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访学随笔

绿色澳洲，绿色悉尼

2000年1月4日，告别送行的亲友，踏上澳洲快达航空公司QF188航班，澳洲之行正式开始了。

飞机上300多个座位几乎是满满的，90%以上是中国人，就连飞机上的乘务员也有一半是华人，其中一位讲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令我们这些同行的上海人颇感亲切。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跨出国门了，有的是旅游观光，有的是学习考察，有的是去开拓新的生存发展空间，中国人生活的舞台大了，中国人的发展空间大了。

1月5日早上，飞机飞到了澳洲领空，慢慢降低了高度，天空的能见度很高。从飞机上往下看，一边是一块块如翡翠般的绿色，在绿色之中有星星点点的红色，那是房子，一边是一大片湛蓝色的大海，红的、绿的、蓝的，色彩鲜明，煞是醒目，煞是好看。

10个小时的旅程虽然辛苦，但一踏上澳洲的土地，仍然是止不住的兴奋，澳洲人是友善的，出机场验关的过程中，他们很友好地向我们点头致意，面带笑容地和我们这些英语水平不佳的外国人进行艰难的语言交流，简单查看之后，很快就放行了。

从机场出来，一路上看到的是碧蓝碧蓝的天，特别澄净，太阳特别亮眼，空气非常清新，这在上海是难得的。路两旁是洁净的街道和风格相仿的花园式的房子，洁净的街道令我们这群爱挑剔的上海人也赞叹不已，这里的房子几乎都是红色的瓦，瓦上几乎看不到一点尘土。这里的房子大都带有花园，当地人称为HOUSE。粗看过去，风格相仿，格调一致；细看下来，各个不同。大多都是一二层高，房前屋后是鲜花、草坪、树木，树木不太高，即使树干粗壮、曲折有致的老树，也就是比三层楼高一些，翠绿的树叶鲜亮耀眼，一尘不染，大片大片的草坪一如绿色的地毯，把所有土地覆盖，看不到裸露的地方。家就是花园，就是公园。树上的枯叶很自然地落在草坪上，没人打扫，也不必打扫，没人会觉得不干净，反而觉得它很自然地回归大地，滋养新的生命。路上很少有人走，扑鼻而来的是阵阵花香。映入眼帘的除了HOUSE、草坪、树木之外，还有不时飞上飞下的鸟儿，自由地发出欢快的叫声，人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世界如此祥和。在澳大利亚，真是鸟比人多，草地比水泥地多，树比房多，绿色悉尼，绿色澳洲，果不其然。

上面说了这里的家是公园，是花园，而这里的公园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早上吃过早饭去参观住处旁边的公园。公园没有门，当然也就没有守门人，更没有卖门票的。公园四周用圆木围起来，人可以随意进出，走进去，里面野草丛生，古木参天，显得古朴而荒凉，给人一种回到原始自然的感觉。真实，少有人为的痕迹，也是一种味道，也是一种美。我想这与家园的格局是匹配的，正因为家园如同花园、公园一样，风景如画，且家家如此，所以人们需要寻找与家园不一样的地方，于是古朴的、近乎原始的公园应运而生，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自然的原本状态。

鸟的生存与人的教育

早晨，漫步在小路上，鸟儿亲切地和你打着招呼，一会儿扑通一声从草丛中飞起，一会儿在电线杆上向你点头致意，一会儿昂首高歌，旁若无人。在小道上，小鸟轻盈地跳跃式行走，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瞪着眼睛看着我这个外国人——它吸引你跟着它。当你大步上前似乎很快就要接近它时，它就倏地一下钻进草丛，寻它不着；当你正想走开时，它一下子又出现在你的面前，煞是可爱。这里的鸟儿种类很多，我认识的有斑鸠、八哥、鹦鹉、乌鸦。斑鸠的头上有一小撮翘起的毛，非常好看，很神气地挺着，如同古代的将军凯旋时戴着高高的帽子，很得意、很威武的样子。鹦鹉有红绿相间的，有全白的。个头大的，似乎比家养的鸡大，多半是白色的；个头小的，不比麻雀大多少，多半是红绿相间的。大个头的白鹦鹉叫起来声音绝对不敢恭维，算不上凄惨，但总有点张开大嘴瞎吼瞎叫的味道。与它一样叫声难听的还有乌鸦，乌鸦的叫声在中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使得中国人对乌鸦没有好感，而这里的人似乎一视同仁，并不偏爱什么鸟，也不偏恶什么鸟。偏恶不好，其实我以为偏爱也不好，中国人偏爱什么总要把它据为己有，视为私产，那么一来，味道全无。在澳洲看不到遛鸟的老头，没看到一只鸟是养在笼子里的。鸟儿全在大自然，又时时在你的眼前，时时听到它们的叫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风景画。

由鸟的生存想到人的教育。中国人喜欢把鸟关在笼子里养，澳洲人是把鸟放在自然里养，处处见鸟影，时时闻鸟鸣。中国人喜欢把孩子紧紧地约束在学校、约束在课堂、约束在书本里，澳洲人很自然地给孩子以自由，给他们更多自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在自然状态下成长。一个很有趣的镜头可以作为注脚：一个澳洲人带孩子出去，一个三五岁的孩子，远远地跟着，一路走，一路玩，连蹦带跳，大人头也不回，自顾自地走着。（要是中国人带孩子，孩子总不离父母左右）在大型超市里，孩子尽情地滑冰玩耍，而大人则尽情购物，各得其所。我们吃饭的时候，旁边是一对白人母子，儿子已经成人，18岁左右，他先去挑选食物，母亲占着位置，看着东西，等儿子端着一盘菜饭回来，母亲再去买饭，各自付帐，绝对AA制，非常自然，长时间的独立自主养成这样一种习惯。

我们也讲规范，也讲选择，但是其实我们两样都没有做好，该规范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它简化，总喜欢通融，总喜欢变通，这样一来就无所谓规范原则。比如开车，我们坐在车里，一启动，一踩油门，就上路了，安全带是要在看到警察之后才系上的。而澳洲人一坐进车里，掸掸灰，擦擦玻璃，调整一下反光镜，系上安全带，然后才开始发动。这些在我们看来是多此一举的规范性动作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生活中有许多必要的规范都是这样被我们省略了。规范没做好，选择也没做好，我们的家长、教师用精心呵护的爱心编织成一张大网，把我们的孩子给网住了，我们给孩子选择的机会太少，我们给孩子的自由太少。

澳洲文化生活面面观

海德公园就在悉尼市中心，在闹市区有这样一大块绿树掩映的场所，真是难得。树木高大，树荫浓密，环顾四周，长椅上不是人坐着，就是鸟占着，古人说是鹊占鸠巢，这里是鸟占人座。这里的鸟实在不怕人，你稍微撒一点吃食，一下子就围上一大群鸟，即使吃完了也还要在你跟前蹭着，等着你再施恩惠。澳洲人对动物礼遇有加，稍一不留神，就会有猫一般大的树熊、袋鼠或蜥蜴之类的家伙从你眼前穿过，当然，你是抓不着它们的，我在海德公园就碰到过，这实在是让人想不通的事。海德公园的中间是一个圆形水池，里面有许多雕像，大多与神话传说有关，栩栩如生。

