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教育在经历了多年的草创阶段之后,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起,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它的发展,不仅表现于数量的增扩、质量的提高,也不仅表现于来华传教士中专门从事学校教育的人员的增加和教会学校整体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且表现于教会学校已形成相对完备而又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体系,更表现于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善化和教育规程的明细化。教会学校的发展当然不能等同于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但它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探索了道路,提供了范式,对中国新教育体制创建与完善的启迪和借鉴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一、教会学校发展的缘由
教会学校取得较大发展,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这是因为: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外国传教士广泛进入中国内地打开了方便之门
西方列强为攫取在华的更大利益,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俄、美、英、法等列强的威逼利诱下,屈膝求和,1858年6月,在天津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明确写入了准允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条款。如《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22]这样就把外国传教士入内地宣扬基督“福音”的做法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传教士乃至中国信徒都在外国政府的武装和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之下。1860年,英法联军以《天津条约》未得实施为借口,再度向北京进犯,被动挨打的清政府在联军的枪炮下又分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不仅再次把传教士可以到内地活动的条款列入,而且勒索到更多权利。如《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规定:“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23]从这一条款中可以看出,传教的范围不仅扩大至中国内陆地区,而且扩大到军队;传教士除传教之外,还可以租田买地、自行建造;以前禁教期间查禁的天主教建筑现在都要归还。由于清朝禁教达100余年,“归还旧址”的规定为以后诸多教案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给了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置产的特权,也就为教会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据统计,1844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为31人,1860年增至100余人,到19世纪末激增至为1500人。[24]传教士的增多,意味着教会事业的发展,也意味着教会学校的发展壮大。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归还教堂旧址”所掠夺的学田及由此而引发的教案赔款,成为教会学校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客观上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
(二)洋务运动及维新运动为教会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客观需求和外在动力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终于使一部分清政府官员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御侮而求自强,为自强而师事洋人,从而使学习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史称洋务运动。虽然洋务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顽强抵抗,也遇到过种种失误和挫折,但它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的匮乏。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为中国创办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兴办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建设了第一支近代海军。但是,由于他们认识西方文化是从被动挨打开始的,最直观、最深刻的印象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是语言不通、文字难辨而易受人欺蒙,因而御侮自强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反映在教育上,便是建设军事学堂,学习西方军器制造技术;设立语言学校,培养翻译人才。但是,由于洋务派在本质上是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服务,是在强敌深入、国土日蹙的危难局势下为“保国存种”而采取的应急之举。他们不敢发动全民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不敢对旧有体制进行实质性变革,只是企图借用西方的某些办法来修补封建体制上的纰漏,只是对僵化的封建制度进行些许枝节性变动,并竭力把这种变革纳入旧体制之内,如用奖励出身的办法来兴办新式学堂。在他们创办的屈指可数的20余所学堂里,只培养了为数不多的洋务人才。如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京师同文馆,一直被视作中国新式教育的鼻祖,但创办之初仅有学生10名;学生最多的1887年,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天文算学馆等,全部加起来也只有120名。因此官办学堂毕业生,连政府机构的需求都满足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使得不仅仅是政府需求洋务人才,外国在华开办的企业、商行等机构,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及其企业的设立等,都需要众多人才。西方列强在中国开设的企事业越来越多,如邮政、商行、矿产等,其需要的洋务人才也越来越多。这些企事业部门的高薪成为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高薪对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但对于已从做买办取得较高利益的人和思想比较开通的官宦绅士之家而言,进洋学堂以谋取此种差事倒不失为赚钱谋生的捷径。而在进不了官办学堂的情况下,进教会学校,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也不失为一种折中办法。因此,洋务运动不仅冲破了夏夷之大防,改变了中国封建士大夫夜郎自大的陈腐观念,而且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为洋务人才拓展了生存空间。洋务人才的需求,刺激了洋务学校的发展。在政府办理的学校不能满足需求时,教会学校虽然不以传授西方科技为办学目的和根本宗旨,但仅仅因为其在办学过程中有西方科技知识的传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在此阶段有较迅速的发展,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甲午战争摧毁了洋务派几十年的惨淡经营,有思想觉悟的人们在清政府败给东方后起的蕞尔小国——日本之后,开始从更深层次上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维新派旋即粉墨登场。维新派与传教士之间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对僵化陈腐的封建旧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也都希望变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尤其在变法的具体措施方面,如废科举、兴新学、办学会、译西书、办报纸等,更是不谋而合。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与一些传教士建立了相当密切的私人交往,如李提摩太、李佳白等都加入了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李提摩太更是频频出入康、梁、翁诸维新派人物府邸,商讨变法事宜。当然,由于传教士与西方殖民者的天然联系,他们对殖民侵略的政策要比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更全面、更深刻,因此不可能真正站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即不可能完全支持维新派提出的变法自强、“保国、保种、保教”的民族振兴计划。如李提摩太起初建议把中国变成英国的附属国,由英国像统治印度那样来管辖治理中国,但仔细分析了中国国情和列强已入中国内陆的现实,认识到由一国保护很可能引起列强间的矛盾与纷争,还不如由外国派遣皇帝顾问和直接加入内阁更现实。于是在他1895年写的《新政策》中列出中国当前应做的9件大事中,有6件是由洋人来主持领导。显而易见,传教士们所设想的改良方策,只是如何使中国的门户更加开放,更便于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控制和奴役,更有利于摧毁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以便于基督教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从本质上说,维新派与传教士们的改良计划是背道而驰的,但单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这段时间内传教士对维新派的影响又是意义深远的。这是因为传教士们认识到科举取士的流弊,也认识到西学比中学的优胜处,还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必须从开民智入手,而所有这些都必须重视人才培养,重视学校建设。教育是传教士对维新派建议最周密、影响也最深刻的一个方面,京师大学堂得以迅速成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们的呼吁。传教士们一方面积极参与中国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教会学校的建设,因为他们觉察到了清政府改革的希望,也认识到教会学校在将来的社会中肯定会有大的作为。因此,19世纪最后几年正是教会学校发展最快的时期。
