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目录学规律

一、古典目录学规律

古典目录学规律是:以“系统整理文献”为基本职能，通过文献整序，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达到学术传承的目的。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1900多年前(即公元前1世纪的末年)就编制了第一部系统目录^[18]。王重民先生说:“目录学就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19]程千帆先生认为:“目录学就是研究目录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着重研究如何编制和利用各种目录。”^[20]彭斐章认为:“目录学是研究书目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21]。也就是说，目录学的基点是书目工作，书目工作所要做的就是“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道文献信息”。从这些定义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学者都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录学研究的目的了。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核心内容是“系统整理文献”，它包括文献的整序、保存、校勘、编目等诸方面。整理是一种文本的物质保护工作，整序则是识读文献内涵。其目的在于分清学术流别，考究学术渊源，进而在学术史上和科学分类上寓于目录的内容之中，以便使目录学能更有效地为学术研究服务。一般而言，我国古代目录往往记篇目、载叙录、列小序。其中，篇目可考一书之来历，叙录可查一人之事迹，小序可明一家之渊源。此时的目录不仅能部次甲乙、检索图书，而且还能起到学术史的功能。所以说，通过目录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国古代史志中多有《艺文志》和《经籍志》，正是试图凭借群书目录彰显一代藏书之盛，传衍学术文化而不致中辍。

我国古典目录学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末为一个发展阶段。这中间，古典目录学理论已有了自己的中心观点和核心内容——即是在古典目录学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辨章学术”即对门类纷繁的各科学术予以考据、证明，并条分缕析，“考镜源流”，则是对古今学术发展之渊源进行追溯，通过比较、鉴别，得出正确、纯粹的学术观点来。^[22]

我国古代很少是为编目而编目。每次重要的目录编撰活动，不仅与国家的大规模文献整理活动紧密相关，而且是文献整理活动的总结和升华。西汉以降，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在政府主持下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活动，称为“校书”，最后以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成果就是官书目录。官书目录是古代目录成果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西汉武帝时期，军政杨仆“捃遗摭佚”，整理兵书而成一部专科目录《兵录》;刘向负责整理国家藏书，“每五书已，向辄条其篇日，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汇成《别录》;魏秘书郎郑默的《中经》与魏氏“采掇遗亡”关系紧密，类似的还有“整理记籍”的荀勖及其著作《中经新簿》;《崇文总目》和《文渊阁书目》也都是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校书活动的直接产物。史书上有记载的20多种官书目录无不是在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后出现的，它们或是文献整理的直接产物，或是以一定规模的文献整理为基础整合前代的目录成果而成的。这类目录成果的最出色的代表当属《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

《总目》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的渊薮。《总目》正式著录典籍的数量是3 457种，79 070卷，每一类之后附有存目，数量为6 766种，93 556卷。《总目》通过总序、小序、案语及提要，对书籍进行评价，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学术典籍做了一次总结。在《四库全书》及《总目》的修纂过程中，点校和考核是必要的，如文字的讹谬，卷帙是否脱落，篇第有无倒置，撰写和汇编各书考证等，而根本的目的，则在于通过“收”与“不收”，寓毁于征，对全国典籍进行一次集中的清洗，或全毁，或抽毁，或涂改，或删削，实行其文化专制政策。这部清代最大的官修目录正是在一次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的背景下出现的。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史志目录的杰出代表，其与文献整理也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坦承《汉书·艺文志》取材，“今删其(《七略》)要，以备篇籍”正是《汉书·艺文志》的留存，使后人略知西汉成帝时期的这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以及《别录》、《七略》的主要内容。《隋书·经籍志》与文献整理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抵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及，文义浅俗、无益理教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班书，近观王、阮志，挹其风流体制，前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

官书目录和史志目录都是在政府主持或支持下完成的，其基础是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活动。私家目录著录的对象基本上是私家藏书，相比之下，规模要小得多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项工作可能完成得更为详尽和细致。如晁公武编撰的《郡斋读书志》，晁“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最终完成这部以考订为主的目录学著述。其他的藏书家所完成的私人藏书目录也都是文献整理的成果。^[23]

综观中国古典目录学史，自其产生以来，作为古典目录学核心内容的“系统文献整理”始终贯穿着古典目录学发展的脉络，并通过“系统文献整理”，实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更由于古代文献的独特内涵，导致中国古典目录学呈现了五大特点:①古典目录学不是字典式的形式主义目录，而是以分类目录为其主体。②古代书目分类的类别标准并非文献的学科属性及其相关的形式逻辑类项，而是把文献内涵在政治教化和人伦上的功能大小作为首选分类标准。③类表结构不是等级普系式的几何构架，而是二维线性的平面铺排。④古代书目分类没有由阿拉伯数字和拉丁字母等代码构成的标识符号，仅用文字字符作为分类标识，兼起类号的作用。⑤古典目录特别注重题解和小序。^[24]这些独特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特有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功能，实现了学术传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