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教育思潮的代表作恐怕要数张之洞的《劝学篇》了。这部产生于19世纪末叶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洋务派对中国近代化的基本观点。它通过总结三十几年的洋务运动实践,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理论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张之洞其人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中年后别号壶公、香岩居士、无竞居士等,晚年自号抱冰老人,死后追谥文襄。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人。
张之洞自幼研习封建旧学,洽闻强记,淹贯群书。26岁中探花,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步入仕途。
张之洞步入仕途的第一个官职是主管教育的。从此,教育事业伴随了他的一生。他早年从事旧教育,积极整顿地方科举,清除历史积弊,秉公甄拔人才,并兴办了一些旧式书院,如湖北的经心书院、四川的尊经书院、广东的广雅书院等,大力倡导经史实学。自从开始筹办洋务以后,他深感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空疏无用,于是开始转向发展新教育,主持兴办了一系列的学习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在工交方面有湖北的自强学堂、矿业学堂、工业学堂、工艺学堂等;在农业方面有湖北农务学堂、江西高安蚕桑学堂等;在军事方面有广东水陆师学堂、黄埔水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陆军小学堂等;在商业方面有湖北方言商务学堂;在师范方面有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支那师范学堂、湖北师范传习所等。另外,他还办有湖北女学堂、湖南育婴学堂等,并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派遣学务官员出国考察,并在日本办起了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真正实践了他所主张的工农兵学商无业无学的设想。20世纪初,他与袁世凯一起奏请递减科举,以作为由学堂取才的过渡。1901年,他在湖北创设了全国第一个省级的新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湖北省学务处。1903年,他与张百熙、荣庆一起,拟订了全国第一个较为完备的新学制——“癸卯学制”。由此,张之洞成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二、《劝学篇》其书
(一)《劝学篇》的问世
《劝学篇》是张之洞的代表作。它成书于戊戌变法的前夜。但它绝不是为维新变法推波助澜,而是相反。
1895年中日战争以清朝军队惨败而告终,四亿人的“天朝”竟向一个东瀛岛国屈辱求和,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一时国人瞠目,舆论哗然,责难怨恨之声不绝于耳,愤慨忧心之词甚嚣尘上。而其中以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最具创见。它明确指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变法。它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重点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它标志着中国近代一个新兴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开始涌现。于是人们纷纷起学会,办报纸,天下人士咸谓维新变法,一时风气大开。
张之洞对这一新的社会思潮深感忧虑。虽然他十分不赞同陈腐守旧的顽固派论调,但他对维新派所宣扬的倡民权、废三纲、立议院等主张更为惧恨。为此,他断绝了与维新派的联系。他有感于当时“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动乱局势,感到有必要系统地阐述洋务派的观点,以“规时势,综本末”[89],以反击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攻击。而老洋务派至此已声名狼藉,李鸿章作为中日战争的直接责任者,被朝野上下一致视为罪魁祸首,众矢之的,再也无力抗衡这股潮流。因此,反击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的身上了。
张之洞权衡再三,以“劝学”为篇名,以教育为主张来附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借以宣扬“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的主旨,用心可谓良苦。在他看来,“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90]。因而稳住人心是维持封建秩序的关键。而当时扰乱人心者主要有两种倾向:“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衰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91]由此相互攻讦,造成“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92]。因而要救亡必先救心,“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93]。要救心,就必须既反“病新”之心,又反“厌旧”之心。所以,只有以“劝学”来开道了。在张之洞看来,“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94]。“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95]。讲政治离不开讲教育,讲教育实际上就是讲政治。这就是张之洞写《劝学篇》的本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达到高潮的一年。张之洞“日撰一首。率以灯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书成镂板,风行海内”。终于有了《劝学篇》的问世。
(二)《劝学篇》的内容
《劝学篇》分内外两部分。《内篇》由九篇文章组成,主旨是教育人们恪守孔孟之道,遵奉三纲五常,忠于清朝统治者。《外篇》由十五篇文章构成,主旨是教育人们在不妨害三纲四维的前提下,变通旧制,开阔眼界,学习西政和西艺,以达到富国强兵,挽救危亡之目的。内、外两篇的思想,有机相连。用张之洞的话说:“《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96]以此高度概括了洋务派面对近代化大潮所采取的基本对策。
先谈谈“正人心”。
为什么要正人心?张之洞认为,国难当头,全国士民的思想共识是尤为重要的。“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97]。那么,人心何谓为“正”?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共识以什么为标杆?张之洞提出了这么几个见解:“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98]“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99]。“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100]。张之洞的意思很清楚,所谓正人心,就是要信赖朝廷,尊奉朝廷,服从朝廷。凡是不尊奉朝廷,不忠爱清廷的言论行为,都属不正。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心纯正?张之洞说了九点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要培植忠爱之心。因为人们与清廷同国、同种、同类,“是故人人宗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在“今日五洲大通”之时,尤应合为一心,保国、保教、保种。第二,要坚定三纲五常之信念。因为此乃“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101]。因此,维新派所宣扬的民权之说,议院之设都是荒诞可嗤,有违三纲的。“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造成“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102]。张之洞并非反对一切变法,但变法绝不可违背三纲之本。“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去,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103]第三,要坚持中学,据为根本。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104]中学的核心是孔孟之学,其主旨便是阐述“尊尊而亲亲”的纲常名教。所以,“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105],才可固人心,保国家。
再谈谈“开风气”。
张之洞认为,在“正人心”的基础上,还必须“开风气”。所谓开风气,就是要更新一些观念。在封建统治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某些成果,改革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以应敌制变,自保自强。张之洞认为:“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何哉?”[106]因此,在五洲大通之际,张之洞反对深闭固拒,一味地坐井自囿。“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谓之何哉?”[107]
那么,哪些风气应该更新?张之洞谈了十五个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要破除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树立农工商兵皆须设学的思想。第二,要树立“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的观念。第三,要树立“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的观念,尽快建立分班分级逐年晋升的学校制度。第四,要改变闭目塞听,坐井观天的格局,广译书,多办报,开铁路。第五,要破除“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的陈腐观念。第六,要会通中学西学,做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第七,要树立正确的变法观念。“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108]
张之洞认为,正人心和开风气的目的,是要人们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在风气日开的国际形势下,既不会因噎废食,又不会歧多亡羊,达到同心协力保国、保教、保种的目的。可见,正人心与开风气,是一个有机相连的理论体系。“正人心”是纲,“开风气”是目。二者位置不可颠倒,亦不可偏废。张之洞借阐述之机,一方面为封建旧学张本;另一方面又为西学开道,使中学西学合轨同道,并行不悖。这一思想集中地表述了洋务派在中日近代化进程中的基本决策。
(三)《劝学篇》的主旨
《劝学篇》在阐述“正人心”和“开风气”的重要性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了一个主旨,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张之洞那里,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并无褒贬之意。旧学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之类,新学指西艺、西政、西史之类。他认为,无论是“正人心”还是“开风气”,新学与旧学都是十分重要的,新式学堂应该坚持“新旧兼学”的原则。但二者的作用绝对不同,“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09]。这一思想,他于同一年在一份奏折中也有明确的表述:“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110]这是张之洞通过总结三十几年的洋务教育经验而集中强调的教育指导方针。