在西方人写的东吴大学校史中记载有这样一段故事: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孙乐文在苏州宫巷办学的起因,是他在1895年冬天在宫巷教堂布道时,有6个身穿绸缎长袍的青年知识分子突然来听讲道,而且听完之后还不肯走。孙乐文感到很奇怪,询问来意方知是主动找传教士学习西文的,并且说:“日本向西方学习,成了强国。我们要振兴中华,也要学习西方。首先要懂得你们的语言文字,才能读你们的书。”孙乐文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提出一条——至少要满25人才能开班。青年们说:“这很容易。”过了几天,这6位青年如数带着他们的同伴一起来了,这25人都是“秀才”,后来成为1896年3月正式成立的宫巷书院的第一批学生,也是这个学校的骨干。[25]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教会学校发展的社会背景和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教会学校的心态:甲午战败,朝野皆惊,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面对清王朝的腐败、软弱与无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争言维新,纷纷要求学习西方。传教士办的学校不失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因此在维新阶段,教会学校乘机有了较大的发展。
(三)教会学校自身的变化是教会学校发展的内在因素
在西方国家,宗教与政权原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关注的重心由“神性”转移到“人性”,才使得政治与宗教分离。“政教分离”后,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仍是根深蒂固,作为精神支柱仍支配着绝大多数人的信仰世界。而且,宗教为恢复自己以往的“荣光”,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了宗教“奋兴”运动,即号召人们恢复以往对宗教的虔诚和扩大宗教在非基督教国家的影响力。与此运动相联系,19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了所谓的“学生志愿外国传教运动”。当时美国有不少在校的大学生正在为毕业即失业而发愁,在回国传教士的煽动下,亚洲、拉丁美洲去冒险也是一条出路。据统计,1886年到1918年间,美国从这个“志愿运动”派往海外的传教士共达8000多名,其中有2500多名是派到中国来的,占总数的1/3。[26]这些大学生传教士都是热血青年,他们对神学的理论研究并不深,兴趣也不全然在布道,他们相信“人应该为上帝而生活,为上帝做些事情”。“为基督征服世界”,是这个志愿运动在1894年举行第二次国际会议时提出的口号。他们用通俗的语言向人们宣传自己的信仰,以实际行动努力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此时,教育和医疗成为他们行动的首选内容。
随着来华传教士的增多,教会学校越办越多,教会学校的办学目的也越来越背离其培养传教士或教徒及为教徒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初衷,逐渐走向了世俗化。早在1877年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就对传教士办学是否应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主张办学校的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创办者狄考文提出的。他在会议上提交了一篇文章:《基督教会与教育》。在文章中,他批评了反对教会办学和主张教会办学只为培养传教士与基督徒的看法,而从教会传教是为了消灭异端、使整个国家基督化这一根本性目的出发,主张要充分利用教育这一间接而有效地传播基督精神的手段。他在文中列举了办理学校教育的5大优点:(1)教育是培养一批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的重要手段。(2)教育对于为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是十分重要的。(3)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中国正面临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潮流,基督教“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4)教育在中国是晋升到上等阶层的最佳途径。(5)教育在使本地教会自力更生,促使教会反对内部迷信思想的侵蚀以及抵抗外来训练有素的人所发起的怀疑主义的进攻方面,是十分重要的。[27]他的这些观点当时并未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甚至指责他是“不务正业”。但他无疑道出了教会学校存在的根由和发展的趋势,而且也引发了传教士对此问题作更深的思考。其后的社会历史发展使更多的传教士走到通过学校教育传播基督文明这条道路上来。例如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在1881年放弃了原来优裕舒适的工作,全力创办上海中西书院。上海中西书院的办学宗旨并不囿于制造“教民”和栽培华人传教士,而是“意在中西并重,特为造就人才”[28]。姑且不论其是否造就了中西合璧、出类拔萃、领袖群伦的高级人才,单从这一不重教义、只重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就足以说明传教士办学的目的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用传教士谢卫楼的话说:“一切布道工作本质上就是教育工作,而教会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传播福音。……在逐渐展示真理和树立基督教个性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教育这个神圣的手段来完成这项工作。”[29]培养能进入社会上层,能影响、号召、领导广大民众的统治阶层,从而使整个中国全面实现基督化,成为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根本目标。
教会学校就其教育的性质而言,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格格不入的异质教育体系。这不仅表现于教育目的这一导向性、本质性的规定方面,而且也反映在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师生关系、教育环境等具体操作过程中。随着教会学校的增多,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必然要求受到更高程度的学校教育,同时,也随着教会学校培养目标由宗教向市俗化转变,教会学校必然招收社会上层人员的子弟,努力提高办学水平,所以,教会学校向高层次高水平发展成为历史必然。
二、教会小学的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虽然也有少数教会学校建立,但很不规范,一人一校(甚至多校)、人走政息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状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相当长时间内也广泛存在,尤其在新开辟的内地教区是一种极普通极常见的现象。但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及社会对教会学校的认可程度增加,教会学校中数量最多、层次最低的小学教育开始走上了正轨,许多办学时间长、社会反响好的小学还改制为中学。那些未改制和新创办的小学也经过合并、调整、补充、提高,在学校教育制度化、规范化方面取得进展。这主要表现在学校规章制度的建设方面。如《天津圣道堂学馆条规》规定:
一、生徒每月发给月费,所有衣履、饮食、笔、墨、纸、砚等,全行该生自备。
一、学生在馆下榻,每日务要早起,房室内外,皆要整洁。进馆先行聚祷诵经……
一、馆中不准人来闲坐闲谈……
一、学生功课,须塾师限定课程,总以新旧约圣经为主。中国经书诗文次之……
一、学生皆受洗奉教者,平日居心所为,固宜恪遵圣经真训,无犯教规,而外貌礼节,亦宜庄肃……
一、学生读书,当专心讲求,一书精熟,然后再读一书……
一、教读先生系多年信教者……施教训导,总以信心德行为先,文艺次之……
一、学生在教会常住学道……作先生更宜种种尽心,至牧师所派监察学生之人,亦必公正明达之老成教友……
一、生徒学道,原为造诣传教人材,以望圣会兴隆……难任传道之职……难获传道之才(者)……劝之不听,即令早为出馆……
一、学生难免无过,有可恕之过,有不可原谅之过……
一、本会召生徒学道,以备他日传教之选,需择其年少殷实信主者,要读书识字之人,又需无家务系累者,不致半途而废。进馆一年,细审其品行如何,再为与家人立约据,定准年限,限满之后,听凭会中分派……
一、……为学生者,则以听命为本,无论事之巨细,不当任意苟简……[30]
再如《温群内地会仁爱义塾条规》,在说明办学起因及目的后列条规如下:
一、本塾诸生,每日六点钟上馆,六点钟放学。
二、诸生上馆,各宜修正衣服,正纳冠履,勿致欹歪,以讥大雅。
三、本塾每日早晨,先当扫除揩拭案桌,整顿书籍。诸生均听秉公轮派,毋得推诿。
四、本塾诸生,课程向有定例,上午专读圣经,下午兼读诗书。
五、诸生上馆,各宜正容端坐,专心敬读,书声明朗,毋得交头接耳,虚度光阴。
