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陈天华同是生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席卷神州大地的时代,早年接受维新变法及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积极投身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热情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被誉为优秀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们所写的《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他们提出“革命教育”与“警世”教育思想,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教育思想最重要的特色。他们虽英年早逝,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耀眼的思想光芒,吸引并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一、邹容的“革命教育”思想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字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一个颇为富裕的大行商家庭,幼年聪颖,六岁上私塾。少年时期目睹科举制度的腐败,开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与反抗思想,维新变法时期接触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希望中国走明治维新道路,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为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广泛地接触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进一步坚定了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意志,把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成为投奔到民主革命旗帜下的一位勇猛战士。为唤起民众,写下了慷慨激昂、充满革命热情的《革命军》一文,这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名著公开问世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1905年4月3日因“苏报案”,死于反动政府的监狱之中,年仅21岁。由于邹容英年早逝,这光辉的文献也成为他留给后人的唯一的精神宝藏。而他的教育思想也主要体现在这一著作中,除此之外,他感人的一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教育思想。下边所谈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依据以上两方面的材料与事实。
(一)“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
邹容非常重视教育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与发达,主要是看它是否发展教育。他在《革命军》一文中写道:
吾闻法国未革命以前,其教育与邻邦等。美国未革命以前,其教育与英人等。此兴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惟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遵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上自议院宪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于兵连祸结之时,举国靡烂之日,建立宏猷,体国经野,以为人极。一时所谓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其道德,其知识,其学术,均有振衣昆仑顶,濯足太平洋之概焉。吾崇拜之,吾倾慕之,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105]
由于他清醒地认识教育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非常欣赏意大利建国豪杰玛志尼的“革命与教育并行”的口号,进而更提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的口号。
邹容认为,革命是国民之天职,它根源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既然这革命与国民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革命之前,须有教育”主要是通过教育,使人民大众认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不自由的原因,认识到争取天赋人权的斗争,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的合理性、必要性,从而提高参加革命的自觉性和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另外,通过教育,使人民树立民族主义思想,树立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不受外族侵略的决心和精神。这两方面的教育是革命能否开展,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革命之前,须有教育”还在于培养无数个像华盛顿、拿破仑那样的革命英雄。他认为,虽然华盛顿、拿破仑是人们崇拜的大豪杰,“然一华盛顿、一拿破仑倡之,而无百千亿兆华盛顿、拿破仑和之,一华盛顿何如?一拿破仑何如”?他说:“今日之中国,固非一华盛顿、一拿破仑所克有事也,然必预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其庶乎有济。”因此,革命之前的教育,除动员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外,还在于培养成千上万个有才华、有学识的像华盛顿、拿破仑那样的英雄豪杰。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觉悟的群众,更需要有才华有学识的有名的或无名的千千万万英雄的成长与参与。
邹容认为“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这是千古不变之真理。现在的革命,就是为了建设而破坏之革命,而破坏必先有建设,这破坏之先的建设即是指教育。他把教育与革命看成是同等重要的。
“革命之后,须有教育”,是指在革命成功之后,教育在建国立国的过程中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通过政治、法律等手段治理国家,以保证人人享受充分的自由平等。但在这其中必须借助于教育,通过教育,使人们放弃野蛮和无知,树立法律与政治观念,否则“我能杀人,人亦能杀我,是两不自由耳”。如果不对人民进行教育,人民无政治观念,即使革命成功以后,也仍然存在着亡国的危险。他说:“人民无政治上之观念,则灭亡随之。”他认为印度、波兰这些国家亡国的教训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他深情地提醒同胞们,不要再犯同样的过失。
(二)“三义”“四种”的教育内容
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革命者,不仅对于革命与教育的关系格外重视,而且在其所主张的教育内容之中也充满了革命的思想。概括起来,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是革命的教育与道德的教育两个方面,革命的教育可以概括为“三义”,道德的教育可以概括为“四种”。
“三义”:(一)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
