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号日新,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改号逸仙。30岁避居日本时,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称之。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卓越的先驱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从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到1925年逝世,他始终不渝地探索真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是一位充满高尚精神和英勇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不仅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且他能够通过革命实践,吸取经验教训,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进步,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以及辛亥革命胜利以后,都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对如何发展教育事业,如何通过教育向人民灌输民主意识等问题做了大量的探讨与实践,这在他一生的思想与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论教育的作用
孙中山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首先他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后天的学习。他说:“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得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1]虽然每个人的天赋资质是不同的,在接受知识的快慢程度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知识与能力的获得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在于个人的主观努力。比如,“甲乙二人,甲聪明而不好学,乙聪明虽不如甲,而好学过之,其结果,乙之所得必多于甲,此则由于力学也”[2]。他认为人的天赋资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就是世界人类其得之天赋者约分三种,有先知先觉者,有后知后觉者,有不知不觉者”[3]。这里讲的“先知先觉”,并不是孔子讲的“生而知之”的那种先知先觉,而是说“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4]。所谓“后知后觉”,是指那些“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一种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了的事,他便可以学到”[5]。而“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行”[6]。虽然人的天赋资质有这些差别,但是即使是最聪明的人,若不学习,他那天赋的资质也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人的才能的高低也是不同的,有的可以做发明家,有的可以做宣传家,而有的则只能做实行家。可是无论人的才能如何,即使本来是可以做发明家的,若是不好好学习,他的才能也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因为“质有智愚,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7]。他认为“盖贤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见一,或千万人而有一,若非随地随人而施教之,则贤才亦以无学而自废,以至于湮没而不彰”[8]。由此可见,孙中山认为人的知识才能都是通过施教与学习而获得的,既承认先天智力的差别,又强调起决定作用的是后天的努力,这正反映了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孙中山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兴衰是与这个国家的教育是否能培养人才以及这些人才能否发挥作用密切相关。在《上李鸿章》一文中,他说:
窃尝深闻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9]……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10]
他认为,在富国治国之本的四事中,应把“人尽其才”放在首位,而“人尽其才”又首先在于“教养有道”。他说: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倖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11]
在他看来,正确地培养使用人才便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本要素。他认为中国古代教育发达,当时国家也是很强盛的,而西方今天强大,恰是与中国古代相类似。他说:
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津津启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学由浅而深,自简而繁,故人之灵明日廓,智慧日积也。[12]“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13]
因此,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发达,就必须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发展教育的作用尚不仅如此,教育发展的程度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明建设程度,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通过教育,人民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懂得了更多的道理,这必然促进这个国家的文明进步。每个国家都文明进步了,世界的文明进步就会早日到来。“盖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14]。“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识才能进步。有了知识,那个进步才很快。我们人类是求文明进步的,所以人类要求知识。……人类的知识越发达,文明的进步当然是越快”[15]。因此,“世界进化随学问而转移”[16]。总之,国家的盛衰,人类的进步均与教育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对教育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从他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思想出发,认为“教育便是宣传”。要革命就必须用“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学说教育军人、革命者和普通人民,唤起民众,使他们明白革命的道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从而投身革命,支持革命,这才是革命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他甚至认为:“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17]。他以武昌起义说明这一道理:
大家知道我们革命的方法,自推倒满清以后都是注重军事,以前是注重宣传。这个原因,是在后来组织军队的机会比从前多。说起功效来,是那一样大呢?自然是宣传奋斗的效力大,军事奋斗的效力小。譬如就武昌起义说,表面上虽然是军事奋斗的成功,但当时在武昌的军队是清朝训练的,不是本党训练的,因为没有起义之先,他们受了我们的宣传,明白了我们的主义,才为主义去革命。所以这种成功,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18]
否则“我们的革命恐未必能够成功”[19]。若“希望我们的革命主义完全成功,便要恢复武昌起义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传”[20]。宣传可以使人了解革命的道理,懂得革命的道理以后便会自觉地去革命。人的天性是有许多缺点的,旧社会过来的人也会有许多旧思想,但“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21]。人们改掉自己的缺点,“所以能变好的原因,多半由于学习。普通人要学习,便是因为不知。先觉先知的人要他们知,便应该去教,教便是宣传”[22]。
革命的宣传是一种教育活动,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显得格外重要。这实际上是一种面向广大群众的社会教育,而革命不仅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还需要大批受过系统训练的专门人才。所以,利用学校来培养革命急需的人才,是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时就注意到的问题。他利用学校为宣传革命的重要据点,不仅在国内的学校,而且在海外的留学生中广泛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使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还专门成立了培养军事人才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他对广大学员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23]
革命时期需要革命的教育做革命的宣传,革命胜利以后,在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也仍然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孙中山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中国在地球上数千年来文明最早,本是富强的国家,何以现在退步至不堪言状,现在中国在地球上为一最贫弱之国,皆因教育、实业两不发达以致于此。”[24]因此,他认为革命成功以后,政府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振兴教育和振兴实业两大任务上。抓住了这两大任务,就抓住了治国的根本。孙中山不仅这样认为,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亲自抓教育的恢复与振兴工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令教育部发通告,要求各地学校迅速复课。在临时政府成立半月之际,就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之标准》等法令,改革清末的封建教育,使许多学校迅速恢复起来。他主张向西方和日本“求建设之学问”,并多次强调“非学问无以建设”[25]。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重视教育在革命过程中以及胜利之后的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到世界的文明,国家的进步,小到每个人知识才能的获得,均与教育息息相关。
二、关于发展教育的构想
(一)先革命后教育、先经济后教育的思想
孙中山从参加革命活动的初期就一直坚持先革命后教育的思想,并且“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中国的改良派作尖锐的斗争”[26]。中国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影响相当深远,严复(1853—1921)在《致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中即表示:“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此三者之中“尤以愈民愚为最急”,因为“国之所患,在于无学”。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与严复曾有过激烈的辩论。但严复仍坚持认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得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乎庶几逐渐更张也。”[27]立宪派们也认为要实现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制,绝对不能是暴力革命的道理,而应当用教育的方法,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养成共和资格”。他们认为一二十年内,我国民万不能遽养成共和资格,未养成而遽行之,必足召亡。这种先教育后革命的观点,曾迷惑了不少意欲革命而又找不到正确道路的知识分子。孙中山对这些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在《改造中国之第一步》一文中,明确指出:
因现在中国政治非常腐败。至于改造方法应从何处着手,有人说,教育是立国的要素。但我们若致力于教育事业,一般官吏非特不能提倡,且必来设法摧残。假使我们培养一个青年,费巨额金钱,俾受一种完全教育,官吏有时竟因嫉视新人物的心理,置诸死地。[28]
而改造中国,“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只有革命”[29]。这就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派们的观点。只有首先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才谈得上教育的革新与发展,政治没有改革,教育的改革也无法实现。在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他们是把教育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不是把它置于革命之前,而是把教育放在革命的要务之中。改良主义派们鼓吹“先教育后革命”,其思想实质是把人民群众当成了改革的障碍,在“开民智,愈民愚”的掩盖下起着反对革命、保护皇权的作用。孙中山认为“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30]。
对于发展教育与发展经济的关系问题,孙中山认为,“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何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31]。中国由于封建专制的长期统治,国家十分贫穷落后,广大人民群众连最基本的吃饭、穿衣等起码生活条件都难以保证。为了生活,他们的子女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办起不收学费的平民学校,他们还是无法上学。孙中山对这种情况十分清楚,所以他认为要发展教育,“治本为先,救穷宜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普及教育乃可实行矣”[32]。一旦“国家有了多钱,便移作教育经费”,“要由国家拨十几万万,专作教育经费。有了这样多的教育经费,中国人便不怕没有书读,做小孩子的都可以读书”[33]。在《北伐宣言》中,更明确地指出,只有政治经济问题首先得到解决后,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这些论断已被历史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二)普及教育的思想