在张之洞那里,“体”被视作根本原则,是主人立国之本。张之洞认为,中外国情不同,根源在于立国之本不同。中国的立国之本乃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制度,这就是造成“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原则。张之洞引用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作证,强调了这一根本原则的永恒不变。由此,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111]而中学的作用就在于教人识此“尊亲”,明此纲纪,以“固其根柢,端其识趣”。所以,张之洞认为教育就应始终把尊经劝学放在首位。他强调说:“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崇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者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112]
同样,在张之洞那里,“用”被视为具体方法,是立人立国之器。而西艺、西政、西史这些新学确有实用。他说:“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113]它们的作用在于“益智”,而“智”乃救亡之道:“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114]所以,“智以救亡,学以益智”,教以新学或西学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引进西学有个原则:“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115]
张之洞论证中学与西学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是力图折中新旧,合璧中西,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但实际上,中西文化的融汇并不是靠简单地各取一端然后拼凑所能奏效的。所以张之洞的所谓体用关系实质上还是一种主辅关系。他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116]这就是对洋务教育指导方针的含义最完整的表述。这种一主一辅关系的确定,最清楚不过地体现了中体西用思想的时代特色和阶级特色。尤其是这一表述完成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高涨之时,其阻碍历史前进的政治意图也就显露无遗了。张之洞并不想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热切地希望靠着这一指导方针,培养出一种新型的救时卫道之才。他认为:“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117]
三、对《劝学篇》的评价
张之洞的《劝学篇》一问世,在社会上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认为,这部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于是便以圣谕的形式,下令军机处颁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并要求广为刊布。[118]《劝学篇》的影响因此而风行海内,欧美以英、法两种文字出版此书,纽约版本竟易其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但这本书也遭到了维新人士的尖锐批评。何启、胡礼垣一针见血地指出:“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119]梁启超的批评更为激烈,谓其“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得掩鼻而过之”[120]。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正可以看出张之洞写作《劝学篇》的政治意图。
但是,从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劝学篇》的历史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教育。它强调了中学的“经世致用”成分,斥传统教育完全违背了这一精神,所习者都是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尤其是在八股取士制度下,“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俱亡之”。它的直接后果,“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121]因此,张之洞主张变革科举,废除八股,小楷之类,把西学作为必考科目,放置中场,把“四书”“五经”放置末场,实行“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使不通西学者无由登进。他批判了传统教育不重视科技教育的传统观念。他认为:“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末也科目章句之儒耳。”[122]因而主张农、工、商、路、矿、兵等行行设学。这些主张对批判传统教育都具有一定的深度。
第二,它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张之洞肯定了科技知识是救时富强之实政,从而提出了“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的命题[123]。他看到了“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124]。这一事实,从而把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这在早期洋务派里还是没有的。
第三,它扩大了学习西学的范围。早期洋务派仅把西学限于西文和西艺两类,张之洞则增加了西史和西政。西政的内容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项。虽然这里所说的西政不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但却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商业、文化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这就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承认了西学的先进。张之洞还进一步指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125]因而主张在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他认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126]这里已经反映了张之洞同意在不改变封建政体的前提下做一点微弱的政治改革。因而他同意变法,他强调救时必自变法始,“不变其法,不能变器”[127]。这些思想,都大大超过了早期洋务派的思想,表明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第四,它主张在更大规模上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除了前面提到的要在农、工、商、兵、路、矿行行说学的主张外,张之洞认为普通教育要大力发展。他认为,一是要在省、府、县层层设学,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全国教育网;二是要分班分级,确立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几个层次,做到“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128]。这是对洋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顺应了当时要求建立学制的时代潮流。此外,他要求扩大派遣留学生和考察团的规模,并广译西书,创办报纸,广泛宣传西方文明。这些主张对新教育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的《劝学篇》是一本集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于一体的著作。它独尊儒学,固守封建礼教,否定民主民权,这是其落后保守的一面;它高度重视教育,大力提倡新学,积极鼓吹开风气,则又是其开明进步的一面。这种矛盾的现象反映了时代的新旧交替和错综复杂,也反映了洋务派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前进与落伍。因而,贯穿于《劝学篇》中的或瑕或瑜都具有历史意义。
【注释】
[1]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41、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经典著作选读》,第3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41～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7]同上书,第139页。
[8]同上书,第140页。
[9]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0]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35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1]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五),第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2]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49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3]张之洞:《奏创办水陆师学堂折》,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8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4]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6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5]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1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6]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7]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8]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34～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9]同上书,第38页。
[20]同上书,第40页。
[21]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2]同上书,第43页。
[2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1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4]同上书,第129页。
[25]李鸿章:《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12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6]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之历史》,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140～14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7]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14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8]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43、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9]同上书,第38页。
