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选拔与教育

［日］天野郁夫

编者按：本文涉及通常所谓“考试社会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但着重指出在现代社会的选拔和分配过程中，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制度，与其他任何一种选拔和分配制度都有密切的联系，且占据了支配整个过程的战略性位置。在友田泰正所著的《教育社会学》一书中，天野郁夫被称为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最活跃的四位教育社会学家之一。

现代产业社会里，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他拥有多少“社会资源”。⁽¹⁾所谓社会资源，一般是指财富、权力、威望、知识和技能四者。人们对这些资源的拥有量越大，其社会地位就越高；这种资源越少，社会地位就越低。一般来说，社会资源是为大多数人所羡慕的，人们都想获得更多。但由于社会资源的绝对量有限，因而在人们中间总是被不平等地分配着。社会地位一般以职业地位为代表。以具体职业为例，如大企业的管理者，就其拥有许多部一下这一点来说，是一种拥有很大权力、注定有高额收入、备受人们羡慕的、威望很高的职业。另外，他掌握的知识量和信息量也很多，因而，他在职业（社会）地位等级中就占有很高的位置。与此相反，非熟练工人在财富、威望、权力、知识和技能各方面的拥有量都很少，因而其社会地位也低。

这样，就职业等级的上层和下层来说，在四种资源的分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叫“地位的一贯性”。⁽²⁾然而，这四种社会资源的分配，本来是各自独立的。因此，在中等职业层次中，也能看到不少“地位非一贯性”的职业。即使在这种场合，四种资源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至少在两种乃至三种资源的分配之间能看到这种一贯性。

教育的问题，同这些规定社会地位的社会资源中的知识技能的分配有关。这是因为在现代产业社会里，大部分知识技能是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当然，获得知识技能的途径不只限于学校教育。家庭和企业等集体在知识技能的形成上也起着较大的作用；还有大众传播媒介也能提供知识和信息。然而今天，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制度，在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学校中接受日益漫长的教育。因此，学校教育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进一步说，学校教育不仅给予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以一定的知识技能，而且还培养了他们在学校教育结束以后的社会生活中经常不断地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所必需的基本能力。学校教育的毕业证书——学历所表明的，不只是过去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代表着将来不断地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作为规定社会地位之要素的知识、技能或作为其代理指标的学历，其重要性在于，它们同担任职业角色的能力有密切关系。有些职业角色需要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有些则不然。通常，具有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的人较少，而且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又需要较长时间的教育训练。高职业地位要求高学历，具有高学历的人得到高职业地位，就是这个道理。需要高水平知识和技能或高学历的职业，长期以来只限于诸如医生、律师、大学教授、高级官吏等少数职业。可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在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需要更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即需要长期学校教育的职业，无论从相对意义上，还是从绝对意义上说都在增加。我们所说的职业专门化和企业职员阶层的扩大，就是其直接意义上的表现。这意味着将学历当作社会地位之决定要素的人在增加。

就学历的重要性而言，还要指出它的供给量是有限的问题。现在，许多国家采取了义务教育制，在发达国家，15岁之内的儿童正实现全部就学。可是从此往上，升学和毕业的人数却显著减少。尤其是取得最高学历——大学毕业学历的人数，即使在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除外）也不过只占同龄人口的十分之一。学历，进一步说知识和技能的分配依然是明显的不均等，这维持和提高了作为决定地位之要素的学历的重要性。像美国和日本，在近十分之三的同龄人口已取得高等教育毕业资格的“高学历社会里”，大学学历本身已不算稀有物，同时人们还不断地在叫嚷“教育过剩”。⁽³⁾可是，在那些国家里，学历内部却在进一步引起等级分化，这起着保持学历稀少性的作用。美国研究生院的发展、日本所谓由“名牌学校”与其他大学发生的等级分化而引起的学历的“校历”化是其典型例证。高学历化的发展，并不是同知识、技能不均等的分配结构的变化相联系的。

