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的兴办和发展

一、太学的兴办

太学的兴办,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产物。在专设五经博士后,官方必然要给他们创造传授学术的条件,否则就不能保证已确定的官方学术的延续。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诏:

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焉。^[7]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办学宗旨,其首要目的是崇教化,其次才是培育贤才,而且应在改善教化环境的前提下造就贤才,这一思路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办学动机。于是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等经商议后联名上奏: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8]

下文还提出了博士弟子的录取和考试选拔的具体方案。这是一篇建立官方教育制度的纲领性文献。公孙弘等人根据武帝的旨意,强调兴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广教化,那么,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乡里有教”,遍施于天下各地。但在一切需从头做起的起步状态下,兴学程序应该是“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即首要任务是在京城建立中央官学,以此作为示范,再逐渐扩散到四面八方。兴学的捷径是“因旧官而兴焉”,因为当时朝廷已设有专门的五经博士,只要为他们配备一定数额的弟子,就可以开展教学活动了,无须再起炉灶。汉武帝随即批准了这一方案,由此开始了中国封建时代官方主办的教育活动。

学术界一般都将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作为汉代立太学的开端。《后汉书·徐防传》:“博征儒术,开置太学。”李贤注:“武帝时开学官,置博士弟子员也。”《文献通考·学校一》:“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前此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是,官始为置弟子员,即武帝所谓兴太学也。”但《汉书·艺文志》“《曲台后仓》九篇”注引晋灼曰:“天子射宫也。西京无太学,于此行礼焉。”这里所言“西京无太学”,当指西汉无统一施教习礼的太学校舍。《文献通考·学校一》亦言“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不过令其授学,而择其道艺上第者擢用之,未尝筑宫以居之也”。汉武帝初置博士弟子的员额只有50名,如果按《诗》经设三家博士算,平均每个博士所带弟子还不到10名,完全可以自行教学,用不着建立专门的校舍。不过学校最基本的要素是有师生并从事教学活动,校舍只是外壳构件而已,所以,汉代太学的兴办毫无疑义应自武帝设博士弟子员始。随着学生员额的不断增多,校舍的设置也就是必然之举了。宣帝时,何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9],应该是已有太学设施了。成帝时,刘向奏请“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10]。辟雍即为太学行礼的场所。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举幡太学下”^[11],号召营救司隶校尉鲍宣。都证明当时太学已有固定场所。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长安城南郊考古发掘,认定“明堂、辟雍、太学、灵台的位置在当在今西安西郊大土门村迤北任家口一带”^[12]。所以“西京无太学”即使是就校舍而言,也是不正确的。

太学的本义就是儒家经典中所说的大学。《礼记·王制》言:“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太平御览》卷五三四引《三辅黄图》记载,西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正是取“大学在郊”之义。“太”为极大,古时常与“大”相通。《骈雅训纂·释名称》言:“古人大字多不加点,如大极、大初、大素、大室、大庙、大学之类。后人加点,以别小大之大,遂分为二矣。”即作形容词用时仍写为“大”,作专有名词用时多写为“太”,常见的还有太子、太师、太(泰)山、太阳等。大学泛指高等层次的教育,太学则专指全国最高学府而言。

二、太学办学的发展

武帝初立太学时,只有弟子50人,作为最高学府,人数显然过少,于是后来历代都有增加员额之举。据《汉书·儒林传序》记载,昭帝时将博士弟子员额扩大一倍,为100人。宣帝时再翻一番,为200人,不过此时博士也增至12家,平均每人所带弟子数并没有明显增加。

元帝以后,太学的规模急剧发展。“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即都可以享有太学生待遇而免除徭役,不再有名额限制。但这样一来,显然会给政府开支造成重负。“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比宣帝时还是扩大了5倍。“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孔子弟子三千,是一生教学累积总数,并非同时在学,而且孔门私学并无“养”徒之说。官方办学则是要养士的,与孔门弟子数盲目攀比自然不堪重负,于是不久又回到千员之数,可见经济实力是制约办学的关键因素,即使是天子之学也不例外。此后正式弟子员数不再增加,甚至有所减少,而不享有弟子待遇的非正式学生(包括享受待遇期限已满的滞留学生)人数则继续增多,因为这些人只是前来求学而已,并不需要再增加政府的投入。

