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的萌芽

一、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开始

传教士来华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传入,历经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及清代的基督教新教4个时期,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清末以前多经挫折和长期停顿,但仍为宗教教义的传播和中西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利马窦、汤若望等人,他们熟谙华语,身着儒服,出入宫廷,结交权贵,以宗教教义比附儒家思想,以西方科技吸引当时比较开明的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从而影响了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因而,他们对开启我国人民的智慧、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往往采用化宗教教义为儒家思想的方法,竭力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去结识和影响他人,但在学校教育方面建树少之又少,只有比较重视宗教教育体系建构的耶稣会,不仅制定了严格的《教学纲要》,而且也进行了统一教程方面的改革,16世纪末即在中国澳门创办了圣保禄学院,号称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1]其办学宗旨是为培养传教士,其采用完全西化的政策,对本地文化、风土人情不甚了解也不屑了解。所以尽管其为传教的中国化也做过一些努力,如1620年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从欧洲携带7000部西书来华,本来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惜大都滞留澳门,译介成汉语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进入中国内陆者尚未有十之一二。^[2]自1616年南京教案之后,清政府推行禁教政策,其与内地隔绝,他们的发展从未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所记载,其在教育史上影响甚微。

一般认为,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教会学校,当推马礼逊(1782—1834)于1818年捐资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学校创办之初由牧师米怜负责,计划中的学校是中学兼及小学,如可能则向高等教育发展,招生对象包括欧亚各国青年,多民族多方言应成为该校的突出特点,教学则是以华语为主,主要课目为华语、英文、地理、历史、数学等。实际上学校开办时入学仅7人,到1834年毕业学生仅40人。这些学生原来的根基较差,教学程度也就不得不降到很低的水平。这与定名为书院,招收中学及中学以上程度的学生的计划是大相径庭的。由于该校在创办之初没有明确规定在校学习年限,也由于当时社会风气未开,富家子弟不屑入此类学校,穷家子弟学习仍以能识字或找份工作为主,学生流动性很大。在教学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学校规章的建设与完善方面都遇到极大障碍,因而此阶段的学校制度无可细考。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当时主持该校的理雅各牧师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商议决定迁校至香港。1843年在香港开学,采用英语教学,是为香港英文学校的鼻祖。

英华书院之所以能在中国教会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不仅因为它是基督教新教为华人开办的第一所学校,培养了第一位华人牧师(何进善),也不仅因为该校传教士梁发的小册子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第一次把《圣经》译成中文后印刷成册,并广为散发,从而使在华传教有了依据和统一标准,也使中国人能更容易地接触和理解基督教教义。同时,他们还选编了第一本华英字典,这为以后的传教、商贸、文化交流乃至英国政府对华的侵略政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834年,马礼逊牧师病逝于澳门。时人为纪念他对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1835年成立了马礼逊学校,附设于“印度及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开设的女校内。这个学校的主持人为郭士立^[3]夫人。起初由马礼逊教育协会资助两名男童就读(其一就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容闳)。到1837年增至5名,1838年又增至7名。当时这几名学生均实行寄宿制,并由校方提供衣服、文具、伙食及其他一切费用。据记载:“学校管理甚严,每日上午授课五小时,下午为集会,黄昏有晚课,晚上九时就寝。每周均有中英考试,中文每周四次,乃由郭士立牧师主持。”^[4]学生除学中、英文外,还学习圣经、地理、数学、历史、文法等课目。1939年初,林则徐抵达广州,全面实施禁烟,中英交恶,郭士立及夫人被驱逐出澳门(郭士立时任英国军队首领义律的翻译),女校随之停办。此前美国教会已派布朗牧师出任马礼逊学校校长,并在同年抵达澳门,因此,女校5月份停办,筹建中的马礼逊学校11月份即复学开课。当时入学者6名,教授课目仍为地理、数学、“四书”《诗经》、中文《圣经》等。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开放5个通商口岸,在澳门的英美传教士纷纷迁往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传教,布朗夫妇也于1842年把学校迁至香港。1847年,布朗夫妇因故回国,此时的英国政府决定全力支持英华书院,而马礼逊学校再无得力支持者,遂于1850年停办。

