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废除科举制
科举制在近代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受到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的尖锐批评,并成为中国近代改革教育的关键。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曾一度废除八股取士,开了废科举的先河。虽有曲折反复,最终于1905年使科举制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一)废科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科举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对新式科技人才的需求。据统计,1901年中国近代工矿企业已达400家左右,分机器制造、纺织、碾米、印刷、火柴、水电、卷烟等数十个种类。同时,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也逐渐兴办。这些新式企业需要大量掌握了新式科学技术的人才以保证其正常运转,显然科举无法培养、也无法选拔这类人才。仅船政驾驶和制造技术就需要掌握数学、重学、光学、热学、化学、电磁学、地质学、航海等十几门专业知识,其中无一是科举考试的课目,科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科举选拔的人才,也同样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清末新政中,政治机构发生很大变化,先后设立了外交部、商部、巡警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邮传部等,这些新机构设立伊始,最棘手的问题是人才奇缺。就外交部而言,1904年全国1300多个州县中,与洋人“有交涉者十居七八”,但地方办理交涉的“初任之员,大率未谙洋务”[177],因而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为此,1902年春,袁世凯专折奏请用各种方法培养外交人员,“以期得人而期补救”,暂缓燃眉之急。就军事而言,清政府计划于新政间编练新军36镇,但原先厕身军职者皆为“卤莽不学之夫”,可充任新军各级官职的新型军事人才供不应求,使练兵处颇有“时艰方殷,将才消乏之感”[178]。就宪政方面来看,自1905年预备立宪议起,了解西方宪政法律的人在清政府中寥寥无几。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汇报奏文还需被视为逆党的杨度等捉刀代笔。此外,学部开设之际,因无任事之人而使张百熙日夜焦思,一筹莫展。人才之需,莫甚此时。显然,这也是科举制所无法解决的。科举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选拔人才,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势所难免。
2.科举制成为新式学堂发展的最大障碍
面对各行各业人才的匮乏,清政府想通过广派留学生和对旧进士、举人重新教育来解决,但受教育之人毕竟有限。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创办新学堂。为此,清政府曾采取改书院为学堂、制定新学制等措施促进教育的发展。但科举制却成为新教育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具体表现在:①办学经费因科举而难筹。“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者,经费难筹之累也。公款有限,全赖民间筹捐。然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然则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肯筹捐?经费断不能筹,学堂断不能多。”[179]②寄侥幸于科举而不入新式学堂。清末新政中,新式学堂与科举并存,而“学校之课程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所以“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为剽窃钞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180]。即使已入学堂的学生,也“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181]。更有甚者,平时在新式学堂学习科技知识,科举考试时,为不失去科举入仕的机会,却要请假去应试。更有许多士人,为能通过科举入仕做官,坚决不入新式学堂。在此局面下,新式学堂的发展谈何容易。正像“谕旨”中指出的:“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182]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表明陈旧的科举与新式学堂间的矛盾已激化到不能共存的地步。要发展新式学堂,就必须停废科举制度。
3.新政时期废科举的社会条件日益成熟
首先,清政府内部的权力变动为废科举提供了有力的权力保障。《辛丑条约》的第一项是“惩凶”。所谓“惩凶”,指惩处在义和团运动中悖逆洋人旨意的一些顽固派大臣,其代表有徐桐、刚毅、赵舒翘等。他们在反对洋人上表现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值得称道。但他们又是戊戌变法中反对废八股的中坚分子,顽固地维护着科举制。随着他们的被处死,科举在清政府中失去了支柱。相反,荣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等满汉大臣,都因“匡扶大局”而一体受赏。他们是清末主张改革科举的主将,皆手握重权,受朝廷倚重,是清末新政的主要筹划者和执行者。他们地位的巩固和权力上升,为废除科举创造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其次,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新教育的蓬勃发展,使科举陷于孤立境地。20世纪初,随着各种教育思潮涌现,教育观念发生巨大转变,国民教育成为时尚。1903年罗振玉曾撰文指出:“今日立学,必定义务教育主义,必使全国人民悉受普通之教育,悉具尊爱之教育。”[183]同年,《教育世界》又载文主张“当今首先宜重普及教育,以尽国家之义务,以进国民之知识”[184]。这种普及国民教育的思想,是对传统科举教育的彻底否定。科举教育以单纯培养政治官僚为职能,仅重“道德义理”,仕途之外的任何技艺知识概不涉及。国民教育则要提高全体国民文化素质,两者截然不同。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大发展和新学制的颁布实行,使人们看到新教育的发展前景,特别是经过新式学堂教育或出国留学的留学生,也同样可踏入仕途,获取官职。使那些担心废科举后仕途无望的士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他们开始移科举之情,别新式学堂之恋。这些都表明废科举的条件已趋成熟。
最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更使科举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传统观念中,知识分子唯一的价值取向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通过读书入仕、做官,形成了轻视商人、工匠、农夫等除仕途以外的一切社会职业的风气,这是中国几千年官本位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本世纪初,随着新式事业的增多,西方思潮的影响,这种观念开始发生变化。部分绅商不再强迫子弟入仕以光耀门楣,而常常让他们从事工商业,甚至一些科第得意者也脱离仕途而钟情工商。张謇是其中的代表,他身为状元,却放弃了弹指可取的高位,立志办工厂、农场,兴学校,育人才,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又是全新的道路。类似之人还有陆润庠、陈璧、沈云沛,都曾为状元、进士,却放弃仕途,创设工厂,兴办实业。这种科举出身而异化科举的行为,体现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更。由以前的“重义轻利”、视工商为末业,转为求利润、务实业。这一观念的转变,预示着科举制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科举的最后废止为期不远了。
(二)废除科举制
科举制的废除经历了3个阶段。
1.舆论准备阶段(1840年—1898年)
鸦片战争后,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对科举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如龚自珍、魏源等。其后,冯桂芬著《改科举议》,揭露科举自明代以来的弊病,认为八股时文是“禁锢生人之心思才力”,“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185]。欲改其流弊,就必须改革科举内容。此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对科举进行了严厉抨击。康有为指出:“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186]。梁启超也指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87]。“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188]康有为更明确指出,待“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189]。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的一些开明官吏也从自己发展新教育的实践中,看到了科举对新教育的阻碍,提出改废科举的主张。戊戌变法前后,尽管还有一些顽固派反对改革,力图维护旧制,但要求改革、废除科举已成为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科举改废,势在必行。
2.改革变通阶段(1898年—1901年)
随着改废科举舆论的呼声日高,清政府对科举再不能无动于衷,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改革措施。
(1)改革考试内容。
改废科举的要求虽然非常强烈,但科举制仍以其固有的内核抵御着改革的冲击。就清政府而言,若不为形势所迫,是不会主动触及这个对其统治有益的制度的。这一方面决定了废科举任务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其初期的改革只能在一些皮毛上做文章。科举内容改革始于1887年,御史陈绣莹奏请,于每届乡会试时酌量录取算学人才,并允许监生以算学应试,正场试八股、算学代经学。这是科举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1898年1月,严修奏请开“经济特科”,内容包括政治、外交、算学、法律、机器制造、工程设计等科目。他认为,若能以此取士,自然会“百才绝艺,咸入彀中,得一人即获一人之用”[190],以此选拔经世致用人才。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为废除科举打开了突破口。
