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的关系

［英］厄尔·霍珀

（Earl Hopper）

编者按：E·霍珀是20世纪60年代功能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假设教育的主要功能是筛选，认为按照社会筛选过程的结构，便可理解教育系统尤其是工业社会中教育系统的结构。这篇论文是被同类研究经常加以引用的文献。

（1）社会成层的基本单位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通常是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所组成。一般在子女就业、上大学、参军等等之前，核心家庭成员总是在一起生活。有时，别的直系亲属，如年老的祖父母可能会和他们生活在一道。核心家庭的模式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内部及发达的工业社会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但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核心家庭乃是工业社会中主要的家庭模式。尤其，当人们将工业社会中的家庭结构与多数工业不发达的部落社会的家庭结构比较之后，就更确证了这一点。⁽²⁾

（2）各种各样的核心家庭组成了工业社会中的等级。这种等级是根据各个核心家庭成员控制别人生命、机会和命运的权力来划分的。家庭成员的权力通常根据家长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来决定。在工业社会里，这一等级制度主要在经济、地位和政治这三个最重要、最复杂的利益和活动领域中形成。与此相应，享有相同权力的家庭又分别组成了各个“阶级”、各种“身份团体”和各种“党派”。

（3）这些集团也能根据其成员的集团意识度加以区分。各个政党往往代表着较一致的利益和价值观。因为，参加一个党派就是一种选择，其成员只是在具备了特定的成员形象和意识的基础上才能加入。随着当前政治形势和制度的变化，成员的党派意识强度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党派意识的程度和强度，在特定时期，可以与其他党派相比，而在不同时期，可以与同一党派所发生的变化相比较。在此，我暂且不讨论政党或政权等级的问题，因为研究它们需采用不同的方法。

阶级和身份团体在集团意识的强度上也有区别。这种差别可反映在时间上，也可以发生在它们内部。身份团体可能比阶级具有更高的集团意识。事实上，以一定的经济集体为特征的阶级意识度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因为其成员属于同一身份团体的缘故。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阶级可能不具有团体意识，以致它们无法确保“社团”的涵义。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概念存在，而“阶级意识”不存在。更确切地说，不构成社团的阶级应该称为经济集体。但是，在中等程度的集团意识下，阶级和经济集体可能涉及同一整体，可以用阶级一词来概括经济集体。

（4）当人们提及阶级时，通常涉及“阶级状况”。“阶级状况”不仅是指（其阶级成员）通过占有财产或（劳动市场中的）技术以获取物质和财产的机会，而且也涉及如何组织这种机会的生活经验。例如，认识到遵守资本家车间纪律的必要性。⁽³⁾简言之，在详述某一阶级时，必须考虑到表示着阶级状况各方面的经济权力：财富、收入、经济保障、劳动条件，所有这些都影响着家庭在市场上掌握自己生活命运的能力。在大多数工业社会里，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命运即意味着能够控制别人的生活。

（5）当人们谈到“身份团体”时，通常想到的是团体成员的“身份状况”。这不仅涉及“……团体成员在获取‘积极的或消极的社会荣誉’方面的机会，而且也涉及由团体的身份特权产生的生活命运”。比如，取得某种类型的财产，求得某种职业、获得最佳上升路线等等。

根据成员的家庭生活方式，根据成员对团体的尊敬与服从程度，可以区别各种身份团体。在某种程度上，身份团体和身份状况的形成将以一定的地区为基础，而不是必然地以“整个社会”为基础。但有证据表明：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国家对于形成身份团体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阶级状况控制生活命运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而身份状况控制生活命运的权力则较微妙。也许关键在于：身份差别似乎并无害处，只是在等级系统中起了表明位置的作用。它们代表着一种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起作用的“潜在权力”。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例来说明身份状况乃是一种直接的权力源。例如，商人通常把“良好的愿望”看作一种无价之宝，而企业负责人的声望则是一种极好的财富。这一情况特别表现在那些必须依赖顾客高度信任的企业中，如银行业、法律业、不动产公司等等。换言之，一个社会地位高的人和一个社会地位低的人相比，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各种条件都相似，但前者比后者更容易找得工作，并且更容易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再比如，高地位家庭的成员触犯了一般法律后，他的家庭可以影响司法工作的进行；一个有身份的人，即使他的经济来源无法保证他的偿还能力，但他仍能凭借他的地位获得银行的贷款。

（6）从身份团体这一概念中，还可区分出：核心身份团体和边缘身份团体这两个概念。⁽⁴⁾工业社会中身份团体的结构非常复杂，几乎每一个身份等级都受到其内部的权力等级和势力网络的影响。身份团体的内在结构无论对于身份较高的团体成员，或对于身份较低的团体成员来说并没有多大影响，但对于团体成员的生活方式和身份权力却是重要的。从一定的身份团体成员的观点出发，可以按照等级制来考虑这些内部变化；但从广义的社会的观点出发，按照“核心”和“边缘”来考虑这些内部变化就更有帮助。在一定的身份团体中，处子核心地位的成员比处于边缘地位的成员拥有更高的身份权力：他们能规定团体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规范，并且决定多数处于边缘地位成员的行为和地位。处于边缘地位的成员只能遵守这些规范和生活方式，其地位依赖于核心成员的判决。

在一个身份团体中，核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间的社会距离很难测定，这将在下文时论身份不变时再论及。在核心成员或边缘成员之间，向上或向下社会流动的关系也难以确定。然而，一般而言，身份团体之内或之间的流动不可能是从核心到核心，而是通过一个或更多的边缘身份团体来转换的。

（7）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大多数家庭在经济等级制中常拥有某种地位，这一地位与其身份等级制中的地位相应。这种家庭的形态可被称为“社会等级”，而工业社会中的这一阶层可能就形成了社会阶级。

