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10年前，他是一个没有教学用房、没有教学设施和没有教学经费的“三无成人学校”的校长；10年后，他让上千名农村妇女掌握了工作技能，实现了就业、创业，开创了农民培训的“力洋模式”，成为中央、省、市各级媒体的聚焦人物，先后被评为浙江省“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先进个人、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中国农函大优秀教师，全国成人教育优秀奖。他被宁海县力洋镇当地农民誉为“农民就业引路人”。
见面后，王校长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会打乒乓么？”我们都摇摇头，他略带遗憾地笑了笑，“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玩这个了。”
我们开门见山地跟王校长说明了采访的目的，王校长给我们泡了杯茶，自己点了支烟，将他的故事娓娓道来。
王老师考上师范学校时正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几年，那时候能够考上师范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不用再做农民，录取通知书下来以后，就是一次鱼跃龙门。
但当时有个老师却不同意他去读师范，认为读师范是不合算的，还不如再读两年高中，然后去考大学。那时老师还打了个造房子的比方，说师范考进去就好像房子里的一根椽，大学读出来之后就不是一根普通的椽了，而是栋梁之材，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是，那时王可红家里条件艰苦，负担不起他再读两年高中，而且就算读了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考进了师范就不一样了，进去就有补贴，毕业后还包分配，说起这个时，王可红笑笑说，“为了生活嘛。”
从1984年开始，王可红就开始了他的教书育人之路。毕业以后的王可红被分到了宁海，刚开始他教的是小学，而不是现在的成人教育。一直到1999年，因为工作需要，才被调到了成人学校。当时每个乡镇都有一个成人学校，但是当时的成人学校除了一个办公室就别无他物了。
“当时的成人学校就两个老师，其中有一个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就被分配到小学管花草去了。”王可红就被分配到了这个空缺里，正式成为成人学校的一分子。刚调过来时他还要在小学兼课，不过当时的成人学校就在小学附近，在一幢叫作乡镇教委的房子里有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就是当时的成人教育学校。
“刚从小学调到成人学校时也算比较忙的，要在小学兼兼课，所以他们每个礼拜只让我上几节课，但两头跑还是要的。”当时的成人教育工作就是扫盲，教成年人识字，而当时的扫盲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留下来的这批人也不愿意来读，就算送教上门也是热脸贴个冷屁股，所以也可以说，当时的成人教育工作其实就是没有工作。
2003年，宁海县教育局启动了“成人教育建设年”。当时的宁海一共有18个乡镇，18个乡镇每一所成人学校都有一个校长，而这些校长因为“成人教育建设年”被换掉了差不多一半左右。原先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工作也不出色的校长全部被换掉了，“然后我就上来了，做了一个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后面是有括号的，试用期一年，然后到了2004年8月份的时候，那个括号就没有了，直接任命为力洋镇成人学校校长。”说到这里，王校长刚好抽完一支烟，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支接上。
王校长告诉我们，成人学校的教学方法和小学是完全不同的，小学是有固定的教育模式，你只要对着教案里的内容做就没问题，而成人教育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更不要说在那个时候了。因为2003年宁海要评比教育强县，所以成人学校的很多标准、资料都必须完善起来。之后的日子，王可红自己一步步摸索着发展道路，他从很多方面进行观察摸索，慢慢总结出了一些门道。直到2005年年初，才开始逐渐从原先的扫盲转到成人培训上去。
“当时的成人学校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什么必要的设施都没有，像我刚开始当校长时用的办公室，原来就只是一个储藏间，后来他们把杂物搬掉了，花了两百块钱叫了个泥匠粉刷了一下，又花了两百块钱添了一张桌子，就跟我说办公室弄好了。”
力洋成人学校的第一个班级是和力洋初中合作的，是一个家政服务培训班，借用了力洋初中的教室，学员也是力洋初中学生的家长，通过老师和学生做工作，让那些没有工作的家长到这里来进行免费培训。
就这样，力洋成校开始慢慢起步了，从乡镇教委里的一个房间开始，一直到如今的办学规模。