六、诸生背书、正书、说书,务需句句明朗。勿许赘累句读,淆乱口音。亦不许高声齐读,像群鸦晚噪一般。
七、凡尔等诸生务需谨守:书本摊案时,不许手拈碎破;执页时,不许任情卷捏。各宜敬惜字纸,尊重圣贤。
八、尔等诸生,勿许私自出外,或有公事,必须前来禀告,出告返面,一切顺礼而行。
九、尔等诸生,毋许扬声喧叫。行走时亦须徐徐安步,毋得疾趋,以致足容不重。
十、尔等诸生,各宜契爱,永敦友谊,勿许玩耍,以致争闹。[31]
这是当时普遍设立的教会小学中具有典型性的两则条规,其他类似的条规还有很多。1880年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为充分宣传小学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将各学堂对学生的要求总结为10条,即:(1)听顺;(2)敬爱;(3)爱国;(4)谨慎;(5)勤勉;(6)次序;(7)善礼;(8)诚实;(9)和平为福;(10)清洁。[32]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教会小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办学目的只是为了宣传基督教精神和培养传教人员,目的比较狭隘。
第二,在课程方面无严格规定,只以《圣经》教学为主,从事宗教活动的时间比较长,而中国传统的教学内容也略略涉及。
第三,学校是慈善性机关,办学的目的在于破除人们对教会的疑虑和偏见,努力赢得学生家长及其亲友的信任,因此不仅不收学费,而且给予一定的补助。
第四,学生入学资格一般限定为信教子女,其他并无严格限定。这与当时风气未开,教会学校学生较少有关。
第五,对学生在校学习要求比较严格,学生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及人际交往都有较严格的规定。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学教育有所不同。当时中国小学阶段的教育,无论是义塾、私塾、坐馆等,其学堂规定都没有这么明确,学生学习内容及达到何种程度也没有严格的界定。教会小学在这方面显然是前进了一步。
当然,这几则条规只是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况,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教会学校越办越多,而且有些名声较佳的教会小学升格为中学,形成中小学一体化的办学模式。此时的教会小学改变了只面向寒素人家的状况,而且有意识地增加西学课程,竭力招收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弟入学,以提高教会小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为达到这一目的,教会小学普遍采用了收取学费的办法,而且书籍、笔墨、服装、住宿均要收取费用。如登州蒙养学堂初创时供给学生衣食住及学习用品等费用,1871年开始不再供给学生衣服,以后逐渐取消各项供给,至1904年除去一切供给,还要学生交费上学。《上海中西女塾章程》中规定:“小学生归家住宿,仅带午饭一餐者,每月脩洋膳洋六元正,不带饭者脩洋五元正,亦均无外费。”[33]由免费甚至上学给予补贴到上学交费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反映了教会学校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教会学校在20世纪初叶得到迅猛发展,具体统计如下表。其中绝大部分是基础教育,因为此时教会大学仅有16所,人数仅数千人。
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历年增进表*
*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38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以上仅是在华基督教(新教)教会学校学生数。天主教虽不似基督教会那么热衷于办理学校,但其在初、中等教育方面也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据统计1866年天主教教会学校学生仅几百人,到1912年,小学性质的学校有6877所,其中男生77771名,女生48535名,到1919—1920年,学生数达136960人。[34]
造成教会学校迅速发展的原因很多,其中以下几点是最根本的:(1)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变革最迅速的年代。封建统治的彻底垮台,资产阶级新生力量的崛起,既是变革的结果,又为社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遇。在社会巨变面前,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西方科技的重要性,更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作为西方文明的窗口——教会学校此时也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而非抵制。(2)《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换言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已经完毕,教会可以随时到中国各地传教办学。事实上,此时的教会势力已遍布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在内的中国各省市,教会学校也同样遍设于中国。如仅蒙古一地(包括外蒙),1888年天主教小学学生有1112名(未包括孤儿院),到1906年已达6049名(未包括孤儿院)。[35](3)清末,政府进行了种种改革,并于1905年废除了沿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明令全国兴办新式教育,学子们看到学八股制艺已不再是进入仕途的捷径,改学西学则可成为走向仕途或争取高薪的另一坦途。中国本身受过西式教育的人较少,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此时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这当然刺激了教会学校的发展。(4)清政府于1906年下令:“外人在内地设学毋庸立案,学生概不给奖。”[36]这种“眼不见、心不烦”的“鸵鸟政策”实际上鼓励了教会学校的发展,因为既然给了传教士在各地办学的自由,为扩大教会势力和影响,各教会纷纷开办各式教堂、学校。教会学校在此之后得到更充分自由的发展。
就教会小学而言,教会学校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扩,设施的改善,更表现于制度的完备。具体言之:
首先,确定了更明细的办学目标。教会学校设立的最根本宗旨是为了传播教义,用宗教精神统治民众,为达此根本目的,教会小学又各自厘定了自己明确的具体目标,他们自己概述办学目标时说:“(甲)使学生得有健全与发育完善之身体,俾其身常健适,并有清洁、合理、活泼、敏慧与端正之生活。(乙)注意养成儿童耶教美德之根本习惯及行动。(丙)予学生以教育上三大要具,即读、写、算三者健全之训练。(丁)发展学生已有之爱国心,使洞悉彼为中国社会分子之根本义务与权利。(戊)予学生以礼貌上及其他仪式之训练。”[37]由这些规定可知,教会小学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有所注意,尤其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及宗教习惯的养成是其关注的首要问题。
其次,制定出更规整的学制。学制,包括学校组织、修业年限、课程设置等,是学校教育制度化、规范化的突出体现,也是我国传统教育中比较缺乏的环节。诚如传教士李承恩批评的那样:“中国人对正规的学校规章制度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教员可以经常缺席去做他自己的私事……同样,学生……在收割农忙季节常常被迫留在家里。准时上课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又没有时钟,上课、下课也没有固定的时间。”[38]但到20世纪初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清末新学制的颁布使学校管理规范化不再是教会学校的专利,同样,讲求西学也不再为教会学校和少数几所官学所垄断。面对生存的压力和种种挑战,教会学校只能以更高更优的质量来赢得生存空间,所以它们在制定学校规章制度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水平和技巧。如福建晋江毓英小学在教学中实行“完明制”,每日所上的功课都要考查,及格的登在“完明表”上,不及格的须补习至及格为止。全部功课都及格的,由班主任发给“完明证”,星期日可回家,未达“完明”的则留校补习。这时的教会小学还普遍开设了自然和地理等课程,在高小开设英语(或其他外语),也成为吸引富室子弟的手段。当然,由于教会学校本身的特殊地位和相对封闭性,也由于教会学校分属不同的宗教团体,这些团体间又有各自的社会背景和一定的排他性,所以当时的教会学校并未达成一致,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尚可,而外部联系则较差,有的中小学一贯制定为8年,也有的小学4年、中学3年就算毕业。但统而观之,各校在学制方面都做出了比较严明的规定,而且规定越来越详细,措施越来越得力。因此,教会学校在20世纪初一般都达到了办学目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
