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中,中国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打败了,1895年5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之败,马关之辱,强烈地震撼了中国人的心,使中华民族痛心疾首。甲午战争充分显示了改革后的日本的强盛,也为中国各阶层人士提供了一个来自一衣带水的东方邻国的自我认识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中,中国有识之士清醒地看到了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落后、衰败。鲜明的对比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痛定思痛后,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救亡图存之策。康有为明确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的口号,指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99]把着眼点瞄准了日本教育。于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拉开了留学日本的帷幕。
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遣了首批留学生13名。继而很快掀起一个留日高潮,成百上千的中国年轻学子,浮槎东渡,寻求救国之策。
1897年,梁启超连续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折》,和《与林迪臣太守论浙江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效法日本教育。1898年康有为又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奏《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进一步强调学习日本教育的意义。
1898年6月1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扬深秀向朝廷上奏了由康有为代拟的《请游学日本章程折》。明确指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100]
与此同时,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朝廷重臣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也力陈:“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认为留学日本的益处要多于留学欧美。1899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布了清政府正式派学生赴日留学的第一份文件《遵议邻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制定了章程,确立赴日留学为一项基本国策。于是,在暂短数年间,很快掀起留日高潮,仅官费和自费游学生一项就有:1899年为200人左右,1903年增至1300多人,到1906年鼎盛时,人数在8000名上下。此外,还有大批游历职官,“帆影轮声,往游日众”。这次留日热潮,给中国封建教育以猛烈的冲击,对封建教育的解体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同时,留学生取道日本而接受西方政治学说,以救国为己任,要做“倒旧政府而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者,从事实上改变了清政府的留学目的和方向,加速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
一、留学日本的多元动机论
中国近代将留学的方向由欧美转向日本,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取道日本,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其留学动机是多元的。归纳起来有以下诸方面:
其一,日本“雄视东方”的原因在于西学。留学日本在于师法其拿来主义的价值观。中国各阶层人士在甲午惨败的背后,看出一个“蕞尔小国”打败了泱泱“天朝大国”的玄妙之处,在于日本重视教育,重视向西洋学习。洋务派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就写道: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梗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101]
日本曾同中国一样,在被迫门户开放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但它却通过明治维新,在维护天皇制的前提下,以教育为最有效的途径,派人赴西洋诸国留学,输入西学,培养维新人才,开启民智,终于雄踞东亚,跻身列强,反败为胜。而中国墨守以猎取科举功名为目的、以空疏无用的八股制艺为内容的传统教育,束缚了人才,禁锢了民智,“中国士子者,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学而已,士子愚则学非所学而益愚”[102],使士子“困之以八股试帖楷摺,俾之窮年矻矻,不暇为经世之学”[103]。八股取士鞭士子汩没于科名利禄之中,患得患失,“柔静愚鲁,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104],民智被禁锢,从而导致国运衰微,一蹶不振。相比之下,日本民族对西方文明的尊崇价值观和功利主义的拿来主义价值观,决定了日本民族在近代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过程中,以西方工业、军事、教育文明来哺育和充实自己,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厄运,崛起于东方。这样中国各阶层人士在甲午战争之后,在惨败的教训中,开始重新认识日本,审视日本的教育,并把留学的目标转向日本。
其二,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语言文字相通,易于学习掌握。同时,地理上两国相邻,便于留学考察,也可节省经费。1898年总理衙门秉承光绪帝命议奏并草拟发布上谕:
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
梁启超在《论译书》中也道明学习日文较易的五个理由:①音少。②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③文法疏阔。④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⑤汉文居十六七。[105]
其三,日本教育在经历了西洋化到日本化的历程后,已对西方教育进行了一番去粗取精,去繁取简的选择、吸收、消化、融合的过程,便于学习。因此,中国教育向日本学习,可以减少摸索、尝试的代价,收事半功倍之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得明确:“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106]此外,“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107]中国与日本的国情、民俗、政体相近,易于师法。1901年张之洞进一步强调赴日留学的可行性:
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事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如此药有经验之剂,路有熟游之途径,正可相我病症。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108]
其四,“以学为药”,负笈东渡寻求挽救中国颓运之“秘方”。从广大普通知识分子的角度上看,面对着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政治不修、国势日蹙的局面,试图从国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中寻找挽救生命垂危的中国之路,以求学如觅药方为出发点,而负笈东渡。他们以为:“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之出洋求学者,乃如求药之人。”[109]
游学日本,成为广大热血青年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之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亦曾言及《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甚至当时有的人还认为,游学日本是唯一的救亡图存的方针,“惟游学外国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110]。正是在这种“以学为药”,以救民于水火,救国于累卵为目的的思想指导下,众多有识之青年作为“求药的人”,东向日本游学,以觅求救国救民的药方。鉴湖女侠秋瑾卖掉了首饰作川资,托幼子于邻里,只身赴日。何香凝亦是变卖了结婚时娘家陪嫁的珠玉首饰后,与廖仲恺双双赴日。
在多元留日动机的支配下,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留日高潮。大批热血青年、爱国志士,潮涌般地奔赴日本留学。留学生编辑的《留学生年鉴》是这样述说他们的留学动机:
吾人不远万里,乘长风、破巨浪,离家去国,易苦以甘,津津然来留学于日本者,果何为也哉?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学问之不休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强邻之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暨之幸福,此则吾之所大愿也。[111]
此外,日本方面也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战日本取胜之后,虎视眈眈地想要宰割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业已感到他们的瓜分争夺中,又多了个竞争对手,他们的侵略利益受到近水楼台的日本的威胁。马关条约以后的三国干涉还辽及日在奉天会战胜俄后,法国外交部长窦嘉赛便出面告诉日本驻法公使本野一郎,要日本停止前进,并在不给沙俄提出割地和赔款的原则下与俄国媾和,强迫日本就范。两战之后的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很清楚西方列强企图削弱、限制日本发展的背后的伎俩阴谋,而提出了“清国保全论”[112]的口号,认为“支那(指中国)之兴败与日本之存亡,息息相关”,主张由日本帮助改造、加强清帝国,使中国增强自身的力量,并可将其他侵略势力从中国排斥出去,以便其独吞中国。在“清国保全论”的政策影响下,日本开始大量接收中国留学生和派遣教师、顾问来华。
1898年,日本国内成立了一个半官方的团体东亚同文会,在其成立的宗旨头条内,就明确了“保全清国”的政策。并通过日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向清政府提出多派青年赴日留学。1898年5月14日,日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函件中强调吸引留学生的重要性: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依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西增加20倍,且无可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113]
从此文可以看出当时日本政府吸纳中国留学生的真实目的。
据总理衙门复奏中所引:
查本年闰三月间,准日本使臣矢野文雄函称:“该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又准该使臣来署面称:“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114]
在多元动机的引领下,1906年留日人数达8000名上下,形成留日高潮,留日人数远远超出同一时期派赴各国留学生人员总数。此外,作为近代留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还有大批游历职官、从宗室亲王贝子、朝廷近臣,到知府、知州、县令、幕僚等,也东渡日本考察。
二、来自日本的启示——“善学战者存”的拿来主义价值观与重教思想