布朗为人和蔼可亲,性情沉稳,做事有条理。他以学校作家庭,认学生为子女,与学生感情甚佳。他回国时带走容闳、黄胜、黄宽3人。这3名学生抵达美国后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读高中,黄胜因病于次年回国,容闳、黄宽皆两年后毕业。容闳考取了耶鲁大学,并于1854年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他积极参与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批官派美国留学生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为中国留学生教育做出了开拓性贡献。黄宽则前往英国,考取了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西医医生,也是中国第一位留英学生。他回国后服务于广州博济医院,在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也从事一定的医学教学工作,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办教育特权

1842年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其中明文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需一体保护”。1844年法国政府强逼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在五口地方,凡佛兰西人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俾佛兰西人相宜获益。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5]法国特使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求清政府驰禁天主教,在获准后,他又得寸进尺地要求发还早在100多年前雍乾禁教时被查封的天主堂旧址,由此引起了许多“给还旧址”的交涉。受法国政府保护的天主教传教士就以归还教堂旧址为借口,纷纷潜往内地,一方面勒索“还堂”;另一方面发展教徒,并进行种种不法活动,引发了多起“教案”。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外国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等地广设教堂、学校、医院,进行文化宣传和渗透。除上述英华书院和马礼逊学校外,截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他们还办有以下学校:

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阿尔德赛在宁波创办了女塾。这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第一所教会女学。到1860年,在5个通商口岸内又设立了11所女子学校。^[6]

1845年,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该校于1867年迁往杭州,改为育英书院,其后又发展成为之江大学。

184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在上海开设一所男塾。

1847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将其在澳门所办的寄宿学校迁至广州,1850年又增加走读小学一所。

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柯林斯在福州创办主日学校。

18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收纳灾民,并实施一定的教育,次年即开设徐汇公学,又称圣依纳爵公学。这是法国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学堂之一,也是教会学校中最著名的学堂之一。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在上海西门白云观设裨文女塾。同年,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开设英华学塾,美国北长老会在上海开设清心书院,其他差会也分别在广州、厦门、鼓浪屿开设了学校。

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女士在上海虹口设立文纪女塾。它成为著名的圣玛利亚女书院的前身。

1853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设立福州格致书院。同年该会在福州开设文山女塾。天主教亦于天津设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等。

以上仅是传教士早期在华开办的初等学校中的一部分。据统计,1843年在香港开第一次宣教士大会时,出席宣教士人数仅为15人^[7],而截至1855年,进入中国的外国男传教士计有英国24名、美国46名、瑞士2名、德国3名、法国10余名。随着来华传教士的增多,传教士在华办的学校也不断增加。^[8]

三、早期教会学校的特点与成因

传教士随同西方军人、商人、外交人员进入中国,其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清朝政府自身的腐朽,也有外国列强科技发展、国力强盛的原因,还有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市场的掠夺与瓜分的动因。以往对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多从他们为侵略者提供情报、充当侵略者的急先锋、挟坚船利炮欺压中国普通百姓、传播教义并施以小恩小惠来麻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等方面进行探讨,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需要的。但仅此又是不够的,不全面的。应当看到,来华传教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他们进入中国的动机各异,从事传教活动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由于他们兴办的各项事业已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与桥梁,因此我们应尽可能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对其从事的各项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传教士来华与西方来华谋求政治霸权的军人、谋求贸易利润的商人不同,他们往往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积极兴办学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对宗教教义的虔信和传教的热诚。传教士,顾名思义,就是以宣扬教义(传播福音),发展教徒,“拯救陷入罪恶中的人们”为旨归的神职人员。由于基督教是一神教,它强烈地排斥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使整个世界基督化是其根本目的。他们认为:“假使我们看到一个同胞无衣无食,而不加以援助,这就不是基督精神的真正表现。因为基督的宗教不在接受信仰,不在承认教谛,而在实行基督化的精神于生活之全部。”^[9]有一个传教士更明确地说:“我为什么去中国?原因之一是在那辽阔的土地上,每个月都有一百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状态中死亡……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中国生活着三亿不信仰上帝的人。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能想像活着不信仰上帝吗?你们想到过不论对将来还是对现在都没有一点希望的生活吗?”^[10]正是这种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激起了许多传教士来华的热情;也正是这种对宗教的虔信,使许多传教士为传教奉献了自己的财产、青春乃至生命。狄考文(1836—1908)也说:“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化,其含意不仅指要争取信徒,更重要的是要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基督教国家,消灭异端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观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它意味着不论距离远近、贫富、开化或愚昧,都应该成为基督教影响所及的地方。总的一句话,就是要使基督教福音普降全世界。”^[11]杨格非更明确地说:“我们来到中国,并不是为了发展其资源,促进其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推动其文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教征服中国。”^[12]

