见解。曾致函张百熙:“至奏定章程,此间尚未全阅,率臆妄言,以备采择!”[83]另外,吴汝纶在日考察期间,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以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通过多种渠道,收罗齐全,及时提供给制订学制的诸位同仁。如副总办赵仲宣关心学校外语课程、年限、学生宿舍及高等师范问题。吴汝纶告知,日本高等学校已用外语讲授,主要是德语,其次是英语。学习外语年限为中学5年,高等学校4年。学生寄宿舍,一般每室8人,也有五六人的,自修室一般4人。高等师范学校的情况是:预科1年,专讲科学;本科3年,分4学部,加教育学课程;最后一年除研究教育学之外,有教育制度、学校卫生、教育研习等,课程较少,专重教育方法的训练。由此可见,吴汝纶虽未亲自参加制订学制,但对学制的产生有直接的影响。
经过张百熙、吴汝纶、沈兆祉等人的努力,中国第一部学制——“壬寅学制”制定出来了。“壬寅学制”颁布时,吴汝纶还在日本,他的教育主张虽融入了学制,但体现得并不充分。好在吴汝纶回国不久便将考察所得编成《东游丛录》一书,其弟子又编成《东游日报汇编》,详尽地介绍了日本学制。国内热心教育改革之士也高度重视他的考察活动,他从日本回上海的第二天,罗振玉、张謇便登门拜访讨论教育问题。这次考察及考察的成果,不仅直接影响了“壬寅学制”的制订,而且成为日后制订“癸卯学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钦定学堂章程》的内容
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主持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由清政府颁布,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公布的法定学制系统。包括《钦定蒙养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及《考选入学章程》,分别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学堂为3段7级。初等教育阶段分蒙养学堂和小学堂两级。蒙养学堂旨在培养儿童使有浅近知识,并调护其身体。开设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术、体操8门课程。6岁入学,4年毕业,升入小学堂。小学堂又分寻常和高等两级,相互衔接,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寻常小学设修身、读经、作文、习字、史学、舆地、算术、体操8门课程。高等小学设修身、读经、读古文词、作文、习字、算术、本国史学、本国舆地、理科、图画、体操11门课程。各3年毕业,升入中学堂。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旨在使高小毕业生加深程度,增添科目,“俾肆力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84]。开设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12门课程。4年毕业,升入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高等教育设立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3级。高等学堂设于省城,大学预科设在大学堂内,均为中学毕业后欲入大学专门者之预备,分政、艺两科。政科开设伦理、经学、诸子、词章、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物理、名学、法学、理财学、体操13门课程。学制3年,毕业后升入大学的政治、文学、商务3科。艺科开设伦理、中外史学、外国文、算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及矿产学、图画、体操10门课程。学制3年,毕业后升入大学农业、格致、工艺、医术4科。
大学堂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分政治、文学、商务、格致、农业、工业、医术7科,学制3年,毕业后经选拔可升入大学院。大学院旨在研究,不设课程,不主讲授,不定年限,是当时教育的最高阶段,培养特异之才。按壬寅学制规定,从蒙学堂到大学堂共20年。
“壬寅学制”系统图
《钦定学堂章程》除从蒙养学堂到大学院的直系普通教育系统外,还有师范、实业两个旁系。实业学堂分简易、中等和高等3级。简易实业学堂3年,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4年,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3年,与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相当。师范学堂附设于中学堂,也是4年,招贡、监、增、廪、附生入堂肄业。旨在造就小学师资。高等学堂附设师范馆,学制4年,以造就各地中学堂教员为宗旨。于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外,分设一速成科,称仕学馆,招收已入仕途的人员,是中级京员、外官肄业之所。学习法政,3年毕业。这就是《钦定学堂章程》的学制体系。
《钦定学堂章程》虽列出师范、实业教育两个旁系,但都附设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且对其具体开设课程未作明确规定,这个缺憾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得到弥补。
(四)《钦定学堂章程》的特点和影响
《钦定学堂章程》的特点表现为:
第一,注重提高国民基本素质。强调无论什么人均应受7年教育方可择业。如《小学堂章程》规定:“俟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85]注重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轨的重要标志之一,符合当时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第二,重视实业、师范教育,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办实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清末财政困窘,也想通过发展实业得以缓和。因此,实业教育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师范是教育的母体,随着清末教育的发展,师资匮乏日益明显,要发展新教育先须重视师资培训。因此,各类师范教育也得到当政者的重视。但应注意,对实业、师范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办学附设于高小、中学和高等学堂,而不是独立办理,课程设置也没有具体规定,就是明证。
第三,保留了明显的封建残余。在这个学制中,重男轻女思想支配着教育,女子教育在学制中没有任何体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在学制制定者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科举制对学制有重大影响,“壬寅学制”规定,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各级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毕业生,分别给以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称号。对科举出身的人,也可以分别入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和仕学馆,名义上是使学校与科举沟通,实际是新形势下科举对学校教育制约的体现。再次证明科举一日不废,新式学校教育便无从发展。
尽管《钦定学堂章程》内容显得比较简单,还有许多封建残余,且公布后并没有实行,但它毕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由政府明令颁布的独立的和较为完备的学制系统,有筚路蓝缕、开历史先河之功。况且它凝聚了学制制订者们发展中国新式教育的心血,是他们借鉴外国先进教育经验的结晶,特别是为以后学制制订提供了丰富宝贵的经验。“癸卯学制”就是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看来,《钦定学堂章程》在中国教育史上确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奏定学堂章程》的制订与实施
《奏定学堂章程》是1904年1月13日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订、清政府颁行的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因这一年为旧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它的颁行真正把中国教育推上了近代化轨道,对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奠基的作用。
(一)《奏定学堂章程》的制订
如果说对“壬寅学制”制订影响最大者是张百熙和吴汝纶,那么,在“癸卯学制”制订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张之洞和罗振玉。
1.张之洞与《奏定学堂章程》
自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后,清政府各派势力就开始了争夺教育权的斗争。“谤谄乃集百熙一身,劾者纷起。”[86]荣禄、鹿传霖等政府枢要都对张百熙不满。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时,曾为留学生据理力争而与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冲突,成为国内反对派攻击张百熙的口实。张百熙无奈电促吴汝纶归国,不敢邀请进京,送回老家桐城。清政府又派荣庆为管学大臣,以分张百熙之权。荣庆处处掣肘,张百熙不能有所作为,遂请清政府派张之洞主持制订学制。他说:“张之洞留心学务最早,办理学堂亦最认真,久为中外所推崇,是该督二十余年之阅历,二十余年之讲求,于学堂一切利弊知之较悉,自与寻常不同。”[87]张百熙希望张之洞出山主持制订学制,既是为了摆脱荣庆的掣肘,也因为“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88]。从办新教育的实践和经验来看,张百熙确实不如张之洞,这个评价是客观公允的。朝廷采纳张百熙的意见,“着即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订,详悉具奏”[89]。从此,开始了由张之洞主持制订学制的阶段。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也是非常有作为的教育家。他一生热爱教育事业,为官一任,育才一方。在四川学政任内,创建尊经书院;山西巡抚任内,创办令德书院;任两广总督期间,创建水陆师学堂;任湖广总督期间,改书院,办学堂,率先设立学务处,进行大规模地方教育改革实验。他办的书院和学堂,从类型上看有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妇幼学堂。从程度上看,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外,他都办过。张百熙称他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是实事求是的。创办如此多的书院和学堂,使张之洞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制订学制提供了实践基础。
