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以经学传授为主线的教育发展史观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幼年聪颖,勤奋好学。19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京城长安,师从大儒孔安国和董仲舒,20岁后外出实地考察,涉足湘、沅、会稽、齐、鲁大片地区,求得大量闻所未闻的新知和历史资料,后继承父亲的事业,当了太史令,并遵父嘱着手撰写《史记》,写出了传世不朽之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部史学鸿篇,同时体现了司马迁以经学传授为主线的教育发展史观,它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一、传授经学的思想主线

司马迁出身于太史世家,其父曾用“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的世家家谱,对他进行教育、激励。司马迁遵从父训,“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88]这种严谨的家学之风,为司马迁治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司马谈是尊崇道家思想的学者,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老”。他的《论六家要旨》明确体现了自己的思想倾向。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劳而少功,是以其事不可循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89]

其中评阴阳、儒、墨、法、名诸家均是利弊兼有,而将弊病置于前。唯有道家没有任何弊病,而且是“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既能兼采各家长处,又能精要易施,省力多功。这里所说的道家实指汉代黄老之学,司马谈明确表明希望用黄老之学使学术界归于一宗。该段概括之后又详细解说了六家要旨。例如,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体现在“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对经学教育的烦琐化予以一针见血的抨击。对阴阳家力主“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的说法,认为“未必然也”,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大讲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显然也持有一定距离。最后则更为详尽地赞扬了道家学说:

道家,无为,又日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园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90]

其学术之精微奥妙、适时通变可谓无以复加!因而必然成为圣人之守的最佳选择。《要旨》上篇概括、下篇详解,给人以重复之感,有学者认为上篇可能出自司马谈之手,下篇可能出自司马迁之发挥,^[91]有一定道理。无论如何,司马迁将《论六家要旨》收入《自序》中,说明他是赞同这些观点的。从《史记》全书来看,对道家只有赞颂而无丝毫贬抑。故扬雄认为《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92]班彪更是批评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93]均是从正统儒家立场上进行批评。

但是,司马迁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得董仲舒、孔安国两位今、古文大师的指导。即使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尽管推崇道家,但临终时给司马迁的遗言也是体现儒家思想的: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废,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94]

这段话,完全是儒家道统及其伦理思想的说教,歌颂周公、孔子等圣人的业绩,要求司马迁继承他的遗志,写成《史记》。这对司马迁在写《史记》的过程中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在《史记》中,司马迁将先秦诸子,包括老、庄在内,都是放在《列传》中,唯独孔子,被列入《世家》之中,也就是说将孔子置于诸侯的地位,与各国国君并列,这是极高的推崇!与儒家将孔子尊为“索王”的观念合拍。在《十二诸侯年表》中,专门记载“孔子生”“孔子相”“孔子过宋”“孔子自陈来”“孔子归鲁”“孔子卒”等生平活动。他赞颂孔子说: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伸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95]

这段话表明司马迁对孔子的仰慕之情,指出天下君王和贤才虽多,但只能显赫一时,孔子虽无权无势,却因道德、学术而名垂后世,可谓“至圣”。如果说,汉初儒家直至董仲舒,其主张的重点尚在尊经之上,直接赞颂孔子的言论并不多,那么,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孔子的盛赞及位置的摆放,可以说是开辟了尊孔的先河,其历史影响极大。司马迁父子均非朝廷权要,特别是司马迁本人更是生涯坎坷,深遭磨难,他的思想不可能完全和统治者合拍,而且史官的地位也使他对当时的弊政认识较深,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观方面受黄老之学影响较深是很自然的。同时,司马迁又是政治抱负和事业心很强的人,不甘心隐居修道,他在受宫刑后忍辱就中书令之职,以完成《史记》的撰写,仍然是为了参与现实政治。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司马迁对孔子怀有深深的敬仰,立志仿效孔子作《春秋》的精神,这决定了他在政治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方面,基本持儒家的立场。《史记》中各家学派的教育活动,均在本师之传中提及,唯独孔子,除《世家》中有介绍外,还专立《仲尼弟子列传》,以推崇“孔氏述文,弟子兴业,成为师傅,崇仁厉义”^[96]。可见对孔门教育的特殊尊重。