海德公园对面就是圣玛利亚大教堂，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一对新人结婚，主教为新人主持婚礼，在音乐声中，女儿挽着父亲的胳膊缓缓走到前面，父亲把女儿交给新郎，金碧辉煌的教堂里显得庄严、祥和、欢乐。新娘有三个姑娘做伴娘，新郎有三个小伙做伴郎，还有几个很小的小孩欢快地跑前跑后。赶上这件事，也算让我们见识了白种澳洲人的婚嫁风俗。

走出教堂，我们来到了新南威尔士的美术馆，这里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东西方美术珍品。西方的油画画面生动，人物温情脉脉，风景色彩鲜明，让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站在美术馆的楼上，对面半岛上的楼房鳞次栉比，尽收眼底，颇有点像中国青岛的建筑格局。

出了美术馆，沿着皇家植物园旁边的小路，一直走到海边，走到最佳视点——麦夸里夫人角，前面是悉尼歌剧院、港湾大桥，湛蓝的海面上漂浮着白帆点点，海鸥在自由飞翔，这里的景致简直美极了。

皇家植物园里，三三两两的人躺在草坪上，尽情地享受阳光、海风和青草的芳香。这大概又是中国与澳洲的区别：中国的草坪是严禁踩踏的，但总是收效甚微；澳洲的草坪是欢迎人踩的，适度的踩踏使青草不至于疯长，不至于草坪稀疏，适度的踩踏能使草坪厚实而且有地毯般的感觉。

悉尼的商业城区不如上海的繁华，上海的大型高档商场比较多，而悉尼小商店比较多，档次也不是很高，城区中心地带环境卫生也不好，和上海城区差不多，但悉尼的空气质量绝对比上海好。单就地理条件而论，上海也是沿海城市，也具备悉尼的有些条件，但是人的因素不同，人的数量不同。到2013年，上海的常住人口2300多万，而澳大利亚全国只有2300多万人口。人是最大的污染源，人的文化水准有差异，文明素质差异则更是明显，因而空气质量当然有区别。在悉尼，衣服穿三天衣袖不会脏，在上海一天就脏了；在悉尼，鼻孔始终是干净的，而在上海，一天下来鼻孔是黑的。空气的清新洁净是悉尼远远超过上海的地方，尤其是非中心区，更是处处如花园。

晚上参观悉尼赌场、悉尼大桥、情人港。连日来一直看不到多少澳洲人，现在一下子在这些地方全看到了。赌场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门口有人把守，毫不含糊。赌场人很多，多而不乱，这么多人想在这里碰碰运气，可能各种心态的都有，但总体看来心态平和的居多，起码面部表情是这样，输多赢少顺其自然。看来人天生就有一种侥幸心理，妄想以小的代价获得大的赢利，这是赌博需求的心理基础，其实买彩票除了彩票本身的公益目的（彩票吸纳的钱用于公共事业）外，与赌博也有相同之处，就是想以小钱换取大钱，结果就个人而言也是亏多赢少，或者基本没赢。但人们仍然乐于去买个希望，买个妄想，虽然这希望、这妄想很快就会破灭。赌场里各种肤色的人都有，说明这是世人的普遍心理，赌博自然也就成为普遍需求。如果仔细看看，你会发现赌场里的黄种人多，亚洲人多，中国人多，如果把悉尼的人口比例考虑进去，显然中国人的比例是最高的。想想澳门赌场里基本上都是华人，几乎看不到白色人种，有道华人嗜赌，果然名不虚传。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有此爱好？值得研究。

悉尼的夜非常美丽，声、光、电，水、桥、楼，熙来攘往的人，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澳洲的文明与不文明

澳洲人初看起来给人的感觉比较悠闲，步履不是那么匆匆，行色也显得从容，这块土地看起来就像是供人休养的，但这里的人做起事来还是非常认真的。比如超市，昨天买完东西之后，就遇上两位超市总部的调查员，他们向我们调查许多情况，其中有一个问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问我们：在这个超市有没有想买而没买到的商品？一般问话到此也就可以结束了，而这两个调查员继续追问：“什么商品？”我们回答味精、生粉。他们又问：“问过售货员吗？”我们回答问过了。他们接着问：“售货员反映给经理了吗？”我们回答反映过了。他们继续问：“过了三天，这两种商品有没有了？”我们说仍然没有。如此执着地追问完全是为了改进工作。从人出发，满足人的需要，被视为最高原则。以这样的原则做事情，没有做不好的。

初来乍到，会觉得这里的路都差不多，路边的树也差不多，大多是桉树，房子也差不多，如果英文路名记不住，稍不留神就会走错路。平静的生活常常会有一些小插曲，平淡的人生也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故事。我们一起参加培训的一位校长迷路了，在没有校园围墙的麦夸里大学里转来转去，找不到回家的路，兜来兜去，最后碰到一个大鼻子老外，用不熟练的英语说了半天，人家总算明白你是迷路了，于是十分热心地告诉你“turn left，turn right，keep going”，看你不甚明白的样子，恨不得立刻带你过去。澳洲人看来是比较友善的，散步时，只要你和他的眼睛对视，他就会朝你微笑，这是文明的表现。

在澳洲乘坐公共汽车，你会有一个发现：每当公共汽车到站以后车门会自动下降，便于人上下车，等到乘客上下完了，又恢复到原样，因为在澳洲乘坐公共汽车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为他们着想，于是公交车有了这样小小的变化。在弹簧门面前，中国人走在前面的总是自顾自开门，自顾自出入，而澳洲人在弹簧门前，第一个开门的总是最后一个出去，因为他要把门扶住，让后面的人过完了之后他才放手。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

澳洲也有文明的死角，乘坐地铁的感觉总是不太好。我们乘坐地铁转了几处，无意中发现地铁和地铁沿线一些地方，是悉尼最脏的地方。地铁车厢里的座位上沾满了各种油腻的污迹，还有许多易拉罐、可乐瓶，以及吃剩的食物，满眼可见，比上海地铁差得多。地铁沿线常见到许多垃圾，有点像从意大利罗马机场出来之后那一路上的感觉，纸屑、用于包装的塑料袋随风飘舞，凡有墙的地方常常有脏兮兮的乱涂乱画。

我们到了一个叫卡拉马的小镇，这是一个亚洲人聚居地，实在不敢恭维，人多而且杂乱，一如我们一些人口稠密的乡下小镇。

到动物园看到了考拉，一个个懒洋洋地在树上睡觉，它们是因为吃了桉树的叶子而昏睡，每天有18小时在睡觉。在悉尼我们常常见到一些特别肥胖的人，差不多十来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我总感觉，这些胖子就有点像考拉。