平帝时王莽又大力兴学,博士增至每经5员,共30人。于是“起明堂、辟雍、灵台(合称三雍),为学者构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13]。《汉书补注》沈钦韩释:“王莽起国学于郭内之西南,为博士之官寺。门北出,北之外为博士舍之中区,周环之。北之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会市。诸生朔望于此市,各出其郡所出质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一所宏大的太学校园遂出现于长安市郊。《三辅黄图》也记载太学“有市有狱”。这里既有博士官舍所在的教学区,又有包括粮仓、集市在内的生活和商业区,还有处理案件纠纷的治安机构,俨然一座城市的样子了。当时“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14]。六经共30位博士,每位博士有弟子360名,博士弟子总数达1.08万人,加上临时到太学来游学求教的人就更多了。日本现存的铜镜铭文中有始建国三年镜铭文:“新兴辟雍建明堂,然后举土列侯王,将军令尹民所行,诸生万舍在北方,乐中央。”^[15]在公元初年有这等规模的高等学府,在当时可谓世界之最。只可惜盛景不长,随着王莽统治的垮台,西汉太学也就毁于一旦。

西汉动乱后,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他即位后即重立十四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新都洛阳修起太学。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又建三雍。翟酺上疏中亦言光武帝“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16]。陆机《洛阳记》记载:“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今河南偃师县朱家圪垃村),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17]东汉前期统治者对太学都比较重视,太学的教学也一直能够正常开展。光武帝于建武五年太学建成时亲自前往视察,赏赐博士及弟子,开创了皇帝视学活动。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再次视察太学,召集诸博士论辩经学,“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18],成为皇帝在太学主持的一次大规模学术活动。《后汉书·儒林传序》叙述当时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呈现一派礼乐升平的兴旺景象。明帝更是亲自讲经行礼,导致学风大盛,延及周边地区。如樊准上疏回顾:“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车且渠来人就学。”^[19]这是中国最早的接受外邦留学生的记录,是汉帝国作为东方文化中心的体现。章帝主持白虎观议经。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亲赴孔子故里祭奠,回京后又赐“博士弟子见在太学者布,人三匹”^[20]。这也是有力的劝学措施,另外也反映出博士弟子并非都在太学学习,在太学学习的也并非都是博士弟子。

在东汉一朝,未见有确定太学学生名额的规定,究其原因,史料阙载可能性不大,因此事不能算是可以忽略的小事;沿袭西汉旧制也不大可能,因西汉博士弟子员额经历过多次变动;最有可能的是东汉根本就没有再限定过学生员额。东汉史籍中多以太学“诸生”的泛称取代了“博士弟子”的严格称谓,这反映出东汉时入太学已相当自由,正式生与非正式生的区别也不复存在。

和帝、安帝以后,朝政逐渐衰败,太学的问题也突出起来。樊准上疏指出:“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21]《后汉书·儒林传序》言:“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按延光二年(123年),即安帝去世前一年尚有视察太学之事,校舍绝不至于颓坏、荒废到在里面放牧、砍柴、割草的地步。次年安帝去世后,随即引发激烈的皇位继承角逐,斗争一直延续到顺帝初年,朝政几乎瘫痪,太学也就彻底荒芜了。至永建六年(131年),翟酺上疏,言太学“颓废至为园采刍牧之处,宜更修缮,诱进后学”^[22]。故太学的倒闭当为安帝死后之事。顺帝批准了翟酺的建议,诏令动工重建太学。这是东汉中叶最大的一次修建太学的工程,共建造240房,1850室。郦道元《水经注》所记汉《太学碑》文,称该工程“用作工徒十一万二千人”^[23],历时8年方全部竣工。

太学的重建带来教育的一度兴盛。但由于士人源源不断地前来京师就学,而做官的出路又十分有限,进得多出得少,故太学生人数积累越来越多,到桓帝时竟高达3万多人。这么多人显然不可能同时在校学习。实际上太学的学风已相当败坏,按《后汉书·儒林传序》所言,学生“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殇帝时尚敏批评在京师的太学生“不务经学,竞于人事,争于货赂。太学之中,不闻谈论之声;从(纵)横之下,不睹讲说之士”^[24]。有的人为了在选士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甚至不惜私下行贿,买通有关人员篡改官方经典文字,以合于自己的私文。经历桓、灵二帝时的“党锢”之祸,太学生多受株连迫害,学业愈加不振。东汉末天下大乱,专权朝政的董卓在各路诸侯的进逼下,挟持幼帝“迁都”长安,在放弃洛阳前大肆掳掠破坏,太学也遭彻底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