张之洞的学制思想是在不断积累大量的办学经验和不断学习外国学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甲午战败,张之洞的教育观念发生转变。从教育的专业化和普及化要求各省依照外洋“悉设学堂”。他说:“应请各省悉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各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三年小成,乃择其才识较胜者,遣令出洋肄业。”[90]这是张之洞对西方学制的最初认识。维新时期,他对西方学制的了解达到新的程度,对建立新学制认识逐步清晰。1898年春,《劝学篇》问世,对西方由小学、中学而大学的三级学制有所介绍和论述。同时,提到各级学校的年限、课程(包括专门与普通)、毕业与就业的情形。尤其重要的是,他再度提到了各国教育普及化的事实。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一个比时人如李端棻等更为系统合理的学制设想:
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91]
这一学制的构建,虽仍十分简略,但三级一线相通、循序渐进,且要求全国普设,这是思想认识上的时代性进步,确定了后来新型学制的主体框架。
新政时期,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提出更为具体的学制设想:第一,学校等级及年限。蒙学8岁以上入学,学期4年;初小12岁以上入学,3年毕业;高小15岁以上入学,3年毕业;高等学堂,中学毕业方可入学,3年毕业;大学堂,高等学堂毕业方可入学,3年毕业。第二,学校种类。小学、中学学普通学,高等学校文武分途。文高等学校分7种专门:经学、史学、格致、政治、兵学、农学、工学。另设武备学校及实习学校。与此相对应,京城设文武大学,分类及门目和省城专门学校基本相同。第三,课程设置。蒙学有识字、语音、歌诀、“四书”和“五经”的一部。初小学习“五经”、中外简略地图、粗浅算法、绘图法、中国历代大略、本朝制度大略和柔软体操。高小了解经书较深之义理,学行文法,策论、词章,看中外详细地图,学较深算法和绘图法、中国历史大事、外国政治学术大略、器具体操、外国语等。中学除复习历史地理、策论词章外,还学习公牍书记、精深算法绘图法、中国历史兵事、外国历史、律法、格致、农工商学之大略、兵式体操和较深外语等。高等学、大学分专门,也有各自规定的课程,外语为公共必修课。第四,学生出身。各级学校学生经考试毕业后,除选送上一级学校外,同时给予出身。高小毕业为附生,中学毕业为廪生,高等学毕业为优贡,大学毕业为进士。从高等学校、大学毕业者即可授官职。第五,速成教育。针对中国实际情况,张之洞希望在通过各级各类学校循序渐进地培养人才的同时,进行速成教育,“酌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育法以应急需”[92],迅速培养急需的人才。这份奏折很受清政府的重视,不久,重新推行书院改学堂等教育改革措施。奏折中的学制方案,成为“癸卯学制”的基础之一。
按照《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的学制设想,张之洞率先在湖北尝试建立新的学制体系。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前,湖北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内容包括:改两湖书院为文高等学堂,改武备学堂、将弁学堂为武高等学堂,改自强学堂为方言学堂。新创设湖北师范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商务学堂、文普通学堂、武普通学堂、勤成学堂各一所,另有高等学堂7所。同时省城以外各府、州、县兴办的中、小学堂也有10余所。同时出现了私立中小学堂,如武昌造端学堂、武昌日新预备中学堂等。由此可见,湖北教育已形成各级各类学堂均完备的新教育体系。
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1902年10月31日,张之洞奏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向朝廷呈报了湖北办学的情形和对学制的设想。在学制方面,包括学校系统、教育行政、师资培养、课程设置、教材供应、学堂建筑设备以及教育经费等,比《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的学制更具体,也更完备。在学校教育方面,张之洞将湖北的学堂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4个等级。学前教育为蒙养院,由民间办理。初等教育以培养忠诚的国民为目标,分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各以4年为限。从中等教育开始文武分途(与“江楚会奏”中从高等学堂开始分途不同),文普通中学4年毕业,武普通中学4年半毕业(半年实习)。高等教育为职业分科阶段,学制1～5年不等。其科类包括:第一,师范学堂,分1年或2年的速成科与3年本科。第二,文高等学堂,相当于文、法、理3科高等学校,5年毕业(4年在校读书,1年出洋游历)。第三,武高等学堂,相当于日本士官学校,教授军事知识,2～4年毕业。第四,方言学堂,5年毕业。第五,农务学堂与工艺学堂,各4年毕业。在这一学校系统之外,另设勤成学堂,不分科,不定年限,不限额数,容纳年长好学生员讨论中西学问。又设仕学院,选取在职官员进堂修习,请中外教习讲授中外学问。按照这一学制构想,从7岁入学到27岁大学堂毕业,历计学程20年。
张之洞从1895年开始提出兴办新式学堂,到1904年制订“癸卯学制”的近10年间,一直结合自己的办学实践研究中国学制问题,在积累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和借鉴日本学制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补充完善自己的学制设想。“癸卯学制”特别是其中的学务纲要,体现了张之洞完整的学制思想,是张之洞对“癸卯学制”的贡献,也是对中国教育的贡献。
2.罗振玉在“癸卯学制”制订中的作用
对张之洞制订“癸卯学制”影响最大和最直接的,是罗振玉和他主办的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
罗振玉(1860—194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教育家。早年中秀才,后因乡试两次落第,失去了科举兴趣,教授私塾,刻苦自学。1895年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出版《农学报》,致力于译介日本的农学书籍和文章,以达农业救国目的。其间甚感翻译人才的缺乏,乃于1898年3月,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以培养精通日语的人才,聘请日本人诸井六郎和船津辰一为教师。王国维、樊炳清、沈纮等也参与其事,并成为后来《农学报》《教育世界》的主要翻译人才,特别对译介日本学制章程和教育理论贡献较大。
通过办《农学报》和东文学社,使罗振玉成了农学和教育方面的名人,受到张之洞、刘坤一的重视。1901年张之洞邀请他赴湖北,主持湖北农学校。同年刘坤一、张之洞开设江苏编译局,罗振玉、缪荃孙、黄绍箕被任为编辑顾问,收集翻译出版日本的各种文献资料。在刘、张的资助下,罗振玉于1901年5月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主要任务是编译出版日本教育书籍和情报,为刘、张在江苏、湖北推行教育改革提供资料。
1901年12月至1902年1月,罗振玉受张之洞派遣赴日本考察学务。在日本期间,多次访问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等人,并在文部省听了一系列的教育讲座,内容涉及日本的教育行政制度、学校教育制度及教科书编纂,等等,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日本学制章程及各种教科书,并立即派陈毅等随行人员着手翻译。通过考察,罗振玉眼界大开,后来《教育世界》刊载的许多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研究文章都是考察后发表的。张之洞对这次考察非常重视,不仅亲自接见听取汇报,并且命罗振玉与随行人员在总督府开设讲座,连续10天为幕府、各学堂提调、教习及地方官员介绍在日本考察教育的情况。罗振玉还将考察日记编成《扶桑二月记》一书,详细记载了在日本两个月的考察活动及各种见闻。他甚至根据自己的考察所得草拟过一部学制呈交张之洞、刘坤一,得到刘、张赞许。这对张之洞制订“癸卯学制”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教育世界》对“癸卯学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第一,刊载国内教育改革议论,推动教育改革理论的深入研讨。《教育世界》从创刊起到“癸卯学制”颁行前,大量刊载国内著名人士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初等教育的普及和新式学校的创办、教育行政制度的建立、科举制度的兴废几个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两广总督陶模《粤督陶制军粤抚德中丞请变通学校科举折》《粤督陶制军奏图存四策》,张之洞、刘坤一《江楚会奏第一折》,出洋学生总监夏偕复《学校刍言》,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罗振玉《日本教育大旨》《教育五要》,直隶总督袁世凯《直督袁奏陈筹款开办直隶学堂折》。日本教育家、学者也参与了这场讨论,如辻武雄发表《支那教育改革案》、高桥作卫《与北京大学堂总教习吴君论清国教育书》等。《教育世界》无疑起到了教育改革论坛的作用。
第二,刊载译介日本各种学制章程、教育法规和教育书籍。《教育世界》除刊登国内教育言论、奏折、章程、法规、调查报告外,还以主要篇幅刊载译作,介绍外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科书。从第1～18号,曾连载84个日本教育法规、50多本不同学科的教科书,以及教育学、教育史的论著。内容包括:(1)文部省官制。文部省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实业学校令及各科学校规则、细则,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女学校令及规则,私立学校令,学制等。(2)地方学事通则。市町村立小学校有关规则与细则。(3)学校教员检定规则。(4)教科用图书检定规则。(5)各种学校教授细目。与此同时,译介许多著名教育书籍,著名的有:《日本文部省沿革史》(文部省)、《视学提要》(文部省)、《日本现实教育》(吉村寅太郎)、《学校管理法》(田中敬一)、《学校卫生学》(三岛通良)、《女子教育论》(永江正直)等,都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教育名著。
第三,借鉴日本学制,对中国教育制度进行研究探索。最突出的是罗振玉在顾问藤田丰八的帮助下,以学制及初等、中等教育的课程为中心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其成果主要有:《教育私议》《各省设立寻常小学堂议》《设师范急就科议》《拟定寻常小学堂课程表》《拟定高等小学堂课程表》《拟定寻常中学堂课程表》《学制私议》《小学校拟章》《中学校拟章》《师范学校拟章》《论中国急宜兴实业教育》等。这些全部刊在《教育世界》上,对学制建设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教育世界》为“癸卯学制”制订培养训练了一批人才。《教育世界》上发表的有关日本学制的资料,翻译者除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外,大多是东文学社的王国维、樊炳清、沈纮和张之洞所倚重的湖北自强学堂教习陈毅、胡钧等人。在翻译介绍日本学制和各科教育书籍的过程中,他们都成了新教育的专家。“癸卯学制”颁行后,王国维就对张之洞自鸣得意的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提出尖锐的批评,表现出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和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陈毅、胡钧更直接参与了“癸卯学制”的制订。胡钧毕业于两湖书院,曾受张之洞指派随罗振玉赴日考察教育,归国后致力于译介日本学制章程和教科书。制订“癸卯学制”时,张之洞向朝廷推荐他说:“考求学堂教育各政要,精思卓识,所得良多。于测绘、算学、译东书学最长,治事之才尤为精敏。”[93]他是张之洞制订学制的得力助手。陈毅则更为张之洞所器重。张之洞不仅派他随罗振玉赴日考察,而且称他“于教育一门尽心讲求,细密详实,所有办理大中小学堂之法,心中皆有规则,不为空谈。”[94]因此,他担当起了起草学制的繁重任务。[95]不难看出,《教育世界》的诸多翻译者、作者和许多留日学生一样,在“癸卯学制”制订和推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教育世界》对清末学制,尤其是对“癸卯学制”制订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是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论坛,各种教育改革的主张、观点以此为媒介广泛传播,从教育观念上影响了学制的制订。其次,大规模地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几乎所有的日本学制章程,为学制制订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最后,以罗振玉、藤田丰八为代表的学制研究文章,为学制制订者如何学习日本学制作出了表率。另外,《教育世界》在创办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新教育专家,他们直接参与了学制制订。这些有利因素,再加上张之洞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和“壬寅学制”提供的框架蓝本,“癸卯学制”的出现已是近在眼前了。