澳洲是我们的参照物

澳洲特殊教育学会主席帕蒙特教授给我们上课，主要介绍澳洲教育行政体系，今天主要讲特殊教育。从这次听课的情况看，我们以澳洲教育作为参照物，反观自我，看到我们自身的长处，我们也有比他们更自由的地方，比如我们对教师就有选择权，可以选择上，也可以选择下，而他们则不能，他们有教育工会顶着，校长无权解雇教师，除非教师吸毒、犯法、体罚学生、调戏学生。从一个方面看，教师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但是另一个方面又致使教师不思上进，缺乏动力。教师工会对交纳会费的教师都给予保护。澳洲的教育工会有行会的性质特征，打着维护教师利益的旗帜，搞平均主义，同样的教龄、同样的级别一定要拿同样的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上海鼓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建设校本课程，而澳洲则由国家对教育内容进行严格控制，一般不得随意改动。

澳洲的教育也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四通八达的学制框架，绝对是有益于学生发展的。高中生可以选修技术学院的学分，以此抵充大学的学分；初中毕业可以进技术学院，高中毕业也可以进技术学院；大学之间彼此的学分经审核可以认可，完全是一个立体的交通网络。

我们与澳洲的教育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我们都想确立一个评价教师的方法、策略体系，但一时都无法实现。我们都提出了发展学生个性的主张，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我们都没有把这项工作真正做好，且连比较适宜的有效方法都未真正找到。我们都面临世俗功利化的倾向，金钱作为一些人至高无上的价值尺度左右着人们，包括校长、教师，也包括家长、学生，还包括社会上的人们。浮躁的心态驱使人们急功近利，面对这样的大潮，我们束手无策，保持心灵的净化和纯洁，显得比什么都难。澳洲评价学校也要看统一考试的升学成绩，只是家长们不把升学当回事，教师也没有什么压力，所以不想学的学生或者不想好好教的教师都能轻松过关。

走出国门，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因为我们有了新的参照物，在认识他人的同时认清自我；走出国门，扑面而来的是活生生的事例，增加许多新的体验和感受，引发许多新的思考；走出国门，能使自己建立一个坐标体系，在更大的背景下看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

教育循环与教育民主

读澳洲教育历史，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常常有人在一定时期跳出来振臂一呼，大声抨击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引起公众的注意，于是政府组织必要的调查，接着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举措，结果教育出现了好转。一段时间之后，又是一个循环，每一个循环都是对上一个循环的超越。由此联想到，前一阵语文教育大讨论，非常热闹，批评、抨击、争执、呼吁，这绝对是好事。它是针对问题而来，而不是针对人；它应着眼于未来发展，而不是对过去纠缠不休；它对现状的批评，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了事；它是为新的跨越、新的发展做准备，是必需的阶段。

而事实上，总有人对号入座，总以为这是对他们过去工作的否定，是无视他们的工作成绩，是无视他们的权威。于是接下来的工作思路又错了，他们组织力量宣传成绩，对抗批评，自然问题依然是问题，一切回归原样，结果丧失了发展的机会。其实我们应该在批评之后组织大规模的调查，在深入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改革的措施和政策，实施全面彻底的改革，教育才能发展。

澳大利亚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是面向全体的，州政府的政策、学校的教育改革也是在面上实施的，他们讲究民主平等、公平合理。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现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适应社会基本需求的教育，也是这个学校生存的第一要义，比如升学率，没有升学率就没有大众信任，没有大众信任就没有市场，我想可以称之为生存教育。另一种是“亮点教育”，是我杜撰的概念，这是一种社会需求，它通过政府，通过社会精英，通过各种媒体，对中小学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学校不能停留在生存的层面上，要有新的思路、新的亮点、新的发展。于是就产生了一些追求亮点的学校，也可以称之为“点缀式教育”，如此称呼，主要是因为它不是真正面向绝大多数学生的政策，不是面向全体的改革，而只是一种点缀，是所谓锦上添花的“花”，而非“锦”——“锦”是块状的，是大面积的，“花”只是一点。我们的一些学校常常有这种现象：有的耗资巨大搞天文台，成立天文兴趣小组，有的斥资搞所谓的体育项目，成立什么足球运动队或篮球运动队，都是点状的，得益的是少数人。这种举措在澳洲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的改革、我们的政策应该让绝大多数人受益，而非让极少数人受益。教育不能为追求名而追求名，为追求亮点而追求亮点。教育的改革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应该促进全体学生的素质切实有效地提高。

我们的有些教育教学改革总是带有某些功利的目的倾向，希望在某方面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往往事与愿违，你期待的走向没有实现，却朝着你不注意的另一个方向发展，给你意料之外的收获——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比如建平中学实行“人手一机”（每个学生一台电脑）的教学改革，我们原先期望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改变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益，是从“教”出发。于是想方设法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结果教师疲于应付，制作教学课件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其实效果不佳。另一个我们先前并未注意的可喜变化却产生了，那就是学生的学习方式，这是悄悄发生的变化，人手一机到位后，学生使用电脑的机会多了，电脑在中学里原来是作为一门学科来教学，而现在又是一门技术，一种工具。工具的掌握当然离不开相关的理论学习，但更主要的是在操练中掌握，中学生正是好动的年龄，在操作中掌握电脑的多种功能，在玩耍活动中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也训练自己的动手能力。事实正是这样，学生在不断的操作中，创造性地变幻出许多新的花样，尽管有些是调皮的，甚至是恶作剧的。人手一机的网络化教学实施后，学生的学习渠道拓宽了，上网查找学习资料，获取信息，已经成为他们自主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不正是符合现在由教师的“教”向学生的“学”的有益转变吗？

学习不仅仅是教师要求下的学生活动，比如文化课、作业等，如果这样，只会把学生束缚在学科理论学习中，束缚在狭小的课堂里，束缚在教科书里，只会走向我们期待的反面，造成学习的异化，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学生的自主活动，学生的兴趣爱好，学生特定年龄下的幻想和盲动都是一种学习，都是有益的教育，都对他们自身社会化有积极的意义。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只有不用全部时间来学习（指课堂里的学习），才能顺利地学习。”诚哉，斯言！

尊重选择与放任学生

今天给我们上课的是中澳贸促会的一个中国代表倪少丹，原北京一所大学的副教授，她在悉尼读完教育硕士，对澳洲教育有许多直接的感受，重要的是她来自中国，知道中澳之间教育的差别，哪些是中国缺少而澳洲有的，而且是有价值的。她向我们介绍澳洲学校如何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如何形成师生平等、民主的观念，教师如何在种种细节上与学生协商解决，如何给学生以选择的权利，给学生以自由，甚至给学生选择接受处罚的时间和方式的自由。澳洲终身教育的理念，不像我们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他们即使是60岁也可以上大学，60岁的人与18岁的学生一起读书是常有的事。上大学的时间可以选择，包括用几年时间完成大学学业，几岁上大学，是上午上学还是下午上学，或者是晚上上学，都可以选择；专业可以选择，而且可以变更。尽可能地为人们的学习提供方便，尽可能地让学习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事，终身热爱学习。

应该说终身教育在澳洲是做得比较好的，在任何时候想读书都能提供相应的条件。但是重视终身教育，并不等于忽视青少年的教育。听了倪少丹的介绍，似乎给人的感觉是学生学不学无所谓，不给学生施压，现在不想学不要紧，以后什么时候想学再学也可以，这样体现对学生的尊重。