在工业社会中，阶级和身份团体趋向于一致，这导致了复杂的、高度分化的职业制度。职业制度中的各部分，根据阶级和身份状况的若干具体的、等级制的特性被分成不同等级。一方面，个人职业将反映其教育程度、价值观和过去的择友状况；另一方面，它将强烈地影响其现在的择友、收入、工作保障、工作条件、财富和生活方式。那些把职业等级视为由社会阶级的等级引起的人往往会过分强调这一点。职业本身有助于赋予职员以社会声誉，而与它可能产生的经济和权力无关。这也就是职业等级制为什么能成为社会阶级地位的最佳标志的原因。⁽⁵⁾只要阶级和身份状况仍依赖于职业地位，不管职业的分配机制是什么，社会都可能被社会阶级划分为各种等级。

（8）至此，我们仅仅是用“纵向的”观点审视职业，即根据经济和身份报酬，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地位来考察。根据有关成层的研究，这种职业等级制对于经济和身份等级，以及对于社会阶级等级来说具有解释性的及指示性的价值。但若提出另一些问题，采用另一种观点，那就可以对职业作另一番审视。例如，可以用“横向的”观点加以考察，即按照地点的不同进行分类。某种地点是指某种职业类别。它区别于以经济和身份价值标准划分的职业类别。例如，按照经济和身份标准来看，制造工业中的手工劳动不同于办公室人员的劳动，而按照地点标准来看（如可以区分为“户内”和“户外”的工作，与客体接触的工作和与人接触的工作等等），制造工业中的手工劳动也不同于服务行业或农业中的手工劳动。当然，若就经济和身份报酬的观点来看，某一地点内部的职业也可以被分成各种等级。就定义而言，在一地点内的某些职业将会产生与在另一地点内的某些职业一样的经济和身份报酬；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某地点中的职业并不必须与另一地点的所有职业相同。某一地点的部分职业可能比另一地点的部分职业具有更高或更低的经济和身份报酬；也可能是，某一地点的全部职业都具有比另一地点的全部职业更高或更低的经济和身份报酬，但与第三个地点的所有职业相同。结果，这种地点也可以根据职业的经济和身份等级来划分等级，但这种职业等级难以识别，可能仅在特殊的场合才有意义。

在研究社会成层和社会流动时，重要的是识别各种环境。因为它有助于研究流动方向并寻找流动机会，最终形成以职业为基础的咨询小组和成员组织。

（9）在通过教育制度进行筛选的问题上，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某些政治和经济倾向（尤其在英国更为明显），使得社会阶级的身份状况比阶级状况要重要得多。地位最低阶级的经济能力有所增长，特别在他们为了政治目的组织起来的时候，其经济能力的增长速度显得更快。事实上，这常常是与公民权利的扩大密切相关的：尽管公民经济实力的提高先于其政治权利的上升，但后者也强化了前者。公民权利和责任的扩大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冲突；通过控制经济冲突，使之在现存的和合法的政治制度中得到解决。目前，明显的阶级冲突，以及自发的、潜在的暴力事件已显著减少。相对于非技术工作的及技术工作的白领工人和职员而言，蓝领工人斗争能力的增长已改善了其阶级状况的某些方面，如劳动条件、工作安全措施、追休金制、假期工资、奖金制等等。中下层阶级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就是其阶级状况改善的标志，这也显示出中下层阶级地位的改变。目前，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比率减少了，而从事都市的、非手工的、高级职业的工人比率增高了。因此，就经济力量而言，最低阶级的上层与中层阶级的低层之间已很难作出区别。⁽⁶⁾

所有这些倾向都增加了按经济标准划分等级的效用。然而，各等级间的经济差异在减少。这就意味着，如果职业还是划分大多数人阶级等级的主要因素，那么，职业之间经济差异的减少和低职业经济地位的上升就会减弱阶级意识，因为阶级本是经济的联合体。明显的、自发的和强烈的阶级间争议的减少，削弱了阶级内部的团结，于是，用阶级来划分等级或者用阶级来识别等级的效用就减少了。

同时，处在团体和个体经济流动加速的压力下，身份团体凝聚力的不断加强越来越显示出身份状况的重要性。因为阶级利益在一种合法的政治或半政治的权力结构中已被分配好了，因而身份团体就要保证社会意识的一致。尽管许多影响着经济等级制的经济及政治因素也影响着社会中的最低等级，但身份团体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各个身份团体间的差别和整个身份等级制都变化得相当缓慢。

身份状况重要性增加的一个标志是：身份状况越来越成为在更加集权化和标准化的教育系统中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差不多在所有的“自然能力”和大多数教育系统中，父母的身份状况明显地决定着其子女在学校里能够学得多好。所以，父母的身份状况可能影响到其子女的教育筛选，以及随后的职业分配和其子女最终的阶级及身份状况。尽管父母的阶级状况也影响着子女最终的职业地位，但制度化了的教育系统招生程序常常使得父母身份状况的影响要比其阶级状况的影响大得多。

因此，理解身份状况这一概念就能最好地理解社会阶级区别的主要特征。“但这决不意味着否定阶级的存在或扩大身份团体间的区别。从长远来看，阶级是形成身份团体的主要原因。”

（10）由于社会阶级的分层是重要的，而且身份团体差别比阶级差别更重要（尤其在社会阶级的分界线上），因此“阶级”和“身份团体”这两个概念的单独叙述性效用就减少了；然而同时，其分析性效用在指导人们观察阶级和身份因素间的密切关系时提高了。事实上，既然存在着社会阶级成层现象，那么只有保持这些分析工具才能完整地解释或清楚地辨别这一成层过程。