(2)废除八股。
八股时文作为科举取士的主要手段,自明朝就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强烈抨击,清末更加厉害。严复指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191]这一主张在百日维新中得以实现,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谕令,自下科开始,乡、会试及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这是八股文第一次被逐出科举制。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刚刚废除的八股又死灰复燃,但已是强弩之末。1901年,新政实施,清廷又颁改科举上谕,“着自明年为始……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192]。自此八股文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八股文的废止,使科举制受到重创,敲响了它衰亡的丧钟。
(3)停废武举。
武举又称武科,是科举考试中专门为武将开设的科目。始于公元702年武则天时,以后相沿成制。到清朝“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延既久,流弊滋多”[193]。康有为把这种流弊形象地称为:“抱巨石以投人,舞大刀而相斗,鸣长镝以相惊。”[194]因时代相去甚远,这些旧日的武功已无法抵御西方洋枪洋炮。因此,清政府于1901年8月29日下令:“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195]如果说文科考试是科举制的左膀,那么武科就是右臂。停废武科斩断了科举制的右臂,残缺不全的科举寿终也必为期不远了。
3.最终废止阶段(1901年—1905年)
科举最后废止,经历了两个步骤。
(1)递减科举中额。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的一些封疆大吏渐萌停废科举的思想,较早的是张之洞、刘坤一。他们在1901年5月奏上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指出:“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196]这是递减科举名额的最早议论。到1903年,清政府虽颁布了壬寅学制,但各地士人对科举仍趋之若鹜,新式学堂却冷冷清清。于是袁世凯、张之洞又奏请递减科举,认为“科举为害,关系尤重,今纵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场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197]这是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更具有可操作性。同年1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合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请求“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会试”[198]。得到朝廷首肯,并准照此执行。据此方法,科举3届减尽,10年消亡。
(2)完全停废科举。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准备10年寿终的科举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加快了其消亡的步伐。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给科举的最后废除投下了关键的一个砝码。战争的结果,日本战胜沙俄,再次震惊国人。同时日本势力侵入东北,中国主权再次受到严重侵害,形势到了千钧一发之际。舆论惊呼,“今日中国之势极矣,今日中国之辱深矣”[199]。严峻的形势,使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感到中国危迫的局势比以往更甚,兴学图强时不我待,而当时新式学堂发展太慢。他们认识到,科举一日不除,学堂决无大兴之望。于是1905年8月30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他们认为,“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因此,“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200]。清政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05年9月2日颁布上谕:“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201]自此,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盛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正式寿终正寝。
(三)废科举的影响
科举的废除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封建教育在形式上的结束;标志着天下士子所依赖入仕的途径不复存在;标志着封建旧教育管理体制的瓦解。从此,中国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科举制的废除受到中外舆论关注
科举以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影响,在其终结时备受中外舆论的关注。在中国,当时知识界认为此举意义深远。严复指出,科举废除的意义,“不佞尝谓此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202]。1905年9月7日《时报》亦载文欢呼:“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薄海臣民之观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起精神财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万国公报》以《中国振兴之新纪元》为题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本馆记者不禁为之额手。爰取此次谕折,冠于时局之首,以明其关系之大。固不仅在中国也。”[203]确实,科举废除不仅对中国有重要影响,在世界上也影响巨大。因为科举已被朝鲜、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仿行,西方法、英、德、美等国也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中国本土科举制的寿终,影响到不久后越南科举制也废止。西方学者非常关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06年上半年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第27卷详细报道了中国废科举的情况,并刊载了袁世凯等的奏折和朝廷谕令的全文。科举废除,为世界所瞩目。
2.廓除了新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
科举成为新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时人的共识。因此,废科举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推动了新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废科举之前,“癸卯学制”已经颁布,但各级各类学堂的建立却因科举的存在而步履维艰。废科举之后,各省督抚锐意兴学。江苏、安徽、广东、四川、江西、直隶、山东等省,“自奉诏立停科举之后,各州县纷纷奏请兴学”。原为科举而备的宾兴学田公车书院义学等各项款用均先后拨充兴办学堂之用。南京上下考棚、成都府试院等科试场所,也被改作学堂校舍。各地士绅“咸知登进之路舍学堂未由”[204],或捐资兴学、或送子弟入学,一时间新学发展,渐起高潮。废科举前后新学堂相比较,明显看出新教育的巨大变化。1903年有新学堂769所,1904年4476所,废科举的1905年猛增到8277所,1906年达23862所。[205]废除科举对新教育发展的影响,不言自明。同时,科举的废除,还促使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发生巨变。科举制废除的当年,中央就设立学部,次年各省设提学使司,府州县设劝学所,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为新教育发展提供了保障。
3.科举废除使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变化
科举制下,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是读书,通过科举踏入仕途。科举废后,新学堂大兴,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发生巨变。新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逐渐成为他们学习的主要科目。工业、商业、法政、师范、医学、土木、铁道、测绘、物理、制药、外语、陆军、炮兵、警察等学科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因此,知识分子面前不再仅仅是一条仕途,而是有多种职业可供选择。他们进入工商、财会、医务、律师、新闻出版、艺术等各个社会职业阶层,组成不同的社会集团与派别。考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就不难发现这种巨大变化。如李大钊、蒋介石、胡适、郭沫若、林语堂、陶行知、王光祈、冯友兰、丁文江、茅以升、李四光、侯德榜、闻一多、洪琛等,他们幼年都程度不同地接受过旧式科举教育,废科举后又在新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们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成为旧中国的风云人物,更多的成为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医生、戏剧家等。于是,知识分子与仕途的必然联系减弱了,他们不再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一身兼有文化与政治双重身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因此开始解体。以前由科举营造的那种强大的凝聚力消散了,封建制也就土崩瓦解了。
4.科举废除,为新思潮传播奠定基础