澳大利亚的教师如此尊重学生，不会很严厉地批评学生、训斥学生，不会逼迫学生学习，中国的教师往往不够尊重学生。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出隐藏在背后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以为现象背后隐藏着很深的文化背景，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师生关系暂且不说，中国众多的人口、激烈的就业生存压力，就非澳洲所能比。而且现在国内的中学生，他们的父辈大多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他们的祖辈更没有多少上大学的，祖孙三代人的希望都集中在孩子一人身上，孩子什么都可以不做，就是不能不好好学习，家长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上大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怎么不着急，怎么会不逼着学生好好学习呢？而且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教育固然有逼得过紧的一面，澳大利亚的教育也有放得过松的一面。过分迁就孩子也会导致孩子不能成材；过度放任，也会害了学生。澳洲学生吸毒现象比较严重，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的季节年龄是有时段划分的，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特征，青少年是学习的最佳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很难补上，有些也根本无法补上。比如语言的学习，特别是外语的学习、计算机的学习，都必须在青少年时进行，误了时辰，何时才能补得上？

农时不可误，人时更不可误。耽误了农时，只能等到来年；耽误了人时，只能等下一代人。

要尊重学生，要给学生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但不能放纵学生，不能耽误学生，不能误了一代人。这之间有个度的问题，其实很不容易把握。

澳洲教师的讲课方式

澳洲教师的上课很有特点，第一个就是那位特殊教育学会主席帕蒙特教授。他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就其形象看有点像前几年活跃于中国足坛的德国人施纳普纳，只是身材、脸型比“施大爷”显得小一些。帕蒙特教授讲课轻声细语，但并不柔美，也不具备多少感染力，他的讲课是纯粹客观的介绍，一如平实的说明文。听了帕蒙特教授的课，我会不自觉地将他与国内的教授相比，应该说国内的教授绝对超过他，在理论功底上，在思考深度上，在授课艺术上，都是国内的教授强。当然，这和帕蒙特的个人经历有关，他虽是在特殊教育方面很有权威的教授，但他来自一线，由一线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成长为特教学校的校长，然后转而再到大学从事专门研究，这样一种特殊经历决定了他的理论深度不可能很深，尤其是对特殊教育以外的。

帕蒙特教授讲着讲着，忽然两腿就跪了下来，此时话语也并不激昂或者伤感，我们不知就里，正打算去搀扶他起来，翻译做了解释，原来他是在模仿弱智儿童的家长恳求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收留他们孩子的那种场景，看来他不是不动情，只是其表现形式与我们常见的有些不同罢了。他不事张扬，也不刻意表演，而是在再现原有的本真。这是不是澳洲人上课的典型方式，我不敢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众多澳洲教师中的“这一个”。

给我们上课的还有一位是悉尼恩平男子中学的校长，这是一个50多岁的男子，虽是白人，但肤色偏黑，也许是澳洲赤裸的太阳晒的，他的胳膊黑而且多毛，如果不看他的脸，单看他的胳膊，一不小心还会误以为是大猩猩的胳膊呢。他上课不拘姿势，很自然地踩在椅子上，一会儿坐在椅子靠背上，居然不会倒，一会儿又坐下来，坐在椅子上，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坐。他在课上经常用一些问题来征询我们的意见，喜欢讨论式的，而不是传授式的，他在付出的同时，也希望获取，他在表现的同时，也希望你们表现，典型的西方人的讲课方式。然而这种方式，中国人不太适应。中国人喜欢听你讲，一路讲下去，生动有趣、有益最好。我们中国人常常是讲究实惠的，花了钱来听你的课，首要的是要获取大量有用的信息，其次要求有趣、深刻、新颖，追求实利实惠是我们民族的普遍心态。于是自然对西方人的授课方式颇为不满，有一种被糊弄的感觉。这都是因为民族性格不同、民族行为方式及话语方式不同。站在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人，他们也会觉得奇怪，文化背景的不同，思维习惯的不同，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认同是很不容易的。

恩平男子中学的一位老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纯粹是因为他的长相，跟希特勒一样，显然是特意留的一小撮胡子。但性格绝对不一样，人挺有趣的。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实在不敢恭维，他和他同事的办公室乱得可以，他那不大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他的相片，穿着党卫军军服，和希特勒毫无二致。我们很随意地和他开玩笑，他毫不介意，而且风趣地说些笑话。走进他的教室听他讲课，那纯然是一位认真负责的教师。

开放大学和开放国会

参观悉尼大学，校园里有一个古老的钟楼，像城堡一样，四四方方的，远看很气派，正面看，又像是一座教堂。钟楼的钟声很响亮，远近五六百米都可以听见。这座钟楼全部由大块岩石砌成，至今完好如初。钟楼现在是悉尼大学艺术学院所在地，钟楼围住的是草坪，钟楼外面也是草坪，生机盎然，清新怡人。古老的钟楼与新鲜的绿草给人的感觉，就像老树新花，就像古画新裱。

悉尼大学也是没有围墙的，谁都可以自由进出，大学的图书馆也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充分发挥对市民的教育功能。澳大利亚所有的公共馆舍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如澳大利亚艺术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等等。只要市民想进去就是好事，只要进去了，就会产生教育的效用，何必一定要设一道钱的门槛，把想要亲近它的人挡在门外呢？

大学没有围墙，国会大厦也没有围墙，虽然有门，但是是敞开的。到了堪培拉，你就会发现澳大利亚的首都与我们北京有许多不一样。北京是一个特大型城市，而堪培拉却是一个小城市，只有30万人口。城区很快就可以穿过，如果恰巧是星期六、星期日，工勤人员全部放假，街上除了游客根本就没有人，整座城市就是一座空城。海鸟比人还多，到处是绿地树木，一大片一大片的，却没有人享受，实在可惜。

到了国会大厦，只要是没有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都可以旁听国会议员的会议，除了外交、国防等事关国家机密的事情外，其他议题都可以旁听。学生也可以进去旁听。让他们坐在专门设有隔音玻璃的座位上旁听，为的是防止学生说话声音过大干扰议员的正常开会，但是议员们的说话学生是可以听得到的。这就是澳洲的民主，让学生从小感受国家大事，体验民主决策。开放大学，开放国会，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澳洲的议会有参议院、众议院，众议院的众议员是根据人数选出来的，是人数的代表；参议院的参议员是州的代表，每个州12名代表，参议院可以否定众议院的提案，众参两院既确保了多数人的利益，又确保了各个州的利益，应该说是比较公正的。但这样一来，办一件事受到的牵制就很大，即使是一件好事，如果不是每个州都受益，也很难办成。2000年夏季奥运会在悉尼举行，新南威尔士州的财力有限，试图通过国家拨款，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其他州不同意，因为他们认为影响了他们州的利益。

