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伦理观念和人才标准的差异和论争
在教育思想中,伦理道德、人才规格是重要课题,是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培养什么样的人?人应具备哪些品格?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是教育的最终目标。
在中国近代,由于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增多,作为上层建筑的伦理观念也必然随之变化,出现了新旧伦理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不同阶级有各自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是建筑在宗法家族制基础之上的,形成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尊亲敬长”成为品德高尚的标志,“尊亲”就是幼者对长者的绝对服从;“敬长”,则是下属对上级的听命供奉。对个人的私德则只讲仁恕忍让,屈己就人,泯灭个人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追求。这样,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骨肉同胞之情,变成了长幼、主奴之间的盲目服从,形成一种束身寡过的伦理观念。
在新旧伦理观的论战中,“三纲”成为争论的焦点。洋务派强调维护“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看作是“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必须无条件坚持,绝不得与民变革。张之洞说:
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174]
从张之洞的议论中不难看出,洋务派所以坚持“三纲”的伦理道德,目的在反对“民权”和“男女平权”。所以当他们知道,有人“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则指责“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极力维护封建道德的统治地位。
维新派则公然打出“道德革命”的旗帜,向人们大声呼吁:“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175]这种新道德就是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用这种新道德取代“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在提倡新道德的活动中,他们特别强调男女平等的重要意义,康有为说:“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以实效证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此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至平。”[176]所以,他们都把女子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主张男女平等,并把加强对女子的教育,使女子自立自强,作为强国的根本。
伦理观念的转变,也带来了人才观念的变化。在近代,长期沿袭下来的旧人才观仍然支配不少人的思想,那些循规蹈矩,墨守成规,对长者尊者无条件服从,长官意志等奴性依然被当作优秀人才的标准。洋务派也没有跳出这一范围。
维新派的人才观对传统观念有很大的突破,他们希望培养一代新民,并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寄予这一代新民。梁启超描绘了“新民”的形象,他说,“新民”的精神是进取的,思想是自由的,行动是自立自主的,团体生活是有组织的,是重公德的,是爱国的,是有毅力尽义务的,是勇敢尚武的。就是说,这样的人才应具备近代社会意识,“有大刀阔斧之力”“雷霆万钧之势”,百折不挠的精神,光明磊落,敢于任事,敢于负责,不怕挫折,为国家民族利益奋不顾身的勇气和品德,视救亡建国为己任,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梁启超撰《少年中国说》,畅谈新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和历史使命。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77]
他用极其美好的语言讴歌年青一代,称他们如“红日初升”“河出伏流”“潜龙腾渊”“乳虎啸谷”“鹰隼试翼”“奇花初胎”等。把年青一代看作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满怀信心地说:“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深信“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他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欲抵制列强侵略,“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一代新民[178]。
维新派的人才观突破了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的格局,引导人们从新的视角,用新的尺度,以新的条件去评价衡量人才,促使中国知识分子由读书明理、洁身自好型,向独立自主、经世致用型转化,使中国人才理论迈出囿于千年的怪圈,开辟新天地。这种新的人才观在当时,对年青一代产生极大的积极影响,为时代造就出一批有为青年,对中国新教育宗旨的形成发生了导向作用,对新教育发展产生了方向性的影响,在近代人才理论上做出贡献。
二、“中学”与“西学”之争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中学”与“西学”(也称“新学”与“旧学”)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提出来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人首先提出“西学”的问题,洋务运动时张之洞更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以此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维新运动时改良派仍提“中学”“西学”的问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中学”与“西学”之争是贯彻始终的课题。不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派别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却各不相同,出发点和归宿也不一样,因而引起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179]。争论的焦点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什么是“中学”?概括地讲,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所谓的“中学”,都是指中国经史旧学、儒家经典,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洋务派推崇传统文化,张之洞歌颂“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所以强调“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因此认为,“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180]。从张之洞上述言论中,不难看清洋务派所主张的“中学”的含义和对“中学”的重视。因此当他们见到封建传统文化日落西山、岌岌可危的情景,惊呼“儒术危矣”!他们面临“沧海横流,外侮洊至”的政局,和“西学”浪潮的冲击,忧心忡忡地说:“圣教儒书,寖微寝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更令洋务派惶惶不安的是,“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离经畔道者尤不悦中学”,甚至有人“殆欲立废中学而后快”[181]。洋务派极力维护“中学”的统治地位,企图仍以儒家道统作为封建政体的护身符,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无济于事。