当我们问到王可红校长是不是一开始便有教育的梦想时，他摇了摇头，“刚开始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成人教育的任务布置下来也没用的，老师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都是摸着石子过河，你上面布置下来，我们下面校长开会的时候就要问了，比如说，科长，这个任务怎么完成啊，你教教我们方法嘛。那个时候怎么搞，谁都不知道的。”
一直到2005年年底的时候，县劳动局的培训中心买了40台缝纫车，因为当时不管是宁海县还是宁波市，服装产业发展强劲，缝纫工是最紧缺的工种之一。而职业技能培训都是劳动局的事，所以他们买了40台缝纫车，要求宁海18个乡镇，每个乡镇都组织一个40人的班级，将学员组织好后送到局里去培训。
第一个班级是由力洋镇组织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出嫁必备缝纫车的习俗，所以当时力洋镇的妇女基本上都是有缝纫基础的，乡镇一发动，马上就组织起了一个班级。班级组织起来之后，就让当时已经是成人学校校长的王可红带队，他每天都早早地起来等培训的妇女一个个从家中出来汇集，再统一带到劳动局培训中心去。中饭他就和这些妇女一起吃，然后等下午培训完了再把她们安全地带回来，就这样风雨无阻地持续了两个星期。
第一个班级培训得很成功，所以之后来报名的人又有很多。当时力洋镇的乡镇党委书记田书记就向劳动局分管培训的龚副局长反映了这个情况，争取能够再办一个班，龚副局长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于是王可红就又带着一个班级来来去去地接送她们，又一个14天过去了。
在这些日子当中，王可红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的认真负责，这些龚副局长都看在了眼里，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所以培训结束之后也经常找王可红谈培训的事。有一次她说，其他乡镇组织的效果一般，不如你们乡镇组织。你们那边肯定有很多人是需要培训的，所以你就自己去搞好了，不用每次都到县里面来。
当时的王可红听后就一笑了之了，没有去回答她。“因为当时的成人学校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设施，没有场地，想培训也不可能。”王可红说。
之后龚副局长每次遇到王可红都会讲一些关于缝纫培训的事，后来有一次王可红终于开口了，将自己学校里的情况原原本本都告诉了她，跟她说不是自己不想办，而是没法办。“结果龚局长说，钱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听到这个后，我可高兴坏了。”
王可红进缝纫车间指导生产
之后龚副局长去了宁海县农业办公室，通过多次协调，终于给力洋镇成人学校争取到了5万元钱。当时的农办确实是有笔钱用来表彰先进的，原本是打算每个乡镇都给点，想尽量做得公平点。但是龚副局长不同意这种天女散花式的分钱，她说这些钱每个乡镇都分一点是什么事情都干不好的，我们就要集中到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有积极性、哪个地方最好，就集中到那个地方奖励下去，这个地方的工作才会有起色。
最后农办同意给力洋成校5万元。2006年“五一”放假的时候，用拨下来的钱购买的缝纫车到力洋镇，王可红就将它们放在国税大楼下面的大厅中。来报名培训的人很多，但是缝纫车总共就40台，于是就编了好几个班。可当时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教师问题。当时的成校只有两人，一个是上了年纪的老师，还有一个王可红，他们两人谁都不会缝纫，所以老师该从哪儿找呢？
后来王可红联系了当地一个很有名气的裁缝师傅，让他来教服装缝纫，当时承诺了很高的工资给他。后来那个老师自己通过进修提高，由原先的初中文凭，考到了大专文凭，考了职称，考了证书。“那个时候因为老师没有嘛，只要技术好，理论不好也算了，现在是技术理论都有了。”
力洋成校培训的这批人出来后在社会上都很吃香，基本上是一出来就有工作了。2006年，《浙江日报》发表了一篇叫作《企业老总排队要人》的文章，讲的就是力洋成校。
“其实这个排着队来要人也不夸张的，当时就有很多服装企业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其中有一个姓谢的老板，先是打我电话，后来直接跑到学校里来找我，也刚好不凑巧，每次我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开会，来了三趟都没遇到。”但终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两人后来还是碰面了，谈了之后，王可红也看到了他的诚心，就让他在学员培训结束后再过来。
到了培训结束的那一天，谢老板夫妻俩都过来了，王可红把40个学员都召集起来，向她们介绍了谢老板，说明了情况，接下来就让谢老板自己介绍他们的公司，开出自己的条件和福利，40名学员中当场就有21人同意到他的企业去，第二天谢老板就派了三辆车把这21个人接走了。
可是只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出状况了：那些原本答应在谢老板企业工作的员工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当谢老板的妻子打电话给王可红的时候，王可红也十分震惊，问了下缘故，却是什么理由都有：有些人说家里还有西瓜没摘，有些说老人身体不好，甚至有人说怕老公找“小三”。