中日甲午战争,以《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告终。马关之耻,使中国有识之士从中领悟到,日本的强大在于变法,而变法的根本又在于兴西学、育人才。在世界性的竞争背后,无不暗含着“学战”,只有“善学战者存”。这一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甲午海战之前,驻外使节即已注意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盛,在于其重视教育。1877年派赴日本任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在公务之余,悉心考究日本的国政、民情、风俗,特别是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所引起的深刻变化。1879年,京师同文馆刊刻了他的《日本杂事诗》,他以诗的形式,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日本。书中直接吟诵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状况的约七首诗:分别是《西学》《留学生》《学校课目》《士官学校》《女子师范》《女学生》《幼稚园》诸篇。其中《学校课目》一首中道:“‘五经’高阁竟如删,太学诸生守兔园;犹有穷儒衣逢掖,著书扫叶老名山。”小注云:“学校诸书,自西学外,日本书有舆地学,有史学;……而五经、四书,皆束之高阁矣。”[115]已展现出日本举国上下重视教育,大兴西学、普设学校的画卷。而一向受到推崇的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被置之高阁,无人问津,取而代之的是“补天缩地皆有术”的西学。
继而,19世纪90年代,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问世。在《日本国志》凡例中言: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斯适用也。”[116]他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在于卓有成效地向西方学习。日本民族自隋唐以来长期移植中国文明,形成了对外来文明的尊崇价值观和功利主义的拿来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决定了日本民族在近代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与接触过程中,及时改变了自己崇尚的文明对象,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来哺育和充实自己,迅速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厄运,雄居东方。他尤其强调了日本功利主义的拿来主义价值观,致使其重视留学西方的教育,并造就了明治维新的成功。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详述了日本留学教育成就:
明治元年,海外留学者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人;至五年,大抵千余人。又争延西人为之教师。明治六、七年间,各官省所聘府县所招,统计不下五六百人。……今之当路诸公,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也。[117]
这些“当路诸公”,即为明治维新的领导核心人物,大都是曾赴欧美留学、考察归来的人,如岩苍具视、大久保利通等当时只有40余岁。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则年仅30岁左右。日本自1859年实行开国政策之后,至1872年学制颁布之前,仅赴美国留学者就有500多人。明治维新的元勋伊藤博文、井上謦等都是留学生。黄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不负包袱地向西方学习,而中国却不然,中国则负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持中国与日本较,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118]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成为中国士林阶层了解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维新运动“舶来”的借鉴。
继黄遵宪之后,游历西洋的薛福成认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非西人所得而私也”[119]。而日本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能转贫弱而渐基富强”,即在于其能够“步趋西法”,而不“讳疾忌医”。为此,他的思想逐渐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自我限定的框架中走出来,而投向维新变法。
黄遵宪、薛福成从日本崛起中得到的启示,对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以启迪和促进。从1895年起,黄遵宪积极从事维新变法运动,成为康有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成员,并筹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使之成为维新变法的喉舌。1897年,黄赴湖南任职,与巡抚陈宝箴一同试行新政,以变化开新治为己任,[120]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的“实验省”。黄遵宪将其对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他对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的理解,作为在湖南进行维新实验的理论源泉之一,“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121]。
第二阶段:甲午海战之后,乃至戊戌变法高潮中,开始向日本学习,把兴学育才作为维新变法重要步骤之一,并确立了游学日本的政策。1897年,梁启超指出:“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122]1898年前后,康有为写出大量主张游学日本的奏章,呼吁“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在维新派看来,中国之所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根源在于缺乏人才,而“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123]。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指出:
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日本小国,更新变用之则骤强。[124]
他主张以日本为媒介,向西方学习:
今我有日本为乡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125]
维新派把师法日本进行变法的根本又放在兴学校、育人才、变科举上,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论: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子教……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总结道:他指出要“变官制”,实现君主立宪政体,首先要从变科举、兴学校入手。而国家只有变法方能由亡而存,由弱而强,“皆归本于学校”。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提出学习日本全面变法的六项根本措施: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事”;二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三是“超擢草矛以备顾问”;四是“纡尊降贵以通下情”;五是“多派游学以通新学”;六是“改朔易服以易人心”。[126]将游学日本与变官制联系起来,并认为日本学习西方实行变法所以成效卓著,是因为一开始便抓住了变官制这一根本问题,而且依势大变,应世常变,他说: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日本变法即大变官制,且日日议变之,务求善美。我今亦日日议变法矣,而官制未变,以旧人任旧官,据旧例而行新法,真所谓方凿而园枘,郤行而求及前也。[127]
维新派人士将所谓“学战”与“变官制”相连,以期通过培养“新学”人才,进而实行君主立宪制。
第三阶段: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对在中国走改良主义道路失望的一批志士仁人,纷然涌入日本,“以学为药”,寻求救民众于水火,救国家于即倒之路,并提出“学战”加革命的思想,即所谓“革命与教育并行”[128]的理论。置身于日本的留学生对中日文化教育所发生的逆转而感叹:
隋唐之际,吾国文物盛兴,日本学生纷纷求学于我。最澄、空海等则学其佛法,吉备、真备、安信仲唐之徒,则学其儒理,归而光大其国,维持其文化,今几何时,昔日之蓝,不如今日之青,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129]
感慨之余“爱国爱人之心亦因而发”。日本教育的近代化程度至深,与晚清陈腐的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留学生及一批志士仁人在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亲眼目睹了一个横向比较的参照系,他们深有所感的是该国的新奇与进步:“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
留日学生借助于进化论的思想,指出在世界性的竞争中,其关键在于学战,《与同志书》一文中说:
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130]
在《江苏》第三期的《教育通议》中也指出:
二十世纪学界之风潮,不得不汲汲于进化。何也?处于竞争之世,利害之烈甚于学战,胜则为全球主人翁,败者入自然淘汰之漩涡,而种族归澌灭。
指明在存优汰劣的世界竞争中,要想保国保种,求得生存,就必须勇于加入世界性“学战”的行列。1903年《游学译编》第六期发表的《劝同乡父老遣弟子航洋游学书》中指出:
日本与中国同逼于泰西,中国狃于自是,不肯师人。以购置器械为无上之政策。而日本游学者,皆汲汲于研究其政法与其科学。今日本已列于强国,而老大帝国者,竟不能一洗甲午、庚子诸纪念之辱,而逗留于过渡时代之中者,则前鉴不远也。
这个时期倡导的“学战”理论,仍带有教育救国论的思想,但已超越了康有为、梁启超时代的“学战”。其表现特点有以下两方面:
其一,重视师范学习及致力于教育理论的探讨。在1905年至1906年留日高峰时期内,以学习普通教育、速成教育为两大主流,其中又以学习师范(尤其是习速成师范)为清末留日学生的一大主流,从清政府方面看,20世纪初,为了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清政府实行所谓“新政”,“兴学育才”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较短的时间内,全国掀起了创办大、中、小学堂及蒙养学堂的热潮。大批学堂的出现,使得师资匮乏的问题日益严重。为解决师资来源,清王朝除从国外聘请洋教师,举办各级师范学堂以培养教师外,便是注重选派大量的学生到日本学习师范。1902年春,张之洞致函张百熙,讨论学务政策,专列留日学习师范一项:
师范生宜赴东学习。师范生者,不惟能晓普通学,必能晓为师范之法,训课方有进益。非派人赴日本考究观看学习不可。现兴日本文部商酌办法,若派人往学速成者,八个月可毕;回华后令其教师范生,四个月可毕,……学浅者赴东学寻常师范,以充小学教习;学深者学高等师范,以充中学教习。[131]
1904年,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所拟定的《学务纲要》中强调:
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132]
《学务纲要》公布以后,赴日学习师范者与日俱增。此外,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腐败、改造中国教育落后局面的青年学子们,怀着满腔热情,浮槎东渡,将留日的目标放在师范教育上。如一浙江游日学生在给家乡父老的公开信中呼吁:
中国而不欲开学堂也则已,开学堂而任其腐败也则已,否则,宜速派人来日本学习师范。[133]