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孙中山非常重视普及教育的问题,他说:“惟教育主义,首贵在普及。”[34]他主持制订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政纲之一。普及教育首先就是要实现教育平等。孙中山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深有体会,尤其是在受教育的问题上,他认为“圆颅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35]。因此,他主张“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36]。他所要创建的理想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要使每个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他把普及教育当成建设国家的重要任务。在他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把“励行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政策。
要普及教育,首先碰到的就是师资问题,因此他很重视发展师范教育。他说:“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37]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所以作为将来教育人的师范学校的学生,本身素质的提高就至关重要。他认为师范学生“惟必有知识,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之学识,恒视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责任甚大”[38]。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进步,因此师范生的责任很大。不仅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还要了解时事政治。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上,他对学生们说:“诸君毕业之后,是去教人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培养人才就是学师范者的任务。诸君要能够达到这种任务,便先要知道自己生在什么时候,在这个时候是应该做些什么事业。”[39]了解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才有可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也才有可能教育学生应该怎么做。比如,大家将来都要教少年男女去做人,那就必须了解“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国事”[40]。这是师范学生“对于国家应负的责任”[41]。“如果做师长的人都不明白民国的道理,我们便永远没有希望造成民国的国基”[42]。
对于青少年的教育,这是普及教育的中心工作,也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重要问题。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上说:“要教育少年,那班少年受了教育,十多年之后,便成有用的人才,可以继续你们前辈去办事。如果他们失了教育,你们以后的人才,便新旧不相接,以后的事业,便没有人办。”[43]在国民党改组的《政纲》中,提出:“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44]在解决青少年以及广大儿童入学的问题上,当时主要矛盾是由于经济贫困造成许多儿童、少年失学,因此孙中山从民国成立一开始就主张,要使教育实现平等,穷苦儿童都能安心上学,除了免收学费外,还要为他们解决衣、食、住、书籍等问题。在191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派别及方法》一文中,他赞同当时社会主义学者有关教育平等的主张:“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尽其聪明才力,各分专科。”[45]在他主持制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明确规定:“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学费、书籍以及学童之衣食,当由公家供给。学校之等级,由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都陆续按级而登,而至大学而后已。”在这部自治法中,除了对少年的教育问题做了有关规定,对成年人的普及教育,也做了如下规定:“教育青少年之外,当设公共讲堂、书库、夜校,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从这些讲话和法规中,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对普及教育的重视,其中也体现了孙中山对广大穷苦儿童无限的关怀与照顾。
中国女子人数不少,可是由于封建意识对妇女的歧视,女子教育特别落后。“中国女子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不注意,故有学问者正少。”[46]普及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然是女子教育的问题。孙中山非常重视女子受教育的问题,他认为要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实行男女平等,而要做到男女平等,首先就要让广大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革命成功以后,“便实行男女平权”[47],要女子参政,做议员,参议国家大事。可是由于女子教育不发达,“所以二万万女子,至今很不明白民国,还不能理国事”[48]。“一般女子都不热心这参政权;就是做议员的女子,没有做很久,便心灰意懒,不继续去奋斗”[49]。因此他希望“大家从此以后,要把我们民权主义中包括男女平等的道理,对二万万女子去宣传,在女子一方面建设民国的国基”[50]。一旦“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真正共和民国”[51]。在1912年,对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所发表的《女子教育之重要》的讲演中又再次强调:“处于今日,自应认真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52]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比较落后的问题,孙中山也给予极大的关注。1912年他在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演讲中指出:“凡属蒙古回疆同胞”,“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获得参政权”。把教育普及到他们中间,是使他们成为“共和国之主人翁”的必要措施。所以他在任临时大总统时,在教育部内专门成立了一个蒙藏教育司,负责蒙藏回疆的教育事宜。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孙中山普及教育的思想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基础上的。在他看来,穷人的孩子不能受教育,女子不能受教育,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比较落后等现象,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现象是与他倡导的“三民主义”,与他一生孜孜以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改变旧的教育体制与模式,建立一种全新的平等的教育。而解决平等教育的办法就是普及教育,实行义务教育制。当然这种普及教育只有在革命成功以后才有实施的可能。
三、德育思想