通过采用下述分析工具，如“权力的经济和身份等级制”、“阶级”和“身份团体”等，人们能够辨别并部分地解释同时存在的两种倾向：在社会阶级成层制度内的冲突倾向和凝聚倾向。

尽管阶级状况和身份状况都是一种权力源，但甚至当它们涉及到各自都密切联系着的某一状况时，阶级状况往往只是反映没有被合法化的权力。这不是说经济权力是不合法的。经济权力本身仅仅意味着能制约人自身的经济选择能力和经济来源；而在市场经济中，它意味着能够控制其他方面的经济选择和经济来源。人们不可能自愿地放弃其经济权力和经济自足的能力。任何地方的穷人都不会认为他们理应贫穷而别人应当富裕；他们不会承认这是合理的和正当的。但我们将发现，根据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法律及规范来分配经济权力，这种权力的分配依据可能源于身份制度，每个社会成员对此都不可能持任何异议。

权力的身份等级主要以内在化的，自愿的合作为基础。身份状况反映了合法的权力。人们使用着身份权力，它不是简单地被占有，而是通过规范化的身份团体各成员的服从与影响起作用。尽管有时会发生侵犯身份的行为，但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发生了快速的变迁，随之，身份评价标准也发生了改变而引起的。

据此，我们可以区分“经济权力等级”和“身份权威等级”这两个概念了。家庭按照这两种等级产生成层，通过社会阶级成层的作用，家庭的阶级地位可能会与它的身份地位相一致。但当人们涉及阶级或身份团体之外的事情时，他们可能把整个关系定义为主要是“经济的”或主要是“身份的”，并且相应地作出判断。尽管这两种背景对部分人来说，都可成为利益和价值的来源，但身份背景是一种被认为合法的利益来源，所以，身份等级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规范，可能就是身份团体间社会凝聚力的具体化和源泉；而经济等级则更可能成为阶级间社会冲突的具体化和根源。总之，社会成层不仅是产生社会整合的原因，也是出现社会冲突的原因。⁽⁷⁾

然而，仅仅指出工业社会中经济等级乃是社会冲突的具体化和原因，身份等级乃是社会统一的具体化和原因，显然是过于简单了。除了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发生侵犯身份的情况，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身份等级是怎样影响其一致和冲突功能的。在这一关系中，必须着重指出“身份不变性”的问题。

（11）身份不变性涉及身份等级和成层系统的下列关系：①身份团体间的相互关系和成员间相互排斥的程度；②每个身份团体成员的生活方式在童年定型后，即不易改变，他们也不易获得新的生活方式；③在邻近的身份团体之间，在等级之间以及在任何一个等级中的核心身份团体和边缘身份团体之间，所存在的社会距离程度；④快速、方便地进入相应的核心身份团体，从而获得新的经济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的程度；⑤由某些身份团体决定特殊的晋升或招收新成员的条件，以此来控制和管理不同的职业或全体职业的程度；⑥控制和管理教育制度到一定程度，以便通过教育筛选和训练来支持某些身份团体。某一身份制度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更为严格，也可能是某一制度的一个方面比另一方面更为严格，或者是某一身份制度在各方面都比另一制度的各方面更为严格。

身份不变性和某些冲突及不满模式之间的关系，通常在不同的流动过程中显得很明显。其中最有趣的便是身份不变性在流动导向、流动潜力、成人经济和身份期望及职业中的各种表现；它也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勾画出人们在教育和职业生涯中显现的不同流向。迄今为止，我们对身份不变性还了解甚少，因而不能对此作出概括。但有证据表明：当身份不变度很高或者很低时，身份等级可能促进社会整合；而当身份不变度适中时，身份等级既能促进社会整合，也能带来社会冲突，这一关系十分复杂。只有当身份不变度高得不妨碍身份流动，低得不影响经济流动时，这种身份不变度才被称为“适中”。在上述情况下，身份等级可能丧失了某些合理性，而反过来，经济权力等级可被视为“不太公平”。

（12）虽然一般来说，阶级和身份团体往往保持一致，但也有不少例外。一旦出现身份不一致的情况，“社会阶级”的概念就丧失了它的描述性和分析性效用。在人们进行特殊思考时，就必须再次区分“阶级”和“身份团体”这两个概念。身份不一致的情况相当多，所以无法细述。然而重要的是，人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身份不一致”在哪里存在，那里的身份评价标准、职业结构、职业等级的分配和经济等级的分配等方面，就可能正在起变化，或者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般来说，“身份不一致”表明：某一地位赋予或接受的各种权力等级的层次，是参差不齐的。它通常意味着：在由某种活动中的地位所赋予的权力和由另一种活动中的地位所赋予的权力之间存在的差别。以下这些词常被看作“身份不一致”的同义词：身份不合（Status Incongruency），身份化不足（Lack of Status Crystallization），身份不连续（Status Inconsistency），缺少身份和谐（Lack of Status Harmony），低等级平等（Low Rank-Equalization），等等。

当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身份”一词时，它涉及到带有规范性的，可能也是合法性的，并且确定了权利和责任的等级地位，而不仅仅指某一社会身份等级制中的某一等级地位。“身份”和“身份不一致”主要涉及社会的分层等级（既包括“身份地位”，也包括“经济地位”，就如我在上面使用这两种术语时一样），它可能反映着工业社会中两种等级制之间普遍的一致性。因而，若在此意义上使用“身份不一致”的概念，人们就应详细说明究竟是指哪一种社会等级。换言之，根据某一等级，说明各种地位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我主要关心一般的成层等级制，例如，经济和身份权力等级制以及组成这种等级制的更为具体的等级。比如，一方面是收入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是职业特权。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来说，某地位可能带来与身份报酬相一致的经济报酬，但也可能带来与身份报酬不一致的经济报酬，如身份报酬和经济报酬的不一致，或者经济报酬和身份报酬的不一致。