把学习日本教育,兴学育才作为救国之路。留日学生最多、最集中的学校为日本宏文学院(亦作弘文学院),该校是1896年由东京高师校长嘉纳治五郎所设立,专为中国培养师范生的,据统计,1903年4月到10月,游日学生毕业者共175人,其中习师范者71人,占总数40.6%,全部为宏文速成师范毕业生。1903年10月至1904年4月,游日学生中的毕业生共124人,读师范者86人,占69.4%,其中宏文学院速成师范毕业者41人。甚至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中肯定地说:“黄兴、鲁迅来日本也进过此校(弘文学院),陈独秀也从该校进入高等师范。”日后,留日师范生中产生了一批活跃在清末民初教育界的优秀人物,如长期主持浙江省教育会的经亨颐,中国公学的倡办者姚宏业、江苏省教育会的骨干人物杨月如、侯鸿鉴、贾丰臻,著名教育家胡元倓、陈宝泉等都对近代教育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留日学生还致力于教育与教育理论的研究。辛亥革命前,随着国内学堂章程的颁布和科举的废除。清末中等以上各级各类学堂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科书大都是译自日文或由日文重译,归国留日学生中许多人致力于新式教科书的编辑。在这方面,留日学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留日学生一面抨击封建教育的腐败,一面积极向国内译介新的教育理论、学说、思潮、教授方法、管理方法等,其大致情况如下:一是全文翻译当时东、西方教育名著,如:译书汇编社翻译英国的斯宾塞的《教育论》、法国卢梭的《教育论》、美国如安诺的《教育论》、上海作新社出版的《女子教育论》、湖南编译社发行的嘉纳治五郎著单行本《支那教育问题》、上海明权社出版的张竞良译辑的《万国教育通考》等。杨寿椿根据《译书经眼录》所载书目做过统计,1902年至1904年间译成中文有关学校教育的书籍共48册,其中,从日文本翻译有39册,占80%以上,这些译著大多出自游日学生之手。二是在留学生办的刊物上或国内刊物上发表有关教育的译介文章。如《江苏》《浙江潮》《直说》《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等留日学生刊物上译介教育著作、语录等,译中加评。三是游日学生自己动手编著教育学及有关著作,尽管这些著作中带有明显的编译痕迹,但仍不失为我国近代最早出现的一批教育专著。如《浙江潮》从第二期起,连载署名不戁子的一部分文言文写成的《教育学》,共分十一章,各章标题如下:绪论、教育之定义、教育之界限、教育学之为科学何如、教育者、被教育者、教育之目的、教育之方法、教育之制度、现今教育之研究法,结论。这可谓一部体例相当完备的著作。关于教育之定义,文章说:
教育者何?教育者对被教育者定一贯之目的,立美善之方法,施实行制度,而举被教育者之身体、之心意、之胆力、之智德,发达之,陶冶之,而持之以悠久者也。
这种观点,已对教育领域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讨。《江苏》从第三期起,连载署名云窝的《教育通论》,前三节标题为:教育为进化之的;人人当受教育;改革以教育为唯一方针。仅这几节标题,即已体现了编著者的教育论著的现实性、针对性。此外,当时世界流行的赫尔巴特教育学,尤其是其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被介绍至中国,并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赫尔巴特派以道德为教育之最高的教育目的的教育理论,强调传授系统知识的教学理论,以及可操作性强、具体实用的教学方法被国内广泛地应用。
其二,重视军事学习,倡导军国民教育。为湘鄂地区派遣留日陆军生做准备,1898年出版了姚锡光著《日本学校述略》,为近代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以考察日本学务为内容的专门著述,内里言及“日本之各小学各中学及各师范学校,无不有体操兵操……盖蒙养之初即隐寓尽人为兵之意。”[134]1900年出版的沈翊清的《东游日记》中,孙诒让为此书作序中称:“以兴学与治兵理相通贯,则其义尤闳深,非一曲之士所能识也。……以学校治军本于《周礼》,乃中国二千年前之古法也。”认为日本学校中重视军事教育源发于中国。
近代中国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始于1898年。起初派赴日本军事学校学习的,没有统一的选拔标准和派遣途径,1904年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中提出今后凡志愿赴日学习军事的,必须先由各省督抚报送练兵处,再经练兵处考选及格者,方能正式派出。所选学生,必须身家清白,体质强壮,聪明谨厚,志趣向上,并无暗疾嗜好,在中学方面已有根底,武备各学已得门径,年龄一般在18岁以上,22岁以下。同时,练兵处为防革命党人进入日本军事学校,不允许自费生学习军事,以加强对留日军事学生工作的控制。
清政府重视赴日学习军事,还在于清廷内有识之士痛感“国力忝弱,武风不振”的积弊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寄希望于向日本学习,行尚武之风,以振兴国民精神。20世纪初,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学务的严修在起草《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介绍了日本学校中盛行的“军国民主义”,并预言:
中国如采取此义,极力仿行,日月渐染,习与性成,我三代以前人尽知兵之义,庶几可复乎?[135]
另外,从当朝人士看来,革命排满之声充斥海内,为防范革命党人掌握军事科学的同时,清政府强调,为挽救危局,必须造就大批懂得近代军事的“干员”,以保卫大清社稷。而从民间角度来看,一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以求振兴国家颓运之士,也寄希望通过军事学习,以培养尚武精神,以寻求武装革命的道路。
日本方面建立成城、振武、东斌学校以专门培养中国的军事人才。成城、振武学校为中国军界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人物,如:唐继尧、李烈钧、阎锡山为振武学校毕业生,蔡锷为成城学校学生。据计,1903年学武备的留日生有200余人,占总人数的20%;1904年,仅振武、成城两校,学军事的就有451人,几乎占总人数的1/5。中国近代军界人物十之八九都可从振武学校一览的学生名册中找到。
1902年,在成城学校读书的蔡锷,以奋翮生的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一文;浙江游学生蒋百里作《军国民之教育》,两文大力宣传日本盛行的军国民主义,主张国内教育应以军人精神训练在校学生、组织社会生活,以激发爱国热情,抵御外侮,收复失土。这种主张在国内流行甚广,清末民初教育界风行一时的军国民教育思潮,就是以蔡、蒋的文章为嚆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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