就学历与社会地位的关系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学历与其他社会资源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地位的一贯性与非一贯性问题。正如前文所说，根据最近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职业等级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存在着地位一贯性，而在中层职业中却是非一贯性的。⁽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四种要素是相互独立的。这项研究还揭示了：学历和威望在所有职业中都密切相关。而教育经济学研究则表明，学历与收入之间也存在着紧密关系。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科层化的大型组织中工作的人，其地位的一贯性在所有职业和工种中为最高。这里决定地位最重要的因素是学历（甚至学校本身的地位、声望也有极大影响），并且从属于以这种企业为代表的大型组织的人数在直线上升。产业社会的学历社会化与这种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构，比作为社会整体资源的分配有着更深的联系。

学历与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学历本身是一种稀少的资源，同时，获得学历是获得其他社会资源的手段。获得高学历便可从事威望高的职业，并由此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较大的权力。

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从参与其中的个人方面来说，是社会资源的获得过程。人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得资源，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可是，在现代产业社会，可以倒过来看这种关系。人们不是由于获得资源而取得某种地位，而是由于取得某种地位而获得一定的资源。也就是说，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构是由既定的、制度化的地位等级决定的。人们根据他取得的那种制度化地位，去谋求资源，而不是相反。这里包含了学历的手段作用。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学历作为获得社会地位的一次性手段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所以一个人从学校毕业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历。他们的最初职业对其以后的职业经历也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人将来会得到一份怎样的社会资源，与其受怎样的教育、取得什么学历有关。

从社会方面来看，个人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的过程，也就是分配各个人进入各社会地位的过程。这种获得和分配过程，也可以说是竞争和选拔的过程。人为追求更高的地位而竞争，社会按一定的标准，将适合于各种地位的人选拔出来，而教育同这种竞争和选拔的过程密切联系。因此，现代社会的学校常被称为“筛选装置”，或被叫作“社会选拔和分配机构”。为了明确地解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来参考一下社会选拔和分配的过程及其学校教育在其中所占有的相对位置。

如上所述，社会地位在分化，并产生了等级结构。面这对社会的存在、延续和发展同样极为必要，两者是平衡的。⁽⁵⁾处于某一地位的人期待并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角色。如果看一下代表他的职业角色便可明了这种角色：它在功能的重要程度方面显著不同。既有对社会来说十分重要的，但并非任何人都能承担而只有具备高水平知识和资源的人才能承担的角色；也有重要性低，任何人都可完成的角色。可以说，社会的存在、延续和发展，就在于怎样吸引、造就、分配具有与之相应的天资和能力的人到那些重要性程度不同的，特别是重要性大的角色上去。

在前工业化社会里，这种天资和能力被认为是特定社会出身的人生来具有的；谁处于怎样的地位、完成什么角色是预先决定的，所以在那里没有选拔人的必要。在工业社会里，则不然。天资和能力被认为与出身、身份无关，并平等地分布在众多的人们之间。这已有事实证明。工业社会按照天资与能力将人选出，分配到最适合也最需要他的地位和角色上去，并把这一点当成社会的存在、延续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功能性条件。换言之，工业社会与其以前的社会不同，它需要一种社会机构把人们吸引、选拔和分配到各个地位和角色上去。

这种选拔与分配的机构必须完成两个基本相反的任务。第一，它必须把尽可能多的人引向以获得更高地位和角色为目标的竞争中去，以便按照人们的能力和天资进行适当的分配。拥有高水平能力和天资的人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稀有资源。为了社会的发展，应将这种有能力的人分配到在功能上具有更大重要性，且难于完成的角色上去。但为此必须规定更具诱惑力的“报酬”，以期吸引他们。大概可以说，过去看到的社会资源不均等的分配结构具有作为以吸引为目的的报酬这一面。人们向往那种已规定了报酬的高收入、权力和威望，把获得更高的然而困难更大的地位和角色作为目标。我们把选拔和分配机构的这种吸引作用叫作“加热”过程。

第二，这个机构还要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即把人们那种以高地位为目标而被提高了的抱负冷却下来。正如上述，已分化的社会地位体系具有等级结构，越接近其上层，可能达到的人数越有限，相对稀少性也越增加。就是说，选拔和分配机构，为了适当地发挥其功能，在进行“加热”，以使更多的人参加竞争的同时，想法让这些人的数量同已准备的地位和角色的数量相一致，而且必须减少到适当的程度，以期在这个问题上不遗留“怨恨的感情”。如果把这叫作“冷却”过程，那么，便可以认为，工业社会的选拔和分配机构是建立在冷却和加热这两种相反过程的微妙平衡之上的。⁽⁶⁾