由于传教士办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教,它不仅要扩大教会的势力,而且要用宗教教义改变中国人传统的信仰,从而从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会学校在初设阶段最主要的课程就是宗教。马礼逊与米怜在《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中说:“本书院之设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聘任本地华人教师、欧籍教习,以基督教徒为限。”^[13]《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中明确规定:“犹如最优良的教会学校一样,本会应为学生提供《圣经》课程,并予以指导和帮助,使学生理解其教义真谛,但这不作为学生入学之条件。”^[14]李承恩在《教会学校的历史、现状与展望》中回顾早期教会学校的特点时,更突出了宗教教育内容:“(1)基督教书籍与中国经典两者并用,前者为了宗教教育,后者为了培养礼仪。(2)教员通常是基督徒,如果没有基督徒教员,那么,也可以雇佣德行良好的非基督徒充任。(3)在走读学校,异教徒和基督教学生都可以入学,要求读基督教的书,并参加开课前举行的宗教仪式和星期日的礼拜。”^[15]可见宗教教育是教会学校设立的初始目的,也是教会学校最倚重的课程。尤其是天主教小学,更是教堂的附属物、宗教教义的宣讲地,不仅强迫学生读《教义问答》(或《教会问答》),星期日参加教堂弥撒,而且早晚都要做功课。这里的功课不是指学校作业,而是参与宗教仪式,包括忏悔和祈祷等,使学生整天沉浸于宗教氛围之中。基督教(新教)办的学校里形式上相对宽松一些,但也要求学生读《圣经》,主要选读其中有关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他们也敦促学生参加弥撒、做礼拜以及其他各种宗教集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考核,使学生接受洗礼入教,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徒。只是他们不强迫学生背诵教理和教规,不特别强调学生自我的忏悔和赎罪。在强调对宗教教义的信仰,培养学生自觉服务教会,发展教徒并有意识地影响周围的人等宗教教育的根本性目标方面,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两个宗教团体又是一致的。因此,有人就发出了“初时,所谓教会学校,不过是“圣经班”而已”^[16]的感慨。可见,实施宗教教育是教会学校创办的根本动因,也是初期教会学校的最突出的特点,此为其一。

其二,学生人数少、文化教育起点低,构成了早期教会学校的又一特点。早期教会学校几乎全部是小学程度,或者是包括小学阶段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来华绝不是中国人民自主的选择,在西方列强的枪炮狂轰滥炸摧毁了中国固有的政治、军事乃至心理防线之后,传教士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言人之一,也随之进入中国。他们以“救世济民、传播福音”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宗教活动,尝试以许多种方式方法进行宗教宣传,但结果总不能令人满意。如他们曾试图用家庭宗教活动的方式,首先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进行宗教宣传和布道,但周围的人毕竟很少,成就也有限;他们也曾试图用街头巡回演讲的办法,但由于中国现实的文化底蕴,更由于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强烈的排外情绪,听众甚少,信教的人更少;他们还曾采用免费散发宗教印刷品的做法,但即使不考虑当时中国民众极低的识字率,就读书识字的人而言,当时都是采用“四书”“五经”为教材,儒家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加上科举盛行,绝大多数人都以金榜题名为一生追求,对这些宣传品也是不屑一顾;他们于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和香港等地设立了许多教堂,但成效依然甚微。面对种种客观现实,许多传教士反思早期传教失败的原因,决定把办理学校教育作为传教的新的方式和手段。

教育被选作传教的一种新方式,是有其具体原因的:

第一,宗教与教育有“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宗教与教育本身是截然不同的,各自有独特的活动对象和范围,但是从更深层次看,它们在追求超越的道德意识、培养人勉力向善、开发人们的智慧潜能方面又是趋同的。在一定意义上,宗教就是广义教育的一种,是社会教化的手段之一。尤其是传教士初来中国时必须与当地居民接触、沟通,才能传教,在此过程中他们为取得当地居民的理解与信任,便有意识地教当地居民一些语言及科学方面的知识,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争取中国民众理解与信任、宣扬宗教教义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法。随着事态发展,传教士们认识到与其零散教个别学生,不如集中起来多教些学生,这才有了教会教育的发展。诚如《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所言:“基督教会之学校,初非专门教育家所设立,其志亦不在教育人才以促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17]

第二,传教的目标不止于使尽可能多的人皈依基督教,而是要使整个国家基督教化。传教士们想用基督精神统驭整个国家思想领域,还要彻底摧毁异教堡垒和支持异教的信仰。换言之,发展教徒数量不是唯一目标,而是要使基督教义占领整个国家所有人的精神信仰领域。这显然不是朝夕之功,它不仅要培养更多的人接受基督思想,还要培养能组织、领导整个中国的教徒。青少年是中国的未来希望所在,传教士们认清了这一点,也就把对青少年的教育看成是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根本方法。但他们要与早已制度化、系统化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抗衡,实在力不从心。与中国传统的教育相比,教会教育必须拿出更吸引人的办法才能招收到学生,于是早期的教会教育选取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基础教育——入手,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略加改进,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对小学阶段的教育管理采取放任自流的形式,尽管有私塾、书塾、义学、冬学等多种学校组织形式,但都没有政府的统一组织与管理,而且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教会教育最早实施小学教育也正是寻找到了政府管理的薄弱环节。因此,有位传教士宣称:“教育在中国的未来要成一种力量,教会必须利用这种力量为基督服务,否则撒旦将用以反对基督。”^[18]

第三,教会学校开办之初多难以招到学生。为了招到学生,学校不得不采取许多优惠措施,如给学生提供衣食住宿和学习用品,甚至还提供路费和奖金,但收效仍然不大。教会学校不得不面向贫困家庭的子女,更有甚者,许多学生是直接从街头捡来的流浪儿。由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天灾人祸不断,造成了许多弃儿、流浪儿,这就为教会学校提供了生源,也符合基督教教义中扶弱济贫的思想。例如福州毓英女子学校,原是美国美以美会于1859年在中国福州创办的一所寄宿制女校,开办之初只招收到1名学生,到1873年全校学生共为28名,其中19人是弃婴,1882年全校仍为28名学生,其中13人是弃婴。^[19]这种状况直到洋务运动接近尾声,中国社会风气大为改观的状况下才得以逐渐转变。

其三,早期教会学校大多能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学校管理过程中的诸种事宜,但也缺乏科学性、系统性。既无统一的教学课目、修业标准,也没有正规的学制年限、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更没有作息安排等学校教育必备的体制规定。造成这种状况,固然与学校初创,一切还在试验摸索阶段,不能一蹴而就有关,更重要的是当时教师、学生数目少,知识背景参差不齐,而且教会学校最根本的目的在传教而不在上课——向学生讲授文化科学知识。例如1851年琼司女士在上海虹口设文纪女校,始得学生8人,后来遇到荒年,贫民塞途,学生数也因而激增。琼司知道这些人是因穷迫而来,将来遇到丰年的时候必将离去,由此规定,在校学习者不以学业程度为标准,而以年龄为限:凡学生年龄达到18岁,不问程度优劣,一律毕业离校。该校后来发展成为圣玛利亚女书院,仍保留了这项规定。在课程方面,除略读浅易的《圣经》和“四书”外,以纺织、缝纫、园艺、烹调等女红为主。1861年,美国发生南北内战,学校经费无着,学校就让学生停课,专门做手工艺品,卖给洋商,以维持学校运转。由于当时的教会学校多由一名传教士独自创办、主持,学生数目又少,因此人在校兴、人走校停的现象非常普遍。马礼逊学校附设于郭士立夫人的女塾中的时候,郭士立夫人因战事离开中国,她创办的女塾连同马礼逊学校随即停办,学生各自回家了事。容闳自1835年入郭士立夫人的女塾,到1847年随布朗夫妇到美国,断断续续在教会学校读书12年,在美国也只相当于初中毕业,又考入高中、大学深造。还由于牧师一人毕竟知识水平有限且往往有所褊狭,因而在学校课程设置方面就有很大的随意性,更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近代科技所包含的对应的名词,许多课目名称都是传教士临时凑合或独创。