(二)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
(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
“四种”:(一)曰养成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独立不羁之精神;
(二)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
(三)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
(四)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
革命教育之一义,即为民族主义革命的教育。邹容在《革命军》的第二章中,用了近全书一半的篇幅论述了在清政府统治下,广大汉族人民的痛苦,特别指出清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将祖国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外国侵略者,以致使中国人民沦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的事实。为了要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做到人人平等之幸福,中国必须革命,必须使中国人了解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是中华民族得以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保卫自己的祖国不受外族的入侵,这是我们神圣的责任和义务,若有异族入侵,同胞们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共逐之。
革命教育之二义,即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教育。中国长期受封建思想的统治,自由平等意识淡薄。邹容认为首先要使人们认识到自由平等是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权利。他说:“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那时既没有君,也没有臣,而远古时代的首领,如尧、舜、禹、稷等,他们都是人民之公仆,“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人们尊重他们,才称之为“君”。可是后代人,完全歪曲了“君”的原始意义。而那些“举众人之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的民贼独夫、大盗巨寇都自尊为君,自尊为皇帝,从而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所以“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与我同胞“游幸于平等自由城廓之中”。
自由平等思想的教育,还在于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革命的目的是“复我天赋之权利”。为铲除“有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就必须起来革命,扫除这些障碍。只有除掉这些祸害,人民才能得到幸福。他认为这样的革命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这种革命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的表现,所以他称这种革命为“文明之革命”,是与“野蛮革命”有本质区别的。
革命教育之三义,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法律教育。这一教育不仅是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的条件,也是使革命最终成功的保障。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国人民习惯于服从皇帝一人的意旨,然而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政治基础是“一国办事之总机关”。人民若无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观念,“则灭亡随之。鉴于印度,鉴于波兰,鉴于已亡之国,罔不然”。在维持一个新国家的新秩序时,人民无法律观念也是不行的,否则“我能杀人,人亦能杀我”,其结果必然是“两不自由”。
总之,邹容所主张的“革命教育”的三个基本内容,其核心要通过教育达到推翻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虽然他过分强调了教育对革命的作用,但他所主张的革命教育的内容,在启发人民自由平等意识,批判封建意识方面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和影响,这也是他“革命教育”内容的意义之所在。
道德教育的内容之一则侧重在培养个人的精神、品德和修养等方面。我国历来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以前的道德修养一般多脱离社会,尤其是脱离社会的变革与斗争。而邹容所强调的道德修养之中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内容。他强调自我意识,肯定自我、注重自我。认为“上天下地,惟我独尊”。认为虽然应该“爱群”,但更强调“敬己”。这与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尊重个人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与封建时代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等淡化自我、片面强调忠君孝父截然不同。
道德教育内容特点之二是强调献身精神、冒险精神。献身革命,献身于公务,提倡的是一种“社会公德”。献身与冒险精神是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主要精神风貌,靠这种精神,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与建设中的巨大成就。邹容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与资产阶级国家同样发达强盛的国家,崇拜那些成功的资产阶级。希望中国人也有这种精神与素质,“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
道德教育内容特点之三是强调独立不羁的自治精神。要培养这种精神首先要去掉奴性。邹容在《革命军》的第五章中强调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中国人民要起来革命,除了要有民族觉悟之外,还须去掉奴隶之根性。他认为应做“国民”,而不能做“奴隶”。他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耻于人类的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由此可见,这里讲的“国民”是与奴隶相对的、一种具有自治能力的健全的人格的人。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独立的意志,都应注意培养个人自治的习惯与能力。对于一个团体来说,则强调团体的自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健全人格,而由这些人组成的群体才是最有战斗力的群体。在这个团体中,大家虽然相亲相爱,各尽义务,但每个人仍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保持着“独立不羁”的自治精神。这种精神是与中国传统教育所提倡的精神完全不同的。中国历来强调不要个性,泯灭人的个性,个人必须服从家族与皇权。在家服从一家之长,在国服从一国之君,不允许有“独立不羁”的精神。培养出来的,都是些没有独立意志与见解的“人格不完”之人。由此可见,邹容提倡的道德教育思想的内容从根本上否定了几千年来封建的道德教育的核心部分,展现的是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这对于改造中国国民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三)批判封建教育,崇尚致用之学以培养革命之健儿、革命之豪杰