在科举的制约下,知识分子以儒家经典为范本,科考时要仿前代圣贤语气作文,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崇拜经典、崇拜古人,一切唯书、一切仿古的习惯。形成保守、因袭的思想意识,完全放弃了自我,一味依附古人。又因为知识分子科考得第才能入仕,官位是他们乞求的唯一目标,因而他们对封建政权有强烈的依赖感和倾向性,一切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造成对权力盲目崇拜的社会心理,文化成了政治的附庸。科举制废除,紧箍咒没了,人们猎取知识的范围扩大。据郭沫若回忆,“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206]于是知识分子对圣贤经典政治权力的迷信开始衰退,不再沉浸于抽象空洞的义理之学中,逐渐从务虚转向务实。一批新时代的先行者们更着手用新的价值尺度去重新评价衡量一切传统观念,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思考各种社会现象。梁启超指出,现在的学问和思维方法确已有了一条大进步之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207]。1905年后,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中国广泛流行,与废科举后解除人们思想的桎梏,扩大知识视野,有密切的关系。
二、设立学部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科举制废除后,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旧教育管理体制远不适应新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此,清政府开始探索建立新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于是我国近代新的教育行政三级管理体制开始逐步建立。中央设学部,省设提学使司,府州县设劝学所,这个新的管理体制是新学堂发展的有力保障。
(一)设立学部——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诞生
1.学部设立前近代中央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探索
学部设立前,清政府没有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关。按传统旧制,教育行政事务归属于礼部和国子监。具体说来,礼部的仪制清吏司涉及管理学校、科举等事务,其职责是:“掌朝廷府署乡国之礼,稽天下之学校,凡科举,掌其政令。”[208]国子监则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同时兼有管理学校的职能,管辖范围仅限于国学和乡学,对科举无权过问,地位在礼部之下。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设,新式学堂日渐增多,但教育管理体制仍旧,致使新式学堂无所依存。如京师同文馆先隶属于总理衙门,后归属外务部,因袭古代职官教育管理体制。后京师同文馆发展成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校,再隶属外务部显得不伦不类。其他新学也大多从属于省总督或总理衙门之下。新学堂初发阶段,数量少,规模小,学校内部简单,这种旧管理体制尚能勉强维持。但新学堂的大量发展,使旧教育管理体制显出捉襟见肘的窘态,不改革就不能适应新教育的发展。
在新学堂不断发展的推动下,清政府开始探索改革中央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设京师大学堂代中央教育行政之责。早在1896年,李端棻在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中就提出在京师设大学堂。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重申此议。7月,光绪帝下诏,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委托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所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209]。按此规定,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且兼有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管学大臣既是京师大学堂总管,又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作为新旧交替的过渡形态,京师大学堂可视为学部的最早雏形,成为中国近代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发轫。
其次,设总理学务大臣,统管全国学务。1901年清廷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管学大臣既是京师大学堂校长,又兼管全国学务,也不适应新教育发展的需要,因而建立统筹全国学务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势在必行。1904年张之洞鉴于“学务一事,实为今日自强要图”,奏请朝廷“于京师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原京师大学堂另设监督,专司大学堂事务。其地位降下一格,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其职责是:“厘订条章,审察学术,考核功过。”“如是则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而成效可期矣。”[210]这是特设学务大臣最早之议。后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上《学务纲要》,规定学务大臣职责为“统辖全国学务。凡整饬各省学堂,编订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生。综核各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均属焉”[211]。学务大臣分掌专门、普通、实业、审订、游学、会计6处,综揽全国教育大权。首任总理学务大臣张百熙。这项制度实行时间虽仅一年多,却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从京师大学堂分离出来,赋予它以独立的管理教育的职能。
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和学务大臣的设立,使对新教育管理体制的探索提上议事日程。尽管还不科学、不完善,但它毕竟是建立新教育管理体系路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为创设学部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2.设立学部
1905年10月,山西学政宝熙、翰林院编修尹铭受、顺天学政陆宝忠、江苏学政唐景崇等,先后奏请仿日本文部省成规,在京师六部之外,另设学部或文部,以利发展新教育。宝熙的奏折说:
并指出:“科举既停,礼部、国子监两衙门愈形清简,似宜统行裁撤,归并学部,以节经费,兼免分歧。”[212]12月6日,政务处、学务大臣议复宝熙奏请设立学部奏折云:“现在停止科举,专重学堂。整理一切学务,不可无总汇之区,自应特设学部,以资管辖。”[213]并同意撤销国子监,归并学部。据此,清政府谕旨,着即设立学部,荣庆调补学部尚书,熙英补左侍郎,严修署理右侍郎。学部正式成立,序列礼部之前,专管全国教育。不仅标志着新式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独立存在,而且意味着中国教育管理开始步入近代化轨道。
1906年,《学部奏定官制》规定,学部设尚书(后改大臣)1名,左右侍郎(后改为副大臣)各1名,均为政务官。尚书、侍郎之下设立各项事务官,左右丞各1名,协助尚书、侍郎管理学部工作,领导各司,稽核五品以下各职员功过。左右参议各1名,协助尚书、侍郎掌订法令、规程,审议各司重要事宜。参议下设参事4名,协助左右参议审核事务。
学部下设5司1厅12科,每司设郎中1名,总理司务。各司分科,科设员外郎1名或数名。科下设主事1名或数名,分别掌管学部内部各司、科有关事务和全国各项有关教育专门事项。各司职责如下:
总务司:内分机要、案牍、审订3科。机要科负责处理机要文书,撰拟紧要奏章及关涉全部事体的文件、函电,稽核京外学务官员功过、任用、升调及检定教员、聘用外籍教员等;案牍科,掌收储各种公文函电,案卷册籍编类编号,编算统计报告兼管各省学务报告等;审订科负责审查教科图书,收管本部应用参考图书,编录各种学艺报章等事。
专门司:内分专门教务和专门庶务2科。专门教务科负责核办大学堂、高等学堂及凡属文学、政法、学术、技艺、音乐各种专门学堂校务,并稽核私立专门学堂教学设备,拨发公款补助等事项;专门庶务科负责保护奖励各种学术技艺,考察各种专门学会,考察耆德宿学研精专门者是否应赐予学位,处理学堂与地方行政、财政的关系,办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气象台等,并掌海外留学生功课程度及派遣奖励等事项。
普通司:掌管师范、中小学校,各以其法定规程,稽查课业等事。内分师范、中等和小学教育3科。师范教育科负责优、初级师范,盲哑学堂,女子师范学堂教课规程和设备规则的制订,以及管理员、教员、学生的管理,学堂与地方行政、财政关系的处理等。另外,通俗教育、家庭教育、教育博物馆等,也归该科管辖;中等教育科负责中学堂、女子中学堂及与中学堂相类似学堂教课规程、设备规则的制定,教员、管理员、学生的管理,学堂与地方行政、财政关系的处理等事项;小学教育科负责小学设立、教课规程、设备规则及管理员、教师、学生,以及劝学所、教育会、学堂与地方行政有关系的一切事务,与蒙养院及小学相关的事务,也归并该科。
实业司:掌农工商专门学校,审核各省实业,为民兴利等事。内分实业教务、实业庶务2科。实业教务科负责农工商实业教员讲习所、实业补习学堂、艺徒学堂的设立和维持,教课规程和设备规则的制订,管理员、教员、学生等的管理事务;实业庶务科负责各省实业的调查研究,处理实业教育与地方行政、财政有关的事务,并筹划实业教育补助费等事项。
会计司:掌管教育经费和学校建筑等事宜。内分度支和建筑2科。度支科负责本部经费收支报销、预算和决算,财产器物的管理,各省教育经费的核拨等;建筑科负责本部直辖的各学堂、图书馆、博物馆的建造修缮,对全国学堂、图书馆等经营建筑工作进行考核,可聘请精通建筑的技师为顾问。
司务厅:设司务2员,负责启用印信、收发文件、值日住宿、递折、传抄折件、管理本部人事及不属各司的杂务等。
此外,与5司并行的还有视学官、编译图书局、学制调查局和京师学务局。其职责分别是:
视学官:1905年学部成立伊始,就建议参酌日本文部省官制,设视学官。次年5月,学部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额缺折》中,再次提出在学部内设视学官。其职责为专巡京外学务,其地位与部内5司平级,其官阶为正五品,与各司总理司务的郎中相同。从1907年开始,“学部按次遣视学官巡视各省”[214]。1909年学部奏定《视学官章程》,将全国划分为12个视学区,每区派视学员2名,每年分别赴各区视察学务,限3年内必须视察一遍。在新教育发展初期,视学官的设立,无疑对地方教育改革、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