尽管身份不一致或身份一致通常涉及某一地位的特征，但它也涉及个体的特征。例如，某一职业可被视为某种地位。就某一职业的身份不一致而论，它表示在某一等级中它所赋予的报酬，要么是高于，要么是低于另一等级所带来的报酬。它表明：一个具有不一致职业的个体其地位将是不一致的；但一个具有一致职业的个体也可能处于不一致的地位上。职业并非形成身份和经济等级制的唯一原因。所以必要的是，考虑到个体另一些不同的特征，也就是说尽管它们属于个体特征，而不是地位带来的，但个体特征的意义和价值，来自社会组织和个体间的相互期望。例如，就身份等级制而言，像肤色、受教育程度、甚至智力这些特征都可能单独带来身份报酬，并影响到个体的就业和分配。

个体身份不一致的一个重要例证是，作为一种身份特征的受教育程度和其职业的一般身份价值之间的不一致。如果他比同一职业中大多数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要低，那么别人就不可能认为他有权拥有这一职业全部的身份价值；而同时，当他得到一种超过其所受教育程度能获得的地位时，他可能会深感满意。另一个个体身份不一致的例子是，少数民族团体的不利社会声誉，例如，英国籍黑人或美国籍黑人就存在着这种情况。在那里，社会限制着黑人获得某种身份。无论黑人多么富裕，也无论黑人的职业身份价值如何，黑人总是无法超越其种族引发的那种身份等级制。当然，少数民族团体内部有它自身的成层系统，但它只是部分地与一般的社会成层系统相一致。因此，黑人在大社会里可能具有不一致的地位，而在其自身团体内有着一致的地位。

于是，这就提出了必须更深入考虑的一点，即身份不一致既可能涉及团体特征，也可能涉及地位特征和个体特征。例如，某一少数民族团体可能具有身份不一致的特征，而当这一少数民族的区别特征（比如肤色）十分明显时，则尤其加强了身份不一致。但无论团体的区别特征何时具有身份贮藏价值，仅仅是这些区别特征本身就已使团体陷于身份不一致之中了。例如，犹太人的身份贮藏价值影响着某一犹太人成层地位的身份不一致（但是，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贮藏价值随时随地会发生变化）。被赋予身份不一致特征的团体成员其个体地位也是不一致的，而被赋予身份一致的团体成员，若根据其他标准来看，也可能处在不一致的个体地位上。

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到身份不一致并未涉及“主观识别”的心理学条件。在那里，一个阶级或身份团体成员要么高于，要么低于被认为是“客观成员”的阶级或身份团体。这表明：在某些条件下，这样一种心理反应往往存在于那些处于身份不一致地位的人中。在此情况下，就必须决定什么是其身份的决定因素，什么违背了别人对于该地位特征的期望。

总之，个体的阶级地位可能与其阶级识别不一致，正如其身份地位可能与其身份识别不一致一样。成员资格和识别之间存在不一致，这是个有趣的现象。这种不一致常存在于许多人中间，它具有结构性的以及心理学的经历和结果。⁽⁸⁾

（13）在各种职业中出现不一致特征的一种来源是，当职业本身有着消极的身份涵义时，给予职员更多的钱显然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这样做，例如，流水线工作这种职业；而当工作本身具有积极的身份涵义时，可以给以较少的钱，例如，从事学校教育工作。另一种身份不一致的来源，是由于某一身份团体的核心成员可能成为世袭而引起的。甚至当职业结构发生变化，经济环境剧烈地改变时，这些核心成员仍然能在职业等级制内形成相对凝聚的团体。即使身份评价的标准在职业结构变化之后迅速改变，但他们的身份状况往往仍成为一定职业的特征。结果，某些职业往往与积极的或消极的社会声望相连，尽管职业本身对社会明确的经济价值显然与其身份贮藏价值不一致，而反过来，某些职业的身份贮藏价值显然也是与其对社会明确的经济价值不一致。例如，剑桥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和流水线工作的工人相比，就不一样。

然而，在一个旧的身份和经济等级制中处于高等级身份团体的核心成员，通常在一新等级制中的高等级身份团体里，也可重新确立其核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吸收那些还受制于旧身份规范的上升阶级成员，保持其原来的身份权威。简言之，他们能利用原来的身份权威，并凭此参与到身份市场中，靠它作为一种资本形式来获得新的地位。例如，凭借某种身份权威，可以进入银行或法院等。

（14）为了分析工业社会中成层的不同特征，如果没有对边际问题进行评论，仅仅依靠上述概念则是不完全的。“边际效应”这一概念是指：个体不是某一组织良好的辅助性团体中的正式成员。更确切地说，他处在该团体与社会的“边缘”上。它通常与社会隔绝和文化疏远相联系，而在某些条件下，与自我疏远及个体同一性的丧失相联系。那些本身地位稳固、处于重要身份团体的核心成员位置的人，总是假定所有的“非会员”都处在边缘位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某一社会学家曾批评过人们不加区别地运用“边缘”这一概念：

①如果所谓“边际”个体处在自其出生时即已存在的两种文化边缘；②如果他与首属群体中多数人员分享这种存在和制约过程；③如果他在出生、成长、成年的过程中参与了主要由其他边际个人操纵的活动；而且，④如果他的边际地位未成为其学习的期待和愿望的障碍，那么确切地说，他不是真正的“边际人”，而只是一个边际文化的参与者，是一个和文化中心的核心人物一样的参与人员。⁽⁹⁾

