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教育培养目标是博学之才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学者称习斋先生,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他是我国17世纪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培养了众多学生,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主要有李塨、王源、恽皋闻、程廷祚、钟镀等,其中大弟子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在教育理论方面,颜元深刻地批判了传统教育,尤其是宋明理学教育,竭力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教育,创立了以“实”为特征的教育理论体系。

一、批判传统教育

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颜元是清代实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

颜元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认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他在《寄桐乡钱生晓城》一文中写道:“迨于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人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50]在颜元看来,教育只在“文墨世界”中,在口头、纸笔上下功夫,而不在习行、经济上求实学,其结果,“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51]。因而,这种教育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所以,他认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52]。表示了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二)批驳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

传统教育的另一个严重弊病,就是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把“义”和“利”,“理”和“欲”对立起来。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理学家主张“明天理,灭人欲”。颜元针锋相对地做了批判,明确指出:“‘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53]并反驳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宋儒之学不谋食,能无饥乎?”他认为,古昔圣贤也并不是不讲利。他写道:“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尧、舜‘利用’,《尚书》明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也。《易》之言‘利’更多。孟子极驳‘利’字,恶夫掊剋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54]而后儒将“义”和“利”对立,“全非孔门之道”。他指出:“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55]因此,他针对传统教育的偏见,继承和发展了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56]的命题,冲破了传统的禁锢,使中国古代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认识接近于科学。

(三)抨击八股取士制度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他指出士人在利禄的引诱下,“自幼惟从事破题、捭八股,父兄师友期许者,入学、中学、会试,做官而已”,读书求学完全成了“名利引子”。他认为“学从名利入学,如无基之房,垒砌纵及丈余,一倒莫救”。因此,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57]反对八股取士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

诚然,颜元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批判传统教育的,即所谓“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惧“身命之虞”,而敢于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巨大震动。梁启超曾说颜元是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是颇有见地的。

二、主张学校为“人才之本”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58]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针中,把“举人才”列于首位。他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59]

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靠学校教育培养。“学校,人才之本也。”^[60]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治国安民,“其本莫重于谨庠序之教”^[61]。认为学校教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正因为在颜元看来,“朝廷,政事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因此,他的结论是学校比朝廷更重要,“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则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62]。充分反映了一位教育思想家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视和他的远见卓识。

由上可见,颜元“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人才之本”^[63]的思想,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学校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位也不无意义。

在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上,颜元主张学校应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他说:“令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实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反之,若“令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64]。颜元所说的“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颜元有时也称这种人才为“圣人”或“圣贤”。他说:“学者,学为圣人也,”^[65]“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66]他认为圣人亦是人,圣人与庸人的区别仅在于志向与用功的不同。他说:“圣人亦人也,其口鼻耳目与人同,惟能立志用功,则与人异耳。故圣人是肯做功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功夫圣人。”^[67]因此,他教育学生要立志做圣人,“人须知圣人是我做得。不能作圣,不敢作圣,皆无志也”^[68]。“要为转世之人,不要为世转之人”^[69]。要担负圣道,扭转社会风气。具体来说“实才实德之士”有两种:一种是“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的通才;另一种是“终身止精一艺”的专门人才。在颜元看来,成为通才当然最好,那是“圣学之极致”,但专门人才只要能经世致用,同样“便是圣贤一流”。他说得很明确:“人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则如禹终身司空,弃终身教稼,皋终身专刑,契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如仲之专治赋,冉之专足民,公西之专礼乐,而已各成其贤矣。”^[70]

颜元主张学校应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虽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即他所说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能够“佐王治,以辅扶天地”,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才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培养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特征,反映了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于人才的新要求,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为了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与理学教育的虚浮空疏针锋相对,“彼以其虚,我以其实”^[71],“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72],提出了“真学”“实学”的主张。他说:“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宁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之圣,庶几学则真学。”^[73]又说:“真学不明,则生民将永被毒祸,而终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泽;异端永为鼎峙,而终此天地不能还三代之旧。”^[74]