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邹容有切肤之痛。他说:“今日之中国实无教育之中国也。吾不忍执社会上种种可丑、可贱、可厌、可嫌之状态以出于笔下。”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落后,就是因为教育不得力,人民的愚钝是因为不能学习,士人的无生气是因为学了些不该学习的学问。对封建的科举制度,他更是恨之入骨。他12岁第一次参加县童子试时,因对八股试题不满,当场与主考官顶撞,愤而退出考场。当他父亲一再以科举功名劝勉时,他明确表示:“臭八股儿不愿读,满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106]认为八股、科举均为统治者束缚、愚弄人民的工具。他在《革命军》中写道:“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试帖、楷折,俾之穷年矻矻,不暇为经世之学。”他觉得用科举困住人们的思想简直就是对人的一种侮辱,“辱之以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时无座位,待人如牛马),俾之行同乞丐,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把学子们都引入科举之路,学些无用之学,使得他们脱离社会,更加愚钝,无暇学习致用之学,成为一种没有全人格的毫无生气的“死人”。他在重庆学习期间,就学于吕翼文为山长的经学书院。在书院里,他思想活跃,不为训诂词章所束缚,放言无羁,“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礼,无所避”[107],对封建统治思想大胆进行攻击,结果被书院开除。
他不仅批判科举制度,而且认为过去的封建教育完全是一种奴化教育。他说“中国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历代统治者教育人民“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都是“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封建统治者认为的人才,他则把他们看成是奴隶的代表。他认为被清政府誉为“中兴三杰”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就是中国人为奴隶的总代表。他告诫人们,这种奴化教育再不改变的话,“我同胞将由今日之奴隶,以进为数重之奴隶,由数重奴隶,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进而从地球上消灭。在这样的教育熏陶下,中国一些人士就成为一伙道貌岸然、不学无术的寄生虫。他说:“汉学者流,寻章摘句,笺注训诂,为六经之奴婢”;“宋学者流,……高谈其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词章者流,立其桐城、阳湖之门户流派,大唱其姹紫嫣红之滥调排腔”;“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裳,五声五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兢,无所不至”。他认为这些士人“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都是些“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之人,“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才若”。他认为这种奴化教育,这种“死人”教育根本不能算真正的教育,“今日之中国,实无教育之中国也”。他希望中国能实行全新的教育,以培养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懂人权、有道德、有知识的“革命之健儿,建设之豪杰,流血之钜子”,“其道德,其智识,其学术,均有振衣昆仑顶,濯足太平洋之概”的资产阶级革命急需人才。
正因为对于中国教育之现状有如此深刻认识与批判,他毅然东渡日本留学,追求“崇实致用”之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日本期间,他废寝忘食,精读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还钻研有关美国、法国等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书籍。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迪下,他更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意志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他在《革命军》第六章,模拟美国独立主义,将革命独立的大义概括为二十五条纲领,其主要内容如下:
(1)伸张资产阶级革命的正义与权利;
(2)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3)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各人有言论、思想、出版自由;
(4)悉照美国宪法定中国宪法,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定中国法律;
(5)建立议会制,公举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
……
这二十五条纲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也正因为这一点,《革命军》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这不仅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也写下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而这一成果的取得,正是他批判封建教育的结果,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追求致用之学的结果。
总之,邹容对封建教育的批判,虽然言词过于激烈,有些也失之于片面,但他的矛头所向是几千年的封建教育。抓住了封建教育的反动实质与核心,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所举事实亦非常有说服力。这对于冲击中国传统意识积淀如此沉重的古老大地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非此也难以造成一种震撼。这也正是《革命军》在全国影响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
二、陈天华的“警世”教育思想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儒,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父亲是个落第秀才,母亲早年去世,家境一直比较贫寒,15岁才开始进私塾读书。后随父亲到新化县城,入资江书院就读。戊戌变法期间,考入新的新化求实学堂。1903年年初,由求实学堂出资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习师范。是年秋,回湖南长沙参与黄兴等人组织的华兴会。由于华兴会的宣传活动和陈天华影响的扩大,反动政府查封他们办的报纸并准备迫害陈天华。1904年春,陈天华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1905年12月,为了“警动”中国人民及全体留日中国学生,毅然投海殉国,以他30岁的青春年华表达了高度的爱国热情。
陈天华短暂的一生中,以全部精力投身于唤起民众的革命活动与宣传,他写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誉为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的教育思想也主要体现在这种革命的宣传之中,“警世”的教育思想是其最主要的特色。