(二)《奏定学堂章程》内容
1903年6月27日,张之洞开始主持学制制订工作。经数月努力,七易其稿,于1904年1月完成,由清政府颁行全国。从此结束了我国新式学堂无章可循的历史。学制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通儒院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蒙养院家庭教育法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实习教员讲习所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艺徒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程》《各学堂管理通则》《实业学堂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各学堂奖励章程》等,共计22件,洋洋大观,甚为详备。
“癸卯学制”的普通教育在纵的方面可分为3段7级。第一阶段是初等教育,内分3级:蒙养院4年,不在正式学制之内;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第二阶段是中等教育,仅设立中学堂一级4年。第三阶段是高等教育,内分3级,即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3到4年,通儒院5年。在横的方面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旁系。师范教育方面,与中学堂程度相当的是初级师范学堂5年。与高等学堂程度相当的是优级师范学堂4年。实业教育方面,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是实业补习学堂4年,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3～4年,还有艺徒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是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是实业教员讲习所和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此外,还设有译学馆及文言学馆,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业年限约5年。还有为新进士学习知识而设的进士馆,为已仕官员学习新知识设立的仕学馆,属于高等教育性质。分别概述如下:
1.普通教育
(1)蒙养院。
“癸卯学制”明确将蒙养院定为学龄前教育,不列入学校系统。并制定《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96]。这就使蒙养院同时具有学前教育、女子教育的双重功能。蒙养院招收3～7岁幼儿,实施养教合一。教育宗旨是:“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使之远于浇薄之恶风,习于善良之轨范。”[97]保育方法要注意儿童“身体气力之所能为,心力知觉之所能及”[98],不要使儿童难于理解或过于疲乏。因此,每日授课不得超过4小时。保育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要求凡有条件的各省府州县及大的市镇均须在育婴堂或敬节堂内设蒙养院1所。因当时缺乏合适的保教人员,故蒙养院暂且附设于育婴堂和敬节堂。这就使蒙养院不可能大量建立,因而推崇“蒙养家教合一”的办学原则。
(2)初等小学堂。
招收7岁以上儿童入学,宗旨是“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99]。分完全和简易两科,均5年毕业。完全科教育课程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和体操,另视其具体情况酌加图画、手工等课目。简易科课程有:修身与读经、中国文字、历史地理与格致、算术、体操,简易科主要为贫家儿童所设。初等小学堂教学“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易操切以伤其身体,尤须晓以知耻之义”。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防止死记硬背的注入式教学。并提出“夏楚只可示威,不可轻施,尤以不用为最善”[100]。虽未完全禁绝体罚,但已认识到体罚的危害性。初等小学堂设于府州县各城镇,兴办初期要求大县城至少设3所,小县城2所,大镇1所。根据主办单位和经费来源的不同,又可分为官立、公立、私立3种类型。普遍实行班级授课制,毕业生不需考试,可直升高等小学堂。
(3)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小毕业生入学,学习年限4年。宗旨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身体”。“以童年皆知做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101]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另视具体情况可随意酌加手工、农业、商业等科目。但预备入中学堂的学生毋庸加授。教学方法除去与初小相同者外,还特别注意不要轻易体罚学生,“学童至十三岁以上,夏楚万不可用”[102]。高小以州、县立为原则,也分官、公、私立3种类型。1905年学部成立后不久通令全国设立半日学堂,专收贫寒子弟,不收学费,不拘年岁,并规定各类小学堂均归劝学所主管。1910年规定加授官话,以为统一国音的预备。在通商口岸设立的高小,在第三、第四学年加授英文。
(4)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同等学历者也可报考。“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以实业日多,国力增长,即不习专门者亦不至暗陋偏谬为成效。”[103]学习年限5年,学习课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中学堂以府立为原则,州县能设更好,也分官、公、私立3种类型。1909年规定课程分文实两科,文科重经学,实科重工艺。
(5)高等学堂。
招收中学堂毕业生,学习年限3年。“以教大学预备课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104]学习课目分3类:第一类是准备入经学、政法及商科诸大学,课程有: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辩学、法学、理财学和体操等;第二类是预备入格致、工科、农科诸大学,课程有: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物理、化学、算学、地质、矿物、图画和体操等;第三类是预备入医科大学,课程有: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拉丁语、算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和体操等。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体操是公共必修课,其他视相关专业添设。高等学堂要求各省城设立1所,考试及格方准毕业,可升入分科大学堂。
(6)大学堂。
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毕业生,修业年限除政法、医学为4年外,其余皆3年。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105]。大学堂下设8科,称分科大学堂。经学科大学,设12门课程:周易学、尚书学、诗学、春秋左传学、春秋三传学、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论语学、孟子学、理学;政法科大学分政治学和法律学两门;文学科大学设课程9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医科大学分医学和药学两门。格致科大学设课程6门:算学、星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农科大学设4门课程,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工科大学设8门课程: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电气学、建筑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及冶金学。商科大学设课程3门,银行及保险学、贸易及贩运学、关税学。各分科大学由学生各自专修一门,京师大学堂必须8科齐备,各省大学堂至少需设3科。
(7)通儒院。
属研究院性质,是全国最高学府,设在京师大学堂内。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宗旨。[106]需具备分科大学毕业资格或学力相等者,经分科大学教员会议选定,复由总监督核定,方可升入通儒院。研究年限5年,学生不上堂,不计时刻。每年年终必须将研究情形及成绩具呈本分科大学监督,然后交教员会议审查。对研究成绩不显著或品行不端者,经各教员会议审定,可禀请总监督饬其退学。通儒院学生到第5年末,可呈出论著,由本分科大学监督交教员会议审查,合格者准予毕业。
2.师范教育
“癸卯学制”规定,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两级。
第一,初级师范学堂,是师范教育的第一阶段。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学制5年。以“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二项教员者入焉;以习普通学外,并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107]。在小学未发达之前,可以暂就现有的贡、廪、增、附生及文理优长的监生中考取。初级师范学堂是小学教育普及的基础,要求州县必设一所,省城初级师范学堂除完全科外,应设简易科以应急需。完全科5年毕业,入学年龄,以18～25岁为合格。学习课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习字、图画、体操等。视各地情况可加外国语、农业、商业、手工一科或数科。与中学堂相比,注重教育学和习字的教学。简易科入学年龄在25～30岁,1年毕业。各州县初级师范学堂尚未设齐时,可先设师范传习所。凡乡村市镇蒙馆教师品行端正、文理平通,年30～50岁者,可招收学习,以10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发给担任副教员的资格凭证,准在乡村市镇开设小学。传习所教师由初级师范学堂简易科优秀毕业生担任。此外,还设预备科及小学师范讲习所。预备科收欲入师范学堂而普通学力不足,给以补习。小学师范讲习所,收由传习所毕业、已为小学堂教员,复愿入初级师范学堂学习,以补足其学力,及担任蒙馆教师而未学过普通科,也未到传习所学过教法者,给以补习,都具有补习班性质。另外还规定,每一学堂附设小学一所,供学生实习。师范生皆有充当小学教员的义务。