换言之，当人们认识到他们之间存在某些共同之处时，他们就会形成自己的附属网络。当这一共同特征明显时，例如肤色一致，或者当他们有一种共同的“意愿”时，例如共同信仰一种宗教，那么，这种附属网络就会显得更加严密。比如，犹太人和黑人，常常形成自己的亚文化网络，并受到其内部成层系统的影响，后者仅仅部分地与全社会普遍的成层系统相联系。这些人并不必然地会成为“边际人”，但当他们试图脱离原来的身份团体，参加另一身份团体时，就会产生边际人问题了，于是，边际人的一般定义可以描述为“非鱼非鸟”式的人。

（15）在转入流动过程的讨论之前，假设在身份不变性、身份不一致、核心身份团体相对的边际团体成员资格以及边际效应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是很有用的。按照定义，身份不变度越大，邻近身份团体之间，以及任一身份团体中，边缘和核心成员之间的社会距离度也越大。在一个允许甚至鼓励经济和职业流动的社会中，身份不变度越大，地位、个体和团体形式的身份不一致，其内容和数量也越大。而且，身份不一致与核心身份团体相反的边缘身份团体的联系更多。再进一步假定：身份不一致和边缘身份团体成员都受到边际效应的影响。然而，这仅仅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此。当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除了身份不一致和边缘身份地位之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时，他们就更可能成为边际人。而且，身份不变度越大，那么，边际效应的密度和数量也越大。

至此，“流动”一词只是在不加区别的、相当简单的意义上被运用，它仅仅说明了个体或团体从一定的等级或一系列等级的一定地位，到同一等级或同一系列等级的另一地位的运动。现在有必要更为系统地考察这一流动过程。我发现按照以下这些特征来分析，更利于讨论流动过程，这些特征指，单位、时距、方向、等级、距离和速度。⁽¹⁰⁾

（1）单位

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学家通常是根据个体在一定时间内所具有的地位，以及与之相对的，他在以往所具有的地位，来讨论个体的流动问题的。但是，因为核心家庭通常被视为成层制度中的一个基本单位，于是，社会学家开始关心起像家庭单位这种团体的流动问题了。其他团体类型也能流动，但这种过程在非工业化社会中更为普遍。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庞大的家族是作为一完整的单位来流动的；一个单位的某一个体可能先于其他个体流动到新的地位上，但只有在他的亲属关系单位中的其他成员也作相应的流动，他才可能确认自己或被别人确认为已获取了一个新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那个首先离家、并且跑得最远的个体，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还会坚持他和其缺少流动的家属的一致和认同，而否认他在工业社会中的新的地位。关于团体流动的更为明确的例子是：一个等级中的某一阶层相对于同一等级中的另一阶层的运动。例如，印度的等级流动。在工业社会中，一个少数民族团体往往比另一个团体流动得更快些。像美国籍爱尔兰人与美国籍意大利人相比，美国籍日本人和美国籍希腊人相比，或波多黎各人与黑人相比，就是如此；在英国，塞浦路斯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间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工业社会中的团体流动，无论是像家庭这样的小单位或是像少数民族团体那样的大单位，几乎总是可以根据各个个体的流动，特别是团体首脑的流动加以识别。

（2）时距

首先，流动可以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代际流动是指：个人从小时候继承下来的等级地位，流动到在其今后生涯中获取的另一地位。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至少在西方），个人从继承其父亲的地位开始流动，其父亲不仅是生育家庭的首脑，也是家庭导向的首脑。当然，某些地位或地位中的某些特征也可以继承于母系血统。此外，代际流动也可指超越两代之间的流动。例如，人们可以把其祖父的最高地位作为流动的起始线。换言之，流动的框架可以在几代人之间构筑起来。

代内流动是指：个体在其生涯中从已经取得的等级地位，流动到另一等级地位。我并没有把某人暂时未获得，但到一定年龄后法定继承的状况称为流动，比如继承某种领衔。

在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之间作出区分，既十分困难却又很重要。尽管通过两代人之间的比较足足可以解答许多问题，但关键是在什么年龄可以测量个人的地位？在什么年龄可以测量其父亲的地位。例如，如果一个人在其儿子出生时拥有了其父亲的地位，人们往往排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其儿子生命的第一个十年，父亲也可能取得自己的最高地位。但是，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来说，父亲在其儿子的童年时期的最高地位，要比他在其儿子出生时的地位更为重要。同样，人们还必须决定儿子的最高地位，或他在代内的成就是否已经取得。

有证据表明，本世纪的男人大约在35岁左右即已取得最高的职业地位。所以，如果能够说明父亲在其35岁时的地位和其儿子在35岁时的地位的区别，就能表明这一代际流动的最大距离，这将是最有用的。然后，代内流动就能通过这一范围内双方获取的地位差别加以表达。

除了在个体和家庭生活圈内，考虑个体流动与其同辈人流动的相关性，以及在某些条件下为了某些问题，与其兄弟姐妹的流动性是很有用的。由于人口统计上的变化（如在某一等级的不同水平上不同的人口出生率和发病率），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一般的经济增长、职业分化、新职业的产生等），或者移民模式的变化（如爱尔兰、巴基斯坦人来到英国，人才外流到澳大利亚），这种流动在个体地位方面与同辈地位或兄弟姐妹的地位相比不会产生多大变化，但其个人地位与其父亲或祖父相比仍然会产生变化。

目前，并没有有关证据可以证明社会或个体流动的普遍结果。这种流动涉及个体的同辈或朋友与其非流动结果作比较的问题。就个体间相互关系而言，在流动阶段可能会有很大变化。不管个体的同辈是否也发生了流动（个体的流动过程可能具有特殊性），这两种流动过程类型之间的区别，可能不会像人们随意想象的那样大。当然，在这一点上，在大家族流动的情况下，兄弟之间的流动更可能带有个别性。