编译图书局:设局长1人,由学部奏派,局员由局长聘用。局中可设研究所,专门研究编著各种课本。
学制调查局:设局长1人,由学部奏派,局员由视学官、各司员中派任,另设译官任翻译。
京师学务局:设于1907年,直辖于学部。设局长1人,由学部奏派。局员由视学官中派任。另设译官任翻译。局下设师范、中等、小学教育3科,每科设科长1人。
学部还设有教育研究性的学术机构,主要有教育研究所和中央教育会议(或称高等教育会议)。
教育研究所:是学部下设的教育研究机构,邀请教育专家定期向本部人员讲演,以教育原理和教育行政为主要内容。下设庶务员1名,编辑员1名,均由本部派员兼任。
中央教育会议:属临时性机构,由尚书、侍郎物色教育素养较高人士,奏请充任议员,每年定期开会一次,或必要时临时召集会议,讨论和解决有关重大的全国教育问题。设庶务2人,由部派司员兼任,负责处理会务。
中央学部组织系统图
学部的设立,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独立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它的设立,结束了以往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各不相干、各自为政,国子监在礼部下实行纯属于名义上管理全国教育、实则不相闻问的历史,是中国教育行政近代化的起步标志。同时也表明清政府对教育功能认识的提高,也是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下作出的发愤图强的反应,对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保障作用。
(二)建立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在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建立、完善的同时,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也开始逐步建立。
1.省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建
清朝地方教育管理体制,沿明朝旧制,各省设提学道,办理全省科举事务。雍正年间改提学道为提督学政,既掌管地方学校,也管科举。及废科举、兴学堂,各地学校教育事务日趋繁杂,旧学政已难胜任,于是建立新的省级教育行政机关便提上议事日程。
(1)学务处的创设。
1904年1月,张之洞会同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奏《学务纲要》,指出:“各省府厅州县遍设学堂,亦须有一总汇之处以资管辖,宜于省城各设学务处一所,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学务。”[215]清政府随即谕准推行,这是与中央设学务大臣相配套的地方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学务处遂成为一省处理纷繁文牍、荟萃各级各类教科图书、考核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员的总汇之区。《学务纲要》颁布后,各省响应者寥寥,仅湖北、直隶两省而已。湖北在张之洞主持下,早在1902年4月正式设立湖北全省学务处。1904年10月设审订、普通、专门、实业、游学、会计6科,使湖北省级教育行政体制基本完善。与此同时,直隶在袁世凯主持下,设学校司,“掌通省学校事务。凡本司职员暨各学堂之职员、教师,均归稽察。”[216]学校司内设总理、会办等职员,综管全省学务。下分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图书、游学7科,办理相关教育行政事宜。学务处这一建制,实行时间虽短,且仅湖北、直隶等省执行,却是建立新式省级教育行政制度的开始,为省级教育机关的正式创建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2)提学使司的建立。
“癸卯学制”颁行后,各省教育行政事务多由督抚兼管。直到1905年学部成立时,各省教育行政机关仍建制不一,处于新旧杂陈的过渡状态。但此时,科举制废除,新学堂大兴,各省学务繁杂,原来的提督学政管理地方教育的体制已不适应新教育发展的需要。于是1906年4月学部与政务处联合会奏:“现在停止科举,专办学堂……各省地方辽阔,将来官立、公立、私立之学堂,日新月盛,”而“学政旧制,自宜设法变通”,建议“裁撤学政,各省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地方学务,归督抚节制……”[217],并受学部指挥与监督。清政府当天就批准了这个奏折。从此,各省统一的新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正式建立。
提学使司设在省会,其长官称提学使,秩正三品,位于布政使之后,按察使之前。除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及地方学务处,各驻防学堂也归其管辖。提学使有权选用委派科长以下官员,扎派、更换劝学所总董,考核所属府、州、县的学务。凡学务议长、议绅的才品学识,均由提学使密陈督抚转咨学部察核。所属高等学堂以下各学堂监督、堂长及教员等,也均由提学使聘用,受其节制考核。如出省考察,需电请学部允准。提学使司是提学使的办公衙门,为节约经费,《学务官制章程》规定,可利用原先具备的条件,以旧有学政衙门充之。但原学政衙门与督抚设在两地,则应搬迁,改归一律。
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为办公机关。各省原设立的学务处或学校司一律撤销,改为学务公所。学务公所设议长1人,议绅4人。议长由督抚咨明学部奏派,议绅由提学使延聘,均需择端正而通学务之绅士担任,辅佐提学使工作,并备督抚咨询,这是省级教育咨询机关成立之始。学务公所分设6科,分别是:
总务科:管理机要文书,收发一切公文函电,编筹统计报告及各科学务报告,编印教育官报,检定教员,考核所属职官、教员功过及其任用、升黜更调,审定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学堂卫生事务,聘请外籍教职员,检定教育成效等。
专门科:负责本省高等学堂和各科专门学堂教课规程、设备规则,管理各学堂管理员、教员及学生等一切事务,保护、奖励各种学术技艺及海外留学生等事务。
普通科:管理本省优级、初级、女子师范学堂,中小学堂及女子中学堂教课规程、设备规则,及关于管理员、教员、学生一切事务,负责办理通俗教育、家庭教育、教育博物馆及与中小学堂相类之学堂。
实业科:管理本省农工商实业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及各实业学堂之设立维持、教课规程、设备规则,及关于管理员、教员、学生等一切事务,考察本省实业情形,筹划扩充实业教育、增加教育经费等。
图书科:负责编译教科书、参考书,审查本省各学堂教科书籍,翻译本署往来公文书牍,集录讲义,经理印刷,并管理图书馆、博物馆等事务。
会计科:负责学务公所的经费收支、报销,核算省会及各府州县教育费用,稽查各学堂经费,管理各学堂的建造、修缮事宜。
上述各科设科长、副科长各1名,科员视事情繁简,多则3人,少则1人。科员以下,视需要设若干司事、书记等。此外设省视学6人,根据提学使命令,巡视府厅州县学务。这些职员须中学堂以上毕业,或曾习师范,充任过学堂管理员、教员及有一定经验者充任。
2.府州县新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
清沿前明旧制,府州县皆有儒学,各级儒学均有教官。府设教授训导,州设学正训导,县置教谕,名为教职,实则主要负责科举岁考,对教育行政事务并不负责。其时府州县没有管理教育的行政机关。清末废科举,原来的府州县学官均成无用之人,而各地新式学堂的普遍设立和发展,又急需地方教育行政机关来管理。在建立府州县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过程中,严修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担任直隶学务处督办时,曾率先在直隶省内试行劝学所制度,以加强对新式小学教育的管理。1906年,严修任学部侍郎,把直隶的经验推向全国,劝学所由此成为府厅州县教育行政机关。
1906年5月,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颁行,规定劝学所为各厅、州、县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管理本地学务,“各厅州县应务于本城择地设公所一处,为全境学务总汇,即名日某处劝学所”[218],归地方官监督。其任务是:“按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219]按此任务,劝学所的具体职责有5项:第一,不由官府经手,在当地筹款兴办学堂;第二,管理使用办理本地学务的一切经费;第三,管理本地学务,劝学,兴学;第四,讲习教育,培训各地区劝学员;第五,宣讲《圣谕广训》及学部颁行的要求宣讲的各种政策文件。
劝学所结构较简单,每个劝学所设常务总董1名,由县视学兼任,总理各区学务。所辖境内划定若干学区,每学区约三四千家,设劝学员1名,掌理学区劝学事宜。总董选本地缙绅30岁以上,品行端方,曾出洋游历或曾习师范者,由提学使扎派充任,给以正七品虚衔。劝学员由总董选择本籍品行端正、热心学务的绅士,禀请地方官委派。各村设学堂董事,也称学董,协同劝学员在本村劝学兴学。学董一般由地方绅士富豪充任。《劝学所章程》规定,学务总董、劝学员及各村学董“均为推广学务而设,不准于学务以外,干涉他事。如有包揽词讼,倚势凌人者,经地方官查实,轻则立时斥退,重则禀明提学司究办”[220]。为提高管理水平,各县设教育讲习科,研究学校管理法、教育学、奏定小学堂章程、管理通则等。各区劝学员就任伊始,先要在这里学习两个月,方可赴任。
劝学所制度在各地普遍推行,成效明显。据1909年统计,全国各府、厅、州、县共设劝学所1588所,总董1577人,劝学员23645人,只有1/5的州县没有设立劝学所。[221]这是推动基层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对当时地方基层新教育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1909年,清政府颁发《地方自治章程》,将学务列为地方自治事项之一。鉴于劝学所之地位事权与自治学务抵牾,且有权限不清之弊,于是1910年,学部奏请《改订劝学所章程》,规定“劝学所为府厅州县官及教育行政辅助机关”,主要任务是“佐理官办学务”[222]。这一规定的进步之处在于府也设劝学所,开始建立教育行政机关。消极影响是使劝学所地位下降,由原来专管教育的独立机关,变为地方的教育行政辅助机关。职权范围也缩小了,由原来管理全境学务,变为“佐理官办学务”。《章程》还规定劝学所“在自治职未成立地方,对于自治学务有代其执行之责,其在自治职已成立地方,对于自治学务有赞助监督之权”[223]。由于劝学所地位下降,事权缩小,总董改名为劝学员长或劝学所长,兼任县视学,秉承主管长官命令,办理劝学所一切事务。劝学员长和劝学员,均由地方长官挑选合适绅士,报请提学使核定委派,并报学部立案。还规定劝学所不得单独行文,事事都需报经地方长官批准。劝学所成了地方行政长官的附属机构,学务人员成为地方长官的僚属。劝学所长和劝学员均任期3年,期满另行委派。
(三)教育行政改革评价