(一)“警世”的教育思想
“警世”的教育思想产生于大革命的酝酿准备阶段。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使许多投身革命的志士认识到,当时的教育与革命无法相离,革命的宣传即是最重要的教育活动,而革命也需要这种唤起民众、启发民众觉悟的教育。这是这个时期教育的最重要特色。
利用报纸杂志写文章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这是革命者们的共识。陈天华在留日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活动。他见到当时沙皇俄国大举侵略我东北三省,其他帝国主义也蠢蠢欲动,而清政府依然腐败如故,拱手投降,他还愤然咬指写血书数十封,“备陈灭亡之惨”,邮寄国内各学堂,以唤起国人觉醒。又与杨守仁等编辑《游学译编》《新湖南》等书刊,积极鼓吹民族革命。在回湘组织华兴会阶段,为《俚语报》撰稿,宣传革命道理,大量印刷《猛回头》《警世钟》及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再渡日本后,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陈天华和黄兴、宋教仁等负责起草会章及文告,著名的《革命方略》即由陈天华执笔。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后,他又参与编辑和撰稿,直到1905年12月愤世投海为止。
陈天华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了不少“警世”的文章与小册子,如《猛回头》《警世钟》《中国革命史论》《最近政见之详决》《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狮子吼》《国民必读》《最近之方针》等,其中尤以《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影响最大。这些文章与小册子所宣传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文中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列举沙俄在东三省的暴行,痛陈中国面临的奇祸,又以印度、波兰、犹太等国被灭的实例,讲述灭国的惨痛,告诫人民,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批驳了那种以为中国很大,帝国主义不能瓜分中国的盲目乐观论调,为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
陈天华还在文中告诫大家,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称他们是“洋人朝廷”。他写道:
列位,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108]
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用“忠君”的思想毒害人民,尤其是那些文化人,他们不愿意做亡国奴,可以接受反帝的思想,却不能接受反朝廷的思想。当时“那些迂腐小儒”还在说“忠君,忠君,遵旨,遵旨”[109]。针对读书人的这种迂腐,陈天华引用孟子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明“君若是不好,百姓尽可另立一个”[110]。他认为当时的清政府“把四万万个人,做四万万只羊,每月送几千”给帝国主义宰杀做人情,人们若反抗,便以抗拒朝廷论处。
我们分明是抗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作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作对,要把我们当作谋反叛逆的杀了。列位,我们尚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这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111]
要不甘心做洋人的奴隶,就要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与帝国主义的奴才清政府斗争,这个为近代无数先进的中国人探索的道理,陈天华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这与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倡“欲御外侮,先清内患”一样,都达到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最高的认识水平。这是邹容、陈天华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大贡献,同时也是对几千年封建主义教育鼓吹的“忠君”教育思想的彻底否定,使当时不少文人学者心头的疑团豁然冰释,卸掉了“忠君”的精神枷锁,投身到反帝反清的革命斗争中去。
“警世”教育思想内容的第二个方面便是使人民树立一种民族自信心,教育人民要敢于藐视帝国主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猛回头》一文开头为人民描述了中国辽阔的领土,众多聪慧的人民,丰饶的物产及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回顾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光辉形象与业绩。这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其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唤起民族的觉醒,使人民产生民族自豪感,激发人民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由于近代以来,清政府腐败无能在侵略者面前老打败仗,在许多人心中便产生了把洋人看得极重的倾向,陈天华说:“其实洋人也不过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我是主,他是客,他虽然来的多,总难得及我”。“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112]。中国人民“一十八省四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113]。他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114]。陈天华是用他自己爱国主义情操和革命自信心唤醒人民的爱国热情与自信,这种自信是战胜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统治,实现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基础。
“警世”的教育思想内容还体现在他为人民指出了一系列如何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法与途径。他认为若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学习敌人的长处,学习他们富国强兵的做法,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认为不学敌人的长处,亡国灭种的仇是无法报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批判了三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先说“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富强的”[115];一种是因为恨洋人,明知洋人有长处也不学;一种则是洋人的长处一点不肯学,洋人的洋烟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倒是没有不喜欢的。这三种人的情况基本上概括了当时学习西方的三种错误态度,陈天华对这三种人的概括,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围绕向西方学习这一问题产生出来的几种典型错误观点与做法,带有历史的普遍意义。