最后,建立了校董会、校务会等管理组织。教会学校建立之初多由一人独立办理,学校简陋,关系简单,管理起来也没那么复杂。直至20世纪初叶,教会学校发展壮大,校务剧增,组织亦渐趋复杂而完备,传教士一人从差会领取一部分款项就可以办学的情况不复存在。为规范学校的发展,有了建设学校董事会与校务会的必要。董事会主要由教会的差会派员和社会名流组成,主要对学校预决算、校长任免等大政方针负责。起初董事会全由出资办学的教会人员组成,后来学校自身发展,社会交际增多,为从社会上劝募更多资金,逐渐增加了华人名额。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教会对初等教育的拨款减少,学校通常只有依靠对外筹募和学生学费来维持,而认捐者多为中国教徒,华人进入董事会便可更有利于筹集资金。1912年,教会差会总部制定了不对教育经费承担责任的政策:“所有先进宣教地内之自助发展者,已多将国民学校归该地教会自行管理,其学校虽非完全自立,大概已不受差会之资助;至后进宣教地内之国民学校,亦有一部分可以自助。”[39]立案之后,教会津贴小学经费的比例自然就更少了。校务会为学校内部民主管理的有效机构。学校内事务繁杂,听命于校长一人则繁不胜繁,且易形成独断专行,与西方民主平等精神不合。因此,在建校之后必然面临管理制度的问题,如何更有效地实施管理,才能充分调动教员和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成为学校规模壮大后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教会学校普遍仿效西方,实施了校务会管理制度,在校务会上商讨学校内部管理事务,如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教员的评聘与辞退,学校突发事件的处理等。校务会以教师为主体,个别学校也有由学生参与的,以示对学生自治的鼓励。但学生在校务会中的权限,至今仍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以上仅是教会小学的总体状况,其实各地教会小学发展并不均衡。沿海开放城市的学校早已缴费上学了,内地省份新开辟的教区还在以供给学生食宿的办法吸引学生;沿海城市的教会小学不仅建设了美观坚固的校舍,增置了必备的教学设施和仪器,招收了数以百计的学生,而且还实施了分段教学,甚至发展起中学,而内陆省份,尤其是新辟教区内,一个年级段即是一个学校的状况仍十分普遍,缺乏教材,缺乏固定的校舍,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制度的状况更是屡见不鲜。但是,教会小学在20世纪初叶得到迅猛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教会中学的发展
最早的教会中学多由教会小学升格或合并而成。如1864年创办的登州蒙养学堂,1873年添办相当于中学程度的“正斋”,1876年正式定名为文会馆;1865年丁韪良在北京创办的崇实馆,1891年增设中学;1871年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美以美会男塾,1885年改为怀理书院,增加了中学课程;其他较著名的,如上海徐汇公学、清心中学,武昌文华中学(文华大学前身),广州格致书院等,都是在教会小学的基础上升格而成的。教会中学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传教士办学指导思想由传播福音向培养控制社会发展的精神领袖的观念转变是分不开的。
中等学校的出现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是学业程度的加深。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教学阶段,首先在课程方面有特定的内涵:
(一)西方科技知识的广泛引入
传教士们初创的教会小学是不太重视西方科技知识的。他们认为办学只是为了传教,只要在学校里教几个简单的汉字,能认识《圣经》中的文字就行了,个别的西方科技课目只是稍微普及科技知识以用来吸引人们注意、招揽学生的方法而已。但19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改观,这首先是因为:“传教士掌握了傲慢的中国学者既无法否认又难于抵制的科学知识,因此他能取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一个精通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知识的本地牧师也将取得其他途径无法取得的声誉与影响。”[40]其次,中国国门已被打开,西方科技传入中国成为历史必然,传教士们认识到基督教在科技输入过程中必须主动出击,才能抢占有利地位,从而增强教会的影响力,而不是相反。“科学不是成为宗教的盟友,就是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基督教教会的良机,就在于培养能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41]最后,基督教教义中确实存在着教人求真、求善的因素,西方科技的崛起也与此精神动力有关。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积极传播福音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虽然出发点是以基督精神征服世界,但面对中国科技落后于世界的现实,他们也竭力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输送到中国,希望以西方科技作为唤醒民众的一种手段。当然,也不否认有许多传教士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也有一些传教士直接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提供军事和商业情报及其他服务,但大多数传教士还是试图把西方科技文明带入中国,以帮助中国人摆脱愚昧和落后,使中国社会也迈上他们认可的西方文明之路。因此,在他们创办的学校中,科技课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山东登州文会馆为例,其由小学升格为中学后,学制为高小3年,称备斋,中学6年,称正斋。在9年教育中,科学知识的教育十分系统,具体课程如下:
登州文会馆正备斋分年科学课程表*
*参见王元德(宣忱)编:《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印刷,1913。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当时的登州文会馆开设的科学课程包括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现代中学开设的所有课程,也包括了量地法、测绘学、航海学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还包括了万国通鉴、富国策这类开阔学生视野的社会科学课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数学,从最初等的心算、笔算到微积分,成为系统严密的知识体系。由于登州文会馆在科学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下令改设新式学堂时,西学教师普遍缺乏,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大部分做了教师,京师大学堂竟一次要走8名毕业生做西学教习,其影响可见一斑。
重视西学的教会中学当然很多,再以中西书院为例。在其1881年开办之初,林乐知就拟定了《中西书院课程规条》。其在科学方面的规定有:
第三年:数学启蒙,各国地图。
第四年:代数学,讲求格致。
第五年: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
第六年:化学,重学,微分,积分。
第七年: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功用。
第八年: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42]
显然,这是林乐知理想中的西学课程,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全面有效贯彻。因为林乐知原计划开办中西合璧的中等教育学堂,学生是从他校中招来的,但当时风气未开,西式小学并未普遍设立,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教师一时也难以聘到,因此课程设置较预期的相差甚远。在第一届学生中即使特等生班内也只开设了《地理启蒙》一门自然科学课程,其他班级更不用说了。[43]中西书院重心在外国语言的讲授,因此能有意识地追求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学阶段开设此类课程,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学开设科学知识课程,将西方的先进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为中国近代中学的建立树立了样板,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
(二)外语教学得到重视和加强
最早提出在教会学校设置英语课的,是上海英华书院,校长是英国传教士、教育家傅兰雅(1839—1928)。1865年上海英华书院校董会曾数次开会,总结以往办学经验,提出免费招收穷苦学生入学的办法收效甚微,考虑到目前外国商业在华发展迅速和中国正在起步的洋务事业,决定改变办学方针,以招收社会上层和商界人员子弟为目标,收取学费和赞助费,达到学校自养的目的。吸引这些人员入学的办法,便是讲授英语。学生在校期间,如果英语熟练,条件许可的话,其他课程也可进行英语教学。其在招生通告中称:
目前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往已经很频繁了,要尽可能地促进和发展这种交往是极其重要的。考虑到英语教育将是高度有利的,有许多人表示为此目的希望能学习英语,但迄今还缺乏机会。因此之故,在沪外侨决定在英租界内开设一所高标准的、有才能和有效管理的学校……学费,包括书簿费每年收银五十两,先付后学。招收十岁至十三岁的男生,安排在校学习七年。[44]
开埠通商较早的上海、福州等地的学校对外语教学也较为重视。上海中西书院要求学生自始至终“习学西语”[45],徐汇公学规定高小学法文,中学加英文或拉丁文[46]。实际上在中学阶段程度较高者,已用法语或英语教授算学、物理、历史等课目了[47]。
教会中学是否必修外语,起初在传教士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反对教授外语,理由是:(1)学生学习外语要占去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将影响其对宗教、科学和中文的学习;(2)本国语是一个人在群众中取得声望所需要的,外国语的学习影响了青年人学习本国文学和写作的兴趣,也影响了学生与其他人的交流;(3)学生学习英语后能更容易找到高薪的工作,从而脱离教会,更容易去追求自己生活欲望的满足,而不是竭力为教会工作。这种观点在19世纪90年代后逐渐为人们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外语教学为传教带来的种种便利。如李承恩说:“我曾经认为汉语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现在赞成英、汉两语并用。用英语教学有多方面的好处……首先,我认为目前缺乏汉语的科学术语,现有的术语也不统一,而用英语教学对师生都大有益处,英语课本中提及的其他著作的同类课程对于精通其他学科是大有裨益的。其次,懂英语带来的主要好处,是扩大学生知识范围,学生从中可以汲取任何学科的丰富信息,随心所欲地搞科研。只懂中文的学生虽然能够完成全部学业,实际上只是死读书。在他面前就没有如此巨大的知识宝藏吸引他去探索,以满足他深入学习文学、科学、历史、神学等知识的渴望,因为这些都是用英文写的……此外,懂英语、用英语可以活跃思想,促进独立研究。”[48]此后,英语课目在教会学校中得以确立。一些传教士还强调:凡是有条件的应在学校内造成一种英语化氛围,使学生仿佛置身于英、美国家。上海圣约翰书院校长卜舫济则要求除国文外,全部用英语上课。齐鲁大学前身之一的潍县广文大学(由登州文会馆、青州广德书院于1904年合并而成)在1906年还发生过学生因不开英语课而罢课的事件。在此之前,由于狄考文的坚持,该校一直未开设英语课,这在教会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事件不仅反映了教会学校自身的发展变化,也折射出时代发展的印痕,实质上是时代和社会变迁的反映。