清末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是在中国近代新式学校教育推动下产生的,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国近代教育管理体系的建立,最终完成了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1.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教育管理机构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学制改革和废除科举的产物。学制改革与管理体制改革“因缘而生,相辅相成,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推进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224]。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两者缺一不可,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实现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一直未能形成独立的系统,始终是各级政府机构的附庸,或由政府官员兼管,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到了近代,传统教育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发展新教育是势所必然。新教育发展和管理职能的要求,又引发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变革。1905年12月,创设学部和继之出现的提学使司、劝学所,便是因时制宜、应运而生的从中央到地方较完整的新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依附于礼部的状况,有了独立管理新教育的教育行政机关。虽然这个教育行政系统不过是旧政体下的新机构,却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开中国教育管理早期现代化先河。
2.重视调查研究,注重科学管理
清末建立的新教育管理体系中,学部专设视学官和咨议官,表明学部主管者试图在学部中建立一个调查了解教育实际情况的咨询反馈系统,以备学部在决策时咨询参考,以便对教育发展更具指导作用,以免脱离教育实际,产生恶劣影响。同时,在学部不仅设立教育研究所,而且设置学制调查局、高等教育会议等,作为集思广益的重要举措。学制调查局专门研究各国学制情况,以备本国学制改良参考,表明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地学习外国办学经验。设高等教育会议,就教育重要问题征求各地教育专家意见,作为决策的有益参考。设教育研究所,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管理方法、经验等,作为教育决策的理论依据。这些都促使教育管理更符合中国教育发展的实践,更具有科学性和指导意义,与原来传统的仅凭经验管理教育有较大差别。
3.新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虽说清末教育管理体系诞生于清政府的旧体制中,具有新旧杂糅、运行机制和管理职能不完善等缺陷,但它毕竟是以西方近代教育为方向,以日本文部省为模式,以“兴学养才”为己任建立的新教育管理体系。因此它基本上是按照近代新教育的特点设置的,从而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体现在5司中专设实业教育司,把实业、职业教育列入教育行政系统,符合兴学是为了御侮、图强的根本目的,且有利于振兴实业,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也是与整个清末新政的资本主义性质相一致的。
总之,新的教育管理体系的确立,是新教育发展的有力保障,对推动中国近代新式学堂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受中国几千年封建旧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封建政体与近代教育管理之间的内在矛盾,使草创阶段的清末各级新式教育行政机关,难免官场腐败和办事效率低下,有些机构更徒具虚名,劝学所最后沦为地方官的附庸。但中国毕竟出现了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仅就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拓荒作用而言,也该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三、颁布教育宗旨
厘定教育宗旨是清政府确立新的教育体制之后又一重要的教育管理措施。在学制体系确定之前,尽管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发展教育的指导方针,但只是一些时人的提倡和某些封疆大吏的倡导,清政府并没有明确提出全国统一的教育宗旨以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人才培养。因此,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教育当定宗旨》认为:“教育者,其收效纯在于将来,而现在必不可得见者也。然则,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强调当时中国办理新教育“第一当知宗旨”;“第二当择宗旨”;“第三当定宗旨”;这样才能以“自主之思想,自主之能力,定其所向之鹄而求达之”[225]。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促使人们对教育宗旨的深入思考。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行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提出教育宗旨:“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26]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由政府明确提出的教育宗旨。按教育宗旨的要求来看,虽然还不够具体明确,却强调一要“忠孝为本”;二要“练其艺能”,充分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是各级各类学堂必须遵循的办学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封建传统的忠孝思想,它成为清末制定教育政策,修定学校规章制度的依据和准则。《学务纲要》明确指出:“此次遵旨修改各学堂章程,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227]由此可见,清末新教育的建立,其主观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特征。
1906年3月25日,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认为今日中国欲“振兴国务”,“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握要之图”。奏折指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228]并分别就各项宗旨作了详细阐释。4月25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指出:“朝廷锐意兴学,特设专部以董理之,自应明示宗旨,俾定趋向,期于一道同风。兹据该部所陈忠君、尊孔、与尚公、尚武、尚实五端,尚为扼要。”[229]从此,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成为发展新教育的指导方针,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政府法令形式明定的教育宗旨。
学部提出的教育宗旨分2类5条。第一类为“忠君”“尊孔”两条。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3条。所谓“忠君”,就是要求“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飘摇之惧”,以达“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之目的。所谓“尊孔”,就是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已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衰;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宗旨制定者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弊病是“私、弱、虚”。要想“拔其根株,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所谓“尚公”,就是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所谓“尚武”,就是使“全国学校隐寓军律,童稚之时已养成刚健耐苦之质地”,使学生“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并提出人人“有当兵之义务”。所谓“尚实”,就是学以致用,使学生“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俾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并认为是“教育中最有实益者”[230]。这十字方针的核心是“忠君”,其范围依然没有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忠君、尊孔可视为中体的内容,尚公、尚武、尚实则有西用的味道。按这个宗旨培养出来的人,政治思想不会超出封建旧的传统,只不过在技术和方法方面略有更新而已。
清末厘定的教育宗旨,从主观上看是清政府统一思想、抵御新思潮、维护专制统治的措施,旨在培养对清政府忠实而有用的人才;客观上,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封建旧学已不适应社会需要,教学内容必须更新。这一宗旨的颁行,对全国各级各类学堂的办学方向、课程设置、人才培养都有导向作用,有助于对全国各级各类学堂统一管理。因此,从教育的管理形式而言,是有进步意义的。
【注释】
[1]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45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舒新诚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7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3]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29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52卷,北京,中国书店,1990。