[30]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1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1]同上书,第121页。
[32]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3]同上书,第16页。
[3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5]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2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6]同上书,第332页。
[37]同上书,第477页。
[38]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第二册奏稿,第825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39]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0]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1]同上书,第34页。
[42]同上书,第47页。
[4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1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5]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55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46]同上书,第555页。
[47]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折》,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21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48]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1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9]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1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50]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51]叶晓青:《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载《历史研究》,1983(1)。
[5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2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5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66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54]李翰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第75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5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75～137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56]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57]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14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58]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59]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陈学询、陈景磐:《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册,第19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60]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4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61]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5卷,第230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
[62]李翰章:《曾文正公全集·日记类抄卷上》,第4916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63]陈学恂、陈景磐:《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册,第19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64]左宗棠:《注音左文襄公家书》上册,卷十九,第19页,上海,大东书局,1925。
[65]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11卷,第6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
[66]李翰章:《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三》,第181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67]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3卷,第64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
[68]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1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69]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21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70]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71]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6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7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73]李翰章:《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一》,第502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74]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1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75]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20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76]同上。
[77]同上书,第53页。
[78]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33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79]李鸿章:《李鸿章全集》(五),第2467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80]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81]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82]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八)咸丰朝,第26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3]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73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4]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第一册奏稿,第32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8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第一卷,第5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8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一),第16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87]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7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88]同上书,第176页。
[89]张之洞:《劝学篇》,第42页,李忠兴评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90]张之洞:《劝学篇》,第41页,李忠兴评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91]同上。
[92]同上。
[93]同上。
[94]同上书,第42页。
[95]同上书,第51页。
[96]张之洞:《劝学篇》,第42页,李忠兴评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97]同上书,第49页。
[98]同上书,第51页。
[99]同上书,第63页。
[100]同上书,第87页。
[101]同上书,第70页。
[102]同上书,第86页。
[103]张之洞:《劝学篇》,第51页,李忠兴评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04]同上书,第90页。
[105]同上。
[106]同上书,第128页。
[107]同上书,第112页。
[108]张之洞:《劝学篇》,第116、120、137、161、133页,李忠兴评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09]同上书,第121页。
[110]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79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11]张之洞:《劝学篇》,第71页,李忠兴评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12]张之洞:《劝学篇》,第51页,李忠兴评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13]同上书,第112页。
[114]同上书,第112页。
[115]同上书,第161页。
[116]同上书,第90页。
[117]同上书,第161页。
[118]张之洞:《劝学篇》,第38页,李忠兴评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19]同上。
[120]梁启超:《自由书》,见林志钧主编:《饮冰室合集》(二),第7页,上海,中华书局,1941。
[121]张之洞:《劝学篇》,第137页,李忠兴评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22]同上书,第146页。
[123]张之洞:《劝学篇》,第122页,李忠兴评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24]同上书,第112页。
[125]同上书,第43页。
[126]同上书,第121页。
[127]同上书,第43页。
[128]同上书,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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