中国历代的教育家均重视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孙中山由于他特殊的身份,所以他的德育思想有些体现在对学生的教育活动中,有的却体现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实践中。
(一)“行易知难”的知行观
“知易行难”是中国古代认识论中的一个概念。很早就出现在《尚书》和《左传》中,后来许多哲学家也采用这个提法,渐渐为大家视为一种亘古不变的信条。孙中山面对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通过研究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以及王阳明“知行合一”等学说,大胆地提出针锋相对的命题“行易知难”。在《心理建设》一文中,以饮食、用钱、作文等人们熟知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为例,说明“不知亦能行”“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
虽然孙中山这一“知行”学说也存在着一些不够严密的问题,在哲学方面夹杂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因素,有点过分强调知识或心理的作用,但是他提出此命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们在革命前所表现出来的畏难情绪。因革命的失败,许多原来的革命民主派人士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利用传统的“知易行难”学说对革命进行攻击,说孙中山是“理想家”,说“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闳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艰难’何”?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过程,使孙中山认识到,使人民掌握正确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所以他把《心理建设》作为他《建国方略》之一。
孙中山首先以进化发展的哲学思想,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由蒙昧进入文明时期是“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时期”;第三,自然科学发明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53]。由此说明,人类在整个的进步过程中,并不都是“知而后行”的,而常常是“行而后知”,因此知识来源于实践,“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54]。只有“行”,才能成为“知”的“门径”和基础。所以我们在实践活动中,不应因对新事物“不知”或“知之甚少”便拒绝实践或反对实践,这种态度是不符合人们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的。孙中山以维新变法为例说明,由于中日两国在“行知”观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其结果大相径庭。他说:“日本之维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国之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盖误于以行之较知之为尤难故也。”[55]孙中山认为许多事,尤其是大事,通常不可能先知再行。“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56]。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不知便行时,就需要一种敢于去行的决心和勇气。他认为“日本之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期也”[57]。中国的改良主义派们鼓吹先教育后革命的论调亦与维新派同出一辙,中国的革命亦不可能等到教育发展之后,国民具有了民国意识以后再进行。因此人们常常应该采取“不知亦能行”的态度。
孙中山的“知行”观也强调“知之更乐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知”虽然后于“行”,源于“行”,但若人们掌握了知识以后,就会更自觉地去行,更有计划有目的地去行。所以人们应该重视学习。重视掌握革命的理论。他说:“故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此已数回翻覆证明,无可疑义矣。”[58]他批评当时对待革命的两种错误倾向:轻视学习理论的倾向和视革命太难而不敢行的错误。他说:
中国之言变法者始终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59]
尽管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的许多错误认识,解决人们思想中的混乱,扫除阻碍革命胜利的心理障碍,把实践作为知识的出发点,为他倡导的革命事业服务。但他也为人们解决了一个如何面对新生事物或自己不熟悉的事物的问题,如何面对挫折与失败的问题,提高了人们敢于斗争、勇于实践的勇气,丰富了我国德育思想的理论宝库。
(二)立志与“天下为公”的奋斗精神
孙中山认为每个人做事都应该立志,学生读书首先也要立志,立志是读书人最紧要的一件事。但是只笼统地讲立志还不行,因为人类社会常存两种思想,“一种就是利己,一种就是利人。重于利己者,每每出于害人亦有所不惜”[60]。怀有这种思想的人,他的聪明才力专门用来夺取别人的利益,而“重于利人者,每每到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61]。这种人的聪明才力专门用来“谋他人的幸福”。前者形成“专制阶级”,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大家都应该去利己之心,树立以服务于人类的“天下为公”的思想。立志就是要立这种大志。如果所立之志仅是个人私利,由于这种私利会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最终大多数人是不可能都“得志”的,譬如发财、做官等都属于此类情况。只有那些立“大家公共的志”的人,因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大家没有利益冲突,“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62]。
孙中山非常反对学生读书只为个人谋幸福,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与封建社会那些读书人一心只求“入学、中举、点翰林、做大官”的思想一样,是不对的。而那些在当时受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毒害而丧失了国家观念的留学生,孙中山对他们也同样反感,认为他们“不讲中国话,不用中国名,厌弃中国的一切,简直不能说是中国人”。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所以青年学生“应该立定一绝大志愿,研究学问”[63]。“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64]。“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65]。他认为这才是青年人应该有的志向。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家庭之中,而各个不同的家庭,又构成了一个国家,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对家庭、社会和国家负一定的责任。孙中山认为“学生受先生的教育,知道对于学校,有尊敬师长、爱护学校的责任;对于家庭,有孝敬父母、亲爱家庭的责任。对于国家也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更重大的,是四万万人应该有的责任”[66]。四万万人都应该对国家负责,而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更有其特殊的责任。如军校的学生,师范的学生,他们从学校毕业后将成为军人和教师,他们将各以对自己职业的负责态度体现对国家的负责。比如,作为军人,看到中国“是一个民穷财尽的世界,是一个很痛苦的世界”[67],“应该有悲天悯人之心,发生大慈大悲,去超度这种世界。把不好的地方,改变到好的地方;把这种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68]。这就是革命军人的责任。“要担负这种大责任,便先要有奋斗精神,明白了三民主义,便能为主义去牺牲。我们要担负这样的大责任,做成这样的大事业,非有大志愿、大胆量和大决心不可。”[69]
