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中间地带

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基础教育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的观念变了，校长、教师们的视野开阔了，思维活跃了，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教育，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而且这种观念的变化不仅反映在思想层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实践层面、现实层面。

2008年5月，作为上海市基础教育名校长后备人选的一员，我有幸被选中参加“上海－加州影子校长”项目，赴美国加州考察，从2008年5月16日到6月21日，历时5周，进入加州数十所公立中小学进行考察。

“上海－加州影子校长”是上海市基础教育名师、名校长工程的一个重要延伸拓展项目，在名校长基地培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国际视野，在名校长后备人选中挑选10人，送往美国继续培训，以强化他们的国际交往能力和比较教育研究的能力，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推进上海基础教育向纵深发展。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加州学校董事联合会（California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简称CSBA）签订的教育合作备忘录（2005年11月），在此基础上顺利启动并实施这个教育合作项目。CSBA与上海市教委的合作，搭起了太平洋两岸两个重要的城市在教育方面的交流平台。上海市首批10名校长从2008年5月16日起，分5个小组进入加州数十所公立中小学进行为期4周的实习，第5周则主要是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宇航中心空气动力实验室JPL、心理思维实验室、洛杉矶天文台的考察。

我们这个组主要考察蒙特瑞的4所高中，包括蒙特瑞高中、Seaside High School、Marina High School、约克私立中学，还有其他一些学校。因为考察的学校有限，这次考察不能说一定了解了加州教育的情况，或许是瞎子摸象，或许也能借一斑窥全豹。

比较加州教育与上海教育，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上海教育的优势所在，诸如，教育理念的先进，加州学校为学生开课，学生数必须是32或36的倍数，多出来的学生就不能为之开课，因为要考虑教育成本；而上海只要学生选择，哪怕只有6个人，学校也为之开课，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这当然与政府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这次考察发现，两地教育有许多共同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共同点是上海教育进步的明显标志，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上海基础教育的明显变化发展，同时可以看到基础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

因为有许多共同点，我决定本文主要采用求同比较的研究方法。首先看看同在哪里，然后在相同之中寻找不同点，并针对相同点和不同点寻找原因。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由此探究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要素。加州教育与上海教育本质上的相同点，我们据此可以断定这就是教育的最基本规律；两地教育内容的相同点，我们据此可以断定这就是教育的基本元素、基本课程；两地目前采用的策略的相同点，我们据此可以断定这就是当下最实际的策略。

我们从教育管理体制、高中招生体制、教学组织体制三个方面来比较。

1．管理体制。

相同点：政府提供教育，机构控制学校。

有一个机构负责管理、领导学校，上海是教育局，美国是学区。美国基础教育主要由政府提供，由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学区） 控制和资助；在小学和中学，课程、资金、教学及其他政策都由当地选举产生的学区委员会（或称为学区校董会）决定。教育标准和标准测验通常由州政府制定。

不同点：上海是政府组织，对上级负责，更便于体现国家意志，更具集中的色彩，其优势是适应当前国内的实际情况，因为由精英组成的中国政府，所体现的国家意志更全面、更实际、更科学，如果体现社区百姓意志，则以应试为主要追求的升学教育将更加严重。

美国的学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一方面，它代表政府控制管理学校，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又是学区委员会聘用的，而学区委员会由所在学区公民选出，必须对所在区域的公民负责，体现的是社区百姓的意志，更具民主的色彩，由于学区校董会的人员构成并非完全是教育人士，而是方方面面的代表，因此他们的意见并不一定专业、不一定正确，因此学区的管理人员经常抱怨，什么事情都要向校董会解释，要他们理解，工作效率受到影响。

近年来，加州教育管理趋向统一，给予学校较多控制，学校缺乏自主权。宏观控制主要体现在教材统一、考试统一，由加州教育部门主持小学、中学各年级英语和数学的统一考试，并进行排名。微观控制主要体现在学区召集的校长会议非常多，由此带来的任务也非常多，有关规定非常具体，甚至包括暑假时电脑如何存放。