不能不来，不能不回

一位1990年就来此地“洋插队”的北京知青（其实也近50岁）为我们开车。在悉尼转了一天，一天下来，车辆往来无以计数，没有听到一声鸣笛，没有见到一辆汽车的尾部冒着黑烟，没有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马路中间，独在停车时看到两位警察在检查停车是否规范，所有的车辆都自觉地听从红绿灯的指挥。这位开车的北京人贺师傅告诉我们，他9年的澳洲生活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两个阶段：生存，立足。现在已经自豪地进入第三阶段——发展阶段。勤劳勇敢的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在澳洲得到最生动的体现。为我们联系这次学习的是一位“上海知青”，现在也顺理成章地进入第三阶段，80元澳币卖给我们一台旧冰箱的也是一位“上海知青”，现在已经拥有一套1000平方米的HOUSE、两辆汽车，进入每小时收入100澳元的中产阶级行列。精明的中国人一旦走出国门，走出窝里斗的车辙，就很自然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我们到了悉尼麦夸里大学，负责我们进修学习的是麦夸里大学亚太研究院。接待我们的是研究院的院长，一个大胡子的白人老头，彬彬有礼，却又例行公事。有趣的是我们遇到了这里的一位中国人任一鸣博士，他是南开大学的硕士、副教授，到阿德雷德大学攻读博士，说话好激动，激动了容易结巴，不是很明显，但依然听得有点累。他到澳洲已经五六年了，背着院长和我们谈话很坦率，他说他读博士的第四天就在工地上打工了，40度的高温下干活，脱了一层又一层皮。现在虽然博士读下来了，但生活待遇并不很好。他是一个书生型的人物，他的专业研究在市场化特别强烈的澳洲缺乏市场，麦夸里大学亚太研究院接受了他，已经很不错了，但他的收入并不算高。在国内，基础理论研究多少有相应的保障机制，而澳洲则不然，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惟有课题研究，有了课题，才能申请到研究基金，有了研究基金才有个人的收入。任博士说：“我发现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学没有什么区别，都在卖文凭。只是卖的艺术性高低不同罢了。悉尼的大学收入一靠研究基金，二靠学生，有学生就有相应的费用。”他说后悔来到这里，马上又纠正说后悔没有回去。他的观点是不能不来，不能不回。因为走出国门才能真切地感受异域文化，才能扩大自己的视野，才能丰富自己的思维，才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全球视野。任博士说：“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因为孩子已经完全被当地的文化同化了，不能写中文了，如果现在回去是让孩子承担不平等的竞争。”他的话不无道理，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只有深入地了解社会，才能正确认识社会，第一印象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只有切身体验，才会有真切的感受。我们和任博士谈起这里的自然环境很好，他说：“这是这里最宝贵的，但又是任何人带不走的。”我们问他：“你在国内是副教授，在这里应该评教授了吧？”任博士激动地说：“根本不可能！”声音很大，明显带着不满。我们睁大眼睛疑惑地看着他，他指着自己的脸对我们说：“我是有色人种。”他告诉我们，这里虽然废除了白澳政策，废除了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但在白种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是永远抹不掉的，他们从骨子里永远瞧不起有色人种。澳洲白种人最恨的是精英学校（相当于我们的重点中学）的前几十名尖子生，几乎都是黑发青少年（亚洲人，以中国人居多）。于是他们想方设法用语言题来为难中国学生，试图改变这种现状，想以此来证明白种人是最优秀的。

我们爱和任一鸣博士闲聊，他对澳洲有自己的体验，在不乏偏激的语言中，看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听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观点，能使你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认识更加全面。

澳洲人在有色人种面前总要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但是在英国人、美国人面前，他们的主体意识、民族自尊意识，却非常弱。比如国防，以前是长时间依赖英国，“二战”以后又依赖美国。在争论是否要摆脱这种依赖时，他们很多人争论时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关于国防问题。有人认为独立后国防没有英国的全力支持，因而反对独立，主张独立的人认为有美国作为后盾，就是没有人说靠澳大利亚自己来保卫自己的国家，由此又可看出澳洲人主体意识的另一面。

由此联想到我们这次来澳洲的目的是什么。事情都有两种走向，一种是设想的期待走向，期待的常常在现实中不能如愿，不曾期待的倒自然发生。我们这次赴澳洲，原先设想的是学习澳大利亚的教育管理，其实管理没有学到什么，倒是对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人文环境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对澳大利亚的教育、文化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你会不自觉地会心一笑：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是不来此地无法感受到的。实地考察、实地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对国外的情况有直接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学会了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虚此行，也就是前面说的：不能不来。

任一鸣博士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中国大陆来澳人员，来之前并不一定是出色的，但到了澳洲之后，几乎个个都是出色的，由此看来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教育质量是高的。而我以为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这里还有地域的差异、地域文化的差异。在国内他有许多依靠，无需拼命，而且即使拼命也未必有用，国内的游戏规则是不规范的；到了国外，他毫无所靠，客观上逼得他要拼，而且国外的游戏规则相对规范。中国的人太多，竞争也太激烈，给人提供的空间和时间又非常有限，于是本来有才能的人也许就被埋没了，根本没有提供平等的机会。一到澳洲，人少了，竞争对手少了，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而且到了澳洲只有努力拼搏，这个动力是非常强大的，于是就闯出来了。

假洋鬼子和真洋鬼子

澳洲之行，我们见识了城里的假洋鬼子和乡下的真洋鬼子。

我们在澳洲城里遭遇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向来都是贬义词，我们遇到的也不例外。这是一个不讲信义、不重合同的人，我们住的房子是由他租的，事先和我们说好2个月的租金加上4个星期的押金，由于未能租满半年，押金不能收回，我们的费用到此为止，不再追加。但是今天他的代理人来说是要追加3个月的房租和广告费、手续费，广告费用于房子出租做广告，手续费是用于第二次出租的手续费。有些中国人到哪里都改不了一种毛病，即窝里斗，坑自己人，显得极其无聊。

功利的人往往精明，但精明而不能自拔往往又会犯一个较大的错误，就是把目标当作目的，结果丢掉了目的、背离了目的而不自知，所谓精明而不高明是也。

在澳洲乡下我们遇到了一伙真正的洋鬼子。我们到悉尼和堪培拉交界的一个私人农庄去看了看，体验了一下那里的生活，不但看了他们剪羊毛，还骑着马在山顶上转了一圈。他们的山也是连绵起伏，山上是大片的牧草，没人管，只是用铁丝网隔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大概有两个作用：一是牧草计划性的轮流放牧，不然有的地方的牧草被吃得精光，有的地方却是牧草疯长；二是便于管理放牧的牛羊马，否则牛羊马放出去无处寻找。澳大利亚的土地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旷野中给人一种粗犷、单调却又有几分野性的感觉。山上的苍蝇多、蚂蚁多，而且个头特别大，挺骇人的。

牧场的工人大多是年轻人，纯粹的白种人，长时间在山里，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非常稀奇。他们友好而热情，难得有许多人到此，他们也感到非常高兴，一起大笑，一起大喊，自由、热烈而奔放。我们问牧场主，为什么离开城市到这荒郊僻野来？牧场主指了指自己和工人，回答说：“我们全都是因为喜欢马。”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完全相信它是真实的。一般人不会在这样的地方久呆，只有热爱，才能使你乐不思蜀。干自己感兴趣的事，这是人生一大幸事，即使再苦，也会以此为乐。所以人生的苦乐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不要轻易地羡慕他人，不要轻易地抛弃自我。