（3）方向

流动可以是纵向的。这是指从某一地位向另一可能在一个或更多的权力等级制中处于较低或较高的地位流动。至此，我仅仅谈到纵向流动。流动也可以是横向的。这是指从一个地点的某一地位向另一不同于前一地点的地位流动。流动可以同时是纵向的和横向的。这是指从某一地点的某一地位向另一在经济和身份报酬上或者较高或者较低的某一地位流动。

（4）等级

因为不同的成层制可以产生整合（例如，在任一等级制中的权力标准要么是与另一等级相同，要么随着权力的变化而变化），在任一等级制中流动的个人遂同时将在另一等级制中流动。比如，当一种成层系统主要由社会阶级所组成时，经济和身份等级也会产生整合，因此，流动就会使个体或团体的社会阶级地位发生变化。然而，当等级制之间缺少整合时（如这一系统中包含某些身份不一致的模式），对个体来说，可能在一种等级制中产生流动，而在另一等级制中不发生流动。例如，当身份和经济等级制之间缺乏联系时，个体能在身份等级制中产生流动，而在经济等级制中不发生流动，反过来也是如此。

“职业流动”这一概念包括上述过程，因此它常被人误解。在工业社会里，通常个体的职业既是其社会阶级地位，也是其经济和身份地位的最明确标志。但是，由于经济和身份地位受到除职业之外的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尽管职业与这些因素紧密相连，职业却并非是经济和身份地位的唯一标志。职业无论对于构成个体的经济地位，或者产生一种身份地位都是不够完整的。这一点，我们发现在研究成层系统内部大规模的人口分配问题时，尤其如此。所以，我们更应确认：目前，在某些情况下职业流动可能表明社会阶级流动，以及因此产生的经济和身份流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可能仅表明经济流动、身份流动在量上的变化。例如，手工工人可能取得白领工作，并因此改进了他在身份等级制中的地位，但在经济等级制中，仍然没有流动或甚至是向下流动。与此相似，一个手工工人可能由于收入增加和工作条件的改善提高了其经济地位，但他仍然是手工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经济等级制中属于向上流动，但在身份等级制中却没有流动。总之，不管个体的职业是否发生变化，身份流动尤其是经济流动，可能独立发生，也可能同时发生。

在身份等级制的不同等级中，边缘身份团体和核心身份团体的存在，是必须谨慎使用职业流动这一概念的另一原因。相对持久的核心身份团体与各种不同领域或不同种类的职业确有联系；但这种个别的核心成员代表着附属职业的潜在声望，而不是所有职业的真实声望。因此，取得一定的职业并不会自动地获得相关核心身份团体的潜在声望。直到个体成了相关核心身份团体的其中一员时，他才会认识到附属职业的潜在声望，并且可能认识到潜在声望和真实声望之间的区别。与此相似，来自一定核心身份团体的个体，占据了某一常与核心身份团体相关的较低等级中的职业，这并不一定会给他带来与其现有职业相关的真实声望。他可能坚持在其最初核心身份团体中的成员资格，尤其当身份等级制具有不变的特征时，则更是如此。简言之，撇开个体的职业，考察一下另一些因素，乃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会使身份等级制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价值和成员资格本身混淆起来。

认识潜在声望的过程可以恰当地描述为“身份合法化”的过程。身份合法化不仅把个体的身份地位提高到接近于新的经济地位的水平（此过程可以依赖于也可以不依赖于其职业本身的变化），而且它通过成为这一相关核心身份团体的正式成员而取得新的职业，使人认识到这一潜在声望。换言之，身份合法化是一般的身份流动的特例。这种合法化过程直到身份等级中的所有团体，无论是核心身份团体，还是边缘身份团体，都把新来者列于同一经济和职业地位中的非流动个体时，才能完成。应该认识到，关于个体的经济和职业流动，其身份合法化过程要么包括身份等级中两个身份团体之间在不同方面的运动，要么仅指在一个身份等级中或两个身份等级中，从边缘到核心团体的运动，或者同时指这两个过程。

（5）距离

流动距离涉及个体最初身份地位和成年身份地位之间的身份或社会距离量，或个体最初经济地位和成年经济地位之间的经济距离量，或同时指两者。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没有发明适用于任何一种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距离量表，更没有发明可用于两个或更多社会的等级量表。按照顺序排列的方法，我们可以测量身份和经济地位，尤其是后者（例如，把他们与另一个相比后进行排列），但我们不能说，这两个等级间与另两个等级间的身份和经济距离是相同的。所以，对于个人，或对社会来说，在一种等级中流动的意义，可能不同于另一种等级中流动的意义，前者的结果并不必然就是后者的结果。

因此，按照经济等级制，对在阶级间和阶级内的流动作出区分是有用的；根据身份等级制，对团体内和团体间的流动作出区分也是有益的。作为身份流动，在一定的身份团体内或两个以上的身份团体之间，也要把在边缘团体或在核心团体内的运动与从边缘团体到核心团体的运动区别开来，与从核心团体到边缘团体的运动区别开来。当然，在某一等级制内个人流动的距离可能超过、等于或少于他在另一等级制内的流动距离。

即使这接近于顺序等级，但可能毫无效用。其原因之一是，任何一套等级之间的身份或经济距离不同于另一套等级之间的距离，一个等级和另一等级身份或经济距离的比较必然包括等级本身更为基本的比较。例如，最低社会阶级和中下层阶级之间的距离，与最低社会阶级和中上层阶级之间的距离之比较，便会清楚地表明：前者的距离要小于后者的距离。但人们也必须注意到：前一模式中的成人地位处于中下层，而后者处于中上层。从社会阶级本身的距离中，区别距离的作用是不可能的。根据距离，根据组成的社会阶级，每一流动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象征。目前，对他们之间的比较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6）速度