颜元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学术便是“真学”“实学”,所以大力提倡当时的“六府”“三事”“三物”。他说:“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75]这里所说的“六府”“三事”,即《尚书·大禹谟》所云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礼·地官》所云的“大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妊、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颜元看来,“六府亦三事之目,其实三事而已”。“三物”与“三事”是异名同实。“六德即尧、舜所谓正德也,六行即尧、舜所谓厚生也,六艺即尧、舜所谓利用也”^[76]。“三物”之中,又以“六艺”为根本,“六德”“六行”分别是“六艺”的作用和体现。他在《大学辨业序》中说:“《存学》一编,复明周、孔六德、六行、六艺;而于六艺尤致意焉,谓是六德之作用,六行之材具。”^[77]还说“学自六艺为要”。所以,颜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在于强调“六艺”教育。

颜元托言经典强调“六艺之学”,并非真要回复到尧、舜、周、孔时代,而是托古改制,“以复古求解放”,在古圣昔贤“六艺”教育的旗帜下,宣扬自己的主张。晚年,他曾规划漳南书院设置六斋,并规定各斋的具体教育内容,这是对他“真学”“实学”内涵的最明确,也是最有力的说明。漳南书院六斋以及各斋的教育内容为:

第一,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第二,武备斋: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第三,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第四,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第五,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第六,帖括斋:课八股举业。^[78]

虽然漳南书院仍设置“理学斋”和“帖括斋”,但两斋之门“皆北向”。颜元说以此表示“为吾道之敌对”,之所以暂时还设立,只是为了“应时制”“俟积习正”,则将两斋关闭。因此,颜元“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不仅同理学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艺”教育。它除了经、史、礼、乐等知识之外,还把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正式列入教育内容,并且实行分科设教,这在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的,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是颜元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

四、强调“习行”的教学法

强调“习行”,这是颜元在学术思想转变后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主张。他35岁时,“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便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62岁规划漳南书院时,又把讲堂命名为“习讲堂”。他一再强调“习行”是读书求学最重要的方法,“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著力”^[79]。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坚持“习行”不断,直至59岁时,还感到“思一日不习六艺,何以不愧‘习斋’二字乎”!

颜元所说的“习行”,在思想渊源上,明显地受到孔丘“时习”思想的影响。他说:“孔子开章第一句,道尽学宗。思过,读过,总不如学过。一学便住也终殆,不如习过。习三两次,终不与我为一,总不如时习方能有得。”^[80]但是,“习行”的内涵比“时习”更丰富、深刻。“习行”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认为唯有如此,学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他以学乐为例,深入浅出地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任凭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次,但“总不能知”,必须搏拊击吹,口歌身舞,亲下手一番,“方知乐是如此”,才真正知乐。学习数学知识也是如此,要“学而必习,习又必行”,如果不练习,又不在实际中运用,则“入市便差”。所以,他认为不和自己的躬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是无用的。“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他主张“见理于事,因行得知”,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接触事物,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甚至他把“格物致知”中的“格物”两字,解释为“犯手实做其事”。因此,“习行”教学法正是他的这一思想在教学上的反映;另一方面,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对此,颜元自己说得很明确:理学家“不学一事,而以诵读为学,以能讲其所读者为明道,为大儒,是吾忧也”^[81]。因为在他看来,“从静坐讲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一是由于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而且“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则茫然”,毫无实际处事能力。二是终日兀坐书房中,影响健康,“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造成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颜元指出,造成这种状况,“从源头体认,宋儒之误也”,而朱熹是祸首。他写道:“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矣”^[82]。又说:“朱子沉迷于读讲章句,更甚于汉儒,玩心于空寂禅宗,更甚于陆子。”^[83]为了改变理学家这种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和讲上的教学方法,颜元大力提倡“习行”教学法,强调“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著力”^[84]。主张“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85]。因为在他看来,“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读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86]。颜元的学生钟錂,在解释其师为什么要把家塾之名改为“习斋”时曾说:“斋以习名者何?药世也。药世者何?世儒口头见道,笔头见道,颜子矫枉救失,遵《论语》开章之义,尚习行也。”^[87]这“药世”二字,可谓深得其师之精义。