不知怎么，我要把假洋鬼子和真洋鬼子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容易比较。人的体验由于比较而丰富，加上勤于思考，必然丰富了自己的认识。

精英学校和普通中学

我们走访了Hornsby女子精英学校、Carlingford男女混合学校。这里的学校教师90%参加教师工会，每年交纳150澳币，校长也参加教师工会。

两个学校的亚裔学生的成绩都非常好，特别是大陆来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值，这些孩子自身也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因此学习特别努力，成绩自然就好。澳洲学生的家庭作业量很少，一般仅要一小时就可完成。

除正常的学费之外，某些情况下也要求家长支持学校，但必须征求家长意见，由家长委员会操作，家长自愿交纳一定的费用，每年最多交130澳币，也有许多家长不交，因为这纯粹是自愿的。有些家长自愿为学校出工，比如做饭或者扫地，等等，也有许多家长不出工，亚裔家长出钱、出工的都很少。

两所学校按时上学，按时放学，下午3:15全校没有一个人，都走光了。放假时间特别多，一年有五个两周以上的长假。

两所学校差异较大，女子精英学校学生素质好得多，学风严谨。毕竟一所是重点中学，一所是普通中学。由此也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学校与中国学校之间的差别。从物质条件看，上海重点学校的硬件设施远远超过澳洲学校，但上海的学校显得有些铺张，澳洲的学校讲究实用。从教育方法、教育策略、师生关系看，基本上反映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传统差异。澳洲教育务实灵活，以学生为主体，学习轻松愉快。中国教育认真紧张，讲究功利，却做了许多无用功。澳洲教师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让学生高兴愉快，这是评价教师的一个重要尺度，学生高兴，就不会到校长那里去告你，因此你的课堂里要多讲故事，多逗乐，使学生对你的课产生兴趣，而不至于让学生说“你的课真没劲”，于是走出你的课堂。中国教师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让学生多得到知识，从而获取高分，于是讲授练习成为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中国，不管你是作家，是工人，是教师，还是哲学家、政治家，或其他什么人，尽管你的一双慧眼已经洞察到应试教育的种种可恶与可悲，可是只要你有孩子，你就会闭紧眼睛，让孩子的头颅伸进那应试教育的锁链中去。

欧美的教育重视的是未来，我们的教育太看重现在，看重每一个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教育问题出在哪里？许多人都在思考，也得出了许多结论，但是否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却值得我们考虑。前一阵我们的权威们认定是应试教育出了问题，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社会都拼命追求高分，搞应试教育，分数是唯一目标，而这与我们的考试重在选拔有必然联系，选拔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是英才教育，于是改革的举措相应地围绕考试进行，于是出台了一系列淡化高考的政策，无非是加减法。加法如增加会考，会考也经过一系列的变化，由“记分+等第”变为只看等第，后来又转为“记分+等第”，由开始把会考成绩作为选拔推荐上大学的依据，转为没有推荐作用，后来又有推荐作用，最后到现在又变为没有推荐作用。重点高中自行命题会考，实际上从根本上削弱了会考的地位。又比如，为了扭转面向少数人的英才教育，于是要搞面向多数人的教育，搞大众教育，改革的举措就是抹平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界限、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界限，于是出台小学升初中就近入学，重点中学初高中脱钩，重点中学全部变为高级中学，重点高中成倍地扩大招生，以实现所谓的教育民主化，人人教育机会均等，包括现在高校大量扩招，除了经济上的意义（拉动内需）、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提高国民素质之外，还有让更多的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机会均等，以此来削弱为少数人发展服务的英才教育。这样做应该说有它积极的一面，但这样做就好了吗？这样做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

我看不那么简单，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高等学校再怎么扩招，重点大学、一流大学的热门专业总是有限的，竞争只是在不同层面展开罢了，现状就是这样，现在被高校录取而不就读的考生越来越多，原因是学校不理想，或者专业不理想，今后出来就业机会太少。现在参加研究生考试的越来越多，原因之一是本科生就业机会太少，竞争不过是推迟了时间，在不同层级上展开不同的竞争。再者，搞大众教育、面向大多数人就没有问题了吗？显然不是。其一，抹去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界限、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能真正抹去英才学生与普通学生之间的客观差别，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不能忽视英才对国家、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二，原有的问题依然存在，面向大多数学生，到底教什么，怎么教，依然没有解决。

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总在制度层面上做文章，不能只拣那些通过行政命令就容易操作的事情来办，事实上，容易做的事情往往是价值不大的。

我以为，我们不是不要英才教育，大众教育要，英才教育也要，问题是如何抓好英才教育。德国的教育同行曾对我们到访的教师说：“你们的基础教育不是搞得很好了吗？你们培养了那么多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竞赛的金奖获得者，我们德国没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中国要到我们这里来买专利技术？”这句话多么深刻，恰恰击中我们英才教育的要害。我们的英才教育成了金牌教育，我们常常以此为自豪。中国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很少人思考努力的方向，思考艰苦努力之后，我们拣到什么，我们又丢失什么。可以说金牌教育从根本上误导了我们的英才教育，误导了我们许许多多聪明绝顶的学生，使英才的天资白白浪费了。大量的解题训练，纯粹是为金牌而金牌，金牌变成唯一的奋斗目标，导致他们永远生活在紧张的空气中，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没有得到开发，反而受到抑制。专一的训练使他们过早地“专业化”了，使他们无暇旁顾其他，因而根本不可能形成宽广的文化积累、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这些，如何造就创新人才？

大众教育也是如此，我们更多地关注书本知识，并常常很狭隘地将之孤立起来，穷追猛打，忽略其他而不顾，用功利的心态来操作，导致我们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比如让学生自由地支配闲暇时间，我们就做不到，甚至学生连闲暇时间都没有，全部排得满满的，这对学生成长是极为不利的。

用功利的心态来对待教育，对待学生，我们将失去更大的功利，在疲于有为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应该无为，这样的无为将带来更大的有为。然而我们常常不知道。这需要大智慧，我们很多人拥有许多小智慧，且常常因此沾沾自喜。大智若愚，小智慧者往往视“大智之人”为愚人，呜呼，悲哉！

澳洲学校的课堂教学

我们到了恩平男子中学，这所学校的校长为我们上过课，我们已经是老相识了。校长非常热情，非常客气，亲自带我们参观学校，50多岁的人，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非常潇洒，气质很好，精力格外充沛。他特意安排我们听课，显然有的课还是精心准备过的，这样一种态度倒是很少见的，令我们有几分感动。他们的教室编排也和我们的不同，各种各样的编排都有，课桌摆位是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服务的。

澳洲学校的教学可以说都是分层次教学，都是走班制教学，教师固定教室，学生不固定教室，因材施教。即使作为母语的英语教学也是分层次来教的，他们的语文课以学生阅读为主，教师也要做指导，比如介绍有关作者的一些情况及相关背景，但是教师一般不作语法分析，教师也会出一些相关的思考题让学生思考、讨论、回答。学生的语文作业主要是读后感，一般不写命题作文，而是设计情景，让你发挥想象，学生可以任意驰骋，没有框框，没有约束。