流动速度是指个体从某一地位流动到另一地位所花的时间。一般说来，两个地位间的距离越大，流动所需花的时间越长。但并非必然如此，速度依赖其他许多因素，尤其是途径。例如，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要从最低社会阶级流动到中下层社会阶级所需的时间，要多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最低社会阶级流动到中上层社会阶级所需的时间。因此，速度是一种“流动模式或非流动模式”的特征，而不是其组成部分的任一特征。

在阐明某些假设，并提出关于流动、身份不一致、处在与核心身份团体相对的边缘身份团体的成员资格、边际效应和身份不变性这些实证性结论之前，先必须把流动和其他几个过程区别开来，并介绍“生活轨迹”、“流动和非流动模式”及“流动途径”这几个概念。

（1）生活轨迹

生活轨迹是指个体在社会中完成其生活周期的一结构化途径。首先，在工业社会中，由于生活轨迹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似乎存在着无穷的途径。但是，因为教育、职业和招收新成员过程极为复杂，工业化社会中的若干生活轨迹相对受到限制。除了这些作为职业和教育途径的明显的和重要的特征外，还可以详细说明其他许多因素，如家庭导向的结构（它是指规模、出生次序、性别构成、父母身份），生态学因素（指出生及早年生活之地的都市化程度、人口密度和诸如家庭、学校教育、犯罪率这样一些环境条件），以及家庭生育结构（指婚姻身份、配偶流动、儿童数量等等）。很清楚，生活轨迹可以从多种观点，采取多种角度加以研究。

（2）流动或非流动模式

流动或非流动模式仅仅是生活轨迹的一个方面。为了界定并辨别工业社会中流动或非流动模式，至少必须选择生活轨迹中如下四个特征：生活初期的社会阶级地位，成年时的社会阶级地位，教育程度，教育途径。每一特征本身都可按照一系列价值来考虑，例如，就初期社会阶级地位而言，在英国和美国至少存在五个社会阶级；另就教育程度而言，在英国，最小离校年龄之后至少还有六个正规阶段，在美国，则有许多非正式阶段。所以，大量的模式产生于上述四种特征中。在一定时期，这些模式可以根据其结构特性和受其限制的个人特性作相互比较，但超过了一定时间，他们可以根据这些因素及那些随着社会继续变化而可能出现的因素作相互比较（这些因素本身是社会中的一部分）。

（3）职业途径、流动途径和非流动途径

“流动和非流动模式”、“教育途径”、“职业途径”和“流动途径”这四个概念在使用时会发生混淆。在各种社会中都存在着向上和向下流动的途径，这些途径导致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和身份等级。而为了使这种流动可以取得成年地位所需要的某些技术和其他品质，这种途径通常被组织起来。人们往往无法从导向家庭或从来自同一初期社会阶级的非流动个人中取得这些技术和品质。在工业社会中，大多数职业（因此也是大多数经济地位和身份地位）具有各种流动和非流动模式，而取得这些职业和地位的大多数途径也具有各种流动和非流动模式。当然，在某些社会里，某些职业主要引起流动或非流动。因此，人们可能把不同的招收新成员的途径看作是“流动途径”或“非流动途径”。也许教堂、军队和银行在特殊时期就是这种流动途径的实例，而在另一时期，它们则是作为非流动途径的实例。

（4）教育途径，流动途径和非流动途径

在工业社会中，教育系统与筛选、训练及个体在成人职业、经济和身份地位中的分配密切相关。取得成人地位的流动和非流动途径在教育系统内已经形成了。所以，尽管为了某些目的，把教育制度和某些教育途径视为“流动的主要通道”是有意义的，但为了另一些目的，把它们视为“非流动的主要通道”同样是有意义的。因此，教育系统可以被视为能产生社会变化的一套制度，也可被视为一套有助于社会永恒和稳定的制度。然而，某些教育途径常常是与特殊的初期社会阶级地位、成人社会阶级地位相联系的。当某一教育途径主要以流动模式或以非流动模式为特征时，那么，就有理由把这一教育途径看作为一流动途径或非流动途径。例如，文法学校和公立学校。

因此，在“教育程度”和“教育途径”之间作出区别是有用的。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和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学生一样，接受了同等程度的教育，在教育系统内度过了同样多的年份，并且都将具有同样正式的学历资格。但他们的教育途径不同。如果这两种途径包括同样的经验，并为成人时的社会阶级地位提供了同样类型的准备，那么，这两种途径间的区别，将仅具有名义上的价值。然而，个人生活经验的许多方面依赖于其教育途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程度量上的变化是不重要的。如果未认识到教育途径的独立效用，尤其指在一高度分化和专业化的教育系统内的教育途径，那么，就会否认存在于流动经验中的变化，以及一般的成熟经验中的变化。采用解释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教育系统内存在着这种区别。尽管美国的教育途径并没有像英国那样正式分化和专业化，但人们无法否定哈佛大学毕业所代表的一种途径与密苏里大学毕业所代表的途径很不相同这一事实。关于社会成层和教育的关系，以往几乎没有进行过研究。

（5）生活周期和生活

生活轨迹的另一方面指“生活周期”。通常根据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理和心理阶段，来阐明生活周期。也可以按照每一年龄阶段的特点，以及在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角色系列来阐明生活周期。这一结构性思考主要是由那些研究非工业社会的人类学家提出的。流动的人和非流动的人在各自的生活周期中进步，但在大多数社会里，促使人进步和发展的，则并非是流动或非流动所造成的。

“生涯”是一个更为一般的术语，它是指根据一定方面安排地位和角色的一种结构性途径。例如，个体必定会涉及某种教育生涯、某种职业生涯、某种家庭生涯、某种道德生涯和某种友谊生涯。流动和非流动的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涯。就某些生涯而言，两者可能是相似的，而另一些生涯则有所区别。例如，流动者的家庭生育生涯与非流动者的家庭生育生涯相比不会有多大不同；但很明显，某些流动者团体的职业生涯不同于某些非流动者团体的职业生涯，也不同于另一些流动者团体的职业生涯。