人们把体质的和精神的这一广义的能力作为竞争手段，来参加这种选拔和分配过程。这种竞争，例如大学的入学考试和高级官吏的录用考试，都采取直接的形式。不过若从整体的选拔和分配过程来看，这种直接的、明显的竞争很少。在制度上要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以便预先限制竞争并使它潜在化。就是说，在选拔和分配过程中，要使用各种各样的制度和力量，以便“加热”和“冷却”，使两者平衡，使人员的分配与地位、角色的等级相一致。作为这些制度和力量的代表，可以列举：①阶级结构，②学校教育制度，③考试制度，④资格制度，⑤职业结构，⑥组织结构，⑦社会规范等七项。⁽⁷⁾作为整体的选拔和分配机构，就是这些具体的制度和力量的统合体。下面就来简单地分析一下它们各自与选拔过程的关系。

（1）家庭与阶级

在前工业化社会，子女将来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角色取决于他们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阶级。家庭是社会资源的基本分配单位，又是社会阶级（阶层）的基本构成单位。在牢固的身份制的羁绊下，几乎不存在根据能力来竞争的可能。子女承袭父母的地位和职业及社会资源。阶级结构便履行这种没有选拔的分配功能。而在工业社会里，阶级结构是流动的，子女不论出身于何等阶级，何等家庭，都可以自由地参加竞争，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努力，重新选择地位和角色。与此同时，即便在工业社会里，家庭仍是社会资源的基本分配单位。而且这又使家庭和阶级成为内隐的一次性选拔制度。

第一，父母的学历和职业决定子女对教育和职业的志趣。父母同子女的学历和职业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这已为人们所共知。第二，家庭影响了子女对教育和职业的抱负水平。既有激励子女向往更高的教育与职业的父母，也有满足现状不愿付出努力的父母。第三，假如子女有了某种追求目标，在其现实中可供利用的手段和资源的多少，也因家庭而异。例如，受教育所必需的费用的负担能力，就因家庭不同而有明显差别。在拥有有关学校和职业的信息量方面也有很大差异。又据B·伯恩斯坦（B. Bernstein）的研究⁽⁸⁾，子女在学校的学习能力取决于其言语能力，而这种言语能力的形成，就是家庭的社会化功能。P·布迪厄进一步指出，除了物质资本之外，家庭还拥有“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承袭性比物质资本更大。⁽⁹⁾这样，选拔的过程首先由家庭开始，而家庭又被纳入社会阶级结构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位等级结构，亦即社会阶级结构，其自身就构成了社会选拔和分配机构的最基础部分。

（2）学校教育制度

如上所述，现代社会的学校教育制度被称作“筛选装置”。学校并不是社会选拔和分配的唯一机构，而选拔和分配对学校来说也终究不过是一种次要的功能。尽管这样，学校在选拔、分配的全部过程中还是占有中心位置，这是因为：

第一，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知识、技能对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同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的职业增加了。这种变化，显著地提高了学校在形成和获得知识、技能方面所起的作用。学校本来就是有组织的教育场所，高水平的知识技能的形成，日益期待着学校，而实际上，学校也起到了这种作用。这意味着学校教育的整体规模、制度结构、教育内容等，已拥有一种力量去（间接地）控制那些能取得各种社会地位和角色的人数。各种职业与大学的关系便是最好的例证。