有了大志,有了责任心,还必须有奋斗精神,孙中山把前者称作革命的第一层门径,把后者称为革命的第二层门径。他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说:“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什么是革命的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70]“我们革命党还要学从前革命先烈这个样,要牺牲性命,要舍身来救国,要为中国前途来奋斗,要把自己的力量,要来努力进行,学从前先烈这个样”[71]。
立大志,去私心,为革命为主义而奋斗,对国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是孙中山对青年学生、青年军人殷切的期望,也是他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思想政治工作当然服务于他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但这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这些政治思想工作的精神和原则却又是可以超越它所处的时代永远给人以启发,激励人奋发向上,带着普遍的历史意义。
(三)恢复与改造传统道德
道德教育是德育思想中重要的内容,孙中山虽然不是一个从事具体教育工作的教育家,但他关于中华民族应该有怎样的道德的论述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安定,民族的生死存亡。他说:“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72]一个民族所共同具有的高尚道德是这个民族得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的内聚力,甚至还有同化异族文化的强大威力。孙中山认为中国旧有的道德就是比较好的。由于中国传统道德有更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文明的民风习尚,所以在蒙古人灭宋以后,“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73]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道德具有很强的融合力和感染力。因此孙中山认为:只要把中国旧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就可以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
他把中国传统道德归纳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个范畴。在这些旧道德中,只有“忠”需要改造一下,其余的旧有道德均应该恢复并发扬。过去讲的“忠”是“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有人认为不必再讲“忠”,孙中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他认为“忠”是指“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74]因此,我们可以讲“忠于国”“忠于民”“忠于事”。“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75]
对于“孝”,他的观点是:“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76]
至于“仁爱”,他认为“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77],而且自古有之。但中国人在实行“仁爱”时,不如外国人。因此“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78]。
而“信义”,中国人历来比外国人做得好,中国人很讲信义,所以在与外国人做生意时受到一致好评。在他们看来,“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79]。
孙中山认为“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80]。这也是中国人应继续发扬的好道德。
总之,他认为中国旧有的道德大体都是好的,都应该恢复。只是有的需要改造一下,有的需要吸收一些外国的长处,更发扬光大一些。这基本上概括了孙中山道德教育中伦理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封建主义,在道德教育范畴内,本也应向封建主义进行讨伐。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个十分弱小的阶级,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因此孙中山不仅主张恢复旧有的道德,而且对那些醉心于外国文化、不要中国传统道德的思想做了认真的批评。这正表明孙中山关于道德教育的倾向性。他还来不及建立一套完全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伦理思想体系,在这里既看不到西方资产阶级提倡的“天赋人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鼓吹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思想,也看不到从根本上不同于封建道德伦理思想的新概念、新理论、新范畴。从根本上看,他提倡恢复旧有的伦理道德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也必须指出,这其中也必然有许多是不适应以商品市场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的,仅凭信义而无合同等经济手段为保障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是无保障的,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是任何人也无法违背的。
四、论教与学
在学习内容方面,孙中山主张学习祖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的知识,他把这种学习看得非常重要,他认为在清朝政府统治下,不仅传统的道德被破坏,“连知识也睡了觉”[81]。“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82]。比如,中国的政治哲学中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方面,中国比欧美国家的政治哲学更完全。他说,《大学》中有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十分精彩,虽然它们“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83]。因为中国人近几百年来都做得不好,“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是很难讲的”,“但是说到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84]。“大家对于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大者勿论,即一举一动,极寻常的功夫都不讲究”[85]。“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86]。这里讲的修身功夫,的确是应该算道德教育的内容,所举的一些事例也不外是卫生习惯等小事情,但这也正体现了孙中山思想中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修身养性,而许多大教育家都非常注意对于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讲究坐、立、行、言、笑等均要符合一定的礼仪,他们把这些称之为“践履”的功夫。而孙中山认为当时的许多人,因为丢掉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所以连“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87]。因此我们要学习讲学以致用,“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象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88]。