需要指出的是,颜元强调“习行”,并非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识。他认为书本记载的“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岂可全不读书”。因而通过读书获得知识,“乃致知中一事”。但“将学全看在读上”,“专为之则浮学”,而且书读得愈多,愈缺乏实际办事能力。同样,讲说也不能废除,但不可脱离实际空讲。颜元说:“讲亦学习道艺,有疑乃讲之,不专讲书。”^[88]因而,他主张读书、讲说必须与“习行”相结合,要“读之而即行之”^[89],“要惟一讲即教习”^[90],而且要更重视“习行”,在“习行”上下更多的功夫,花更大的精力。颜元所说的“习行”,虽然讲的是个人行动,没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从亲身躬行实践中获得知识,这在当时以读书为穷理功夫,讲说著述为穷理事业,脱离实际的“文墨世界”中,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令人耳目一新,具有进步意义。

五、劳动教育思想

重视农业知识的传授,注重劳动在培育人才中的作用,这是颜元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颜元长期生活在农村,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虽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但从未脱离劳动。像他这样一生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的著名教育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并不多见。

正因为颜元一生长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此,使他能够冲破自孔丘以来儒家轻视农业生产劳动的传统思想束缚,对劳动有一个新的认识。不仅认为人人应该劳动,“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劳”,人人要乐于劳动,“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而且还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综观颜元的劳动教育思想,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重视农业知识的传授。在颜元的教育活动中,始终把向学生传授农业知识置于重要地位。他曾说:“以礼、乐、兵、农,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为正学。”^[91]在亲自制定的“习斋教条”中,规定学生必须学习农学、谷粮、水利等知识,“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92]。另据《颜习斋先生年谱》记载,他在35岁时,曾为挚友王法乾撰写《农政要务》一书,内容包括耕耘、收获、辨土、酿粪、区田、水利等,并“皆有谟画”,此书很可能就是他向学生传授农业知识的教科书,可惜已经失传。

第二,注重劳动对于育才的作用。颜元认为,劳动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强盛,而且对人也有教育作用。首先,劳动具有德育的意义,能“治心”“修身”,去除各种邪念。颜元认为:“人心动物也,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93]就是说,参加劳动,心有所寄托,各种邪念,自然就不会产生,人心也就正了。他还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加以说明:“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94]此外,劳动还能使人勤劳,克服怠惰、疲沓。他说:人不做事则暇,暇则逆,逆则惰、则疲。其次,劳动具有体育的意义。颜元认为劳动可以增强体魄,是重要的养身之道。他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95]因为经常参加劳动,则“筋骨竦,气脉舒”,久而久之就“魂魄强”。因此,在他看来,“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96]。劳动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都有好处。

颜元虽然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但同时他又说:“小人者,百姓也。学农、学圃,百姓事也。上者,君相也。好礼、好义、好信,君相事也。士,学为君相者也。”^[97]认为百姓是下等的小人,君相是上等人;学农、学圃是小人之事,而士应该学为君相。可见他的思想仍没有越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藩篱,这是颜元教育思想的消极面,是他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总而言之,颜元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并在批判中创立了以“实学”为特征的教育理论体系。他主张学校为“人才之本”,必须培养“实才实德之士”,提出应该传授包括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内的“真学”“实学”,强调接触实际,从躬行实践中获得知识的“习行”教学法,重视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等,颜元的这些见解在当时独放异彩,别具一格,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也发生了一定影响。

【注释】

[1]《绩学堂诗钞》卷二《午日为季弟尊素制日晷并系以诗》。

[2]《明史·选举志》。

[3]同上。

[4]《绩学堂诗钞》卷二《寄怀青州薛仪甫先生》。

[5]《绩学堂诗钞》卷四《李安卿孝廉刻余方程论於安溪古诗四章寄谢》。

[6]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十二《梅征君墓表》。

[7]李光地:《榕村续集》卷五《处士梅散瞿先生墓碣》。

[8]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十《梅文鼎传》。

[9]梅文鼎:《历学骈枝序》。

[10]梅文鼎:《绩学堂诗钞》卷二《午日为季弟尊素制日晷并系以诗》。

[11]梅文鼎:《绩学堂诗钞·序》。

[12]梅文鼎:《绩学堂诗钞》卷二《简旧稿》。

[13]焦循:《雕菰楼集》卷六《历算全书·赤水遗珍赞》。

[14]对此“历狱”及汤若望的生平事迹,中文史料请见柯劭忞:《清史稿》卷二七二,列传第五十九。西方学者对杨光先等人与耶稣会士争辩的叙述及讨论很多,譬如,Elman,B.On Their Own Terms,pp.133～144.