第二，学校本身是一种终结性的选拔机构。作为一种制度的学校具有以年级和阶段为基本单位的等级结构，学校根据智力（学力）评价学生，以便确定其升入高一年级，或升入上一级学校。这种能力评价一般采取考试的形式，如同大学入学那样，在向各级学校升学时往往也采取以选拔为直接目的的考试。学校的评价往往伴随着奖励和惩罚，它们对孩子们的抱负起着加热和冷却作用。越到上级学校，学校教育的内容越专业化，并且，能受这种教育的人数也越少。从此意义上说，学校在社会选拔与分配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学校通过对“教育资格”即学历的认定，与下面将要论及的社会资格制度和考试制度结合，发挥其选拔和分配的功能。现代社会被称为“资格证明书”社会⁽¹⁰⁾，学历是社会上最具普遍性的商标。在各种情况下，它作为人们能力的代理指标，被当作评价和选拔的手段：①学历，首先在取得特定的职业资格时作为一种必要的基本资格在履行预备性的选拔功能，只要看一下各国的考试便可明白，多数场合都要求有一定的学历作为考试资格；②学历，有时还成为一种职业资格，典型例子如教员、保姆、营养师等，大学毕业资格自然地成为这些专门职业的职业资格；③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社会的学历，由于“疑似职业资格”而更加提高了其作为选拔手段的重要性，行政官吏和企业的职员层等就是其最好的例证。在那里，尽管不要求特定的职业资格，但是在录用时却要求高级中学乃至大学毕业的学历，而低学历者则被拒之门外。学历主义的问题，与这种学历的“疑似职业资格”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考试制度

所谓选拔，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从某一集团中把特定的人选拔到特定的（比通常更高的）地位上去的一种活动”。⁽¹¹⁾考试则可称为这种选拔的最直接手段。考试本来是一种客观的、合理而公正的能力评价手段，而不是以选拔为直接目的。只要想一想在学校里教师为了确定日常教学效果而进行的考试，便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一问题。可是，当考试被当作推动学习的手段，并同奖惩结合起来使用时，它就具有了（间接的）选拔功能。大学入学考试、国家工作人员录用考试以及各种职业资格考试等，使这种考试所具有的选拔手段的性质更明显，并作为正式的选拔、分配机构而制度化。现代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即它把根据能力以取得更高地位为目标的自由竞争作为其基本功能条件。据此，可以把各种考试制度视为选拔和分配机构最富有战略性的部分。因为由国家、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来有意识地操纵这种考试制度，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人们的社会分配结构和过程。这些考试大体上可分为资格考试和选拔考试。资格考试以选出具有适应某种职业角色能力的人为目的；相反，选拔考试的目的是选出一定数量的人，使之同已准备的地位和角色的数量相一致。考试所要求的是形成能力的序列，因而采取竞争考试的形式。入学考试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考试，便是典型事例。社会选拔由于竞争考试的激化而成为社会问题，这一点已为多数人所认识。

（2）资格制度

就功能上对社会具有极大重要性，并需要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的职业来说，大都要求从业者取得正式资格。例如医生、律师、教师等专门职业。这些资格一般是由国家或者团体授予的。作为资格认定的方法，一般都采用考试形式。如上所述，资格考试基本上不具有竞争性质。但是，当某种职业的社会需要量有限，而志愿者超过需要时，资格考试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竞争考试。最好的例子就是律师的司法考试。在像初、中等学校的教员那样没有资格考试的场合，为了录用而进行的考试也成了竞争考试。因此，这种职业资格与教育资格（即学历）的结合，存在着增强的倾向，其结果，进一步推动了由学校教育制度来代替履行一部分资格制度所具有的选拔功能的倾向。医生、牙科医生等就是其典型例子，由国家举行的资格考试的合格率高，因为在进入大学的医科系和牙科系以前就进行了严格的选拔与考试。资格制度就是把具有从事特定职业角色资格的人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在社会选拔与分配过程中，它与考试制度同时作为直接控制手段而发挥其功能。资格取得者的特权就在于具有报酬的、能分配到大量社会资源的社会地位。因此，把资格制度当作选拔和分配的有意识手段来利用时，常常牵涉到公共福利和机会平等问题。

（3）职业结构

职业是社会地位的最好代表。因而，社会选拔与分配问题，也可以说是职业选拔与分配问题。人通过选拔和分配得到的职业地位具有等级结构，但构成这种职业结构的职业，各具有一定量的规模。这正如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产业结构发生变化，非体力劳动增加一样，从长期来看，变迁很大，可是就短期来说，大体是稳定的，起着制约人的职业志向和抱负的作用。一般来说，由于占据职业结构上层的职业在数量上有限，能分得较大一部份社会资源，因而，人们为能从事这种职业而进行竞争。如上所述，这种竞争在学校教育阶段即已开始，而且越是高层的职业越要求高水平的知识、技能。所以，教育资格（即学历）具有的意义也增大起来。资格制度与考试制度也都在这种职业的选拔和分配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选拔的过程还将继续伴随以后的职业。不过，据最近的职业调查，可知有近一半的人数到40岁为止仍旧从事与最初相同的职业，能跨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鸿沟的人极少。这就是说，一旦选择了某种职业之后，再改变它是极为困难的。在整体选拔和分配过程中，学校教育起着决定作用，其理由之一就在于此。⁽¹²⁾