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传统文化,从新的视角审视儒家经典,对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中学”观进行猛烈抨击。谭嗣同在《仁学》中以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战斗精神,向宣扬“三纲五常”的中学展开无情的批判。他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扼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据一名以相抗拒。”这样,“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182]。他指出,统治阶级所以“乐道三纲之名”,是为了“便己故也”,即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罢了。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君主“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因此,他把宣扬“三纲五常”的宋明理学称为“亡国之学”,宋明腐儒之书,使国家变成“人间地狱”。严复抨击汉学无用,只能“怡情遣日”,不能救弱济贫,指责宋学无实,“救死不赡,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兹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这些“无实”“无用”的学问,都无济于中国的危亡。他大声疾呼:“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束高阁也。”严复深刻地批判陆(九渊)王(守仁)心学。指出:陆王之学是“闭门造车”“强物就我”的主观臆造。这种学问危害极大:“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所以,这样的学者,“秦王坑之,未为过也”[183]。维新派主张,在“中学”方面必须冲破汉学考据、宋学义理、明清八股的束缚,采用有利于维新变法的“中学”。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就是改建“中学”的范例。
第二,什么是“西学”?如同对“中学”的认识一样,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持不同的观点。顽固派仇视“西学”,反对向西方学习。大学士倭仁上书皇帝,说什么同文馆教外国语,学习天文、历算等“西学”是变而从夷,其结果会造成“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他们视“西学”为大敌,咒骂“西学”是不要父母、不要君上、“奇技淫巧”的邪说。称提倡“西学”的人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要求给提倡“西学”的人以“脔割寸磔”的极刑。他们借手中的权力,采取焚毁新书、查禁报馆等卑劣手段来禁止“西学”的传播。当然,不可否认,在顽固派当中也有人提到“西学”,但他们强调必然“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决不允许违背“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的原则。实际上,采西学是虚,保中学是实。戊戌政变后,推倒一切新政,取消一切学习西方的进步改革,就是极好的历史见证。
洋务派与顽固派不同,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建立新学校,传授“西学”;翻译西书,介绍“西学”;办报馆,宣传“西学”。洋务派所主张的“西学”,主要是指“西文”“西艺”。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的《设学篇》中关于“学堂之法约”五要中说:“新旧兼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又说:“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184]这里需要指明,张之洞虽然也提到“西政”,但从他所列“西学”的项目来看,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些具体的规章制度,如教育、财政、法律、工商业等类,不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他们对待西学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学的目的是巩固君主专制制度,这与维新派所主张的“西学”有很大差别。
维新派倡导的西学,不仅包括“西文”“西艺”,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政”,他们主张政艺兼学,政重于艺。梁启超认为,今中国不思自强则已,苟犹思之,其必自兴政学始。他在《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中说:“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他认为今日中国首先要培养熟悉“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的“政才”。“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185]进而批评洋务派提倡“西学”,只不过是徒袭皮毛而已,他说:“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闻焉。”[186]在《学校总论》一文中,梁启超再次对洋务派的“西学”进行批评:
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187]
他认为,只重西艺,忽视西政是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资产阶级维新派说的“西学”,包括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他们把“西学”当作维新派变法的主要思想武器,认为要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必须依靠“西学”。严复强调,“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188]。只有用“西洋之术”,“通达时务之真才”,方能救国图强以御外侮,“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189]。康有为在上书光绪帝时,极力主张“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190]。为此,他们积极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和设立报馆,翻译、介绍和传播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和培养人才。
第三,怎样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孰先孰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洋务派和维新派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洋务派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强调“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未有备者,以西学补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91]。为了进一步阐明洋务派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地位问题,不妨再引张之洞的一些言论以为史证。张之洞说: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192]
在同篇文章中,张之洞又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他的结论是:“西学必先由中学,”假若“中士而不通中学,……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193]!