司马迁论述的教育发展史,也就是由孔子发端,以儒家经学传授为主要线索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他指出:

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睢》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闷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适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狞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97]

司马迁由读有关学官方面的功令而发,阐述了孔子论定《诗》《书》,修起礼乐,及作《春秋》以当王法的功绩,肯定这是后世学者的基本治学内容。他在《儒林传序》中详细地叙述了经学教育发展的曲折过程。其要点如下: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问,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成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弟子共定者,成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中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该序最后以录公孙弘兴办太学的奏议结尾,被汉武帝正式采用。“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儒学自七十子散游诸侯,广为传播,以孟子、荀卿“显于当世”。秦焚书坑儒,六艺残缺,但仍顽强地生存下来。汉兴,诸儒始得修其经艺,但因战乱未止,兴学之事无暇顾及。至文、景之世又因崇尚黄老刑名之学,使儒学不能发挥政治作用。至汉武帝即位后,终于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方的学校教育制度也得以建立。不仅天下学士靡然归宗,各级官吏也多为儒学之士。司马迁叙述儒学由显学到被禁,由恢复发展到确立独尊地位的过程,也就是经学教育由产生到发展并立为主导内容的过程。

司马迁对儒家经典深有研究,他对《易》《礼》《书》《诗》《乐》《春秋》六经的要旨,一一进行过阐发。他指出: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雄雌,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98]

他认为《易》用以说明发展变化;《礼》用以节制人的行为;《书》用以明事理;《诗》用以达物意;《乐》用以激励人的意志;《春秋》用以讲明道理。通过这个发挥,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六经的教育作用,说明必须重视六经的学习,从中得到求知、做人、治国、安民的知识和道理,完美自己的人格,发挥六经的长处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在六经中司马迁尤其重视《春秋》,认为《春秋》所载之事,都是“王道之大者”,从君父到臣子都必须学习。他指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99]只有学好《春秋》,才能知君臣父子之道,并将历史的借鉴用于现实的修身、治事中去。他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面礼之所为禁者难知。”^[100]这是汉儒的传统观点,而司马迁则强调:“《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101]提倡以史实义理来明礼的修身方法。

二、《史记》中的教育观

司马迁的教育观,是以经学传授为主线,并以他的社会发展史观为基础的,从教育的意义上讲,它是贯穿《史记》全书的。由于司马迁的社会史观是发展的,进化的、变革的,这就决定了司马迁的教育观也是发展的,前进的。探讨司马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发展史观,必须从《史记》全书着眼。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己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102]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叙例”文字,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序、赞,是作者“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恐后人不知所云”而有意识有目的地写出来的,其作用在于提示篇章内容,发表思想评论,启发读者思维,明确作者意图,以便收到社会教育的效果。其二,“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正说明了司马迁“六经皆史”的观点和以经学传授为主线的思想。因此,我们在着眼于《史记》全书的基础上,对《史记》的序、赞也要加以分析研究,就成了我们探讨司马迁教育发展史观的基本点。

据统计,《史记》中共有序、赞134篇,30936字。篇幅虽仅占总数的6%左右,但内容极其丰富,在这丰富的内容中,有宏观教育意义的,我们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用发展的眼光透视社会治乱

这是司马迁社会发展史观在教育上的反映,或者说是司马迁用社会发展史观教育世人,对社会的治乱根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在司马迁的《十二本纪》赞中均有体现,特别是对秦亡、楚灭、汉兴的评论中,更突出了这一观点。如在《项羽本纪赞》中说: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这里,司马迁首先肯定了项羽“将五诸侯灭秦”“政由羽出”“近古以来未尝有”的作为,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进步。其次,指出了项羽没有采取适应“政由羽出”的正确策略,而用“力征经营天下”,甚至用“天亡我”的天命思想来对待自己失败的错误,认为这是可悲的,这就从正反两方面表现了司马迁对社会治乱的看法,引导人们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