[5]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453～45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6]廖一中等编:《袁世凯奏议》(上),第31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7]同上书,第321页。
[8]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45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9]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46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0]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46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1]同上书,第415页。
[12]同上书,第421页。
[13]谢遐龄:《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第393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4]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
[15]同上。
[16]李华兴等著:《留学教育与近代中国》,载《史林》,1996(3)。
[17]同上。
[18]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3～2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同上书,第250页。
[20]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4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21]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22]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第72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23]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137～13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24]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69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8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6]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93～94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27]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第73～7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28][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5页,谭汝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2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类编》上,第7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30]桑兵:《留日学生发端与甲午战争后的中日关系》,载《华中师大学报》,1986(4)。
[31]李华兴等:《留学教育与近代中国》,载《史林》,1996(3)。
[32]同上。
[33]同上。
[34]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9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35][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7页,谭汝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36]《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2)。
[37]《东方杂志》,1905(12)。
[38]《东方杂志》第1～2卷。
[39]《东方杂志》第1～2卷。
[40]同上。
[41]同上。
[42]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载《历史研究》,1989(6)。
[43][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55页,谭汝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44]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358~3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45]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国文化》,第19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46]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第88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47][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68页,谭汝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48]胡彬夏:《祝共爱会之前途》,载《江苏》,1903(6)。
[4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1]李华兴等:《留学教育与近代中国》,载《史林》,1996(3)。
[52]同上。
[53]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3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4]李华兴等:《留学教育与近代中国》,载《史林》,1996(3)。
[55]李华兴等:《留学教育与近代中国》,载《史林》,1996(3)。
[56]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第78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57]《东方杂志》,1904(2)。
[58][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8页,谭汝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5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0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60]朱庭祺:《留美学生界》,《留美学生年报》,1910(1)。
[61]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62]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5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63]同上。
[64]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5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65]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第5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66][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52页,谭汝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67]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2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68]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2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69]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第5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70]同上。
[71][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424页,谭汝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72]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第1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73]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69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74]陈景磐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75]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科》第1辑,下册,第78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76]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科》第2辑,上册,第956～95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77]同上书,第957页。
[78]徐寿凯等编:《吴汝纶尺牍》,第297～29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0。