（1）组织结构

在现代社会中，另一个发挥重要选拔功能的是，政府机关和企业所代表的科层化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事务性职业又被分成多种职务，各个职务在等级化的组织结构中排成序列，构成了职位体系。人们就是从这种等级制的下层职位出发，依次“晋升”上来的。晋升的过程被制度化，一般称为“职历”。沿着这种职历行进的过程也就是选拔过程。人们在各自的职位上经受业务能力的评价，根据这一评价可以决定能否晋升到更高的职位上去。就白领工人来说，从一般办公职务开始到初级管理职务，再逐步晋升到中级、高级进而加入管理者的行列，这是最为理想的职历。由于职位的数量越到上层越有限，组织内部的竞争也就变得更为激烈。组织内部的能力评价，一般采取由上级进行人事考核的形式，但为了保证客观性，进行考试的地方也多起来了。众所周知，在这种科层制组织中，从什么职种和职业出发对以后的职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个最初的职种和职位的决定，就与学历有很大的关系。现代社会，在这种科层化组织中工作的人在直线上升。因此，组织内部结构作为一种选拔和分配制度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学历具有的第一次选拔和分配功能的重要性进一步加深。

（2）社会规范

最后要论述的是社会规范及存在其背后的价值，换言之，就是一个合理的社会意识问题。它同前面已谈到的各种制度不同，虽然与选拔过程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决定选拔的性质，并使它合理化。或者说，在选拔过程中，落选者必然与入选者同时出现，如果那些落选者不能理解与接受这一选拔结果，那么，选拔与分配机构就不能恰当地发挥其功能。因此，选拔和分配的各种制度必须按照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支持的价值和规范，并以其实现为目标。帕森斯（Parsons）所说的业绩本位、普遍主义、感情中立性、限定性、自我志向等5个“模式函数”，可以说巧妙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为大多数人所支持的价值。现代社会的各种选拔制度，只有不依据身份和出身（普遍主义），对一个人的能力进行不掺杂感情色彩的（感情中立性）客观评价（业绩本位），并进行选拔，才能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可以认为，杨（M. Young）的“能力主义”⁽¹³⁾表现了以这种价值和规范为基础的产业社会中最正统的选拔和分配的社会意识。

以上讲了与社会选拔和分配过程有关的各种制度和力量，这里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在其全部过程中学校教育所占位置的重要性。现代产业社会中的学校教育，同其他任何一种选拔分配制度和力量都有紧密联系。因而，可以认为它占据了支配整个过程的战略性位置。

首先，学校教育最清楚地表现出各个社会关于选拔和分配的正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规范。特纳（R. H. Turner）认为，社会有各种不同的“向上流动的规范”，根据这种规范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不断地会有一些压力在起作用，使学校制度符合这种规范。特纳提出，关于居支配地位的规范，从理念上说，有“赞助性流动”和“竞争性流动”两种。他还阐明了两者如何赋予美国和英国的学校教育性质以不同特征。⁽¹⁴⁾选拔、分配的最基本制度，即家庭和阶级，它们与学校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学校教育成果，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家庭里积蓄着，由子女继承下来，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迁性流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给子女们提供怎样的学校教育机会。某一家庭拥有多少物质的、文化的资本，是由这个家庭归属于哪个阶级所决定的。家庭同心合力地参与升学竞争和争取学历的竞争，无非是象征着向更高层的阶级流动的欲望，以及对于学校这个在社会选拔和分配过程中占中心地位的制度的热切向往。

