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目录学发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目录学发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加大古典目录学的研究，进一步弘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我们在对目录学前沿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我国目录学遗产的继承和研究。彭斐章在其著作中说道:“我国目录学历史悠久……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而著称于世……研究我国古典目录学是为了建立与发展现代目录学;建立我国现代目录学新体系，必须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23]

重视目录学遗产的研究，就要重视对目录学家和目录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少数杰出目录学家和知名目录的研究。对各个时期的目录学家和目录进行研究，要针对时代背景，考察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背景，客观反映，深度挖掘我国目录学遗产，丰富我国目录学的内容。此外还要重视以下方面的研究:古代藏书的研究，藏书机构、藏书家、藏书的继承演变以及藏书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等;古籍编撰史研究，编撰机构、编撰人、编撰形式以及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等;古籍版本学研究，古籍版本的源流及其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等。

目录学的研究要与整个学术的发展联系起来，理清目录学在学术史的地位。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应与整个文化的发展演变相联系，要从文化整理史的高度来研究古典目录学，而这也是我国目录学的一大优良传统，对当今目录学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时期继续弘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突出地表现为专科目录学的研究。专科目录学最能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并能在当代情报服务和参考咨询中发挥作用。通过评介专门领域和学科的重要文献，帮助读者了解学科的发展，指导读者选择与阅读学科的基本文献，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和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专科目录学的研究，不仅指导了专科目录工作，而且还丰富了目录学的内容，提高了目录学的社会职能。

(二)加强网络书目控制的研究

目录学的研究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在新环境下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目录学也不例外。针对日益增长的网络资源，世界目录学界不断寻求对其进行组织和描述的方式方法，网络书目控制的研究成为当前目录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网络书目控制需要从描述言语、描述规则和控制手段等入手。

网络书目控制的研究突出表现为元数据的研究。元数据是组织和描述网络资源的基础。我们在研究网络书目控制时，要吸收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利用。目前DC元数据标准使用最为普遍，我们要利用其灵活性，结合网络资源，特别是中文资源的特点，充分发挥DC元数据的优势，有效地组织和描述网络资源。同时，实现传统的MARC数据与DC元数据的有效转换和映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借鉴各种描述框架和描述规则的时候同样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将各种框架和规则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三)目录学的发展应与现代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

我国历史上，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发明都极大地促进了书籍的“出版发行”，书籍的大量出现直接推动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历史证明，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新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目录学发展。数字时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目录学应抓住技术发展的契机为我所用，如数据库技术、书目语言技术、信息组织技术等。古典目录学的研究，也应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成果，如西方目录学中历史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在研究过程中应用光电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一样，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也要实现人文与技术的结合。

(四)加强目录学研究的领导，寻求更多的学术资助

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是我国目录学研究的最高组织机构，对我国目录学研究进行指导和规划。2005年11月8日，专业委员会对未来四年的工作进行了规划，明确了指导思想和主要的工作计划。指导思想为:在学术委员会领导下，承担目录学创新与目录学社会应用的使命，引领全国目录学文献学的学术研究，指导图书馆书目工作实践，扎实研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目录学发展、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将目录学方法研究、学科创新、目录学领域的标准问题、信息素养教育和定期召开目录学研讨会作为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24]

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在提升目录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注意到，我国目录学研究力量集中于各图书情报教研机构，大专院校相关院系和情报科研院所，研究力量比较单薄，目前图书情报学科发展“位居人后”，目录学研究社会认同度不高。为繁荣目录学的研究，促进学科的发展，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从1983年第一届目录学研讨会召开到2007年第五届目录学，平均几乎每五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虽然近年来举办研讨会的密度有所增加，但在增进研究交流方面还略显不够。西方各国目录学协会一般每年都举办年会，会上宣读论文，交流目录学研究进展。我国目录学研讨会应缩短开会周期，使目录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有更多的机会直接交流，同时促生目录学研究作品，繁荣目录学。

当前我国目录学研究的主力军为图书情报教育、科研和工作部门人员，虽然研究队伍基础比较庞大，但是研究力量却相对薄弱。目录学研究的环境较差，一方面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导致目录学研究人员的士气不高。因此，目录学研究需要寻求必要的学术资助。虽然目前有不少学术科研基金，如全国社会科学基金等，省市相关教育部门也设有资助基金，各校为鼓励学术研究也设立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基金，但目录学研究在争取这些科研基金的支持时比较艰难。所以，笔者认为应设立专门的目录学研究资助基金，夯实目录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同时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用于奖励目录学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目录学研究新军，需要大力的支持和不断的鼓励。这样才能使目录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促使目录学不断前行。

随着信息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发展，世界目录学和我国目录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在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寻求学科定位是每个目录学研究人员需要深思的问题。一些国家的目录学由于其技术的先进性，在某些方面走在我国的前面，对于他们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吸收和借鉴，为我所用，丰富我国目录学的内容。同时，在学习国外目录学发展经验的时候，我们应注意到，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铸就了我国古典目录学丰富的知识内容。面对大量沉寂的文化遗产，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挖掘目录学宝藏，在新时期继续弘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让这一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在新的环境下充分发挥目录学的功能，服务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