第二,优级师范学堂,是师范教育的第二阶段。学生来源一是初级师范学堂和普通中学堂毕业生;二是精选本省举贡生员确有学术根柢,年在18～25岁者。“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108]课程设置分3科:公共科,是入学后的共修课程,期限1年,包括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东语、英语、辩学、算学、体操8科。分类科又分4科,其一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其二以地理、历史为主;其三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其四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物学为主。人伦道德、经学大义、教育学、心理学和体操为公共必修科目,限3年学完。加习科,是修毕分类课程后增加的学习科目,包括人伦道德、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政令、美学、实验心理学、学校卫生、专科教育、儿童研究、教育实习10科。加习科可以选修,但不得少于5科,学期1年。京师及各省城宜各设一所优级师范学堂,学堂内应设附属中学堂和小学堂各一所,供学生教育实习。毕业生有效力国家教育的义务。
3.实业教育
《奏定实业学堂通则》指出,实业学堂的建立,“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109]。实业学堂分正式实业学堂、实业补习学堂和实业师范学堂3大类。正式实业学堂按程度又分初、中、高3级,按专业又可分为农、工、商和商船学堂。补习实业学堂又分普通补习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两种。实业师范学堂包括实业教员讲习所。分述如下:
(1)初等实业学堂。
相当于高等小学堂程度,招收13岁以上初等小学堂毕业生,分农业学堂、商业学堂和商船学堂3种。办学宗旨是使学生毕业后能从事简易的农业、商业和商船方面的业务。分别讲授农业、商业和商船最浅近的知识技能。学科分普通科和实科两类。普通科有修身、中国文理、算术、体操等,实科课程根据不同专业设置。农业学堂有格致、历史、地理、农业理财大意和图画。商业学堂有地理、簿记、商品学、商事要项、商业实践等。商船学堂开设地理、航海术、商船运输术大意、航海术大意、海上气象学大意、实习等。农商学堂学制3年,商船学堂学制2年。
(2)中等实业学堂。
相当于普通中学程度,本科招收年15岁以上的高等小学堂毕业生,预科招收13岁以上的初等小学堂毕业生。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科。办学宗旨是教授农业、工业、商业、商船方面所必需的知识、艺能,使学生在毕业后能从事各自的专业。中等实业学堂预科开设课目有:修身、中国文学、算术、地理、历史、格致、图画、体操、外国语9门。本科则视不同专业开设不同课程。农业学堂有农业、蚕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5科,各科又分设不同的学习课目。工业学堂有土木、金工、造船、电气、木工、矿业、染织、窖业、漆工、图稿绘画10科,各科分别有实习课目。商业学堂除开设修身、中国文学、算学、体操等普通课目外,还有实习课目:商业地理、商业历史、外国语、商业理财大意、商业法规、商业簿记、商品学、商业事项、商业实践9项。商船学堂分航海科和机轮科。其普通课目有修身、中国文学、算学、物理、化学、地理、图画、外国语、体操。另设专业课目。各类学堂修业年限预科均是2年,本科除农业学堂4年外,其余均为3年。
(3)高等实业学堂。
相当于普通高等学堂程度,招收18～22岁普通中学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科。
第一,高等农业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各农业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110]分预科、本科两种。预科1年毕业,开设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外国语、算学、动物学、植物学、化学、图画、体操等课程。本科3年(农学4年)毕业,分农学科、森林学科、兽医学科。若在殖民垦荒之地,可设土木工学科,各科均有专习课程。
第二,高等工业学堂。“以授高等工业之学理技术,使将来可经理公私工业事务,及各局厂工师,并可充各工业学堂之管理员、教员为宗旨。”[111]3年毕业,分13科:应用化学、染色、机织、建筑、窖业、机器、电器、电气化学、土木、矿业、造船、漆工、图稿绘画。各科除设专习课目外,还有普通课目,为各科共习课程,包括人伦道德、算学、物理、化学、一切应用机器学、图画、机器制图、物理、化学试验、工业法规、工业簿记、工业建筑、英语、体操等。
第三,高等商业学堂。“以施高等商业教育,使通知本国外国之商事商情,及关于商业之学术法律,将来可经理公私商务及会计,并可充各商业学堂之管理员、教员为宗旨。”[112]分预科、本科两种。预科1年毕业,课目有:商业道德、书法、作文、算学、簿记、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法学通论、外国语、体操等。本科3年毕业,开设商业道德、商业作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簿记、机器工学、商品学、理财学、统计学、民法、交涉法、财政学、外国语、商业学、商业实践、体操等课程。
第四,高等商船学堂。“以授高等航海机关之学术技艺,使可充高等管驾船舶之管理员,并可充各商船学堂之管理员、教员为宗旨。以轮船管驾司机各业不必借才外国为成效。”[113]分航海、机轮两科,前者5年半毕业,后者5年毕业。航海科课目有: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外国语、算学、物理学、化学、商船运用术、商品学、商业地理、法学通论、商法、航海术、海上气象学、水路测量术、造船学、机轮术大意、船内卫生法、救急医术、理财学、商船法规、海事法规、炮术学、兵式体操、炮术实习、航海实习25门。机轮科课程有: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外国语、算学、物理学、化学、汽机术、汽炉术、制图、电气工学、工术实习、机轮运转实习等。
此外,高等实业学堂可设专门科,供毕业生进一步研究提高,也可以特设选修课。
(4)实业补习普通学堂。
相当于高等小学堂程度,招收已经从事各科实业或想要从事各科实业的儿童,学历须具备初等小学堂以上程度。“以简易教法授实业必需之知识技能,并补习小学普通教育为宗旨。”[114]分普通科和实习科两类,普通科开设修身、中国文理、算术、体操4科。根据各地情形可加授历史、地理、格致等课目。实习科分为农业、商业、工业、水产4科,各科又有专业课程,3年毕业。实业补习学堂通常附设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内。
(5)艺徒学堂。
相当于高等小学堂程度,招收粗知书算而未入初等小学的12岁以上幼童入学。“以授平等程度之工业技术,使成为良善之工匠为宗旨;以各地方粗浅工业日有进步为成效。”[115]学习无定期,以6月以上、4年以下为限。课程包括:修身、中国文理、算术、几何、物理、化学、图画、体操8科,其中修身、中国文理为必修课,其余各科为选修。
(6)实业教员讲习所。
程度相当于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招收17岁以上中学堂或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以教成各该实业学堂及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之教员为宗旨;以各种实业师不外求为成效”[116]。分农业教员、工业教员和商业教员讲习所3种。农业教员讲习所,学习2年,课目有:人伦道德、算学及测量术、气象学、农业泛论、农业化学、农具学、土壤学、肥料学、耕种学、畜产学、园艺学、昆虫学、养蚕学、兽医学、水产学、森林学、农产制造学、农业理财学、实习、英语、教育学、教授法、体操23门。商业教员讲习所,学习2年。开设人伦道德、应用化学、应用物理学、商业作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簿记、商品学、商业理财、商业实践、英语、教育学、教授法、体操15门课程。工业教员讲习所,分完全科和简易科2种。完全科学制3年,分金工、木工、染织、窖业、应用化学、工业图样6科。简易科学制1年,分金工、木工、染色、机织、陶器、漆工6科,每科都有若干学习课目。实习教员讲习所通常附设于农工商大学或高等农工商学堂内。学生在学期间享受公费待遇,毕业后须尽教育义务,一般以6年为限。
“癸卯学制”系统图
(三)“癸卯学制”的修订完善
“癸卯学制”颁行后,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陆续暴露,于是进一步补充修订使之尽量完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女子教育、私学教育、补习教育和师范教育几方面。
1.初等教育
“癸卯学制”规定初等教育阶段学习时间长达9年,学制颁布不久,各地就有学制太长的议论。1909年江苏教育会呈学部“请变通初小学堂章程”,建议缩短初等小学的年限,并简化学习科目。他们认为“初等小学之年限愈短、科目愈简,则教育之普及愈易”[117]。学部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于1909年颁布《变通初等小学章程》,把初等小学分为3种,5年完全科、4年简易科和3年简易科。又因5年完全科过长,3年简易科过短,且小学阶段分为3等过于混乱,就“一律以四年为毕业期限,并删除简易科名目”[118]。1911年,中央教育会议决定4年初小为义务教育,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实施义务教育的开端。
2.中等教育
1909年因“近来言者条陈学务”,要求“近采德国成法”,文科、实科分堂肄业。学部奏请“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119]。文科以经学、国文、外语、史地为主课,实科以外语、数理化、博物为主课。实行1年后,又令废除,但对后来中学教育有一定影响。
3.女子教育
“癸卯学制”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于1907年3月8日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作为对癸卯学制的补充。这是中国女子教育正式纳入教育制度的开始。《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堂分初、高两级,学制各4年。学堂须与男子分立,堂长、教习以女子充当。“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120]初小设修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5门课程,另以音乐、图画为随意科。女子高小在初小开设课程基础上,再加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以音乐为随意科。另外还规定,凡女子小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121]。规定每州县必设1所。允许民办,学制4年。课程在女子高小基础上另加教育、历史、家事、裁缝、手艺、音乐等13科,其中音乐可作随意科。女子师范学堂附设女子小学堂及蒙养院各1所,供女子师范学生实习。对学生不收学费,但毕业后需服务3年,充女子小学堂教习或蒙养院保姆。中国女子教育自此纳入法制化轨道。
4.补习教育