[15]《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三集卷十九。

[16]白莉民:《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教育思潮》,第40～41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17]Elman B.On Their Own Terms,pp.144～149.

[18]讨论康熙皇帝的数学学习与康熙朝的政治关系,最新的著作有Jami C.The Emperors New Mathematics:Western Learning and Imperial Authority During the Kangxi Reign(1662-1722),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9]见Limin Bai.Mathematical Study and Intellectual Transation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Late Inperial China,Vol.16,No.2(1995),pp.23～61.

[20]梅文鼎:《绩学堂文钞》卷一《复锡山秦二南书》。

[21]《绩学堂文钞》卷一《复锡山秦二南书》。

[22]《绩学堂文钞》卷二《经星同异考序》。

[23]《绩学堂文钞》卷一《与刘望之书》。

[24]《绩学堂诗钞》卷四《李安卿孝廉刻余方程论於安溪古诗四章寄谢》。

[25]《绩学堂文钞》卷二《中西算学通自序》。

[26]同上。

[27]同上。

[28]《绩学堂文钞》卷一《寄李安卿孝廉书》。

[29]《绩学堂文钞》卷一《与刘望之书》。

[30]《绩学堂文钞》卷四《南楼记》。

[31]《绩学堂文钞》卷一《与刘望之书》。

[32]《绩学堂诗钞》卷四《七夕后两日试算法限二十四韵》。

[33]《绩学堂诗钞》卷四《雨坐山窗得程偕柳书寄到吴东岩诗箑依韵畣之》。

[34]《榕村续集》卷四《君子不器论》。

[35]《绩学堂文钞》卷六《日晷铭》。

[36]《绩学堂诗钞》卷四《上孝感相国》。

[37]《绩学堂诗钞》卷四《雨坐山窗得程偕柳书寄到吴东岩诗箑依韵畣之》。

[38]《绩学堂文钞》卷一《再寄李安卿孝廉书》。

[39]同上。

[40]梅文鼎:《方程论馀论》。

[41]《绩学堂诗钞》卷一《复东方位伯》。

[42]《绩学堂文钞》卷二《测算刀圭序》。

[43]《绩学堂诗钞》卷二《测算刀圭序》。

[44]同上。

[45]《绩学堂文钞》卷二《中西算学通自序》。

[46]《绩学堂诗钞》卷四《上孝感相国》。

[47]《绩学堂诗钞》卷一《赠中伯第》。

[48]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送梅宾九南还序》。

[49]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第214～2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50]颜元:《颜元集》,第4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下引同书只注页码。

[51]同上书,第252页。

[52]同上书,第776页。

[53]《颜元集》,第163页。

[54]《颜元集》,第163页。

[55]同上书,第671页。

[56]同上书,第163页。

[57]同上书,第691页。

[58]《颜元集》,第398页。

[59]同上书,第763页。

[60]同上书,第403页。

[61]同上书,第691页。

[62]同上书,第403页。

[63]同上书,第768页。

[64]同上书,第404页。

[65]同上书,第670页。

[66]同上书,第673页。

[67]《颜元集》,第628页。

[68]同上书,第668页。

[69]同上书,第627页。

[70]同上书,第670页。

[71]同上书,第40页。

[72]同上书,第75页。

[73]《颜元集》,第77页。

[74]同上书,第43页。

[75]同上书,第685页。

[76]同上书,第439页。

[77]同上书,第396页。

[78]《颜元集》,第413页。

[79]同上书,第623页。

[80]同上书,第668页。

[81]《颜元集》,第192页。

[82]同上书,第251页。

[83]同上书,第275页。

[84]同上书,第663页。

[85]同上书,第42页。

[86]《颜元集》,第42页。

[87]同上书,第393页。

[88]同上书,第730页。

[89]同上书,第59页。

[90]同上书,第41页。

[91]《颜元集》,第730页。

[92]同上书,第743页。

[93]同上书,第646页。

[94]同上书,第624页。

[95]同上书,第635页。

[96]同上书,第669页。

[97]《颜元集》,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