按照以下这些特征就能对各种生涯作一番比较。这些特征指：友谊的有序和无序，住宅和职业生涯。在这里，生涯的有序和无序与流动及非流动模式间的关系必须给以适当考察。

至此，已经可以提出如下假设了：身份不变度越大，那么，通常在先于身份等级的某一经济等级形式中，与个体身份不一致有关的流动可能性就越大。然而，非流动者也会处于身份不一致的个体地位上。例如，某个人可能从其父亲那里承继了不一致的地位，而且，在其后的生涯中无法消除这种不一致，与此相似，一个从中下层阶级承继了不一致地位，却又大学毕业的人，去寻求中下层社会阶级地位的职业，此举对于这一个体的身份不一致地位来说是非流动的。

身份不变度越大，与核心身份团体相对的边缘身份团体发生流动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某些非流动者也可能处于边缘身份团体中。

边际效应不是因流动而自动产生的。因此，流动者和非流动者都可能处于边际地位上。但是，身份不变度越大，身份不一致和边缘身份团体成员与边际效应相关的可能性越高。所以，当非流动者具有这些地位时，他们可能带有边际效应的特征。但身份不变度越大，则流动者更可能处在身份不一致和边缘地位上；而且身份合法化过程更为困难和漫长。因此，身份不变度越大，流动者受到边际效应影响的可能性也越高。

(1) 此文清晰地表明了我关于成层和流动过程的假设、观点和术语。最初，本文是作为考察英国和美国社会流动结果这一专题论文的附录，其中某些问题在本书的附录二中讨论。我认为此文对于教学，尤其是对大学高年级学生的教学极为有用。这里没有注明参考书目，许多有关文献可以见诸R．Bendix和S．M．Lipset等编Class Status and Power，伦敦自由出版社，1966年第二版。

(2) 关于工业化对家庭结构影响的论争常常隐瞒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存在的核心家庭形式是否由工业化过程产生？每当工业化确实发生时，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家庭制度的重要性减少，并产生了一种更为简单的家庭关系模式。换言之，当扩延家庭的功能减低时，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其成员的核心单位与扩延单位相比显得更为重要。有利于这种家庭模式的工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乃是每个核心家庭主要成员都得加入的，相对自主的职业等级制的发展。

(3) 参见J．H．Goldthorpe and D．Lockwood，Affluence and the British Class Structure，Sociological Review，July，1962．

(4) “核心和边缘身份团体”的概念是我提出的。但这一思想在如下两本书中已经出现，即N．Eliasand J．L．Scotson，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London，1965，and in Joel Smith，William H．Form，and Greg P．Stone，Local Intimacy in a Middle Sized City，A．J．S.，1954。

(5) 有时必须探讨：基于社会职业的功能和特征基础上的职业等级制的意义，以及基于职业特征基础上的方法论意义的那种“等级制”。在此意义上研究职业等级制主要用于解释经济和身份等级制，而不是相反。

(6) 人们一般都想加上下面这一段，但我认为它比某一实证性的概括更能阐述技术思想：

此外，经济发展的需要一般促使劳动者相应增强了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必要性，因此利用所有可用的“自然才能”已显得极为必需。依照“自然才能”的不同类型和数量，来分配、训练和招收新成员的这一独立的理性原则，已促使职业流动朝着由社会中“自然才能”分配所确定的范围这一方向发展。尽管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各种明显的偏见（尤其是就某些阶级界限而言），但作为流动渠道的教育系统的制度化，以及关于阶级偏见是工业社会中上述理性原则的不利因素这一普遍信念，虽然减少了刻板的阶级界限的限制，却又阻碍了改革的深入。要对这一描述作出假定仍很困难。确实，现在以教育系统为渠道进行的流动十分明显，因此，也极易指出这种流动在增加。但这并非主要之点。我想指出：流动途径是否已发生改变。目前这种途径主要是身份状况的功能，而非阶级状况的功能，而且，一旦身份状况不再依赖阶级状况，便可预言个体就是独立的个体，而不再是社会的个体了。

(7) T．Parsons，A Revised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in R．Bendix and S．M．Lipset（eds.），Class，Status and Power，Glencoe，1954．帕森斯把社会成层定义为这样一种制度：家庭单位依照“社会荣誉”、声望确定社会中的等级。这样，他把社会成层看作主要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但在他的概念框架中他并没能解决这一过程是怎样的问题。

(8) 值得指出如下这一点：因为身份团体、身份资格和身份等级都以“主观”过程为基础，例如，价值观、规则和信念的精神的情感的现象，它们并不比阶级、阶级资格和经济等级制更缺少“真实性”。尽管后者以相对容易计量的经济报酬为基础，而且某些方面既能看得见又能摸得到，但它们在控制个人的行动方面并不比前者显得更有效。

这就是我为什么并不支持把分层划分成“主观分层”和“客观分层”这一观点的理由。我认为由于身份评价主要通过个体进行，那么上述观点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在起源上，这种评价主要是在心理学意义上进行的。很清楚，人们在身份制度中相互学习，而且尽管心理特征的某些方面可能影响辨别身份的需要，但还存在着个体或团体的外部心理过程。

(9) Milton M. Goldberg，A Qualification of the Marginal Man Theor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February 1941，pp. 52—58。

(10) 我感谢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的克莱夫·阿什沃思的帮助，他对这一节作了评论。

（马和民译自E·霍珀编：《教育制度理论读物》，伦敦哈钦森大学出版社，1972年英文版，第13—37页，包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