1905年学部成立不久,通令全国设立半日学堂和平民补习学堂。前者主要招收贫民失学子弟,年龄适当放宽,给予免费教育,后者侧重失学成人的扫盲。1909年年底,学部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以简易识字学塾取代平民补习学堂,专收年长失学者入塾,利用工余农闲之时,集中进行3～6个月的短期教育。1910年1月10日,学部奏准颁布《简易识字学塾十六条》,规定其教材用学部颁定的《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并酌授浅易算术(珠算和笔算),每日学习时间为3或2小时。学习期间,以考试督查绩效。标志着成人扫盲和补习教育的制度化。
5.改良私学教育
“癸卯学制”旨在发展新式官办学堂,对原有私塾教育如何办理,未作要求。但私塾在当时教育发展中也确实需要整顿改良,以适应社会需要。于是1910年学部通令全国各地私塾,按照部定《变通初等小学简易课程办理文》,要求私塾以辅助小学之不及,应改良,不应歧视。不久颁布《改良私塾章程》,规定“改良私塾以私塾教授渐期合法并补助地方教育为宗旨”[122]。私塾经改良后,分初等、高等两种,程度相当于初小和高小。初等私塾必须讲授修身、国文、读经讲经、算术4科,参用初等小学教授管理办法和初等小学规则,体罚不得滥用。高等私塾必须讲授修身、国文、读经讲经、算术、历史、地理6科,并参用高等小学教授管理办法,施行高等小学规则。这对传统私塾转向近代化新式小学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师范教育
1907年3月,学部公布《奏定师范学堂毕业效力义务章程》。不久又奏准大学堂师范毕业生义务期限为5年,5年之内不得营谋教育以外之事,并准援照教员免扣资俸章程,一律不扣资俸。1907年5月,学部奏准官费生回国后,皆令充当专门教员5年,以尽义务。义务年限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他事,为稳定教师队伍提供了法律保证。为保证教师质量,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1909年12月,清政府颁发《检定小学教员章程》《优待小学教员章程》。1911年1月,又颁定《检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章程》《优待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章程》等,分别对教师考察范围、考察科目、资格、待遇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强调如无检定文凭(即考查不合格)者,一律不得延聘。这对提高教师水平,保证教育质量,有积极意义。
(四)“癸卯学制”的特点、评价
1.“癸卯学制”的特点
综观“癸卯学制”从制订到颁布实施的情况,不难看出有以下特点:
第一,制订迅速,体系完备。清末学制制订之神速,是其他事物发展望尘莫及的。自1901年实行新政,次年便有“壬寅学制”的颁布,仅隔1年5个月便有“癸卯学制”的颁行。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颁布两个学制体系,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仅见的。而且在“癸卯学制”颁行不久,清政府又陆续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改良私塾章程》《留学生考试章程》等,使“癸卯学制”及时得到修订、补充。回顾1902年到1910年8年间,教育法规制订的密集度,超过中国教育史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方面反映了清末统治者兴教育以挽救危机、摆脱困境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几千年旧教育在国际新教育潮流冲击下土崩瓦解。再从学制内容来看,既有教育的基本法《义务纲要》,又有从《蒙养院家庭教育法章程》到《通儒院章程》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也有从各级师范学堂章程到各种实业教育章程的师范、实业新教育体系,还有涉及学校管理的《各学堂管理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等。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实业教育,从师范教育到留学教育,从学制体系到教育行政、学校管理,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尽管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实现的,甚至成为一纸空文,但它毕竟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为完备的教育法规体系,使新教育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借鉴西洋,立足本国,参酌变通。以往学者在论及“癸卯学制”时,多认为是模仿照搬了日本学制,没顾及中国国情。“癸卯学制”受日本学制的极大影响是客观事实,但并非一味照搬,而是在“博考外国各学堂、课程门目”基础上,再结合中国国情“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的。[123]因为中日两国国情与国力不同,社会发展也有差距。因此,“癸卯学制”虽受日本影响甚巨,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有较大的变通。在办学上,根据各地人文、财力等的不同情况,采取灵活性规定。在学校分布的密度、课程设置上留下了灵活掌握的余地。如偏僻内陆地区教育仍可承袭蚕桑果木的传统内容,但在沿海开埠地区,便可依地方新产业发展需要,在小学就进行声光化电和外语教育。在发达地区,普通教育发展要正规化,学制对学校规模、设备、师资、课程、考试标准都有严格规定。对落后地区则允许草创上马,开办简易学堂。对学校分布,学制只作粗略规定,如中学堂每府必设1所,就是说在某些人口稀少的贫困州县可以不设中学堂,但在人口稠密的富裕地区,又允许在同一乡镇同时兴办几所。在办学形式上,允许私办、公办、官办多种形式并存。另外,为使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能接受新教育,“癸卯学制”规定设立5年制等同于大学堂的译学馆,使外语较好的知识分子受到新式教育。开办3年制进士馆,使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即将入仕的新官员受到新知识培训,进行西学补课,使他们“明彻今日中外大局,并于法津、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124]。因进士年龄差别较大,其课程又分作必修科和随意科,依年龄不同而各有侧重。这些都是因中国国情而采取的变通措施,对借鉴外国先进教育制度,发展中国新式教育,有积极意义。
第三,改革教育内容,具有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癸卯学制”在总体设计与各级各类学堂的课程设置上,表露出明显的国际参与意识。在总体上“癸卯学制”“两头大中间小”,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年限,分别为9年和11～12年,而中等教育则仅5年。初等教育,西学内容仅涉皮毛,如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数学,9年学习程度仅止于5位数内的四则运算,以及百分比、日用簿记和珠算常识的一般水平。中学则完全纳入人才教育的预备阶段,表现为大量削减经学课时,由初小占总课时41%,减为只占25%,同时增加数、理、化、外语内容。尤其是外语,占总课时的20%,加上必需的课外预、复习和阅读、听力、会话训练,学生每天在外语上所花时间不会少于实际时间的一半。对高等学堂和通儒院,最主要目的在于出成果、出人才,经过分科教育和专业训练,培养出各种发明新理、制造新器的人才。为达此目的,“癸卯学制”规定,进入高等学堂后,以约近一半的课时专攻外语,除深化中学阶段已过关的第一外语外,还要学习第二外语。据陈祖怀统计,高等学堂第三类学科(以医学为深造方向)平均外语占总课时的47.5%。[125]这个课程设计表明,在学制制订者看来,外语过关方能进入深造行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知识总量与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反映出他们面向世界、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是教育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在师范教育上,便是要求各地积极筹资,选送教员出洋进修。表现在实业教育上,则是要求初等商船学堂和各科中等实业学堂,加设外语课及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和商务来往知识,有意识地进行世界市场专业人才的培养。高等实业学堂更明文规定,以培养参与世界贸易人才为宗旨。这些内容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学制制订者对国际市场的参与意识,与原来的封闭保守相比,显然是较大的进步。
2.“癸卯学制”评价
“癸卯学制”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以来新式学堂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新教育发展演变的总结,是学习日本教育,借鉴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成果,也是以后新教育发展的总纲。它的颁布实施,加速了科举制的灭亡,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框架和方向,是中国教育走上近代化轨道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不仅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应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第一,借鉴西方教育制度,中国教育开始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
中国教育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即官学、私学、书院并存。在科举的制约下,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合一,培训政府官员成为教育的主要功能。进入近代后,随着社会的动荡发展,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们,首先意识到中国的旧教育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他们批判旧教育的空疏无用,以极大的热情宣传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随着新式学堂的不断出现,西方教育制度也越来越多地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始终是不系统的。甲午战败,国人震惊。昔日的老师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不少政府要员开始心甘情愿地虚心向日本请教,吴汝纶、严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日本竭诚请教,求取真经。张之洞虽未亲自赴日,但学习日本是他坚决提倡的。因此,日本的学制文献及教科书都被译介到中国来,日本学校管理、运作的具体情况均得到详尽介绍。从此,中国教育一改传统面貌,开始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大潮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癸卯学制”确立了近代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的基调,教育开始与社会生产、国计民生相联系。如“癸卯学制”规定:各级师范教育和各种实业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各级师资和不同专业的应用技术人才;普通教育中的课程设置除初小学生年龄小,以启发知识、明白伦理、调护身心为目的外,高小就要考虑学生“皆有谋生之计虑”;中学要以“实业日多,国力增长”,学生能“从事于各项实业”,“不至暗陋偏谬为成效”;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也都以培养社会有用之专才为旨归。这表明,各级各类学堂均以发展社会生产、培养国民能谋生计为宗旨,而不再是仅仅培训政府官员。这是符合世界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明中国教育开始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