王可红就跑去和这些回来的人了解情况，发现基本上的状况和老板娘说得差不多。王可红发现这些妇女身上有这么一种矛盾：她们愿意就业，很想赚钱，但是家里有牵挂，分身乏术。这个情况要是不帮她们处理好的话，肯定会影响妇女培训的积极性，因为你都无法就业，那要培训干吗呢？于是王可红直接去了谢老板的厂里。
“我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把业务给我们学校，把车子搬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学校负责把你的产品的质量和交货时间给保证，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做？谢老板说只要你质量和交货时间能够保证，就没问题。”这一次交谈可以说是力洋模式成功的开端，说到这里，王校长也露出了得意的笑。
王可红在和谢老板谈完回来之后，就和镇党委书记范书记讲了这个想法，范书记听了后是极力赞成这种方式，于是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他们用四万块租了一幢国税大楼的底层，然后又聘请了一位原来是服装企业里的生产管理总监，以保证交货时间和产品质量。
自此开始力洋成校就成了集教学培训、生产实习为一体的基地，完成了工人和学员角色的零距离对接，培训好的学员可以立刻去进行生产实习，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及时反映到培训老师这里来，培训就更加具有针对性，学员学起来也会更容易。这个模式运作得很成功，慢慢就有人自己办了个加工点，买个10台缝纫车，招学校培训出来的人到那里工作。这个模式既解决了妇女们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她们的后顾之忧，是个创新，所以《人民日报》把这种模式叫作“力洋模式”。
之后王校长又针对这种模式，在实践摸索之后又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写了很多相关的课题论文，其中有一篇课题还获得了宁波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在2012年的时候，凭这个模式还获得了浙江省职业教学成果一等奖。
王可红进村民家中的加工点察看生产
“成人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有成功的经验，”王校长说，“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每个校长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能够发展起来就发展起来，你能够弄出名堂就弄出名堂，你可以借助别人成功的经验，但是那个地方成功的东西搬到你这个地方来用就行不通了。”
王可红荣获“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
如今的力洋成校在服装缝纫这一领域也在逐渐地转型升级，原先都是些基础的培训，现在正试着逐渐提高档次，改为服装店老板培训、小加工作坊培训之类，让村民们多去开加工点，用创业来实现就业。原先这个地方的妇女家里都有些地，也有职业，只是没有充分就业，每年大概只有三十几天的时间在忙，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闲着，现在加工点越来越多，也带动了她们的就业积极性。
“有些妇女当了小老板以后，开了自己的加工点，由原来的八台、十台缝纫机到了现在的三十台、五十台，有些已经变成企业了，有些已经批了公司了，也变得越来越规范化了。如今的缝纫产业可以说已经成为我们力洋镇的支柱产业了。”
当我们问及王校长这几年的体会时，他又露出了原先腼腆的笑容，仔细想了会后才说道，“这几年下来我也有些感触，就是做成人教育这类工作，你不能为了国家发给你的工资、奖金而去做，为了这些东西去做一个工作，那叫一个职业。我可以这样说，当成人学校的校长要是想偷懒的话，每天喝喝茶看看报纸也不会有问题的，教育局布置的任务你应付一下就可以了，但就绝对无法做出一片成绩来了。一定要用心去做，当作自己的一份事业去做，要有非常强的敬业精神。
“现在做成功了，就会有一种成功的愉悦，这些妇女原本只会在家带带小孩，在外面扯扯是非，现在她们什么矛盾都没有了，每天讨论的都是工作上的事，不仅促进了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更是促进了新农村建设。所以我觉得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义。”王可红笑着说“从2003年开始摸索奋斗至今，虽然苦，但是内心还是很高兴的，现在领导也给了我很多荣誉，市先进啊，省先进啊，全国先进啊。”
“做人啊，每天看看报纸喝喝茶，一生没有什么成功的事业，这一生也就浪费掉了，总要做点事情才觉得有些意义，做得久了，苦的也会过去，也会忘记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种热忱，像我做成人教育，凭着自己对农村的一种热爱，对农村的一种感情，我生在力洋，长在力洋，读书在力洋，毕业后工作也在力洋，我对家乡是有感情在的，我对家乡做一点贡献也是应该的。”
文/图：郑镓浩
指导老师：薛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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