从校长自主权来看，加州的校长权力很小，受制于学区（社区、家长、学生），更多地为社区提供服务，更像一个领班。上海的校长权力相对较大，一般受制于教育局，更多地体现为对政府负责，对社区责任不大，更像一级官员。

理想模式应该是教育既要体现国家意志，也要体现百姓意志，既是民主的，又是有效率的；学校既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又是规范办学；校长既承担一定的责任，又享有一定的权利。

这样一种理想的发展走向，取决于全民文化素养的大幅度提高，价值取向走向平和，这是前提，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教育局上级政府，还是校董会人员、学区管理人员，都面临进一步提升教育素养的问题。从而更加理解教育的真谛，进一步提升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水平，提升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

2．高中招生体制。

加州和上海的相同点在于根据学能、学绩差异，分化教学。

不同点在于：上海是分化入学（学校区分），加州是入学分化（教室区分）。

加州的教育民主、教育公平体现在各种不同的学生（成绩不同、民族不同、智力差异不同等等）可以进同一所学校，他们是就近入学，按居住地来划分（与上海的小学、初中一样）。上海的高中教育是通过成绩分类，把优秀的学生集中到重点中学。加州的教育体现了全纳思想，上海的高中教育体现了差异区分，主要是能力差异、学级差异的区分，特殊教育独立成校，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分别，重点高中与一般高中的区别。

加州的教育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民主，进了学校之后，通过课程的选择实现分化，优秀的学生选择难度大的课程，学习困难的学生选择难度低的课程，特殊学生也从学校中独立出来接受教育，区别在于上海是学校之间的分化，加州则是一所学校内部的分化，根据能力智力、成绩差异区分进行教学，这显然是教学的基本规律。上海的高中教育之所以如此区分，与人口数量的庞大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与普遍从众的文化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加州教育可以校内分化，因为学生可以做到理性选择，上海教育不能校内分化，是因为学生不能做到理性选择。这又是因为社会压力的不同，上海的就业基本上还是学历社会，而不是学力社会。

加州这种分化方式应该说是社会模型常化，即不同类型的聚在一个学校中，因为社会就是如此，在一个社会之中，有不同类型的人存在，学校所提供的社会模型与社会常态一致。

上海这种分化方式应该说是社会模型窄化，即把不同类型的人分化在不同学校之中，学校所提供的社会模型与社会常态不相一致，因此让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但从另一个角度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也是一种社会状态。

加州的教育也可以有所选择，依据是多交学费，上条件较好的私立学校。

理想状态是“圈养+散养”：关在学校学习好比“圈养”，“圈养”出规范；放在社会中学习好比“散养”，“散养”出个性。

3．教学组织体制。

上海、加州的相同点是：实情决定体制，效率决定方式。

不同点在于：是学生走班，还是教师走班？

上海是教师走班，讲究单位时间的工作效率（单位时间里一堂课有更多的受众），与上海的实情相符，因为上海的高中学校已经进行了分类筛选——省市重点中学、区县重点中学、一般普通高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大体一致。

加州是学生走班，提供一定的选择机会，学生的学能、学级差异较大，必须走班，不走班几乎不可能高效率地完成教学任务。

加州与上海各自的体制都有缺陷，也都有相应的弥补措施，加州是走班无班，也就是说，学生走班后很难建立班级的概念，在这种体制下，团队精神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他们通过大量的社团组织来加以弥补。上海的高中虽然是经过筛选的，但是总分相同并不意味着学科没有差异，学生中存在着部分学科的层次差异，因此一些学校对英语、数学等学科进行分层教学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教育的针对性、学生的选择性超过加州，因为是二次选择。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规范+选择”，在规范的基础上给学生选择权，选择要兼顾学生的学能学绩、理想兴趣。

笔者认为，从当下的状况可以看出，教育正在走向理想状态。恩格斯说：“一切差异都会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会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辩证法同样不知道什么僵硬的和固定的界限，不知道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对立互相联系，这样辩证法是唯一在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5页）东西方教育将逐渐由“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走向“亦此亦彼”的联系。