从上述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洋务派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观点:第一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第二不先通中学,不得学西学;第三不通中学,西学愈深,对国家危害愈大;第四中学不通,即使是“博学多能之士”,也不能为国家所用。说到底,洋务派学习西学的目的,只能为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服务,舍此,宁可不学西学。
维新派在“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上,强调中西兼学,认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认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非学习西学不可。现引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有关中西对事物的不同态度的描述,以了解其对“中学”和“西学”的理解。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用财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亲知。其千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194]
在严复看来,“中学”务虚,“西学”崇实。因此他将“西学”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看作是救亡图存的武器。严复被称作“西学救国”的倡导者。他把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斥为非牛非马的谬说。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体用一致论,他认为,把“中学”和“西学”看成体用关系,主辅关系,把“西政”和“西艺”看成本末关系都是不妥当的。他批评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政为本,西艺为末”“立于中学,以西学辅所不足”等观点,明确提出,“中西学之为导也,如其种之人面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195]。他认为,那种中西主辅之说,是持其一端,偏颇不全,是错误的。
三、学校与科举之争
学校与科举之争,实质上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教育还是维护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之争。
自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以来,直至19世纪前半期,科举一直是知识分子进身的阶梯,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以毕生的精力苦苦求索,以期出人头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科举制度左右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学校的教学内容,起着指挥棒的作用,甚至使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所以,应该看到,维新派要求改革旧科举制度,不能仅看作是取士方法的改革,实质上也是对封建教育的批评和否定,是为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发展扫除障碍,铺平道路。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96]它反映了封建守旧势力与维新改革者在文化教育路线上的根本分歧。
康有为痛斥八股取士制度,使“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因此,尽管一些人八股精通,楷法圆美,可为进士、翰林,但“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所以他说:“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197]
梁启超说,因为八股取士,结果使“举国上材之人,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使,鬻身灭顶,不能自拔”[198],所以,从科举中选拔到的人员,大多数对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不仅如此,这种“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199]。他大声疾呼,“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200]。
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列举八股取士的三大罪状:“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在他看来,“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他告诫说,当务之急“莫急于废八股”。若不然由于缺乏人才,“一旦外患凭陵,使国家一无所恃”[201]。
谭嗣同则认为,从科举选拔出来的人多徒长空谈,不务实学,“智不足以研究,勇不足以任事”,于国计民生毫无益处。所以他认为,“故议变法先从士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202]。他把变科举当作扭转国家落后局势的重要措施,“故夫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气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203]。
前面已经提及,维新派要求改科举、废八股,目的在于发展资本主义新教育,培养维新变法,自强图新的人才。为此,他们都极力倡导建立新学校。
康有为多次上书清帝,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广开学校,以养人才”。要求清帝下令,省府县乡都兴建新式学堂[204]。建立海、陆、医、律、师范各种专门学校。若如此,则会学堂遍地,人人知学,不仅可以使教化易成,人才众多,而且会风气大开,国势日强。
梁启超把兴学校,开民智作为变法的主要条件,他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05]可见,他把建立新型学校当作自强求富、振兴中华的根本。
严复也强调办学校在变法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今者物穷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206]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又列举西方各国和日本广设学校,开民智,以使国家富强的实例,阐明设立新型学校的重要意义。他自己也开办和筹划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
谭嗣同也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强调学校是“正人心之始基,根本之根本”。他希望“广兴学校,无一村一乡不有学校”,并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体制,设想出完整的学校体系,“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学者依次递升,其才者升入大书院”。他天真地认为,若能建立起各级学校,就能做到“百工商贾农夫走卒,无不读书,又有女学校,故妇女无不读书”[207]。
上述诸家言论,都积极提倡新教育,主张以西方资本主义学校为模式,建立中国的新学校,发展新教育。这冲击了封建文化,推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际的发展,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208],“这样的改革总是革命的预兆和先声”[209]。然而,也应看到,维新派片面夸大了教育的作用,认为办好教育,开发民智,培养“新人”,就能够实现社会变革,错误地认为教育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恰恰是改良主义思想的体现。
在近代教育史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派、洋务派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次激烈争论,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对抗;从路线斗争来看,则是依然保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表现在文教方面,就是维护封建的旧文化、旧教育,还是发展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教育。这次思想领域里的论争,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初步冲破了封建思想壁垒,使人们以一种惊奇、疑虑、渴望、探索的复杂心态,审视“天朝”以外的另一个世界。正当人们还在彷徨、犹豫、徘徊不定的时候,维新派从理论上论证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批判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对国家的危害,给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阶层以极大启迪,增强了人们向西方学习的勇气和信心。从这时起,“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久的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210],成为当时维新派人物的共识,并汇合成一股强有力的思想启蒙运动,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教育界起了重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应该承认,在这方面维新派的思想家们是有功绩的,起到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注释】
[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神宗卷361,第6741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4。
[2]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上册,第20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1981。
[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209页,戴扬本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200页,戴扬本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5]同上书,第209页。
[6]同上书,第200页。
[7]同上书,第198页。
[8]同上书,第199页。
[9]同上书,第199～200页。
[1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210页,戴扬本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1]同上书,第173页。
[12]同上书,第210页。
[1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178页,戴扬本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4]同上书,第199页。
[1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6]同上书,第11页。
[17]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第34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1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9]同上书,第30页。
[2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1]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第340～34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22]同上书,第29页。
[23]同上书,第31页。
[24]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第34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2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6]同上书,第10页。
[2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2～3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8]同上书,第33页。
[29]同上书,第13页。
[30]同上书,第25页。
[3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2]同上书,第31页。
[33]同上书,第32页。
[3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5]同上书,第14页。
[36]同上书,第32页。
[37]同上书,第34页。
[38]同上书,第32页。
[39]同上书,第246页。
[40]同上。
[41]郑观应:《易言》下卷,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第1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2]郑观应:《盛世危言》,第88、348、51页,王贻梁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3]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第2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4]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一),第127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5]郑观应:《盛世危言》,第76页,王贻梁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6]同上书,第83页。
[47]同上书,第89、90页。
[48]同上书,第62页。
[49]郑观应:《盛世危言》,第317页,王贻梁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50]同上书,第297页。
[51]同上书,第89页。
[52]郑观应:《盛世危言》,第62页,王贻梁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53]同上书,第79页。
[54]同上书,第80页。
[55]郑观应:《盛世危言》,第80页,王贻梁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56]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98页,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57]同上书,第68页。
[58]同上书,第92页。
[59]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92页,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60]同上书,第411页。
[61]同上书,第111页。
[62]同上。
[63]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25页,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64]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25页,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65]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10页,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66]同上书,第385页。
[67]同上书,第111页。
[68]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42页,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69]同上书,第137页。
[70]同上书,第111页。
[71]同上书,第109页。
[72]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05页,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73]同上书,第113页。
[74]同上书,第388～389页。
[75]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13页,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76]同上书,第128、116页。