关于考试制度、资格制度与学校制度的结合问题，已无须赘述。现在，大部分国家考试、职业资格考试都要求以一定的学历作为考试资格。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学校本身是现代产业社会里最大的进行考试和授予资格的场所。现代学校，如果没有考试是不可想象的。除了期末考试和学年考试等定期考试之外，孩子们在平时还要接受各种小测验。到应考期，学校还要增加模拟考试和统一考试。通过这些考试，孩子们的学力常得到评价，这种学力评价本身虽不具有直接选拔的功能，但孩子们可以根据成绩了解自己的学力在集体中的相对位置，由此，便可对教育或职业的抱负进行“加热”或“冷却”。在高中或大学进行升学考试时，升学考试则发挥着显著的选拔作用。学校教育的发展，一般根据同龄人口的在学率（就学率、升学率）的上升和在学年数的延长来判断，但它也意味着参加这种通过考试进行的潜在的和外显的选拔过程的人数在增加。也就是说，学校教育越发展，考试发挥的选拔功能也就越得到强化。如果把在学校教育制度内部进行的这种选拔叫作“教育选拔”，那么，可说它在社会的选拔全过程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对其后的“职业选拔”起着预备性选拔的作用，甚至正在部分地取代它。可以说，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

如上所述，作为教育选拔的结果所授予的“教育资格”（即学历），同职业和组织的结构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学校是现代社会最大而又最具普遍性的资格授予机构。学校颁发的教育资格证书，作为人的能力的代理指标通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在职业和职历中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产业的知识化和组织体的科层化是现代产业社会的共同特征，它越是向前发展，学历具有的重要性也就越突出。人在职业生涯期间的职业选拔，其自身就构成了独立的选拔过程。这一点迄今为止基本上没有变化。但在教育选拔得到强化的同时，它的独立性则变成为相对的东西了。职业选拔和教育选拔，在各个方面都已获得了有机的结合。日本所谓的“学历主义”，欧美各国所说的“文凭主义”就可以被看成是由这种教育选拔与职业选拔的连续化、一体化而产生的问题。

(1) 参阅富永健一：《社会变动的理论》，岩波书店，1965年；直井优：《社会阶层》，以及富永健一、盐原勉：《社会学原沦》（社会学课堂讨论），有斐阁，1975年；原纯辅：《阶层构造论》，收于安田三朗等编《社会构造》（基础社会学，第4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

(2) 会田高俊、原纯辅：《社会地位的一贯性和非一贯性》，收于富永键一编：《日本的阶层构造》，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

(3) R·B·普里曼著、小黑昌一译：《大学毕业的价值—教育过剩时代》，竹内书店新社，1977年。

(4) 见注(2)今田高俊、原纯辅的论文。

(5) 见注(1)原纯辅的论文。

(6) 关于“冷却”和“加热”，可参阅B. R. Clerk，“The‘Cooling-Out’Fun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60年5月号；“E. Hopper，Educational Systems and Selected Consequence of Patterns of mobility and Non-mobility in lndustrial Societies”，载于E. Hopper等编Reading in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Systems，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1971年。

(7) 在阅注(1)直井优、原纯辅的论文，以及麻生诚的《教育中的选拔与差别》；麻生诚、藤永保的《能力、适性、选拔与教育》（现代教育讲座7）第一法规，1975年。

(8) B·伯恩斯坦：《社会阶级、言语、社会论》，收于J·加拉贝尔、A·H·哈尔西编、潮木守一、天野郁夫、藤田英典泽编：《教育与社会变动（下）》，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

(9) Bourdieu. P.，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in Karaebl，J. or Halsey. A. H. (ed)：Power and Ideology on Education，Oxford u. p，1997.

(10) Collins. R，The Credential Society，Academic Rress 1979年。

(11) 滨岛郎等编：《社会学小辞典》，有斐阁，1979年。

(12) 原纯辅；《职业经历的分析》，见注(2)富永书。

(13) M·扬著、伊藤慎—译：《能力主义的法则》，至诚堂，1965年。

(14) R·H·特纳：《由教育引起的阶层流动之形态》，收于A·H·哈尔西编、凌水义弘监译：《经济发展与教育》，东京大学出版社，1963年。

（韩文生译自日本天野郁夫著：《教育与选拔》，日本第一法规出版公司，1983年第二版，第7—25页，沈晓敏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