1．课程教材。

上海是以市为单位统一教材，美国至少是城市学区的教材统一，学校课程设置的权限十分有限。加州只有私立学校有一定的教材自主权，公立学校没有这个权利，只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选修课上，学校有选择权，比如中文课。

加州课程的校本化程度与上海有些学校相比，有一定的差异。

2．教育方法。

加州与上海的学校教育方法上也有诸多相同之处，如求助于家长，发现学生的问题，请家长一起参与教育，不同在于家长的重视程度不同，使得教育的效果不同。一般说来，中国的家长比较重视配合学校、教师进行教育，由于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比较高。加州有许多家长并不配合学校、教师，特别是墨西哥移民的家长，孩子普遍较多，他们对孩子的学习几无期望，没有太多的要求。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效果不尽相同，比如上学迟到，在加州公立学校是普遍现象，有的学校甚至多达50%～60%，有很多是家长送孩子上学，家长晚了，学生自然就迟到。这与上海截然不同，上海学生上学迟到是极少数。

3．教师负担。

教师负担都比较重。

提及教师与学生的人数比率，显然中国教师远远多于美国，这与两国的国情是相适应的，中国的班级人数相当多，美国班级的人数相当少（圣盖博学区每班30～36人），中国的教师背负的责任更重，除了把课上好，还要把每个学生的成绩提高，通过终端检查。美国却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教师压力较小，更多的是完成工作量，工作量很大，每天每个教师的工作量约5节课，而中国教师压力大，更多的是完成工作的质。中国的师生比也可以像美国，但前提条件是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压力大幅度降低，学生数量大幅度减少。

4．特色打造，行于表面。

Marina High School校长很想把学校打造成一所有特色的学校，他把学校定位为海洋特色，学校的外观是海蓝色的，很多地方都做成水手屋的样子，一个很大的壁画是家长画的，一艘船停留在蒙特瑞海滨，校长室就是一个船长室，到处可见船上用品，有矛，有舵，有帆船模型，有帆船挂画，有船长帽。校长有心无力，只能做到这一步，至于建构富有特色的课程，则是无法实现的，甚至由于学校太小，教师不够，有些选修课学生只好到Seaside High School去跨校上课，这是我们所没有的。

1．重升学、重分数的价值取向。

公民的教育价值取向基本一致，都十分重视升学，重视分数，重视升入一流的大学。我们碰到的人问我们去哪些学校，提到约克时，无不给予高度的赞扬，肯定这所学校升大学的比率，这样一种反应恰恰是他们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公民的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学校、教师的教育取向，“分数第一”，已经成为加州的普遍追求，自2006年起加州开始统考英语和数学，接着学区开始每两个月统考一次，布什总统“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理想口号逐渐演变成对分数的追求。我们可以从以下逻辑看出它的演变过程：既然总统提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学校就必须执行。首先必须明确何谓掉队，显然是学习成绩掉队。学习成绩体现为分数，为了提高成绩通过率，必须加强统考，以此检测学生是否掉队；为了避免学生统考掉队，必须尽早知道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及时补救，于是学区统考应运而生；为了学区统考成绩考得好些，学校就要提前考试，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分数第一”的理念自然产生。加州的教育真的越来越像中国的教育了。

当然，我也知道，这里的文化与东方文化毕竟有许多差异，他们最终不可能像我们那样。

2．重学术、轻艺术的价值取向。

加州高中教育重视学术课程，对艺术特别是音乐教育常常不能给予高度重视，因为经费不足，如果要进行艺术教育，常常要学生家长委员会筹集经费，一般是富人区的家长能给予支持。这一点上海也有相同之处，上海的艺术教育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学校要搞音乐特长教育，也要自筹经费，或者有需求的家长自己花钱让子女去学习音乐，以提升孩子的音乐素养。

没有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作为支撑的教育决策是不能最终发挥作用的，加州和上海两地教育发展情况的不同，大多是由于两地社会发展情况和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不同造成的，因此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社会背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