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19世纪末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们思想的基本特色是:一方面儒学功底均较为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无限赤诚,所以善于将其变法主张阐释为“古已有之”;另一方面他们又均怀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热望,“以经营天下为志”,因此,他们又勇于冲破封建文化的藩篱,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先行者,在哲学、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求变思想的端倪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世代读书为官的大家庭。他五岁即从叔伯读唐诗,能诵数百首;六岁开始读四书五经;十二三岁起广泛涉猎文史,并喜读邸报,渐知朝廷政事,试为诗文,颇有“奇气”,唯不好学做科举考试的八股制艺,因而,十四五岁时,两次考秀才,都没有考取,却“益好为纵横之文”。1874年,他始见《瀛寰志略》及日本传入的《地球图》诸书,这是他接触“西学”之始,因而更加厌弃八股。1876年起,他开始在朱次琦门下求学。朱次琦在学术上是“持汉宋之平,而要归于讲求实用”[77]。康有为“洗心受教,一意皈依”,备听数千年学术源流,融会贯穿百家之说。他废寝忘食,日读书以寸计,并立志做一个圣贤人物,以天下为己任,卓立于大地群伦之间。康有为在求学过程中善于思索而不盲从,表现了独特的思想及个性,打下了比较深厚的旧学根基。然而,面对封建社会的急剧崩溃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康有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感到旧学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思想非常矛盾和苦闷。遂于1878年辞别了朱次琦,迁居到南海西樵山白云洞,绝交闭户,潜心研读道佛书籍,求魂气之灵。而正当康有为沉迷于佛道经典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来游樵山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他们过从甚密,“相得至深”。通过张鼎华,康有为“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78]。并从此“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79]。这是康有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西学进入了康有为的视野,他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积淀摇晃起来。不久,他又到了香港,看到了“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80]。他深深感到古老的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大国”自居,而陶醉在自我欣赏的夜郎自大之中了。1882年,他上京应试,道经上海,又亲眼目睹了这座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海口城市所经历着的巨大变化,于是“益知西人治术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81]。这次北京之行,使他彻底结束了多年的苦闷和彷徨,开始以西学这个当时最锐利的精神武器,探求救国救民的途径。1888年,他再度赴京应试不第。这年冬天他怀着满腔热情,以“布衣”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然而,上书不达,却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他怀着忧危时局、慨叹国运的心情,写下了《乙丑上书不达出都》诗:
海水夜啸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82]
诗中表现了他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痛苦心境。上书失败,并没有使他消沉。严酷的现实使康有为认识到,在变法的时机尚未成熟以前,唯一正确的出路就在于进一步深化、完善自己的变法理论,并以此造就一批有志于改革献身的“新国之才”,只有如此,方足以言救国。
也正是在这时候,梁启超投奔康有为门下拜他为师,梁启超记述他和康有为初次见面的情形说: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新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之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具,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仍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弃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83]
这对梁启超而言简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撞击。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出身封建地主家庭,他较早地接受了儒家正统教育,8岁学诗文,9岁能缀千言,12岁就补博士弟子员,成了秀才,神童之名不胫而走。他的邑城老师周惺吾先生也说:“吾不能教之矣。”[84]17岁参加广东乡试,高中举人第八名。然而,童年的梁启超不喜欢读八股文,却喜欢词章。他的祖父常授以唐人诗、《史记》和《纲鉴易知录》,还经常在榻上桌旁,对他讲述张世杰抗元、黄公辅抗清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对他进行启迪。祖父又常常给他讲述南宋覆灭的悲痛历史,还朗诵陈恭尹《崖门吊古》诗,当念到“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的时候,每每声泪俱下。所有这些,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当然,这不过是梁启超思想成长的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好学、求知、勇于进取的精神。梁启超曾说过:“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老不懈于向上。”[85]又说:“(我)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中。”[86]据乡间父老相传,梁启超在11岁那年登上村后凤山的凌云塔时,吟过一首《登塔诗》,诗云:
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
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
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
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
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
这首诗,表面看来是梁启超探求大自然奥秘的心声,但其实质是梁启超受到当时日新月异的时代影响的结果。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变化着的社会有着要求变革的企望。1890年春,梁启超上京会试“下第归,道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87]。这年8月,他得到学海堂学友陈千秋的介绍,拜康有为为师,随后又进入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攻读,他少年时代积聚的那些感性的、初级的、期望改变现实的思想有了飞跃发展,日臻成熟。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讲学深为佩服,他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88]从此以后,梁启超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和主要助手。总之,康、梁青少年时代所表现出的这种不安于现状,对新事物、新知识追求的精神是他们思想求变的端倪。
二、变法维新教育思想的肇基
古今中外历史上,每当社会处在大变革时期,必然会伴随一场思想文化教育运动。社会变革作为一种人类的历史活动,需要精神上的内驱动力。因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必有思想文化运动为其先导。