其四,早期教会学校引入了较先进的教育内容,也采用了较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这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在教育内容方面,教会学校不仅进行中国古典经籍和圣经的讲授,而且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除增设英语课外,数学、地理、历史、生物等课目都得到重视,并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中国的科技教育不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但科技知识在传统学校里决没有像在教会学校里这样受到重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儒家思想是正宗,义理、考据、词章外再无学问,皓首穷经几成历代士大夫的唯一生活方式。在西方列强的入侵面前,此种教育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但如何改进则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动,教育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教会教育的创设,无疑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重视科技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上下一致的呼声。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也成为教会学校吸引人们注意,并把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与宗教教义的传播相结合的一个策略。传教士们认识到,即使教会学校中不传授科技知识,西方科技通过其他途径和渠道依然能传入中国,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不如力争把近代科技由宗教的敌人变成宗教的奴仆。即在讲授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把宗教内容加入其中,使科学成为宗教教义的注脚。用狄考文的话说:“科学不是成为宗教的盟友,就是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基督教教会的良机,就在于培养能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这也是西方科学与文明迅速在中国生根开花的良好时机。”^[20]

教会学校还引进了班级授课制,这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班级授课在我国教育史上的最早记载,是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举办的京师同文馆中所采用,该馆的主持人就是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其实班级授课制在教会学校里早已实行了。中国历史上教育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书院的会讲实际上已初具班级授课制的萌芽,可惜这种形式未以制度化的方式在全国推行,而且更接近讲座而非班级授课。此外,传统教育中也缺乏班级的概念,不拘年龄与资历,同一年科举取中便称同年。班级授课制无疑是教学形式中最经济、最实用的教学形式,正是传教士把西方较先进的班级授课制传入中国,中国教育史上才有了年级、课程、毕业等科学化了的学制概念。

在教学方法方面,传教士们也作了改进。他们一改中国传统教育中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不良做法,采用提问、谈话、讲解、阐发等多种形式对教学内容进行解释,要求学生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掌握。例如在福州传教的麦克雷描述他向学生传授基督教知识的情形时说:

我用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给所有学生以机会说出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这有助于他们加深记忆,也使我掌握了使用当地语言的正确方式。

“一共有几个上帝存在?”我问。

立即,所有学生都伸出食指,大声回答:“只有一个。”

“他是全知全能吗?”

“是。”

“他创造万物吗?”

“对。”

“那么,谁创造了你?”

“上帝。”

今天我开始给孩子们讲解人类的堕落和赎罪理论。他们认真地听我讲述圣经中的有关道理。然后,我开始提问:所有人都是生来罪恶的吗?有没有例外?皇帝、大臣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罪的吗?你有罪吗?坏人死后的归宿在哪里?^[21]

从教学内容看,这种教育无异于教堂布道。但抛开他讲授的内容,纯粹从教学方法的角度,这无疑是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在这一教学过程里,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全体学生复习旧知识、理解新知识,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并加以巩固。这与当时中国流行的死记硬背——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做法有天壤之别。这种教学方法是中国教学方法科学化的肇始。

在教会学校里还特别注意师生关系的融洽和沟通。这固然与当时的教会学校人数少,师生关系单纯有关,也与西方文化传统中更重民主与平等有关。在基督教教义中,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在现实社会中,人人都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不能因社会地位和贫富的差别就在人格方面也产生差别。这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尊卑有序”“师道尊严”“爱有差等”的做法有本质的区别。正是强调了对学生的“爱”和“平等”,才使教会学校里师生关系一般都比较和谐融洽。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教会学校规模小,学生多采用寄宿制,教师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又是关心学生衣、食、住、行的“家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教会学校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基督教的输入而来,早期的教会学校还处于草创阶段,还仅仅是宗教教义传授的辅助手段和副产品,在制度方面还有相当多的缺憾和不尽人意处,但是它却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抛开它的宗教性、买办性,单纯从教育制度方面说,对以后的教会教育及中国自身的教育制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