[77]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78]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四),第114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79]同上书,第417页。
[80]同上书,第115页。
[81]同上书,第116页。
[82]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83]李华兴、吴嘉勋等主编:《梁启超选集》,第37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4]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85]汤志钧等:《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第31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86]同上。
[87]李华兴、吴嘉勋等主编:《梁启超选集》,第375～37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8]同上。
[89]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90]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24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91]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23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92]同上。
[93]同上。
[94]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12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95]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6]同上书,第419页。
[97]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24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98]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135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99]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二),《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第549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00]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1]同上书,第169页。
[102]同上书,第172、173页。
[103]同上书,第177页。
[104]孟祥才:《梁启超传》,第3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105]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二),第573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06]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7]邝伯林:《康有为的哲学思想》,第8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08]同上。
[109]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0]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1]同上书,第10页。
[112]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3]同上书,第92页。
[114]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23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15]汤志钧等:《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第21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16]同上书,第217页。
[117]汤志钧等:《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第22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18]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3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19]同上书,第941～942页。
[120]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23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121]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四),第14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22]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7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23]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24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124]同上。
[125]冯天石:《黄遵宪》,第1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26]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四),第407、408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27]李华兴、吴嘉勋等:《梁启超选集》,第2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28]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8日。
[129]同上。
[130]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13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31]同上书,第108页。
[13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10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33]同上。
[134]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15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35]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6]同上书,第285页。
[137]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8]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13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39]同上书,第143页。
[140]同上。
[141]严复:《严复集》,第5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2]同上书,第525页。
[143]同上书,第550页。
[144]严复:《严复集》,第6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5]同上书,第558页。
[146]同上书,第561页。
[147]严复:《严复集》,第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8]严复:《严复集》,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9]同上书,第2页。
[150]同上书,第43页。
[151]同上书,第281页。
[152]同上。
[153]严复:《严复集》,第5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4]同上书,第559页。
[155]同上。
[156]同上书,第253页。
[157]严复:《严复集》,第5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8]同上书,第821页。
[159]同上。
[160]同上书,第843页。
[161]严复:《严复集》,第2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2]同上书,第988页。
[163]同上书,第689页。
[164]同上书,第43页。
[165]同上书,第292页。
[166]严复:《严复集》,第9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7]严复:《严复集》,第2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8]严复:《严复集》,第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9]同上书,第285页。
[170]同上书,第280页。
[171]同上书,第206页。
[172]同上书,第207页。
[173]严复:《严复集》,第1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4]张之洞:《劝学篇》,第70页,李中兴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75]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1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176]康有为:《大同书》,第166页,李似珍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77]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4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78]同上书,第405、414、417页。
[17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180]张之洞:《劝学篇》,第121页,李忠兴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81]同上。
[182]谭嗣同:《仁学》,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50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83]严复:《救亡决论》,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4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84]张之洞:《劝学篇》,第121页,李忠兴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8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4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86]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3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87]梁启超:《学校总论》,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4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29。
[188]严复:《原强》,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4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89]严复:《救亡决论》,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47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90]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二),第2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91]孙家鼐:《苏学会简明章程》,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四),第4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92]张之洞:《劝学篇》,第90页,李忠兴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93]同上书,第90～91页。
[194]严复:《论世变之亟》,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4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95]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1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96]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三),第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97]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见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98]梁启超:《论科举》,见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93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99]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见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40～4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00]梁启超:《论科举》,见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93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01]严复:《救亡决论》,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6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02]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见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92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03]谭嗣同:《思纬壹下结士台短书——报贝元征》,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第54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04]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卷二,第2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05]梁启超:《学校总论》,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四),第4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06]严复:《原强》,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4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07]谭嗣同:《思纬壹下结士台短书——报贝元征》,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5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08]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09]列宁:《改革的时代》,见《列宁全集》第六卷,第4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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