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把从事教育工作作为进行政治维新活动、振兴中国的重要手段。他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89]这是康有为决心自己办学以培养变法人才的思想发端,从而为他维新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一)“广联人才,创通风气”
在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一系列爱国维新活动中,具有较大社会作用的是兴学堂、办报纸和开学会三件事。这是康有为呼吁广开民智的积极步骤。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了万木草堂,有培植万木为国家栋梁之寓意。其办学宗旨是要培养“兼通中西学说”,德、智、体多方面发展的人才。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中外教育史资料,糅合中外古今教育的优点,亲手制定了《长兴学记》作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90]。从变法的实际需要出发,敞开思想,无所忌讳,启发学生同自己一道探求救国之法,寻觅摆脱危机的途径。
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益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91]
授课内容,贯彻以孔学、佛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的方针,主张德育居十分之七,智育居十分之三,又特别重视体育。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92]。梁启超评论说:“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93]可以说万木草堂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新的教育机构,既有旧式书院的内容,更有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新质。尤为重要的,万木草堂所特有的优良学风给八股之风所弥漫的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气息。
关心时事是万木草堂最突出的学风。康有为主张经世致用,挽救世变。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窃、贩、庸”的八股学风非常不满,教育学生作文切忌剽窃,贩卖陈货和平庸“三毒”,行文必须做到“警、醒、紧”三方面紧密结合,树立“治学莫大于救国”的新思想、新学风。万木草堂学生卢湘父说:
康先生之所讲者,多为学术源流,凡经史词章,诸子百家,与夫时务之切要,世界之大势,亦无所不讲。此皆为各大馆所无者,以其不适于科举也,莫不群相非笑。[94]
康有为不理睬保守主义者的讥讽和嘲笑,锐意改革旧的教育体制和内容,从而打破了过去那种“教者之所教,学者之所学,除四书八股外,不知其他”的局面。
独立思考是万木草堂的又一好学风。康有为强调,为学之道除了重行之外,还必须注重“讲求”学问的“思辨”方法[95]。坚持独立思考,打破八股教条的思想桎梏。他痛心地说:“近人之(多)(守)八股无足怪,如汉人守《六经》耳,盖利禄之路(所)然也。”[96]相反,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倡导学生们自由发挥自己的思想,“各随其意志之所接近,冲动之所趋向,如万壑分流,各归一方”[97]。
对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惊世骇俗的教学活动,卢湘父评论说:
万木草堂不过私人讲学之所,在两年同学中,其人数又不满五十,似乎无足轻重。但当时能转移风气,与戊戌之百日维新,为中国之一大转机,实基于万木草堂之学风,与万木草堂之人物。[98]
在康有为教育思想熏陶下,学生们都树立起关心国家大事的思想,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天下为己任。1890—1894年,梁启超在康有为门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接受了康有为整个改良主义思想体系。1879年10月,梁启超担任了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他运用和发展了康有为办万木草堂的经验,把时务学堂办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一所学校。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出康有为的思想范畴。他在学生中公开宣传:“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焉。”[99]这种直接攻击君主专制的言论,带有强烈的民主气息。
在戊戌变法到来前夕,康、梁在兴办学堂的同时,又创办了《中外纪闻报》《强学报》《时务报》,组织了强学会、保国会等。因为康有为认为,“挽世变在人才,成天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100],“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因此,康、梁兴学堂,办报刊以及组织学会的目的在于“广联人才,创通风气,宣传变法图强”。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指出:
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101]
阐明了组织强学会的目的。《上海强学会章程》更为明确地指出:
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102]此会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103]
梁启超笔锋犀利,他办的《时务报》成为维新派的喉舌,梁启超的名声亦由是噪起。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04]所以有学者认为“戊戌前,南海已蜚声海内,实任公文章之力也。”[105]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组织、推动和影响下,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变法维新局面,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二)著书立说,奠定变法理论
康、梁一方面“广联人才,创通风气”;另一方面又积极致力于理论方面的著述。康有为的著作,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列,经部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董氏春秋学》《大学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第19种,史部有《时务刍言》《戊戌奏稿》《政见书》《官制考》《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64种;子部有《大同书》《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26种,集部有文集、诗集等28种,共137种。他的变法理论的突出特点有两个:一曰“托古改制”;二曰“仿洋改制”。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运用古今中外历史来为他建立维新思想体系服务,而“仿洋改制”更反映了他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