(三)中国传统课目的保留与扬弃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以文明使者、救世主的身份自许的,但传教之初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抵抗。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格调,已经形成了完备而缜密的文化体系,其价值准则、行为规范、道德尺度、人生导向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是分立的两套文化系统,两者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兼容性在两种文化初次接触和碰撞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教会学校发展缓慢,教案事件频频发生就是明证。在以基督教义强行取代儒家学说行不通之际,西方传教士又开始寻求孔子与耶稣的融通之处,体现在教会学校中便是“耶稣加孔子”的教育方针和既有《圣经》又有儒家经典的课程体系。传教士们认识到《圣经》中的部分教义与儒家的伦理纲常的相通之处,并大加发挥。如林乐知在《消变明教论》中说:“吾教中人教曰:耶稣心合孔孟者也,请略言之,俾使众知以消后变。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吾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复引《圣经》以证之……余前二论言五伦五常,吾教与儒教同重矣。”[49]李提摩太也说: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如己,同出一源。在教会设立的学校里,儒家经典都作为必修课程。如登州文会馆课程中就有《诗经》《书经》《论语》《孟子》《礼记》《大学》《易经》《中庸》《左传》《廿一史约编》、诗文、策论等。上海中西书院的中学课程也有“讲文”“五经”“赋诗”“尺牍”“对联”及“书法”等。值得注意的是,它把中国传统的书法看得很重,“用格写字”是初创时期一、二、三等班级的学生必修课程,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把书法作为人们学问乃至品格的表现,科举制度中尤为重视书法有关。
教会中学的中国传统课程,还是吸引中国绅士阶层及民众支持的手段之一。中国绅士家庭不让子女进入教会学校,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基督教,而主要是因为教会学校不能培养合于中国实际的人才。如教会学校不但不培养学生具有中国传统的正统观念和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反而宣扬与中国传统有很大分歧的宗教教义,对中国传统历史文明表示鄙薄和轻视;教会学校提供的中国经典教学达不到应付科举考试的水平,它的毕业生不能写出使人满意的文言文,这都成为教会学校发展的障碍和阻力。为了改变这种观念,提高教会学校的声誉,更是为培养能影响、领导他人的统治人才,这些人才既要有传统士大夫不具备的西学知识,又要有士大夫原有的学问素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中国社会居于领袖地位。例如登州文会馆的首届毕业生邹立文未毕业时就参加了乡试,名列前茅,引起该县轰动,极大提高了该校的声誉,使教会学校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传教士们虽然承认中国儒家学说有可以保留的内容,但决不会由此就认为中西文化是对等的、并驾齐驱的,恰恰相反,他们要时时刻刻强调西教的优越性,突出自己的盟主地位。如通州潞河书院校长谢卫楼在《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一文中也承认:“儒家圣人认识到家庭、国家、社会的有机联系。他们提出‘五伦’。渗透中国新教育的基督教将仔细地保留这些教训中一切正确的东西,使之豁然开朗,脱离狭隘与歪曲了的应用,赋予它们更深刻、更普遍的意义。”[50]但他又说:“被称为一种教育制度的儒家学说,未能达到真正教育的最高目标……即使儒家最深的哲学也没有能够真正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进化和持续。在漫长的年代里,它像一个瞎子、聋子,在大自然的奇迹之间摸索。”“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的著作里充满着大话、蠢话,表明他们自认为对宇宙的秘密是一览无余的。”[51]他的思想深处仍是对中国儒家学说严厉批判和对西方基督文明的颂扬。据薛正记载:“在立案前所用的课本,除语文外,一律都是英文的,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的,而且还由美国老师教的。翻开这些史地课本,触目的就是抽鸦片烟、缠小足、拖辫子、留长指甲、茅草棚、乞丐等侮辱性的材料,而其他英文课本,都是些美丽花鸟、‘英雄肖像’‘辉煌的战绩’以及高楼大厦等。”[52]这段文字反映了教会学校中蔑视中国传统文化、竭力炫耀西方文明的真实状况。它给中国青少年带来了极其不良的负面影响,使其产生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心理。在教会学校中,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文教师也比西文教师工资待遇普遍偏低。
(四)宗教教育的强化与发展
教会学校创设的目的,便是传播教义、发展教徒和培养传教士;后来意识到培养统治阶层人员的重要性,便把这些人员的基督化作为努力的方向。宗教教育始终是教会学校教育的核心,在其后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宗教教育仍然是教会办理教育的根本意图。虽然在这些学校里普遍加强了科学技术知识和外国语教育,但宗教教育并未由此而淡化或削弱,只是采用了更灵活的形式和更方便实用的策略而已。仍以登州文会馆课程为例,宗教课程贯彻始终:备斋第一年“读马太六章”,第二年“读以弗所哥罗西(全)”“圣经指略(上)”,第三年“读诗篇(选)”“圣经指略(下)”;正斋六年依次为:“天道溯源(上)”“天路历程”“救世之妙”“天道溯源(下)”“罗马”“心灵学”。[53]其他学校也无一例外地把圣经或其他类似的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据1940年马鸿钢对上海基督教中学宗教课本的调查,从初一到高三,宗教课本多而且不统一。具体情况如下:
初中一年级:
《耶稣小传》——广学会出版。
《勇敢的人们》——广学会出版。
《旧约伟人三十课》——浸会书局出版。
《基督本纪》——广学会出版。
《旧约人物》——广学会出版。
《旧约妇女》——广学会出版。
《世界人物》——广学会出版。
《宗教名人演说》——汉口圣教书局出版。
除上述课本外,尚有直接用《圣经》,圣经中耶稣的生平,四福音与马可福音等。还有一校用自编英文讲义。
初中二年级:
《耶稣言行三十课》——浸会书局出版。
《新约人物》——广学会出版。
《青年模范》——广学会出版。
《圣经三十题要》——圣教书会出版。
除以上课本外,直接所用之《圣经》为:马可福音、摩西五经、罗马书等,皆以英文原版作教材。
初中三年级:
《宗教观》——圣公会书籍委员会出版。
Some of Life's Vilal Problems——广学会出版。
《处世之道》——竞新印书局出版。
《新约妇女》——广学会出版。
除上述课本外,直接所用之圣经为: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等,皆用美国出版的英文本。
高中一年级:
The Story of oily Bible——美国Chanles Seribners Sons出版。
A Short Life of Jesus——广学会出版。
《新约撮要》——中国基督圣教堂局出版。
《旧约史》——监理公会出版。
《基督与社会改造》——青年协会书局出版。
The Life of the king——圣约翰附中自编。
《耶稣的生活与教训》——广学会出版。
《耶稣略传》——广学会出版。
History of the Hebrew prople——美国Chanles Seribners Sons出版。
除上述课本外,所用《圣经》为新约使徒行传。
高中二年级:
Young People's philosophy of like——广学会出版。
Old Thestament Story——圣约翰附中自编。
The Acts of the Apastles——圣约翰附中自编。
《诸教的研究》——广学会出版。
Conversation of Jesus——青年协会书局出版。
除上述课本外,《圣经》教材为约翰福音、四福音、使徒行传等。
高中三年级:
《伦理的研究》——广学会出版。
《新约历史》——广学会出版。
除上述课本外,《圣经》有罗马书、保罗书信、使徒行传等。[54]
从这次调查结果看,中学阶段的宗教教育涵盖面十分广泛,这当然是后期发展的结果。前期的宗教教育多以圣经为主,因校而异,而且更注重宗教活动,如早、晚的祈祷,星期日的礼拜等。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中学迫于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压力,不得在正式课程中设置宗教课程,学校的宗教活动才有所收敛,转而强调用基督精神感化学生,在教材中渗透宗教内容及宗教活动转入教师家庭中进行。宗教教育始终是教会学校关注的重心,各学校宗教氛围的浓薄一度是差会分配津贴金额多少的重要依据。因而造成在学生对宗教不感兴趣,甚至是怀着抗拒心理的情况下,学校只得加强管理,宣布宗教课不及格不予毕业,重视课外宗教活动,并以基督徒具有优先出国留学机会等为诱饵,使宗教课保留相当重要的地位。[55]
教会中学不仅在课程方面有独特的发展,而且在学校管理制度方面也有改进之处。中国传统教育在校规校纪方面多不甚注意,即使有像朱熹制订《白鹿洞书院条规》者,终因人在言兴,人去言废,流行于一时而不能持久。教会学校初设时也存在类似状况,但在其发展壮大以后,对学校的管理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学校制度的制定、实施、保障、监督,都仿照西方学校管理模式渐渐明细化、规范化。有些学校建立了联系广泛的董事会,制定了相当完备而规范的学校管理章程,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为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借鉴。以登州文会馆为例,在学校内部管理方面,狄考文着手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以便“实事求是,言出法随,无朝令夕改之弊,俾生徒有所遵守,宽严适中”。具体条规如下:
一、礼拜条规
逐日清早8点钟会集礼拜,虔事上帝,监督(按:校长时称监督)倡领读经,同众歌诗祈祷。……逐日晚8点钟会集礼拜,值日生读经祈祷,礼拜三日晚7点半钟斋处会堂礼拜听讲。
礼拜日午前9点钟,先于学堂内会集礼拜,分班读经,11点半共赴会堂礼拜、听道……
礼拜日下午3点钟再赴会堂礼拜,并考拜时学课,晚7点半钟又分班众集祈祷,教习考问午前所听要道。入赞扬福音会免考……
二、斋舍条规
每礼拜轮派一学生值日,掌管击铃,报止灯,听候监督及教习呼唤。其上班考课,一视平时。每日清晨6点钟起,8时过一刻早餐,12点半午餐,午后6点晚餐,晚10点一律熄灯。
寝室务须整洁,器具服饰均宣布置妥帖,监督派西人检查,或亲自监察。晚7点至9点半为自修时间,学生均在自修室内习课,燃电灯时,则均在课堂内习课。
三、讲堂条规
每日早6点半钟上堂背书或备课,至8点下堂。午前9点半上堂考课,每课以40分为限,至12点半下堂。午后2点钟上堂考课,每课以40分为限,至5点下堂。学生不考课时,均在公堂内自修,惟六班学生准在寝室内自修。至夏冬之间,上堂下堂时刻略有更易,以求适宜。
四、放假条规
每年正月将尽,即行开学。暑假月余,年假准此。后改为半(年)假数日,暑假两月余,此外清明、端阳、中秋三节,及基督圣诞,各放假1日,无大故不准离堂。
每日早餐后9点钟前,及下午5点半后7点钟前,为学生游戏时间,准其随意出入散步。
礼拜六下午辩论会散后,亦为学生游息时间,准其任意出入,众谈游览。
五、禁令条规
禁令条规随时悬示,琐屑细事不及备书。至经文所载人伦道德大端,亦勿庸赘论,惟有事关重大,常人不及细察者,略举一二:吸烟伤脑,本学堂永为万禁,监督时常严察。鸦片为害尤巨,本学堂绝不稍有宽假,一经查出,立即开除。
酒害次于鸦片,而较鸦片为普遍,本学堂严行禁止,一经查出,定必重责。忠信为立身之本,倘有说谎欺诈等情,一经查出,决不轻恕。
六、赏罚条规
每礼拜轮流派一人为值日生,司册簿一,礼拜内学生有何争执、肆骂、吵闹等事,均记册内。礼拜一清晨礼拜毕,值日生呈于监督,监督阅过,即逐一剖断,辨其曲直,判其是非,以训试而惩责之。此条至赫士先生去后(按:1901年)始行废除。
学生遇有紧要事件,监督随时邀集教习会议,斟酌详细赏罚等差,一例持平,期令诸生心悦诚服。[56]
以上仅是文会馆日常管理的6条规章制度,其在入学、考核、毕业方面也有具体的规定。学校初设,入学人数较少,狄考文夫妇为动员学生入学,甚至提供衣食等一切费用,对学生的选择方面自然不严格。及至风气渐开,学生人数增多,狄考文又决定向高等教育发展,努力培养领袖群伦的人才,学校也逐渐改为收费制,因而学生人数仍不为多,学生程度也有参差。为此狄考文决定办理正斋和备斋两级学校,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备斋学生入学不受限制,正斋学生初录时亦无严选,但经过一月多试读后,才决定是否准其随正斋学习。无论正斋和备斋学生,确定其入学资格时都要与家长签订契约,以便约束学生及家长,杜绝那些灾年而来、丰年而去的“吃教者”。契约形式如下:
大美国长老会设学于登州府城内,招收生徒。今有某府某县某社某村某人子某名几岁,愿送入馆内读书。应许自备儒书笔墨衣衾,遵馆内详章;依次学完,方准回家营业;倘无故早日领回,需将入学以来所耗经费一概偿还。学生逃亡,需寻觅送回。未毕业之先,学生定亲娶亲,需经监督允准方可;惟学生愚顽不堪造就,任监督遣归。此系两相情愿,并无追悔。[57]
学生在读期间的考核分为日考、季考和常年考3项。日考、季考除算术及理化实验外,皆用口答,年考则用试卷,后期季考也改用试卷考评。评定则以三考的综合为准,学完考过正斋6年功课者,则给予毕业文凭。
通过上述种种规条可知,该校的规定是相当细致严密的,时间作息、行为规范、赏罚奖惩、入学毕业,皆已制度化、规范化。其中有些还不仅只是做出某种规定,而且简洁扼要地说明制定这一规定的缘由。从其规定的作息制度、禁令条规分析,也是符合人们的生理需要和教育的客观规律的。文会馆的条规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宗教的重视。它不仅在教学内容中把宗教内容放到突出位置,而且详细制定出礼拜的时间、方式。除早晚祈祷歌诗外,星期日礼拜还加考宗教教义,这是其他人做礼拜所没有的,其良苦用心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时的教会中学或简或繁都拟定了类似的规章制度,如林乐知拟定的《中西书院规条》有20条,《上海中西女塾章程》则规定了23条之多。但这些规定过于繁琐,又没分类,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如《上海中西女塾章程》中“学生铺陈”条,不仅规定学生应带被褥的件数,而且规定了尺寸、颜色。这类内容列于学校规章制度中,显得有些轻重不分。《中西书院规条》更把“本书院设立多年,来学者有千余人之多,造就者亦复不少”这类广告用语列入规章制度中,有些不伦不类。
中国古代学制中没有毕业之说。孔子弟子3000,贤者72人,有些学生追随其一生,也有些则稍学即去,所以孔子定的规矩为“来者不拒,往者不追”。以后官学遍设,在校学习也有了年限规定,但这种规定又常流于形式。清末学子为取得官学中的一点补贴——膏火,便有了“七十老童生”之说。在教会学校里,初创时期并没有严格的修学年限和毕业制度,以粗通圣经为目标,能独立传道便是毕业。以后学校发展,规模扩大,传教士们仿效西方教育制度,把修业年限、毕业制度亦法制化、规范化起来。例如登州文会馆首届毕业生是该校创办12年后1876年毕业的邹立文等3人,皆念完了10年课程。狄考文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宣布这三人是本“大学”的首届毕业班,其未在中国政府立案自不必说,该校的“上级主管”——美国长老会差会也是在1882年才“追认”文会馆为“大学”的,因此文会馆的毕业生只能算中学毕业。而其后学校规程则明确规定了修业年限,并给予毕业文凭的办法。1896年基督教教育协会(时称中华教育会)在上海召开年会时,有人提议各学塾应规定学生修业年限并得以通过,改变了以往只以年龄是否适宜读书为标准的做法。在此之前已有少数学校举行过毕业典礼。
教会学校制度的改善,还体现于教学方法的改善。中国古代学堂对科学的教学方法重视不够,即使有“三、百、千”这类启蒙教材,教法方面却大都以背诵为工、拘束为法,要求学生能把一些毫无意义联系的字节的排列背诵得朗朗上口,有些则读书学习三四年还未听过教师“开讲”。这种读书积岁累年,如风过耳,无怪乎学生视读书为畏途,把逃学作平常了。而那些期望参加科考的学生还要熟记整本的“四书”“五经”,并能从记忆中引用“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段,否则要取得科考竞争的胜利是绝无可能的,由此而养成了中国学子死记硬背的痼疾,教师也把它作为从教治教的法宝。教会中学则不然,它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中国教育中教法方面的弊病有深刻的了解和独具的批判目光,还由于教会中学多移植了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而且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强调人际平等,所以教会中学在教法方面有了根本性变革。如它把物理、化学等学科引入中国时,也同时把与之相联的实验、观察等科学方法引入教学领域。狄考文在文会馆建立了实验室、电机房、印刷厂、天文台4套设备,使生活在古老的登州城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点灯不用油的西洋奇事,并能仰观天上星宿。狄考文在从西方国家募集实验设备的同时,还独自或找匠人或与学生一起制造了一些实验仪器,不仅满足了本学堂使用,亦供应其他学堂使用,狄考文本人也被誉为“近世之大制造家”。在制造仪器的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可谓一举多得。其他较发达的教会中学,也都有实验仪器和设备。如泮慎文[58]在《博习书院报单》中说:“书院房屋……内有读书间、藏书间、礼拜堂、机器房;而机器房内所有器具,价值甚巨……又有天文台。”[59]林乐知在《中西书院报单》中也称:“本书院内格致馆格物化学等器具、药水均已预备。”[60]西医教育更是一改前辙,重实践、重见习、重实物模型的教学是西医教学的主要特征,教会创办的医校、护校多附设医院或者是医院附设学校,这与中国传统的师带徒和儒医合一的形式有质的区别。
教会学校的师生关系也与中国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师道尊严”有所不同,传教士们更强调人际关系的平等、和谐与融洽。早期的家塾式小学,师生同吃同住、同行同止自不必说,即使后来建立了严格而具体的管理规章和条例,仍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如狄考文曾在《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一文中说:“要尽量多同学生个人接触……外国教员(按:指传教士)必须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室内外,通过教导、谈心、讲故事,关心生活,帮助每个学生排除他们面临的各种烦恼,这种工作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61]他虽然是从传播基督教义、对学生施加宗教人格影响方面讲这番话的,但从中可认识到在教会学校里师生关系是融洽而平等的,这也与教义中倡导的平等与爱心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不能期望每座学校里的每位传教士都像狄考文这类宗教教育家那样,怀着强烈的宗教信仰,把整个爱心、整个身心都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而且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更由于传教士入华本身多以征服者、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想让带有此种思想的人完全以平等的身份与中国学生交流沟通,既不现实也无可能。体罚现象仍在众多教会学校存在,这恰恰是20世纪初期学潮产生的根源之一。但从总体上说,教会学校里的师生关系已使中国学校里的师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平等、融洽、亲密成为追求的目标,“师道尊严”在此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光”。