在如何向洋人学习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十要”,涉及党、政、军、实业、教育、思想、妇女、社会风俗等各个领域。除了“十要”的具体做法以外,在《猛回头》一文中还提出了“十条奉劝”,他认为爱国救亡是每个公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各个阶层,无论是当官的当兵的,穷的富的江湖朋友,教民,乃至妇女等,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我们四万万人,就合作一个”“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
陈天华这种“警世”的教育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的社会教育思想,它的形式是利用报纸杂志向全体人民宣传革命的道理,解决人们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认识,批判传统的或现实的错误思想,以达到提高人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它的目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目标。由于陈天华的努力,他的“警世”教育的确达到了“警世”的效果。据杨源濬《陈天华行状》一文载:“日与下等社会谈论中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所著《猛回头》及《现世政见之评决》风行于世,湘赣间尤甚,三户之市,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至有小学校之草角少年,募资印刷,其感化力之深类是。”[116]华兴会则以邹容、陈天华等人的著述作为动员群众,宣传革命的武器。据当时清政府一个官员报告,长沙一带“市厘之地,道路之中,交头手指,争相阅送”[117]。陈天华投海殉国后,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爱国学生不顾地方官绅的阻挠,由教职员工率领,抬着陈天华的灵柩,分两路护送过江,奔向岳麓山。学生们手执白旗,身穿白色制服,高唱哀歌队伍绵延十余里。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军警亦为之惊呆,不敢再行干涉。后来毛泽东同志称此举为“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118]。
(二)学习“外人的长处”的教育主张
陈天华认为,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势力,“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他以日本国为例说:“日本国从前很恨西洋人,见了西洋人就要杀他,有藏一部洋书的,就把他全家杀尽。到明治初年晓得空恨洋人不行,就变了从前的主意,一切都学西洋”[119],结果“洋人的长处,日本都学到了手”[120],国家也日益强盛起来,西洋再也不敢欺压日本了。中国也应像日本一样,要想不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就学习它的长处,使国家富强起来。
陈天华提出了向西洋人学习的具体内容。并概括为“十要”,即:
第一要除党见,同心同德,
第二要讲公德,有条有纲,
第三要重武备,能战能守,
第四要务实业,可富可强,
第五要兴学堂,教育普及,
第六要立演说,思想遍扬,
第七要兴女学,培养根本,
第八要禁缠足,敝俗矫匡,
第九要把洋烟,一点不吃,
第十要凡社会,概为改良。[121]
这“十要”涉及了党派、军队、实业、教育、思想、妇女、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陈天华还号召大家学习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意大利等国历史上争取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他认为在学习外国的时候,“形式或者可以慢些,精神一定要学(精神指爱国、有公德、不做外种的奴隶)”[122]。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陈天华主张向外人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他认为我们越恨它们,就越应该学习它的长处,切不可义愤用事,拒绝学习它的长处,他说这“譬如与我有仇的人家,他办的事很好,却因为有仇,不肯学他,这仇怎么能报呢?他若是好,我要比他更好,然后才可以报得仇呢”[123]。“越恨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124]。
陈天华特别崇拜法国的卢梭、美国的华盛顿、意大利的玛志尼与加里波等资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称赞华盛顿“因定了民主制度”“人民好象生活在天堂一般”。对于卢梭《民约论》在法国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中所起的作用倍加赞许。受此文影响,他极力鼓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在《国民必读》一文中,围绕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展开讨论,他说:“国以民为重,故称国民,国民的讲法,是言民为国的主人,非是言民为国的奴隶。”他说皇帝、长官也不过是国民中的一个人,皇帝、官吏应该是社会的公奴仆,“要尽力监察他,惩创他,命令他,禁止他,软弱一点不得,退让一点不得,畏惧一点不得”。他提出国民应有的八项权利,几乎包括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外交、个人生命财产、言论、结社等各个方面,并将“政治参与权”当作“争权利的第一项”。由此可见,陈天华提出的向外人学习的内容里比较全面的,目的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建立一个像法国、美国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历来是个闭关自守、天下唯我独尊的国家,可是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渐渐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随着帝国主义用枪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以后,许多爱国志士多次提出向外国学习的主张。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企图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的“长技”,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道路;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等人虽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文化技术等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变法纲领,但他们不得不披上一件儒家“托古改制”的外衣,因为他们怕从根本上触动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尚存许多幻想,因而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陈天华的“向外人学习”的口号却是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坚决反对清朝政府的前提下提出的,向西方学习再不是对旧中国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工作,向西方学习也再不是仅学一些皮毛,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标志着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步入了一个新时期,同时也宣告改良主义历史时期的结束。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及教育思想史上都有重大意义,是近代中国人民认识史上一个重要发展。