第一,康、梁变法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一个“变”字,它是以传统“变易”思想与西方进化论相结合的。就其宣传的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康有为运用《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来说明宇宙万物“无一不变,无刻不变”[106]。他认为变才有事物的生命,有变才有事物的发展。其次,康有为阐述了变就是进化的道理。他从天体演化、地球形成、生物变迁等例子,论证现有自然界和生物都是亿万年来进化的结果。如对生物的变迁,他认为“生物始于苔,动物始于介类”[107]。地球形成后,经过“荒古”“远古”“近古”等阶段,“荒古以前生草木,远古生鸟兽,近古生人”[108]。这是肯定客观世界在变迁中进化。康有为还从变和新的联系来证明变就是进化。他说:“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109]认为变就是新旧交替,变促进新陈代谢;万事万物常变常新,有变才有事物的进化。最后,康有为将进化的规律引申到社会的发展上,认为人类社会也是进化的。康有为在其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中,汲取今文经学“变易”的哲学,糅合了“三统”“三世”的学说,发挥《春秋》“三世”的“大义”和孔子的“微言”,认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沿着这三个阶段,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康有为指出:孔子生当“乱世”,欲致“升平”,向往“太平”,他是在“拨乱救民”“行权救患”。康有为所期望的是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以渐入“大同之域”,于是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一系列政治概念,都附会到孔子身上,声称是孔子所创,用孔子的名义,提出他的变革主张。进化变易思想是康有为哲学思想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如同康有为一样,梁启超在《变法通义·自序》中,也开宗明义地阐明大自然变化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切皆变的观点。他写道:“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110]他大声疾呼: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111]
康、梁不仅确立了变法的理论根据,而且开出了变法的药方。梁启超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这就赋予了教育在变法图强中的重大作用,因而具有悠久历史的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为了变法的需要,康、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对处于传统文化核心层次的儒家学说进行了一番评判与思考,以此来为变法寻求根据。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指认“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亲自写成的作品,从而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大师,热烈主张进步和革新,反对保守。这样,康有为就顺理成章地证明了他主张维新变法的思想是对孔子“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严格地划分了古、今文经的界限,并通过大量考订,力图证实千百年来被人们奉若神灵的《左传》等古文经典,乃是刘歆帮助王莽篡权而伪造出来的,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当时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宋学与汉学。他在序言中宣称:“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术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112]康有为将“阅两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学问,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113]的神圣经典,统统斥之为一文不值的伪说。明确显示了康有为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从思想上和学术上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依据。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中国学术源流以及编撰的其他著作中,批判了朱熹的“性便是理”的人性论,主张“性”是人和物本身的自然属性。康有为批判朱熹的人性论,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理论武器的。他指出,“性”是人和物本身自然生成的性质,而不是朱熹的“理”。人的自然天性,人人相同,因此“圣人与平民不甚殊”。另一方面,康有为又从人的自然天性人人相同这个基本观点上,进一步引申到人人相等,人人平等。他认为从人的自然天性来说,“同是视听运动”,“同是食味别声被色”,“人人相等”[114]。康有为的人性论,从反对封建道德,反封建蒙昧主义等方面来讲具有进步意义,有力地激发了人们摆脱封建思想的禁锢而导致思想解放的作用,从而走上改造中国的维新道路。
第三,为了变法的需要,康有为分析了欧美列强与日本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历史,为变法提供了经验和榜样。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宰割、灭亡,沦为殖民地的危险,瓜分大祸迫在眉睫。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几乎天天奔走呼号,陈述时势之险恶,救亡之紧急。他放眼世界,环顾亚非,看到很多国家被西方列强宰割,而这些国家都是“守旧不变,君自尊,与民隔绝之国也”[115]。因而指出这种教训“中外同揆,覆车之辙,可为殷鉴”[116],用来说明守旧就会亡国,要救亡就必须变法。为此,康有为为阐发“仿洋改制”而编纂了一系列外国变政考,如《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康有为纵观各国历史,具体考察分析了俄国、日本、德国的改革与英、法、美国革命以及波兰、土耳其、印度等国衰亡的经验教训,企图从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强道路。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跋语中,归纳了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要点,认为:“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其余自令行若流水矣。”[117]这就是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实行的中国变法的总纲。更可贵的是,他们对西方、日本等先进国家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改良主义者的水平线上,只停留于对一个个具体的不平等条约的不满以及对其某些方面的抨击,而是开始进行严肃的理论思考和探索,开始从结果去找原因,从现象去发掘本质。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变政考》中分析了日本的改革后进一步认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也,五者缺一不可。”“泰西之强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日人变法,注意于是,大聘外国专门教习至数十人,小学有五万余所,其余各学皆兼教五洲之事,又大派游学之士,归而用之,数年之间,成效如此。”日本的改革如此,世界各国的经验也均证明了“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的道理,所以康、梁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梁启超说:“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118]而“中国之衰乱由于教之未善。……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19]。因此,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旧教育必须改革。
(三)废除八股,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序幕
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彻底暴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和无能,同时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第一次向光绪皇帝提出废八股的请求。建议改变专考弓刀步石的武科为艺科,令各州县遍开艺术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声光、化电等分立学堂,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然后改变考试方法,如此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其后,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痛陈八股取士的严重危害,并提出改革的方案。
康有为在1898年4月10日的奏折与代杨深秀草拟的厘定文体折均极力主张尽快废除八股,因为八股流传数百年,文题皆有蓝本,“务为割截枯困之题,侮圣言以难士人。士人以急于科第,亦争勾心斗角,便词巧说以应之”。于是数百万生童之人“穷志尽气,白首黄馘,日夜孜孜,仍从事于割截枯窘之八股,其为弃才奠甚焉”[120]。6月16日康有为又利用召见的机会,面陈八股之害:
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121]
梁启超对八股取士制度的腐朽性也做了深刻的揭露。他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梁启超愤慨地指出:“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天下扼腕殷忧,皆以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因此,他向光绪皇帝建议:“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122]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终于下令: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123]
至此,康、梁请废八股的努力,终于获得了重大成果,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124]。八股制度的废弃是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梁等人谱写的第一页光辉篇章。为巩固废除八股的成果,康、梁等进而提出在全国设立学堂的建议,康有为请求光绪帝进一步颁旨,除乡会试下科为始,改试策论外,其生童岁科试,应饬各学政,一经奉到谕旨,立即照新章实行。为了促使教育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广开民智,造就真才,康有为提出了整体教育改革的计划,使中国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维新教育思想体系
(一)爱国、维新的教育宗旨
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原动力是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们调动了一切手段对民众进行爱国教育。诗歌、小说、学校、报刊、演讲、学会都是阵地。“开卷爱国心,掩卷忧思泪,从壮士一直唱到幼儿园。”[125]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学生公开议论朝政是非,“探讨救国方略”。戊戌期间成立的学会,其宗旨无不与救国相关联,康有为在保国会上演讲,一开头就指出:“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而“救亡之法无它,惟有发愤”,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与列强决雌雄,“人人怀此心,只此或有救法”[126]。至于维新报刊,在促成爱国救亡的洪流汇集方面,更是起了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治概念,并进而规定了新的教育宗旨。
梁启超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思想为武器,对封建国家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人非父母无非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懊也。[127]
明确划分了忠君和爱国、主人翁与奴才的界限。那么,何谓国家思想,梁启超指出:“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可见,这就是要求人们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梁启超特别注重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一再强调,中国最大的急务是建立民族的国家。他说:“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28]认为“民族主义……为近世史之中心点”[129]。他又援引日本经验说:日本正是因“国家思想,发达甚骤,自主独立之气,磅礴于国中,能汲取西方文明,食而化之”,才在国民教育问题上取得了成功。所以,梁启超主张国家兴办教育事业也应当确定教育宗旨,新的教育宗旨在于“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并且认为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民”的特性和品质是“公德”“国家思想”“权利义务思想”“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和“尚武”等。
从实质上分析,梁启超所谓的“新民”,即资产阶级新一代。“新民”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的教育观点。1902年以后,国内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成立起来,在这些新式学堂里受教育的青年,如饥似渴地觅读新书新报,梁启超的《新民说》就是深受欢迎的书刊之一。当然,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中国所以衰弱的主要原因,不是归结于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而是归因于旧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认为这种人缺乏国家观念,只有个人利禄思想,这个结论本末倒置,无疑是错误的。
(二)“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教育改革的指导原则
19世纪中叶,洋务派创办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型学校,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扉页。然而这新的开始仅以语言学堂出现为嚆矢,以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课程为教育改革的手段,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所进行的整体教育改革相比,具有明显的枝节性和落后性。康、梁等维新派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教育实际,痛彻地感到仅有西方科学技术,船坚炮利并不能救中国。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所以没有培养出理想的人才,关键在于“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而且“其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130]。为改变这种情况,梁启超提出了“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教育改革指导原则。
所谓“政”是指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学习西政的目的在于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民主政体”。在这种指导原则下,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朝着更深层次,更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方向发展。
首先,改革教育体制,建立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这是康、梁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也是他们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大贡献。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向光绪帝建议应借鉴欧美、日本的做法。他说:
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131]
这实质就是要求国家对儿童实施强迫的普通义务初等教育。
关于中等教育,康有为主张“县立中学,十四岁而入,增教诸科尤深,兼各国文,务为应用之学”。中等教育分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科毕业后可升入专门学,专门学则设置:“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132]中学、专门学毕业后可升入大学。
关于大学,他主张设四科:“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在首都则设立一所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康有为还建议成立“学部”,统管一切教育事务。