[79]徐寿凯等编:《吴汝纶尺牍》,第297～29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0。
[80]同上书,第298页。
[81]同上。
[82]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第73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83]徐寿凯等编:《吴汝纶尺牍》,第299页,合肥,黄山书社,1990。
[84]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49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8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40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86]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95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87]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6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88]同上书,第71页。
[89]同上书,第72页。
[90]张之洞:《请修备储才折》,《张文襄公全集》,第684页,北京,中国书店,1990。
[9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45～24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92]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77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93]张之洞:《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折》,《张文襄公全集》,第56卷,北京,中国书店,1990。
[94]同上。
[95]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8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96]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57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97]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38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98]同上书,第416页。
[99]同上。
[100]同上书,第426页。
[10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43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02]同上书,第440页。
[103]同上书,第506页。
[104]同上书,第569页。
[10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0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06]同上书,第673页。
[107]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67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08]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69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09]同上书,第750页。
[110]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76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1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76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12]同上书,第717页。
[113]同上书,第722页。
[114]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77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15]同上书,第783页。
[116]同上书,第778页。
[117]陈景磐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第15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18]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21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19]同上书,第393页。
[120]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65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2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81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22]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0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23]张玉堂:《清末教育立法及其特点》,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4)。
[124]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63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25]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8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26]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
[127]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第121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128]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42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29]同上书,第703页。
[130]《中国对西方文明态度之转变》,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4号。
[13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42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32]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
[133]同上。
[134]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12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35]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
[136]蕲阳侠:《清末“新政”筹款兴学的经验及启示》,载《华中师大学报》,1993(4)。
[137]陈东原:《中国教育史》,第499页,上海,上海商务印馆,1936。
[138]蕲阳侠:《清末“新政”筹款兴学的经验及启示》,载《华中师大学报》,1993(4)。
[139]同上。
[140]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5),第54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41]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第102卷,第86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142]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
[143]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
[144]教育部编著:《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第12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145]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59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46]同上。
[147]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59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48]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61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49]同上书,第619页。
[150]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5),第54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51]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63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52]同上。
[153]同上。
[154]同上。
[155]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97(3)。
