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理论体系结构之多元化

四、目录学理论体系结构之多元化

目录学理论体系是当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书目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深入，目录学知识在不断地积累、丰富，当没有明显结构联系的目录学知识单元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提出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的要求，使之按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建立新的知识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若没有系统，绝不能成为科学”一样，目录学研究如果不将书目工作实践积累起来的知识元素加以整理和组织，使之成为一个有序的系统，目录学就不能成为科学，也就发挥不了对书目工作实践的解释、指导和预测功能。因此，建立目录学理论体系是目录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

当然，构建理论体系之路比确立书目情报的研究基点要略微好些。中国传统目录学以往一直表现为读书治学的工具，单从学科建设而言，本来就无所谓严整的理论体系。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理论体系建设不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步伐也逐渐加快。首开先河的是姚名达先生，他在1933年完成的《目录学》中，首创“理论—历史—方法”的目录学结构体系。《目录学》的“原理篇”阐述了什么叫目录学、目录学对图书馆和读者的功用、目录的种类、目录学与各种学科的关系;“历史篇”论述了目录学的起源，评述了我国古代一些主要的目录和几位著名的目录学家，以及西方图书馆学、目录学理论对我国目录学界所产生的影响;“方法篇”对分类、编目、索引、主题目录等目录学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姚名达对目录学基本理论的论述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创立的“论、史、法”的目录学结构体系却是古典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的分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目录学理论工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建立现代化目录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认真的探索，1982年出版的《目录学概论》(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便是这一探索的成果。《目录学概论》借鉴“论、史、法”的结构，但它认为目录学学科发展史应当属于目录学基础部分。全书分为目录学基本理论和方法技术两篇，从而形成“理论—方法”的体系。现代科学体系的层次结构观认为，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由相应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组成的，《目录学概论》的认识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层次结构观是一致的。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目录工作的内容，目录学研究也达到空前的深度和广度。1986年，彭斐章等著的《目录学》根据书目情报服务、现代化技术和组织管理的发展以及时代的需要，创立了“基础理论—方法技术—组织管理”这一新的目录学理论体系。这是根据目录学发展和时代需要，对适应信息社会的目录学体系的有益探索。^[22]

伴随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更新，对目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也成为目录学界关注的课题。自1986年彭斐章、谢灼华提出建立目录学科学体系问题开始，不少目录学研究者就尝试从不同角度探索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模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在图书馆界出现的“危机感”也波及了目录学的研究，加上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和计算机在书目工作中的运用，极大地震动着目录学理论体系。这种“危机感”带来了一场目录学理论界关于变革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讨论。许多人提出要重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乔好勤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应该是建立在一种方法论基础上的许多理论，概念彼此密切相连的有机整体。”^[23]朱天俊也对建立目录学体系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目录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由目录学理论、目录学历史和目录学方法组成的，它们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24]曾令霞运用科学的学科结构理论来探讨目录学理论体系，她认为目录学学科体系应分为经验要素、理论要素、方法要素和结构要素四个方面，并把这一体系归结为两种模式，一是反映学科本身形成、进化的本体论框架;二是反映书目工作流程的过程论框架。^[25]肖希明遵循认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依据目录学理论对书目工作实践的影响和作用的直接程度，将目录学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目录学基础理论、目录学理论基础及目录学应用理论，三者相结合构成目录学理论体系。^[26]程焕文则详尽分析了中国当代目录学的种种局限与困难，认为目录学这一名称过于狭小，已无法与其对象的义域相对应，其变革和发展的前途是“打破当代目录学的程式，以世界文献控制为基础构建新的二次文献学科体系”。^[27]陈传夫对目录学理论体系做了系统研究，他以“书目情报”为起点，根据“知识－文献”的逻辑顺序，对目录学理论体系做了系统研究，将目录学理论体系分为“应用原理、发展原理和理论原理”三个层次，三个部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原理体系。^[28]贺修铭则认为:“当代目录学已形成一个以书目控制为中心，以传统目录学、实用目录学和计量目录学三种亚理论模式所组成的当代目录学理论模式。”^[29]韩松涛提出了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新框架，即目录学的双核心说，将目录学分为两个核心内容——“书目学”和“学科目录学”。^[30]王心裁将目录学理论体系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他认为:“书目情报是目录学研究的核心……研究书目情报必须研究其运动，这一运动便是书目情报传通，因此，我们将目录学定义为研究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传通的科学。在书目情报传通中，文献与读者间的关系构成目录学研究的主体，形成目录学的基本理论，即关系理论，这是目录学的宏观层次。目录学的微观层次是书目情报研究，包括方法理论和服务及应用理论两个方面。”^[31]彭斐章又提出:“目录学的体系是目录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中的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领域。理论体系指的是在某一原则指导下的各种相互联系的理论要素的整体。”^[32]

王波同志认为目录学日益淡化与文史的亲缘关系，一步一步地向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腹地内收缩。而在历史上，目录学作为文史的辅助学科，向来有较高的地位。在清代之所以还一度成为“显学”，就是因为目录学对当时兴盛的考据学和学术清理活动尤其有用。他觉得，承认目录学是文史的辅助学科对目录学而言既不是耻辱，更不是发展的包袱。与文史的亲缘关系反而使目录学成为国学的一部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兴盛的大环境下，反而能给目录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他赞成目录学的体系建设，但不赞成以非学术的功利目的为前提，在他看来，目录学这种“以独立谋地位”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目录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它的价值和地位主要体现在它的功用上，而与学科的独立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关系。^[33]无独有偶，李贺、刘彧在《冷眼旁观目录学——兼论目录学的学科性质及定位》一文中也认为:“目录学必须找回自己的定位，我们应该坦然地承认目录学是其他社会科学治学的辅助学科，当前形势下，它的功能应该说是指引获取信息的途径和序次。”^[34]徐建华也认为:“目录学从开始出现直到现在，就一直是一门应用性较强、并始终处于学术辅助地位的学科。……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目录学的这种处于辅助地位的特质越发明显。”^[35]

虽然这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其探索无疑是积极的，其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完善目录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并将目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正如卿家康所说的:“目录学体系是目录学家认识的系统化。任何时候，目录学家的认识都不可能完全一致。”^[36]目录学体系的多元化，反映了目录学研究的繁荣。多种体系的对话与互促，加快了目录学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