(三)兴学堂、普及教育的思想
陈天华普及教育的思想是他主张向外人学习的一个内容,重视教育的作用及“国家是人人有份”的认识是这一思想的基础。他认为国家的兴亡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他批评有些中国人,全然不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是“最可耻的”。他认为他们“是不晓得国家与身家有密接的关系,以为国是国,我是我”[125],国家有难,与自己不相干。他说:其实“国家不保,身家怎么能保呢?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工和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126]。所以“船”的好坏,是与皇帝、官府以及每个百姓都有关的。国家要富强,就必须办学堂普及教育,提高每个国民的文化素质,使每个人都对国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义务感,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中国才有希望。
在《猛回头》一文中,陈天华以亚洲、非洲为例,从反面说明不普及教育的危害。他说:“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洲最大,第二就是非洲,人口也有二万万,只蠢如鹿豕,全不讲求学问。欧洲各国逐渐把他们的地方瓜分了。又将人口掳回,叫他们做最粗的工,好比牛马一样。西洋人看待此处的人,如草芥一般,享福的是西洋人,受苦的是此处人。这是何故?都缘其人概不读书,愚蠢极了,所以受制于人。”[127]他认为欧美各国以及日本,由于他们普及了教育,儿童6岁进学堂,一学就是十余年,进学堂学的知识又都是实用的天文、舆地、伦理、化学、物理、算学、图画、音乐等,所以他们的国家才如此强大。陈天华在这里把不读书受教育与做亡国奴“受制于人”相联系,强调“无学问,无教育,则无民智,无民气;无民智,无民气则无政治,无法律;无政治,无法律,则无战备,无实业。学问,教育者,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他大声疾呼:“此时尚不广修学堂,真是无从救了。”[128]
当然,陈天华要兴的学堂,绝非清政府政权下的旧式学堂,而是一种传播新思想,培养革命人才的新学校。在他看来,旧学校只能培养一些愚忠的“陋儒”,“除了且夫若曰几个字外”什么也不会。他把中国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与资产阶级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相比较,认为西方“极下等人,其学问胜过我国的翰林、进士,所以他造出一个轮船,我只能当他的水手;他立一个机器厂,我只能当他的粗工;他们安坐而得大利,我们劳动而难糊口”[129]。而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八股以外没有事业,五经以外没有文章”[130]。他的这些描述的确击中了封建教育脱离实际、空疏无用的要害。他所兴的学堂,是像欧美和日本那样的,学习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新式学堂。不仅有普通学堂,而且还要兴办“陆军、海军、文科、农科、医科、师范”等专门学校,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在陈天华看来,要使国家独立,必须改变陈腐的旧教育制度,使教育面向实际,讲求实学,培养能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人才。
陈天华认为要改变中国教育落后的状况,除了在国内兴学堂以外,还要派留学生出国,希望他们把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立国富国的本领带回国内,而不要像有些出国者那样,回国以后,只字不提“那外国立国的根本,富强的原因”[131]。他赞赏日本的做法,说道:这些观点很明显地表现了陈天华主张派留学生的目的,希望通过他们引进外国的革命学说,并由他们促进国内的革命,由此可以看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要使中国富强起来。
日本国的出洋人员回了国后,就把国政大变的变起来,西洋大儒的学说大倡的倡起来。朝廷若不依他们,他们就倡起革命来,所以能把日本国弄到这个地步。若是中国出洋的人,回国也和日本一样,逼朝廷变法,不变法就大家革起命来,中国早已组织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政府了。[132]
在妇女受教育的问题上,陈天华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首先他特别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认为这是普及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培养根本”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四万万,妇女占了一半”,他要“兴女学”,要妇女们“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133]。他批判封建社会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是谬论,是“真正害人得很”。虽然封建社会要求女子“相夫教子”,可是陈天华认为:“中国的女子一点知识没有,丈夫儿子不但不能得她的益,且被她阻挠不少,往往有大志的人,竟消磨于爱妻慈母。男子半生都在女子手里,女子无学,根本坏了,那里有好枝叶呢!”[134]在妇女受教育问题上,他认为中国也应向西洋人学习,女孩到了6岁也应该和男孩一样入学受教育,中国女子也只有像西洋女子那样有学问,才能更好地相夫教子。女子受教育问题还与救国的大任相联系,“亡国的惨祸,女子和男子一样,一齐都要受的,那救国的责任,也应和男子一样,一定要担任的”[135]。他认为妇女在救国运动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女子若是想救国,只要日夜怂动男子去做,男子没有不从命的”,从这一点讲,他认为“妇女们的势力,比男子还要大些”[136]。
妇女在一个社会中解放的程度、受教育的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志,而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就是要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歧视妇女,剥夺广大女子受教育的权利。陈天华对此不仅能彻底地进行批判,而且还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与整个革命相联系的重要问题,这足以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与重视。
发展教育、普及教育、办学堂、兴女学、派留学生等是清末以来就被许多先进分子所认识的问题,所以维新派、立宪派、改良主义者们也都主张办学堂,普及教育。但以陈天华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却表现得最彻底、最革命。在对待旧的教育体制、旧的教育内容上他们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一个主张在旧的体制不动的情况下做一些补补修修,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却要砸烂旧的体制,建立与旧体制完全不同的新的教育体制。前者以封建主义思想为基础,后者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基础。这就是陈天华等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普及教育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注释】