第二,奠定教育发展方向,推动新教育前进。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产生在洋务运动中,但真正迅速发展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戊戌变法期间,随着维新派的宣传提倡,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各类新式学堂相继出现。各种学校章程及区域性的学制章程也开始探讨、制订。湖北、直隶、山东在这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新学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明显。如全国没有统一的学制,各学堂课程不一,年限不一,程度不一,衔接困难,制约了新学堂的发展。“癸卯学制”的施行,使业已存在的新式学堂有章可循,明确了发展方向,极大地促进了全国新式学堂的发展。根据当时学部统计,1903年全国有新学堂769所,学生31428人。1904年学堂4476所,学生99475人,1905年学堂8277所,学生258873人。[126]这组数字清楚地表明“癸卯学制”颁行前后新式学堂的巨大变化。新学堂虽有迅猛发展,但普及率仍然很低。据统计,当时全国学龄儿童及青年约6500万人,入各类学堂者仅占1/40,女子入学则不足1%。[127]但比学制颁布前屈指可数的新式学堂来说,学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已是相当可观了。新学堂的发展,培养了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使人们更认识到旧的传统教育已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教育的发展,加速了科举的废除和封建旧教育制度的彻底瓦解。
第三,改变了清末办学模式。
学制实施后,普通教育及其相关的师范教育成为新教育发展的重点。新教育与旧教育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是新教育,在“癸卯学制”实施前后也有明显不同。学制实施前,洋务派开办的新式学堂以培养洋务人才为目的,重视专业技术教育。学制颁行后,对普通教育及其相关的师范教育特别重视。“癸卯学制”虽未明确规定国民义务教育,但在对初等小学堂前4年的教育实施条例中,已详细介绍了外国实行强迫性义务教育的10条规则,并要求各地官绅及学生家长,“认定此旨,坚确不移”,“家劝户勉,总期民皆知学”[128]。在1911年的中央教育会议上,把4年初小定为义务教育,从而把“癸卯学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了。普通教育要迅速发展,必须解决师资问题,作为教育“母机”的师范教育便成为发展新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学制明确规定,各地应大力兴办师范学堂,并实行官费教育制度,以尽可能多地鼓励并招收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学子。学制还注意到了师范教育的实践性,特别规定各省优级师范学堂需附设中学与小学,“以备研究普通教育之成法,以图教育进步,为各普通学堂之模范,且以资本学堂学生之实事练习”[129]。学部侍郎严修赴日考察教育时最注重的是幼儿园、小学,次则师范,再则职业,最后才是大学,也是重视普及教育的表现。虽说学制对实业教育也有十分详细的规定,但教育由原来的重专业技术而转向普通教育是不可扭转的历史潮流。这是符合近代教育发展规律的。
第四,促进了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的变革,有利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思想学说在中国传播。
“癸卯学制”的课程设置,虽说传统的经史之学仍占有较大的比重,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也明显地有所增加,这从前面学制内容中已可窥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基本上被贯彻到教育实践中,使学校教学内容发生重大变化。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画和体操。”这是自然科学进入学堂的明证。尽管学制对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和学说严加限制,但由于自然科学是摆脱愚昧、破除迷信、促进觉悟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也会得以迅速传播。青年学子一旦掌握了西学之用,必然要追求西学之体。留学生和资产阶级人士尽量利用合法出版物和讲坛传播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以致“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尔等人名,中国国内学生皆熟闻之”,“卢梭与马克思之学说,法国与美国革命之理想,1848年德国青年暴动动机,爱尔兰自由运动之斗争,欧洲文艺复兴,基督教之新教运动,凡此诸端俱为学生探讨辩论之资料”[130]。结果使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达到了资产阶级启蒙教育的效果,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
第五,注意书本与实践结合,促进教学方法改革。
中国传统教学方法以讲诵为主,动手实践的机会很少,“癸卯学制”对此有所改革。规定在初等教育阶段,要注意儿童心理,采取趣味教学手段,加强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对初小学生,教师课责不能“过苦”,应以通俗易懂的解释,“启发儿童之良心”,“动其欣慕效法之念”,教师“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夏楚只可示威,不可轻施,尤以不用为最善”[131]。13岁以上则禁绝体罚。学堂开设体操、图画、手工诸课,以锻炼儿童体魄和“好勤耐劳之习”。在高年级开农业、商业课程,“使知农业之乐趣”和“人己交利之理”,以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商业意识,对传统教育的“耻言利”是一种时代的跨越。高等教育方面,突出学生的动手能力,多予以实践的机会,在农、商、医、师范类学校,皆设供学生实习的农场、商店、医院和附设学堂,以便学生实习。这对原来中国教育“文章习为空疏”的弊端是一大进步,从而推动学校在教学方法上的探索与更张。
总而言之,“癸卯学制”是甲午战争以后,在“以强敌为师”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学习西方教育,特别是积极引进日本教育的产物。它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制为蓝本,借鉴和吸收了日本学制中许多有益的经验,并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在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等方面均有创新。尽管这个学制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受“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带有较浓厚的封建色彩,对日本学制也缺乏深入研究,有抄袭的痕迹,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其贡献。它把中国教育由古典转入近代化轨道,并奠定中国教育近代化基础,使中国教育真正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三、新式学堂的发展
近代新式学堂产生在洋务运动当中,但真正大规模地发展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当时,在清政府的提倡和鼓励下,一系列的教育制度和措施次第出台,极大地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实践基础。
(一)新式学堂发展的历史背景
1.社会需要是新式学堂发展的根本原因
鸦片战争后,旧教育的空疏无用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龚自珍、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等都有尖锐的批评。这只是理论上的认识,对社会的危害还不像理论认识那么深刻。甲午战败,天朝大国败于蕞尔岛国日本,昔日的老师败给了今天的学生,人们开始真正反思中国的问题。追根溯源是社会的巨变,没有相应的人才为其服务。人才缺乏,显然是教育存在问题。19世纪末的中国教育,虽说新学堂有所发展,但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旧的传统教育。在科举制的束缚下,从中央国子监到府州县学乃至书院,大都以讲授经史之学为主,虽说也有传播自然科学的新学堂或书院,但相对于庞大的旧教育体系而言,真是凤毛麟角。据有关资料统计,新政前的新式学堂仅有39所。[132]要改变中国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振兴中华民族,就必须先振兴近代新式教育。正如留日学生提出的:“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133]因此,发展新教育便成为朝野内外、全国上下有识之士的一致呼声。
2.清政府的重视、提倡
在新政中,清政府把“求才”作为首要任务。1901年6月的谕旨指出:“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艰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134]为求人才,清政府在新政中大力改革教育,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新教育的措施,除前述的书院改学堂、鼓励留学、制定新学制外,还有以下措施。
(1)废除科举和建立各级兴学机构。
20世纪初,科举已成为新教育发展的严重障碍,科举不除,新学不兴。于是1905年清政府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从此,在中国历史上盛行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寿终,对新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时,清政府着手建立兴学机构,1905年12月,在中央设立学部,作为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次年在各省设立提学使司,负责一省学务。在府、厅、州、县设劝学所,管理各辖区内地方教育的发展。到1909年全国有劝学所1558个,劝学员12066人。[135]兴学机构的设立,使清政府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成为新教育发展的有力保障。
(2)筹款兴学。
清末国家财政危机严重,而新政中练新军、办实业、兴学堂均需巨款。在经济十分困难的局面下,如何发展新式学堂确是一大问题。为解决兴学中的经费问题,清廷及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当时情况,结合本地实际,采取的有效措施有:
第一,整旧从新。即将旧有的传统教育机构改为新式学堂。以前者的资产财物充作后者的校产费用。主要指各地书院和旧式府州县学等旧式教育机构,甚至一些地方贡院、试馆等准教育机关改为新式学堂。不仅解决了地方兴办新学堂的校舍、设施,还可适当利用原有师资,特别是对原有教育财源的截用,使新学堂经济来源有所保障。
第二,破旧立新。指对寺庙庵观等宗教设施,或直接将房产改建新式学堂,或截用其经济来源充作兴学经费。在山东改寺观,提经费,兴学堂,竟成一时风气。如在沂属各县,其僧、道人众往往一人主持二、三庙宇,每处产业少则膏壤数十亩,多则四五顷。经地方协商,迫使出家人以一处产业留用,“其余所入作为私立学堂之费”[136]。这就缓解了兴学中物力、财力不足的矛盾。
第三,官方筹措。指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为了完成清廷下达的兴学指标而设法筹集各种兴学款项。既要兴学,而中央财政又无款可拨,只好由各地方政府自筹。张之洞主政湖北时,于1903年将川淮入鄂之盐每斤加抽4文作为兴学费用,加之其他措施,1904年筹集办学经费白银75万两,1905年激增至128万两,1907年跃为206万两,一时“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137]。
第四,公集公立。这是仅次于官方筹措的大宗,分两种类型:一是地方的头面人物,如退职官僚、富有绅商、族中俊彦等,为兴办学堂出面集资,如张謇、严修、孙诒让、丘逢甲等。二是新兴社会团体,如商会、公所等组织,甚至一些有志兴学的同人临时结成团体,积极筹款兴学。如云南1910年成立的初级商业学堂,即由商务总会同人赞助而成。[138]
第五,私捐自办。指私人捐款兴学,或凭个人私家财力创办或维持各种类型学堂。这是当时办学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如湖南明德学堂是湖南士绅龙璋兄弟各捐1000块洋元创办。周南女校是朱剑凡独自变卖家产11.7万银元利用家族宗祠创办。[139]这当中也有华侨捐资兴学的,如1903年创办的广东路矿学堂,就是华侨张振勋捐献白银20万两建成的。多种多样的筹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创办新式学堂的经费问题,推动着新式教育的不断发展。
(3)严定奖罚。
由于传统观念和经费等的困扰,各地兴学阻力重重,新式学堂发展步履维艰。但清廷和各省大吏为发展教育措施强硬,严定奖惩。学务大臣在奏请谕令各督抚广办学堂时称:“严定州县功过,其玩视尤甚及有名无实者,分别情节轻重,随时撤参。”[140]各省严格执行,如1905年江苏巡抚陆元鼎对“教科之不完,章程之未合,生徒之缺额,教员之滥竽,以至经费之支用无法,办事之任用非人,种种弊端”,随时派员“切时调整”,根据优劣,“藉为奖黜之所凭”[141]。同年,川督锡良对学堂“规模整齐”“尚有条理”“开办最多”的15个州县官记功。对“办事延宕”“事多敷衍”“禀报欠实”的11个州县记过。1911年四川当局又分别给予办学有功的37人五品功照,134人六品功照,7人蓝翎功照。[142]这对于调动地方官员的办学积极性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
由此可见,清末新式学堂的迅猛发展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新式学堂发展概况
由于各阶层的参与和各项措施的推行,在20世纪头10年间,中国兴办新式学堂取得巨大成绩,据王笛统计[143]:
由此可见,1902—1911年间,近代新式学堂由769所发展到52500所,最高的1909年达59117所,学生近164万人。新教育逐步取代旧教育而成为教育事业的中坚。
1.普通教育
(1)高等教育。
近代普通教育的发展是由高等、中等再到初等,逐步推广。高等教育充当了普通教育发展的龙头。1901—1903年,清政府及地方各省先后设立山东大学、浙江求是大学堂、苏州省城大学堂、河南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山西大学、江西大学堂、陕西关中大学堂等。1903年清政府下令,除保留京师、北洋和山西三所大学外,各省大学一律降为高等学堂,每个省城1所,相当于大学预科,分文、理工和医学3类。据统计,1909年计有大学堂3所:京师大学堂200人,北洋大学堂114人,山西大学堂435人,共计749人。[144]各省高等学堂243所,学生4127人。[145]专门学堂83所,学生15720人。其中法科学堂多达47所,学生12282人。[146]另有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公学2所。毕业生据1911年不完全统计,京师大学堂只有预科120名;山西大学堂有法科16名,工科19名,理科9名,预科24名;北洋大学堂有工科35名,法科9名。[147]下面主要介绍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的前身是1895年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1900年校舍被八国联军侵占,学堂被迫停止。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凯上奏清廷,在天津西沽武库重建校舍,1903年春落成迁入,改名北洋大学堂,分本科、预科两级。本科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科。法科4年毕业,其他3年毕业。1917年院校调整,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北大工科并入本校,遂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工科大学。预科课程以外文和数理化等普通学科为主,另设制图等课。本科前2年开高等数学、测量学、力学、热工学、结构学、地质学、金属工艺等课,后2年开设专业课。1906年设法文、俄文译学班,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为培养师资,1907年、1908年开设两个师范班,因教师乏人,特请直隶提学使顾问官日本哲学博士渡边龙圣为名誉教员,讲授生理、心理、教育学、教授法等课程。1913年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停办,学生并入北洋大学堂预科。北洋大学堂在清末是官费学校,学生膳食均由学校供给,每月还发零用钱白银2两。为鼓励学生读书,仿旧书院制度,举行月考,成绩优良者给予奖赏。1905年梁敦彦任督办,继任者有唐绍仪、钱明训等。1903年总办为钱
,继任者为沈桐、丁堆鲁、伍廷芳等。1904年设监督,由罗埻曧担任,继任者为蔡儒楷。总教习是美国人丁家立,后由王邰廉继任。从开办至1911年本科毕业和肄业生379人,其中出国55人,法文班13人,俄文班14人,师范班69人。民国后改为国立北洋大学,现在称天津大学。
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是清末第一所省立大学堂,是书院改学堂的产物。1902年3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将太原令德书院改为山西大学堂。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筹办的山西省中西学堂并入,为西学专斋,原设学堂为中学专斋。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经理,聘英人敦宗礼为总教习,限10年归还。管理人员由山西选派,教授人员由李提摩太挑选。初以乡试贡院为临时校址,1904年迁入侯家巷临时校舍。设预科班3年,专科4年。任命姚文栋为学堂总办,聘谷如庸为中学专斋总理,高燮曾为总教习。中学专斋选令德书院和晋阳书院学生入斋学习,分经、史、政、艺4科,每日课题一道,名列优等者奖励。西学专斋学习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博物、世界史、中外地理、图画、体操等。无中文教材,外籍教员讲授,中国教员翻译,以英文、算学为主课。每月考试一次,80分以上者奖大洋8元,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1904年宝熙任山西学台(后称提学使),整顿山西大学堂,派进士杨熊祥为监督,取消中学专斋总理,改设监督,改中学专斋总教习为教务长。经史政艺4科,除保留经学科外,改学英、法、日、俄等外语和算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博物、图画、体操等。并选送中学专斋学生30名留学日本,西学专斋4人入京师大学堂师范科学习,选派25人赴英国学理工各科。这些人回国后对山西近代教育和工业发展有较大贡献。1911年收回西斋,中西斋之分不复存在。民国后改名为山西大学。
(2)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特别是中学堂是清末兴学中的薄弱环节。1895年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二等学堂是中国近代中等教育的雏形。1898年总理衙门和军机大臣会呈京师大学堂章程,请求清政府通饬各省,在府、州、县设小学,省会设立中学,京师设立大学。“中学”一词正式见诸教育法规。[148]同年,御史张承缨奏请于京城设立中学堂,杭州知府林启设立杭州中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独立中学堂的发轫。1904年“癸卯学制”规定各府至少设立中学一所,并鼓励州县自设。经过不断努力,至1907年全国有中学堂419所,学生31682人。1909年中学堂增至460所,学生40468人。[149]经过两年努力,学堂增加51所,学生增加8786人。但与迅猛发展的师范、小学、实业和高等教育相比,相差悬殊。这个时期全国著名的中学有湖南明德中学、天津敬业中学和绍兴中西学堂等。
(3)初等教育。
中国近代新式小学教育发端于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创办的正蒙书院。1896年,钟天纬创办上海三等公学,次年盛宣怀创设南洋公学外院,1898年御史张承缨奏设京师五城小学堂,都是中国近代早期的新式小学堂。“癸卯学制”实施后,清政府明谕各督抚学政,“切实督饬地方官劝谕绅士,广设小学堂”[150]。小学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全国小学堂数1907年为34033所,学生900364人;至1909年,学校增加到50394所,学生1492147人。[151]数量虽大增,但质量不高。从教师来看,多半未受新式教育。1907年,全国共有高小教员10429人,其中未毕业或未入新式学堂者占49.96%。初等小学堂和蒙养院共有教员24334人,其中未受师范教育者达60.27%。[152]可见,绝大多数教师仍以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从事小学教育。这时学校规模较小,1907年学堂总数为34033所,教员总数34763人,学生总数为900364人。学堂与教员的比例为1∶1.02,学堂与学生之比为1∶26.45,教员与学生之比为1∶25.90。[153]说明初创时期的小学堂与私塾相差无几,基本是一个教员掌管一所学校,一身而多任,每校学生平均不过26～27人。反映了中国近代新式小学教育还处于初创阶段,具有由传统蒙养教育向近代新式小学教育过渡的形态。但可喜的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近代新式学堂。1907年,川督赵尔丰在打箭炉以西设立关外学务局,学务局派员到各属劝办学堂。采用半强迫办法,凡学龄儿童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学生一切费用皆由学堂供给。凡学生皆免除徭役。[154]川边学堂由1907年的2所,学生60人,发展到1911年学堂200余所,学生9000余人。[155]这在世代没有正式教育的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无疑是一大进步。