在学习方面,除了要唤醒沉睡了的古老文化知识以外,还应该学习西洋的自然科学或物质文明。他认为“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我们应当“迎头去学”[89]。他指出,中国过去的文化偏重于精神方面,重视“心性文明”,而中国近代连这种文化也停滞不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物质文明”落后所致。“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90]。在向外国学习自然科学与物质文明的问题上,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应该有信心,因为“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91]。只有把中国的国粹恢复起来并学欧美之长,中国“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92]。
在谈及学习的方法时,孙中山反对学生“死读死记”,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推崇外国的做法,不是专靠读书,“要靠实地去考察”,“他们考察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93]。他认为这种方法很好,“人类进化的道理,都是由此两学得来的”[94]。对于老师课堂上讲的知识,不仅要弄懂,而且“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要做到融会贯通,“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95]。要多看一些有关的杂志报纸。学习一定要刻苦钻研,开动脑筋,认真思考。学习上要有恒心,努力不倦,“爱惜光阴,发奋读书”“中途不要喜新厌旧、见异思迁”[96],要“由浅而深,自简而繁”[97]等。
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时的演讲中,还谈到了光学习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做革命军的学问,不是专从学问中求出来的,是从立志中发扬出来的”[98]。在革命的非常时期,不可能在学校把全部知识学好后再去干革命,只能采取“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的态度,“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学到老,死记得满腹的学问,总是没有用处”[99]。这段讲话,其主要精神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学习的目的应明确,树立学以致用的好学风;二是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干革命往往不能学好了再去干,而是学了就去干,干也是一种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对于如何当好老师,如何教好学生的问题,孙中山也多次谈及。他认为要做老师,首先要提高自己,要学好文化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要了解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要教别人怎么样可以明白这些道理,便要自己先明白这些道理”[100]。“要人心悦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够收效果的”,必须“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101]。
孙中山一生宣传革命思想,并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比如,宣传要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宣传要多用群众欢迎的话去讲,对群众应晓之以理等。这些经验是可以视作一种“教学方法”,因为它的确反映教学活动中的一些客观规律。比如,孙中山反复多次向大家说明他倡导的革命,为什么不用西方的“自由、博爱、平等”号召人民,而用“三民主义”号召人民,概括其主要原因是从群众的接受能力、实际需求等情况考虑的。他说中国的情况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不同,中国人比他们享受更多的自由,因而中国人并不渴求自由,他们渴求的是发财,若号召大家为争自由而战,响应的人远比不上号召人民为发财而战的人多。若真用发财去号召大家又不行,因为发财不可能争到平等自由,“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合”[102]。因此“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中国革命党不主张争平等自由,主张争三民主义”[103]。虽然不提争平等自由,一旦“三民主义能够实行,便有自由平等”[104]。孙中山在这里“施教”的对象是四万万同胞,所“教”的内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理。教学活动是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老师水平再高,理论再好,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教学必定不会成功。对于这样一个道理也并不是大家都了解的。孙中山批评当时有些年轻人的做法就不够妥当,“中国一般的新学者对中国民众提倡自由,就好象和徭人讲发财一样。中国人用不着自由,但是学生还要宣传自由,真可谓不识时务了”。这种提倡从实际出发宣传革命道理的做法很值得大家借鉴。青年学生宣传自由,目的是让人民得到自由,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目的也是让人民得到自由,目的虽同,方法不同,效果也不同。所以作为传授者,传授一种知识或一个道理,为了要达到预期的目的,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得不慎重考虑。每一位以“传道授业”为职的教师或政治思想工作者均可从中受到启发。
总之,孙中山的教学思想是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他作为革命先驱者身份为特点的,但所论述的学习方法和传授知识道理的方法却带有普遍意义,尤其是对一个文化尚不发达,教育也比较落后的民族与国家更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继承发扬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吸收外来文明,建立民族自强的自信心,以哲学思想为指导,重视科学,强调边学边实践,强调要从施教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等,这都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非常正确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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