[1]孙中山:《上李鸿章》,见《孙中山选集》,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第131页,上海,中原书局,1928。
[3]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7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同上书,第767页。
[5]同上。
[6]同上。
[7]孙中山:《上李鸿章》,见《孙中山选集》,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孙中山:《上李鸿章》,见《孙中山选集》,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同上书,第1～2页。
[10]同上书,第2页。
[11]同上书,第3页。
[12]孙中山:《上李鸿章》,见《孙中山选集》,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同上。
[14]舒新城:《国民教育家之任务》,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0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5]胡汉民:《总理全集》第2集,第226、227页,上海,山海民智书局,1918。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4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孙中山:《宣传造成群力》,见《孙中山选集》,第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8]孙中山:《宣传造成群力》,见《孙中山选集》,第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9]同上。
[20]同上书,第557页。
[21]同上书,第563页。
[22]同上。
[23]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9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二),第5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25]同上书,第360页。
[26]毛泽东:《纪念孙中山》,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27]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5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8]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见《孙中山选集》,第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9]同上书,第474页。
[30]舒新城:《心理建设》,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1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1]孙中山:《上李鸿章》,见《孙中山选集》,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2]孙中山:《不知亦能行》,见《孙中山选集》,第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3]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35]舒新城:《社会主义派别及方法》,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0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6]舒新城:《女子教育之重要》,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0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7]舒新城:《女子教育之重要》,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0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8]同上书,第1006页。
[39]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0]同上书,第890页。
[41]同上。
[42]同上书,第902页。
[43]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上讲话》,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6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4]胡汉民:《总理全集》第1集,第850页,上海,山海民智书局,1918;孙中山:《国民党之政纲》,见《孙中山选集》,第5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5]舒新城:《社会主义派别及方法》,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0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46]舒新城:《女子教育之重要》,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0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47]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9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8]同上。
[49]同上。
[50]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9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1]舒新城:《女子教育之重要》,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0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52]同上。
[53]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第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4]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7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5]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6]同上。
[57]同上。
[58]同上书,第164页。
[59]同上书,第159、160页。
[60]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7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1]同上。
[62]孙中山:《宣传造成群力》,见《孙中山选集》,第5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3]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三),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64]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918～9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5]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八),第5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66]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8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7]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8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8]同上。