[156]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65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57]教育部编著:《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第145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158]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第129页、第145～146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6。
[159]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
[160]同上。
[161]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第490～491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5。
[162]孙多森编:《直隶实业汇编》,第6卷,第2页。
[163]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
[164]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38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65]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716～71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66]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第206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
[167]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3(3)。
[168]同上。
[169]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2)。
[170]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2),第407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
[171]同上书,第442页。
[172]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4),第433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173]同上书,第57页。
[174]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7),第297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175]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5),第586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176]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
[17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5),第5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78]沈桐生:《光绪政要》,上海崇义堂刊本,第29卷,1909。
[17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6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80]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5),第49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81]同上。
[182]舒新诚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6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83]罗振玉:《教育赘言八则》,见《教育世界》,第21卷,教育世界社出版,1903。
[184]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见《教育世界》,第56卷,教育世界社出版,1903。
[185]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86]同上书,第101页。
[187]同上书,第130页。
[188]同上书,第139页。
[189]同上书,第104页。
[190]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9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18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92]沈桐生:《光绪政要》,第27卷,第59页,上海崇义堂刊本,1909。
[193]同上书,第61页。
[194]康有为:《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折》,《戊戌变法》(2),第2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
[195]沈桐生:《光绪政要》,第27卷,第61页,上海崇义堂刊本,1909。
[196]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5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97]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571～57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98]同上书,第575页。
[199]郑焱:《一九〇五年废科举论》,载《史学月刊》,1989(6)。
[200]沈桐生:《光绪政要》第31卷,第58页,上海崇义堂刊本,1909。
[201]同上书,第59页。
[202]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3期,1916。
[203]1905年10月号《万国公报》。
[204]以上各条均据1905年、1906年《时报》报道。
[205]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
[206]郭沫若:《少年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1),第41～4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07]郑焱:《一九〇五年废科举论》,载《史学月刊》,1989(6)。
[208]梅汝莉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第234页,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
[209]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科》第1辑,下册,第65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10]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第12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3。
[21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1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12]同上。
[213]同上书,第5444页。
[214]《东方杂志》,1907(7)。
[21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1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16]《东方杂志》,1905(1)。
[217]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58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18]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科》第2册,第13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3。
[21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8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20]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59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21]教育部编著:《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第31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222]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8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23]同上。
[224]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40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2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0卷,第54～6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226]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27]同上书,第200页。
[228]同上书,第220页。
[22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2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30]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21～22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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