▲ 学校的座位随意而自然

我们又参观了Saint Ignatius High School，这是一所私立宗教学校，也是一所颇具实力、颇有名气的学校。学校的范围大约有四五百亩，相当于三个进才中学那么大，就在一条大河边上，且居于高地上，角度好极了。学校有教堂，学生每周都要做弥撒，用宗教的精神来教育学生向善，这是学校道德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 学校如画，让人心静

学校每周组织学生做社会公益活动。进这所学校每年每人要交2万元澳币，包括各种开销，吃、住、学习费用都在其中。虽然费用不低，但人们依然愿意来此就读，因为它有许多有利条件：其一是硬件设施好；其二是老师教学好；其三是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其四是进入这所颇有名气的学校，等于进入一个很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所学校的校友许多都进入了社会的上层，在各个行业都有许多杰出人物，而且正在就读的这些学生，又是一群富家子弟，和他们成为同学，等于又建立了一层社会关系，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所学校一切井然有序，但又不乏自由，我们就看到一位教师带着一群学生在大树底下上历史课，老师坐在塑料凳子上，学生有趴着的，有坐着的，有躺着的，细碎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很有一番情趣。

没有德育的道德教育

在澳大利亚的学校里，没有德育的形式，却有德育的内容。他们没有分管德育的校长，没有专管德育的政教处或学生处，没有德育的专职人员——年级长、班主任。没有午会、校班会、升旗仪式，也没有值日生检查，一切好像与德育无关。但整个学校的运行机制很正常，看不到国内某些学校无班主任后的一些现象，校园内文明有序，教学大楼内美观整洁，无脏乱差现象。

这是因为这里处处有德育的内容，这里人人都管德育，人人都从事德育工作，学生的任何问题是所有教师的问题，每位教师对学生所有方面的问题都负有责任。澳洲中学每位教师均有自己的岗位职责。除对学生传授知识外，还须承担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责任。学校明确规定，在课堂上或场地上出现任何违纪行为，在场的教师必须及时处理，记录在学生行为卡上，必要时应向上级汇报。若事情棘手，难以处理时才转交各自的教研室主任，由他出面解决。假如教研室主任也不能圆满地解决此事，则应请副校长直至校长亲自处理。从处理问题的顺序可以看出，学校德育管理层次分明，逐级处理学生问题，每位员工都在第一时间内，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及时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管教管导，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心理教育在澳洲中学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人们思考问题往往从心理角度加以分析。当学生违纪时，心理教师会对其进行心理分析，然后会对教师、学生家长提出治疗的方法，以使学生顺利地摆脱某种阴影，健康地成长。

学校有明确的舆论导向和评价标准，引导学生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若行为表现突出会获得各级表彰奖励，作为榜样；若行为表现恶劣将会受到劝告教育直至停学开除等处罚。对于情节严重的，需要处以停学和开除的处罚，学校有专门的制度说明，依照有关政策法规办事，其名称为Suspension and Exclusion of Students。学校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对学生起到了威慑作用，从某种角度规范了学生的行为。

澳洲的德育课程是Australia Studies（澳大利亚学习），包括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在课堂上就能接受爱国主义情感教育，保证了爱国主义教育在时间上、空间上得以贯彻落实，避免了某些空洞的说教。

我们常常说德育是全程、全员、全方位的，却有意识地把工作分割开，教学是教学，德育是德育，这种分割法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把学生——一个个完整的个体，人为地分割开，某些方面由教学部门管，某些方面由德育部门管；二是分工之后，直接效用是以为有专门的部门、专职人员负责德育工作，但往往导致其他人都不管，所谓的“全员育人”成了一句空话。

澳大利亚没有人提“全员育人”的口号，但客观上由于没有专门部门、专职人员负责，因此大家都得负责，谁的课出问题了，谁负责管理，真正是全员育人。

体育新概念——身心健康

中国、澳大利亚的学校教育都有体育课，但是中澳体育课的内涵不尽相同：中国的体育课是纯粹的体育课，着眼于身体健康；澳洲的体育课并不是单纯的体育课，它着眼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澳洲的体育课和人的健康发展相联系，其全称为“个人发展/健康/体育课程”。澳洲中学从7～12年级都开设PD/H/PE课程，即个人发展/健康/体育课程，事实上这是一门涵盖多方面内容的德育课程。以7～10年级课程内容为例加以说明：（1）成长及发展；（2）救生；（3）构成及性能；（4）个人意识；（5）活跃的生活方式；（6）人际关系；（7）运动意识；（8）运动技巧；（9）个人选择；（10）提高健康水平。这10项课程内容不仅有体育理论方面的介绍，更多的是教会学生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如个人选择课程中包含的内容有“对所作的决定负责”“职业介绍”“营养学”“毒品教育”“性教育”等项。如果从内容上分类，其课程中包含了行为规范教育、青春期教育、心理教育、法制教育、安全教育、人际交往、体育技能及理论等众多德育范畴的内容。每个年级课程内容不同，根据学生年龄特点，由浅入深安排教学内容。学校也可以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教学，加强某一方面的教育。例如澳洲青少年中吸毒现象及冒险行为增多，学校就相应选择禁毒教育、安全教育等主要内容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以引起学生警觉。

澳洲人非常重视体育。就学校看，在课程安排上，体育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每周三下午专门从事体育活动，课时为两节，每节75分钟，另外每两周还有三节体育课，每节75分钟。就教师看，澳洲学校是全员体育，周三下午，全校教师除校长外都要参与体育指导，或带运动队，或当裁判，或当教练，人人有事做，无一例外，这个时间到学校看，所有的师生都是满头大汗。就社会看，也是非常重视体育，各种宣传媒体对体育进行广泛报道，报纸往往用将近1/3的篇幅报道体育赛事，体育英雄们享受至高无上的礼遇。社区为学生每周三下午的体育活动提供场地，提供专职指导教师。澳洲的体育场地实在多，开车不用15分钟准能找到运动场。就家庭看，家里庭院中的篮球架、院子后面的游泳池都是孩子锻炼的好场地。澳洲家长常常带孩子积极从事体育锻炼，小小年纪或扑向大海，或爬山越野，或赤着脚在路上奔跑，这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相比他们，我们是把文化课摆在第一位，体育课成了点缀，可有可无。特别是女生几乎都不大活动。这是十分糟糕的。

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在学校从事剧烈体育运动，难免会出现摔跤受伤的现象，在中国，家长认为凡是学校组织的活动，或在学校里的活动，只要一出事，必须由学校负责，事实上也是学校负责。因此学校不敢组织强运动量的体育活动，也是事出有因，因为校方生怕出现责任事故，所以中国学校的体育活动最多的恐怕就是做广播体操。而澳洲学生家长都必须签署一份为孩子选择体育运动项目的责任书，一旦孩子运动出事，责任不在校方，从来没有谁因为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受伤找学校负责。澳洲学生是有保险的，万一有事，一切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免除了学校的后顾之忧。