2.师范教育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肇始于1897年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1898年京师大学堂附设师范斋,开中国新式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1902年张之洞创设湖北武昌师范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官办中等师范学堂。同年张謇在南通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私立中等师范学校。癸卯学制颁行后,师范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1907年全国有师范学堂541所,学生36091人。其中属于速成性质的简易科和传习所有455所,占总数的84%。学生有25671人,占总数的71%。到1909年,全国有师范学堂514所,学生28572人。从形式上看比1907年有所减少,但从办学质量分析,这时简易师范减至284所,学生减至14871人。而正规师范学堂却由86所增加到230所,学生也由10421人增为13701人[156],这又说明师范学堂的发展和进步。
3.实业教育
中国近代实业教育起始于1896年蔡金台在江西高安县创办的蚕桑学堂。1901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在会奏变法第一折中便提出在各省设农工商矿等专门学堂,以培养实业人才,受到清政府重视。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设工艺局,建工艺学堂,聘中外教习教授化学、染织等其他工艺。1903年张百熙又奏请兴办实业学堂,以利国计民生。1904年癸卯学制施行,更促进了实业教育的发展。这一年,商、学两部首先在京师设立高等实业学堂。到1911年,全国先后创办高等工业、农业、商业等学堂17所。[157]在清政府和各省督抚大力提倡下,实业教育发展较快。1907年湖北有实业学堂9所,学生200人。1911年达693所,学生7000余人。同期实业学堂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的比重由1.23%上升为8.8%。[158]川督锡良在尽量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实业的同时,广设实业学堂,其继任者赵尔丰也很重视实业教育。在他们的倡导下,四川历年开办了工务、艺徒、工商、铁路、中等农业、中等工业、财政等实业学堂,以及劝学员养成所、实习教员讲习所和商业讲习所等。1909年共有实业学堂143所,学生1000余人。[159]山东巡抚周馥于1904年创办初等农业学堂后,在工业方面先后成立艺徒、习艺、工艺、工业等学堂18所。农业方面有蚕桑、农林学堂等16所。1910年又计划新设和改办农工商学堂100所,实施结果不详。[160]在浙江,实业教育规模最大者为浙江高等工业学堂,在校学生200余人。1909年全省各类实业学堂计14所,学生近800人。[161]全国各工艺局所属的工艺学堂也培养了大批学生,如直隶各州县“禀报有工艺场、织工厂、艺徒学堂、习艺所等,又共八十余所”。其官办实习工场先后毕业工徒2000余人。[162]据不完全统计,1907年全国共有实业学堂137所,学生3693人;1908年增至189所,学生13616人;1909年达254所,学生16649人;1912年达445所,学生36615人。[163]清末实业学堂的稳步发展,于此可见一斑。
4.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女子学堂始于1844年英人爱尔德塞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女塾。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学是经元善于1898年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从此中国女子学堂逐步建立。1901年江兰陵在苏州创办兰陵女学,次年严修在天津创办严氏女塾,吴怀疚在上海创办务本女塾,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等。尽管清政府对女学不予开禁,但女子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已势不可当。遗憾的是“癸卯学制”对女子教育持极为保守态度,认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主张“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164]。女子教育因此被排斥在学制之外。这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也不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时势发展使清政府对女子教育有新的认识。1907年1月,清政府颁行《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使女子教育正式纳入法制化轨道,促进了清末女子教育的发展。据统计,1907年,全国有女学堂428所,教职员2123人,学生15496人。另据统计,除去教会学校女生不算,中国自办女子学校学生,1906年为306人,1907年为1853人,1908年2679人,1909年为12164人。与同期全国学生总数相比,女生所占比例各年分别为0.67%、2.1%、2.34%、7.92%。[165]1909年的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之比为1∶171,小学女学生与男学生之比为1∶150。[166]这些数字表明,女子教育在清末虽有迅猛发展,但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还相当薄弱,女学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与此同时,女子留学也开始得到官方承认,1907年江苏省举行留学考试,录取男生10名,女生3名,这是中国官费女子留学的开始。
(三)新式学堂评价
清末近代学堂的兴起,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重大变革。
1.在实践上完善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真正确立,经历了新式学堂从萌芽到初步发展,尝试建立学制体系和在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发展完善3个阶段。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萌芽,继之而起的一批洋务学堂和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创办的新式学堂,把中国教育由传统逐步向近代化的道路上推进,也为建立新学制奠定了基础。因此才有“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诞生。这两个学制既是对前期新学堂发展的总结,又为以后新教育发展指明方向,奠定框架。在新学制指导下,清末各级各类学堂大规模迅速地发展起来,从普通教育的初等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到大学堂、通儒院,再到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女子教育,甚至包括社会教育,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尽管这个体系还带有一些旧教育的痕迹,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在实践上的不断发展壮大,真正代表着中国近代新教育发展的水平和方向,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旧教育,建立着新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普遍设立并迅猛发展了,才能说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真正实现了。
2.在造就人才的同时,推进社会的变革
清末兴学培养了多少人才,目前尚无人统计。但就清末民初社会的巨变来看,不难发现,在近代新学堂的发展中确实造就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人才。在政治领域,开办政法学堂培养政治人才,是清末兴学的重点之一。1907年学部在京师创设法政学堂,之后吉林、云南、山西、福建、甘肃仿办。1908年学部奏设北洋法政学堂,并通令各省划一照办。江西、湖北、湖南、广西等随之而起,清末宪政人才大部由此产生。在经济领域,随着实业学堂的发展,实业人才逐渐增多,农、工、商、商船各级实业学堂不断在全国设立,如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以“振兴实业必以研求商学、开濬知识为先”,决定办南洋高等实业学堂。[167]次年又以“南洋系工商业最盛之区”,“尤宜以振兴工业为当务之急”,计划开办工科大学。[168]这些实业学堂的开办,为中国工商业、农业、矿业培养了首批人才,促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军事上,随着编练新军在全国铺开,军事人才奇缺,培养军事人才的军校迅猛崛起。袁世凯在不到10年间创办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保定军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是仿日本陆军大学办理的,是清末规模最大的高等军事学堂,1912年迁北京,改称陆军大学。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对民国初期政界影响甚大。在教育上,随着师范教育的崛起,培养了大批师资,不断推动着教育向近代化轨道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响在清末只是刚刚开始,到民国时期,这些人才在社会变革中才真正发挥作用。
3.促进青年思想转向革命,加速辛亥革命高潮到来
新学堂受教育者,绝大多数是青少年,他们一旦接触新学后,思想会发生巨大变化。胡汉民回忆在广西梧州任教时,“为学生讲民族革命之要,学风骤变”[169]。在云南学生界,“《云南》杂志传播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结果“学生中有志青年,无不向往革命”[170]。通州的华北协和书院“对学生的排满思想,听其自由发展,不奖励,也不禁止”[171]。安徽青年学生“没有一个人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当时所有的文武学堂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几乎都有革命志士在其中进行宣传工作”[172]。武昌起义前,青年学生为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起义爆发后,又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上海学生组成中华民国学生军团,“不旬日间,自愿参加者千余人”[173]。此外,上海学生还建立中华学生军、学生北伐队等,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在广西成立北伐学生军敢死队,“从军北伐,并号召桂林中等以上学校有志之士参加。不数日间,报名参加者达二百余人”[174]。在黑龙江,同盟会“秘密发展会员,先从各学校入手”。武昌起义后,“各学校推举代表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独立运动”[175]。全国学生广泛起来革命是极其普遍的现象,所以孙中山赞道:“此次革命成功,多赖学界之力。”[176]充分肯定了学生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清政府大力兴办学堂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新学堂传播了新思想,清政府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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