司马迁又在《高祖本纪赞》中写道: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法刑,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这里指出了夏、殷、周历史发展及秦亡汉兴的根本原因。作者把着眼点放在各朝代的政治上,又指出各朝的政治之敝,用后朝克服前朝之敝而兴盛的事实,说明历史是前进的,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发展的。周秦之间,其敝在于崇尚尊卑等差,所以,小人薄而无诚。故要补救薄而无诚最好的方法是崇尚忠信。由此看来,社会的前进是终而复始的。但这种终而复始并非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而是每复始一次,都使社会政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秦朝不能变革政治以适应发展了的政治形势,反而严刑峻法,自然导致速亡。汉朝建立,能够在承秦朝之敝上进行政治变革,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得到了天下统一、社会安宁的政治局面,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仅此二例,已经说明了司马迁的进步史观,这种寓教于史的做法,是司马迁教育思想的一个特色。

(二)用厚今薄古的观点评论政治得失

这也是贯穿《史记》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也是司马迁社会发展史观在教育问题上的反映。换句话说,就是司马迁教育世人,要知今鉴古,古为今用,不要以古非今。厚今薄古评论政治得失的言论,比较明显的在十二本纪赞和书、表序当中。在《秦始皇本纪赞》中,司马迁总结了秦自缪公(穆公)以来,不断蚕食诸侯,竟成统一大业的功绩之后,指出“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的政治之失,并用贾谊的话,对秦始皇的这种得失进行了长篇评议,最后说:“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103]这里司马迁没有奢谈三皇五帝的治国经验,而是总结秦始皇误国亡身的教训,目的是为汉武帝作借鉴的。因为五帝离汉朝太远,秦始皇距汉武帝最近,用最近的教训说明政治得失,才具有现实的说服作用,这种“能近取譬”的方法,正是厚今薄古的思想表现。对照秦朝的亡国之鉴,司马迁对汉兴以来的几位皇帝本纪的赞论,尤其给予肯定的评价。如《吕太后本纪赞》中写道:“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孝文本纪赞》写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都突出了当今皇帝的政治功绩,总结了他们的成功统治经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功业也进行了充分肯定:“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由此可见,司马迁厚今薄古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厚今,是重现世的表现,重现世才能更好地预言未来,这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进步观点。司马迁用厚今薄古的观点评论政治得失的思想,在教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三)用进步的社会历史观预示未来

预示未来,或者说为后来者提供借鉴,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根本目的。“述往事,思来者”,形成了他进步的社会历史观。这个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司马迁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是人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是天命和鬼神。他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104]这里说的“祯祥”不是天命付予的祥瑞,而是用君子、退小人的清明政治,否则就是小人得势,贤人隐退的昏暗政治。这就否定了天命思想突出了“君子”“贤人”的作用。所以,国家的兴衰存亡,完全是人的力量和智慧决定的。第二,赞扬凡人。司马迁认为,平凡人物也能推动历史前进,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他把孔子和陈涉列入世家,和王侯并论,说明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平凡人物,对人类历史也是有功绩的。他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105]“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106]“孔子布衣”^[107],陈涉“庸耕”^[108],司马迁都作“世家”,不难看出司马迁对这些平凡人物对历史做出不平凡贡献的赞颂。这是古代历史家中绝无仅有的范例。^[109]第三,肯定实利。司马迁认为,谋取个人的生活利益,是人的本性,也是人赖以生存的条件,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为人所追求的目标。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

夫神农之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谋取个人的生活利益,自古而然,不能改变,这是人皆具有的欲望,高明的统治者,顺应人的需要,首先,进行利导;其次进行教诲;再次使其一致;最下等的做法是与人民争夺利益。所以,他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就会收到“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110]的效果。说明统治阶级要达到长治久安,必须任贤使能,发挥人的作用;必须注意凡人的力量;必须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激励人民发展生产,创造足够的财富。能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取决于统治阶级政治的清明与昏暗了,从而教育汉武帝,保持汉朝的开明政策,保持长盛不衰之势。

司马迁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总结历史和看待人类社会,在《史记》全书中贯穿了他的社会历史观。他的一生都倾注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之中,其核心,是以经学传授为主线的,由此而形成的教育发展史观,在客观上起到了强化和巩固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