澳洲学校的校长好当

说澳洲学校的校长好当，是因为这里校长的主管领导少，而且不烦你，“婆婆少”，事情就好做。澳洲教育管理重在务实，无论是学校层面的，还是政府层面的。学校管理重在求实，不必要做的一律不做，抓住重点，求真务实。管理程序简洁，不做无用功。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体现在制定方针政策及拨款上，教学大纲由专家委员会制定，政府少干预，少开会，不考核，不评比，不下达指令性任务。每年一次财务检查，每年一次督导谈话，只和校长做为时两小时的谈话，政府代表与教师代表、教师工会代表、家长委员会代表组成四人小组，负责遴选校长，政府为每所公立学校输送合格教师，此外再无别的事情。

中国的学校校长不好当，因为我们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干预太多，指令性任务太多，指导性教育思想口号变化太快，文件太多，开会太多，评比太多，评选太多，检查太多，督导太多，条块领导多头，不厌其烦，搞得学校领导晕头转向，疲于应付，无暇顾及应该做的正常工作。一位校长光是应付来自上级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领导的要求尚且来不及，又如何独立办好学校？

世界上一些优秀的中学校长如果请到中国做校长，肯定当不好，他们无法适应这么多的会，无法适应这么多的领导。

当然，要当好中国的校长，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规律技巧的。这个规律技巧就是掌握祖传技能——“太极功夫”，谁都知道“太极功夫”出神入化何其了得！

国内传来减负的消息，所有的补课一律停止，这是政府的最高命令，谁敢不听！中国的事情既好做又难做，好做是因为中国是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国家，一纸行政命令马上见效，理解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难做是中国的人太多，行政命令只能解决一时，很难持久，很快就会走样。中国人的太极功夫讲究的是以柔克刚，命令初下，令行禁止，所谓风头上，避一避再说，等过了这一阵，找准时机，又会死灰复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一切又恢复原样，至多变换了一种说法、一种称谓而已。

中国需要集权，因为只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才能把众多人口聚合在一起，而不至于发生内乱。历史证明，哪个时期中央集权弱了，就会出现军阀混战、诸侯割据，导致民不聊生，百姓困苦不堪。基于这一点，中国奉行儒教一统天下，很容易理解，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代朱熹的理学思想，都是适应国情，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存在的。然而任何现象都会有两面性，独尊儒术，必然罢黜百家，过度集中，必然导致思想僵化，就很难发展，就会停滞不前。

澳洲学校的几个特征

从这几天参观的学校来看，澳洲学校有几个特点。

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好。私立学校有钱，它的经费来源比较多：其一有政府拨款，政府是按学生数拨款的，不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其二是高额收费，如Saint Ignatius High School，每人每年要交2万澳币；其三是校友捐助，Saint Ignatius High School一学期收了400万澳币的捐助，远远高于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经费来源少，只有政府拨款，除了教师工资外，每年经费只有几十万，如我们参观过的女子精英学校，每年政府除教师工资外只拨款24万澳币，此外最多也就是一点零星的赞助。私立学校充足的经费，直接影响学校的物质建设，硬件设施绝对好。私立学校还有权，校长比公立学校有权，他可以处置一些表现不好的学生或老师，特别差的学生可以开除，特别差的老师可以解聘；而公立学校的校长绝对没有这种权力，只有在教师对学生进行性骚扰、体罚学生、吸毒时，才能开除教师。同样，上级政府对公立学校的校长亦无权开除或调离，只有当校长犯了上述错误时，才能将他免职。私立学校多半是宗教学校，校长是神甫，终身不娶，非常敬业，把一切都献给教育。正是基于这些原因，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在管理上的差异、办学质量上的差异就很自然。

但由于文化背景相同，价值取向一致，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也有许多相同点。

重视体艺。每个学校都非常重视体育、文艺，凡所到一个学校，他们展示给我们看的不是别的，都是文艺、体育比赛得来的奖杯。他们让学生自由地画画，让学生尽情地玩耍，让学生充分地运动，每个学校谈及自己学校特色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文体方面的，或音乐，或游泳，或足球，或篮球，等等。有了文体活动，什么团队精神，什么意志品质，什么审美情感，都在其中。

尊重学生的选择权，提供给学生选择的机会，选择课程，选择程度。比如数学，选择程度浅的，则学分不高，你还必须通过选择其他课程来弥补学分，比如选择音乐、绘画，或某项运动，来弥补学分。到高三之后，除英语之外，有40多门课程供你选择，都可以用作高考的学分。学生可以选择教师，学生觉得你的课不能吸引他，就可以不选你的课，换一个教室上课。

突出动手能力。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木工、金工车间，男孩子一般选择这两门，女孩子则选择家政、烹调。他们的绘画课也是让学生充分动手随意图画，随意捏造各种物品。理化生7～10年级综合起来，叫科学技术课，11～12年级再分开，也是非常重视实验，每周至少两次实验，培养动手能力。

降低课程难度，拓宽课程广度，联系生活实际。五年级还在学乘除，高中还在学我们初中学的内容。但是他们的教材比我们厚实，比我们的内容多，多在哪里？多就多在大量联系生活实际的内容。而且只要学生有兴趣提出某一方面的学习要求，教师就要自编教材，提供给学生阅读学习。教师的学术专长、研究能力，从编教材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本科毕业以后，经过一年研究生课程学习方能从教上岗。亚洲文化的专用校本教材就是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形象巧妙地放在一个太极图里。教师和学生一起布置专用教室，我们特意看了一个亚洲文化专用教室。

温情教育。尊重学生，并不是不教育学生，宗教学校的神甫专门负责和学生谈心，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进行积极的心理疏导。任课教师对学生的衣着领带也要一一检查，轻声细语地要求他们系好，方可进入教室，从不大声训斥他们，每周做一次弥撒，都是一种道德感化。

两个月的学习考察就要告一段落，增加了新的参照物，有了新的体验，可以说不虚此行。

研究中澳教育的思路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基础教育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解决，然而如果我们的思考仅仅停留在当前教育所包含的消极因素上，停留在现象上，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是不会取得显著成效的。我想从人性的一个方面——人的价值取向，通过中澳对比来分析认识基础教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功利的心态不一定比不功利差，我们不要简单地批评功利，而是应该引导功利取向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从思维方法上看，中澳教育比较应该是归纳的，而不是演绎的，不能预设一个框架，然后把一大堆教育现象作为例子填充进去。框架常常把人框住，戴上一个预先定好的“主义”，把对象推向极端，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常常会把对象束缚住，也把人自己捆死。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其实是强加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这就如同缺席审判，在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评头论足。

中庸其实是四不像，四不像在现实中无法存在。现实存在的往往都是有一个基本点，有一个本我存在，在本我的基础上，综合一些可资利用的东西，化入本我中，黑即黑，白即白，仍然是很鲜明的。

转变应该如何进行？常常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其实转变就应该是走极端，不走极端，无法改变传统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是根深蒂固的，不走极端只能动动皮毛，走极端也只能动动筋骨。本我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它要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逐渐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