对于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康有为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小学中学者,教所以为国民,以为己国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学也。高等专门学者,教人民之应用,以为执业者也。大学者,犹高等学也,磨之砻之,精之深之,以为长为师,为士大夫者也。[133]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构筑了一个“大同”社会理想的蓝图。这个“大同”社会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家庭”,“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他还为“大同”社会设计了一系统的教育制度,设“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分阶段进行教育。这个教育理想,实质是以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为蓝本而加以理想化,使它带上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在当时的中国自然是不能实现的,但它却闪烁着中国人智慧的火花,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和科学的内核,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一样,强调中国欲求富强,根本之途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中,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人的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体系。他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岁至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岁至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与中学相等程度的师范学校或各种实业,专门学校的教育;22岁至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
梁启超在“开学校”方面,比康有为更有远见,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有才干的、懂得政治法律的、能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专门队伍,中国的变法图强才能成功。他提议中国应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借以培养变法人才。
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日本效之,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134]
他的这种设想和建议,不仅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有见地的,就是在今天也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其次,革新教育内容。作为维新派领导人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所希望兴办的是以“西学”占主导地位的学校。康有为主张:“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135]以代替“词章、帖括、训诂”之学。康有为还对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学内容十分羡慕并深有感慨地说:
泰西人民自童至冠,精力至充之时,皆教之图算、古今万国历史、天文地理及化光电重、格致法律、政治公法之学,其农工商贾,亦皆有专门之学,故人人有学,人人有才,即其兵亦皆由学出、识字绘图测量阅表,略通天文地理格致医学始能充当。[136]
可见,康有为的教学内容已包括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西学书目表》,共收书300余种,是20年来翻译西书的总录。这个书目系统介绍了西方的算学、重学、化学、声学等科技书和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矿、工商诸等社会科学书籍。《西方书目表》的发表,给闭塞的中国知识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世界。
然而,作为深受传统封建文化熏陶而转向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康、梁很难摆脱中学、旧学对他们的影响。比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所设计的课程规定:
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种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137]
这种中西并存的情况,是与康有为思想的新旧并存、中西杂糅的特点密切相关的。
(三)“师范为群学之基”的教育观
梁启超在分析洋务派所办学堂成效甚微的同时,指出:“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138]所以康梁特别重视开设师范学校,显示了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真知灼见。
要改革和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师资。康有为认为“师范学校尤为小学之根”,只有办好师范学校培养出大量师资,才可能普及小学。梁启超有“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之感慨。所以他竭力提倡师范教育,把此当作“群学之基”。并且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39]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从“寻常师范学校”到“高等师范学校”直至“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他还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寻常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把它作为我国办师范学堂的参考。值得提出的是,梁启超认为培养师资应主要靠本国自力更生,因为“西人言语不通,每发一言,必俟翻译展转口述,强半失真,甚不相宜”并且外籍教师“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140]。所以招聘外籍教师终非长策。总之,康、梁把师范教育看成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当成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母机”,这个观点不仅是有见地的、深刻的,而且对今天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康、梁的维新教育思想体系,内容十分广泛而又庞杂,几乎包括了教育的各个方面。从他们的一系列主张中,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可贵品质。一是他们勇于冲破封建主义教育的藩篱,无论在教育制度或课程内容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或实践;二是他们能够高瞻远瞩,把教育改革和变法联系起来,把教育的改革放在战略的地位上,显示了一个教育改革家的气魄和远见。
诚然,他们的教育思想体系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和不彻底性,例如,在课程中仍给“旧学”留下相当的位置,不敢提出彻底废除科举的主张,而只要求取消八股文,等等。这反映出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百日维新”后,康、梁政治落后,逐渐堕落为保皇派。康有为一度狂热宣扬尊孔读经,文教思想呈停滞状态,未能继续前进。梁启超在晚年从政界转入文教界,在政治上保守,但在学术上却获得很大的成就。他担任过清华、南开大学的教授,清华研究院导师,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后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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