最后,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各种事务性委员会和学生团体。为了便于管理,学校不仅需要纵向的科层管理体制,而且还需要横向的事务性管理制度。于是他们设立了各式各样的委员会、自治会等组织,如课程委员会、设备委员会,共同治理学校。最早设立的此种机构可追溯至1866年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仅有11名学生的境况下成立的辩论会,取名摛藻。后来各种名目的协会纷纷建立,如传道会、勉励会、戒烟酒会、赞扬福音会等。尤其是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对学生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简又文在其岭南大学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自治会对学生的影响,其中用相互敦促的办法学习外语至今仍值得借鉴。[62]正是依靠这些基层组织和各种活动,才把教会学校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使学校管理能在平稳有序的状态下有效运营。
当然,教会学校的制度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就开始遭到批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学校太西方化,从课程到学校建筑,无不以西方为模本;重视外文而轻视中文,中学课程即以外文讲授,此时学生尚无中文根基;课程缺乏系统,因人设课现象普遍存在,而所设课目多不实用;教师缺乏系统训练,传教士代教师是教会学校的特色,而传教士与教师并不是同种职业、同样要求;教会学校是独立于中国正式学校体制外的独立的学校系统,它与中国正式学校不兼容,以治外法权享受特殊保护,但它自身的封闭性又限制了这些学校毕业生的适应性,除个别学生继续深造或在教会系统工作或在洋行做买办外,大部分中学毕业生缺乏适当的出路。这些批评并未阻止教会学校的发展,但已促使这些教会学校努力采取更妥当方式、更中国化的态度、更有效率的管理,当然也为收回教育权运动埋下了伏笔。
四、教会大学的发展
(一)高等教育的萌芽
传教士办理中学的目的决不止于中等教育,而是要把它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只是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中等教育,直接发展高等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传教士们才从基础教育做起。因此,这段时间建立的中学无一例外地被称为“学院”(college),而不是“中学”(high school)。传教士们之所以热衷于发展高等教育,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谁掌握了高等教育,谁就可能输送更多的人才到社会各关键部门,从而影响和领导中国发展的潮流与方向,也就可能控制中国的前途与未来。如狄考文所说:“在任何社会里,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然是具有影响的人。他们可以支配着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对传教士来说,给一个人施以完整的教育,那个人在他一生中就会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其效果要比那些半打以上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好得多。具有高等教育的人像一支发光的蜡烛,未受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大多数异教国家来,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63]上海圣约翰学院校长卜舫济表述得也很清楚:“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力量来源从何处可最清楚看到时,让我们不单单指出在中国只有一小队英勇的本地的和外国的福音传道人,而且还要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着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64]
基于此种认识,传教士们纷纷把办得较好的中学改制为大学。这一时期改制为大学的比较著名的学校有:登州文会馆,1882年美国长老会追认其为大学,至1902年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1904年在山东潍县重新建校,称广文大学。上海圣约翰书院,1879年由上海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1892年初次招收了3名大学生,3年后毕业,是为该校高等教育之始。广州岭南大学前身,曾于1893年由格致书院和培英书院合并,在纽约大学董事部立案。[65]北京汇文大学,1890年由北京卫理学堂改称,后华北协和神学堂、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仍称汇文大学。苏州东吴大学,1900年由苏州博习书院、宫巷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合并而成,1901年正式招生。
早期的教会高等教育,由于是初创,虽有教会的特许让在华传教士独立行使一定的职权,也有西方大学可作为中国教会学校的模本,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中国教育基础的薄弱,中西文化的较大差异,专任教职人员的匮乏等,所以,早期的教会大学人数少、质量差、不系统不完善成为势所必然,在制度方面多是中学管理的延续,只有个别课目达到了大学教育程度。因而,有人对此作出深中肯綮的评价:“开始的时候,多数书院并没有超过美国的中学。每个学校也仿照美国的办法附设有预科,有时一直往下延续到小学的几个年级。有的虽起名叫做大学,但这种称号与其说是事实的描写,倒不如说是一种雄心壮志和宏伟希望的表现。”[66]
(二)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教会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在20世纪初,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教会学校自身发展的规律极有关涉。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其盲目排外的倾向固然表现了农民运动目光狭隘的一面,但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西方文化的隔膜和拒斥,折射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强大力量。虽然它最终被中外反动力量联合绞杀了,却使西方列强认识到把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是不可能的。为有效控制中国,必须迅速培植在华统治力量,“以华人治华”是传教士向西方侵略者提供的又一侵略方案。为达此目的,发展高等教育、培养有社会影响力的中国高级信徒成为这一时期的首要目标。教会大学正是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产生教会大学的另一原因,是学校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导致了高等教育的产生。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向高级运动变化发展,教会学校也是如此。教会教育从初等教育开始,随着这部分受教育人数的增多,中等教育开始发展起来,而中等教育发达到一定程度后,高等教育的产生也就成为势所必然。况且,有些教会中学的建立原本就是为大学做准备的,这些中学多成为大学的预科或附属中学。
办理高等教育不仅需要人力、物力,更需要有雄厚的财力作基础和后盾。这已不是单独的某个教会的差会所能独立支撑的,必须把教会中不同差会分散的财力资源集中起来,才能办理高等教育。因此,中国教会大学在20世纪初的形成,除圣约翰大学外,全都是不同差会联合的结果。例如:
齐鲁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和英国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1904年在潍县新建校址,称广文大学,1917年广文大学与英国浸礼会办的济南医学校、神道学校合并,于济南建“山东基督教大学”,由英、美、加等十几个差会共同参与管理,后改称齐鲁大学。
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会和长老会分别设立的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于1907年合并成宏育书院,1910年又与早在1888年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书院合并,改称金陵大学堂。
其他如北京汇文大学,由美国美以美会、长老会,英国公理会、伦敦传道会等差会参与办理;杭州之江大学,由美国南北长老会共同参与办理;沪江大学,由美国南北浸礼会合办;华西协和大学,由英国圣公会、公谊会,美国浸礼会、美以美会和加拿大循道会等联合主办;金陵女子大学,最初由美国浸礼会、监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5个差会组织联合兴建,以后又有其他教会加入;福建协和大学,则由美国公理会、复初会、美以美会及英国圣公会联合办理;东吴大学,则是由美国监理会办理的博习书院、宫巷书院与不属任何教派的中西书院合并而成。后来形成的燕京大学、华中大学,参与办理的教会更多,合并过程也更为复杂。以上仅是基督教会办理的部分高校。天主教也曾于1903年在上海办理了震旦大学,1923年在天津办理天津工商学院,1925年在北京办理辅仁大学。由于天主教在中国更注重传教和慈善事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并不太重视,因此这几所高校的规模都较小,设施也较匮乏,但其教育很有特色,教育质量也有保障,在1949年以前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教会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不仅体现于这些学校的开办、合并与升格,更主要的体现在其管理体制的形成。教会学校创立之初,大都是少数、甚至是个别传教士根据差会指令,或自己感到有创立学校之必要,便向差会申请许可,由差会拨给经费即可开办。但随着教会间合作办学,尤其是真正意义的大学的设立,其经费来源渠道不一,管理重点也有差异,因此,如何对这些教会大学实施有效的管理,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教会大学的管理起初完全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管理体制为模本,但由于是教会大学,它不同于政府组织的延伸,亦没有稳定统一的拨款渠道,也没能实施宗教与教育分离,因此中国的教会大学又有自己的特征和管理方式。其管理系统为:
1.外部管理系统
外部管理是大学与外部社会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学校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外部管理系统又可分为大学托事部和同学会两类机构。托事部,有的大学称之为托管会,是教会大学的创建人组织,多设在海外,是教会领导下负责学校管理的组织。它控制着教会大学主要经费拨款和学校重大事件的最后裁决权,自身也有详细的管理规程和实施细则。在托管会下又设有各种委员会,如执行委员会,财政、校产和投资委员会,教育教学委员会等,各委员会都有各自的职责范围和执行方式。当然,不同的学校托管会管理学校的方式方法及程度也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学校的托管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职责与程度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学校创办初期,托管会管理的事情较具体细致,而发展到后来,学校事务由简而繁,托管会再过问具体的事务已无可能。尤其是中国在20世纪初正值变革的年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千变万化、风起云涌,在此瞬息万变的社会境遇中托管会如何能因时而变显得非常重要。大体而言,托管会与在华的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的沟通与理解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多数教会学校的海外托事部成员都能认真倾听在华传教士的报告,研究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如后来发生的政教分离、教会学校不得把宗教课列为必修课、向中国政府注册等问题,托事部政策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至关重要。这对顺应潮流、化解危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中最早向政府注册的学校,而上海圣约翰大学则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原因皆由于此。
同学会,亦称校友会,是教会学校办理得较好的辅助管理系统。毕业生每个学校都有,但把毕业生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管理体制却非所有学校都具备,教会大学在组织已毕业的学生参与管理方面做得比较扎实、出色。同学会的首要作用,是为母校提供经济上的资助。教会大学虽然有差会在经费方面固定的投入,但并不能保证学校的每项支出,尤其在高速发展期,教育经费更是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因此,每所教会大学都面临经费筹集问题,已毕业的同学成为劝募的重要对象。上海圣约翰大学早在1900年就成立了同学会,向这些人募捐成为经费筹措的捷径。据统计,到新中国成立前,该校校友共募集和捐赠了30.4万两白银,5000银元,4700美元。[67]仅1902年一年,以筹划第三次建筑为名,就向同学会募捐款项折合7000美元。[68]同学会还参与学校管理。据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记载:“本校毕业同学会之创设,实开全国学校之先……并有咨议委员会一机关,对于本校扩充计划,多所赞助焉。”[69]这些校友在学校董事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岭南大学能争取摆脱美国董事局的控制,在中国政府尽早立案,也与同学会的积极推进有关。
2.内部管理体制
教会大学的内部管理,主要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中董事会是学校内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关。董事会并不完全由学校内部人员构成,还有许多是差会选出或任命的代理人、社会贤达。早期的校董会几乎一律是外国人,直到1926年国民政府就教会学校的名称、董事会的设立、校长的人选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外国人校董不超过1/3,董事长及校长由中国人充任,并以此作为政府立案的条件,校董会的中外人员结构才发生重大变化。校董会的职责为:批准建立新的系科;批准学校开设的课程;选任校长和司库(会计);任命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决定由教会支付工资的人员以外其他教职工的工资数目;提供合适的校舍和办公教学设备;根据学校的财政预算,决定学费的金额,并通过学校行政管理机构按预算收纳和分配学费;负责为学校提供足够的师资力量和办学经费,以及执行有利于提高学校管理效率的其他职责。[70]在教会大学的管理体系中,董事会具有最高决策权。它不仅要管理学校内部事务,还要为学校筹集资金,以改善办学条件,与社会各界打交道,以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因此,董事会人员的遴选十分重要,既要考虑社会影响、知名度,又要考虑对学校的关心与参与程度,及其与学校的利益关系。因此,名额的分派、权力间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国民政府收回教育权,改组教会学校,其首要者是要改组校董会,中国人应占投票表决人数2/3以上,其缘由正出于此。
校长是学校管理的核心,他集职、权、责于一身,有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只对校董会负责。他首先是学校发展计划的建议者。校董会虽然在处理学校重大事件上有最终裁决权,而校长一般在校董会上只有列席权,没有投票决定权,但校董会一般不过问学校具体事务。也不能由哪个校董决定学校发展方向,真正全面掌握学校发展实际情况、深切感受到社会发展变化对学校带来的影响和学校应作何改进以适应变化发展的,只有校长自己。因此,他对学校发展计划的设计与构思是校董会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一般而言,校董会正是通过对校长提案的审议,才产生对学校发展规划的决策。其次是执行权。校董会通过的决议的执行者是校长,校董会可以决定办理何种事务及办此事的主要原则,但校董们并不直接去执行此种决议,只能为执行提供条件,在执行过程中实施监督,在执行后进行复核审计。真正执行实施的是校长,他要把校董会上的每件议案都落实,还要处理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及突发事件,甚至要处理学校环境卫生、学生是否适合在本校就读这类具体问题。[71]种种工作千头万绪,校长也分身乏术,于是制定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便势在必行,而制定这些制度规章的决策者还是校长。此外,校长还是学校形象的代表,与政府、与社会各团体的交往还须校长本人躬行,尤其在劝募方面,校长的形象与能力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教会大学对校长的遴选与聘用十分慎重,而一旦聘用,一般任期都比较长。如卜舫济从1896年起任圣约翰书院校长,在位长达45年之久,司徒雷登主持燕京大学校务也长达27年。这些学校之所以久负盛名,与这些校长长期任职是分不开的,这些校长广泛而稳定的社会联系,对学校发展的长期规划与建设十分有利。
教会大学管理体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方面。这些大学都制定了体系完整、门类齐全的校内管理规章制度。如上海圣约翰书院1904—1905年章程中规定了校历、投考及录取、课程及考核、日常生活管理等共34章,其中第32章“正馆生专章”又有24条款之多。[72]《金陵大学堂章程》把学生从投考入学到毕业离校都纳入法规管理范围。[73]可以说把学校生活的各个部分都囊括其中,分门别类、纵横交错地形成了规则管理网络。任何人、任何工作都有具体规章条例等文件限定,明确其职责。正是在这种严明缜密的规章制度的规范下,学校各项工作才得以平稳而有序地进行。
教会大学不完全依靠冷冰冰的规制来约束教师、职员和学生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还注意创设更富有温情意味的人际关系,如设有各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师生共同组成,直接参与校务管理。组织各种活动团体,如演讲会、剧社、自治会、体育会等,广泛吸引学生参与到学校日常生活管理中来,成为学校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或有益的补充。正是依靠这“软”(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硬”(齐全完备的规章制度)结合,才使得教会大学在其存在不长的时间里声誉日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教学管理方面,随着大学专业、课程的增多,许多学校都仿效美国实施了主、辅修制,或选修学分制。主、辅修制是学生入学后,除主修专业外,还可以在校内相关学科选择一个辅修专业。所谓选修课学分制,是用学分作为计算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单位,修满一定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对选课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并非完全由学生兴趣决定选课的门类与多寡,而是要求学生在人文、自然、社会科学三方面都要有比较坚实的基础知识作根基,规定了必修课程。如圣约翰大学规定:学生不论读哪个院系,头两年都必修中文、英文和体育,共48学分;文、理、工学院的学生第一年都必修6学分的数学,第二年都必修6学分的历史,此外,第一学期还必修1学分的宗教和伦理课;学生除读本院系的必修课外,可以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74]其他各校对选修课问题也都有严格、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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