[69]同上书,第887～888页。
[70]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9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1]孙中山:《告诫同志》,见《孙中山选集》,第9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2]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3]同上书,第680页。
[74]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5]同上。
[76]同上。
[77]同上书,第682页。
[78]同上。
[79]同上。
[80]同上书,第683页。
[81]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2]同上。
[83]同上书,第684～685页。
[84]同上书,第685页。
[85]同上。
[86]同上书,第686页。
[87]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6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8]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9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9]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6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0]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第139～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1]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6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2]同上书,第688～689页。
[93]同上书,第695页。
[94]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5]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9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6]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八),第5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97]孙中山:《上李鸿章》,见《孙中山选集》,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8]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9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9]同上书,第922页。
[100]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第8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1]孙中山:《宣传造成群力》,见《孙中山选集》,第5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2]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7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3]同上书,第734页。
[104]同上。
[105]邹容:《革命军》,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一),第349～3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下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出自此处,不再注书名。
[106]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邹容略传》,第12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7]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赠大将军邹君墓表》,第12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8]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09]同上书,第126页。
[110]同上。
[111]陈天华:《猛回头》,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51、1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2]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3]同上书,第122页。
[114]同上书,第121页。
[115]同上书,第131页。
[116]冯祖贻:《近代史人物评传·邹容·陈天华评传》,第95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
[117]《沈祖燕、赵尔翼书信中所述清末湘籍留东学生的革命活动》,载《湖南文史资料》,1959(1)。
[118]毛泽东:《本会总记》,载《湘江评论》,1919(4)。刘晴波主编:《陈天华集》,第31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19]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31～1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20]同上书,第132页。
[121]刘晴波编:《陈天华集·猛回头》,第35～4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22]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23]同上书,第131～132页。
[124]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25]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26]同上。
[127]同上书,第155页。
[128]陈天华:《猛回头》,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29]同上书,第155页。
[130]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31]同上书,第114页。
[132]同上。
[133]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34]同上书,第161页。
[135]同上书,第143页。
[13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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