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改革了吗

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紧张转向缓和，政治对话逐渐替代军事对抗，和平竞争逐渐替代军备竞赛。众所周知，和平竞争事实上是综合国力竞争，是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也是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苏联等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相继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尽管各国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措施不尽相同，但其目的却极为相似，那就是为了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以适应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高等教育都直接承担着向社会输送高级专门人才的使命，它首当其冲地面临严峻的挑战。高等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我认为，所谓教育改革首先就是要革除那些阻碍其发展的陈旧的观念、不合理的制度和已经落后的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使之更加适应社会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需求。历史的承继性向我们昭示：不了解过去，就不能很好地认识现在，不认识现在，就难以展望未来。因此，我想先简略地谈谈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然后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改革。

注：本文原载《浙江大学教育研究》1989年第2期，是1989年3月路甬祥在日本武藏大学作的讲演。

一、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大学源远流长。据史载，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因殷人尚右尚西，把大学设在王城的西郊以示尊崇，所以当时的大学称为“西学”或“右学”。公元前1066年，商被周王朝取代。当时天子设为辟雍，各诸侯国设置泮宫，是“右学”的继承和发展。这些大学设在官府，官吏就是教师，以教诗、礼、乐为主，并讲射、御等作战技术，目的也是培养官吏，算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春秋战国时期，前代的“官学”日趋没落，形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在官学废弛的同时，典籍扩散，“私学”崛起，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空前繁荣、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格局。“学宫”是当时的大学名称，它既是学者讲学和学术思想交流的地方，又是培养官吏的场所。如齐国的稷下学宫，校舍正规，规模庞大，齐宣王时“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湣王时稷下学士更盛，多达数万”人。仅孔子一人，就号称弟子三千。这个时期由孔子及其门徒整理修订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和大部分成于该时代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子百家的教学形式与教学方法，以及孔子等名儒的教育思想，都为后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汉代的大学称之为“太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等人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建立大学，设五经博士（教官），弟子50人，培养儒术人才。大学从行政管理、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考试制度直到毕业后的出路，都有规定。中国历史上常用的一些大学教学形式和方法，如考试、大班上课、转相授业、师法家法等，汉代大学就已采用。所以，严格地说，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以西汉太学的创立为始。到了唐代（公元618—907年），高等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是当时三种传授儒学经典的学校。此外，还有培养科技和艺术人才的高等专门学校，即书学、算学和律学，分别学习文字书法、算学和律令，从而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完备的学校制度。尤其是算学、天文历法和医药等实科学校的开办，开创了世界上专业和实科教育的先河。可惜专业和实科教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向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这是导致唐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落伍的原因之一。唐代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繁荣时期，据记载当时亚洲就有40余国与唐有交往。我们知道，日本遣唐使到长安先后十三四次之多，随同使臣到唐的有大量留学生和僧侣，有时一次就有五六百人。其中著名的阿倍仲麻吕，16岁即来中国留学，取汉名晁衡，曾受到大诗人李白、王维的赏识。中国的高僧鉴真，也应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的邀请，东渡日本第六次才获得成功。这些往来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人民友好和中日文化的交流。中国从宋朝兴盛起来的书院，在之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知名学者讲学期间，采取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研究学问与修身养性结合，这些皆成为清末以前中国大学的主要特点。

中国近代大学肇始于1895年清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头等），后更名北洋大学（即今日天津大学之前身）。该学堂内设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科，修业年限为四年。1896年，盛氏又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此即交通大学的前身。1897年，杭州太守林启奏准创办了求是书院，这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1898年，由旅日的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力荐，清政府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它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这四所建于19世纪末的学校至今仍是中国的著名大学。1903年清政府颁发的“癸卯学制”，是中国正式实行的第一个近代学制。在这个学制中，高等教育分成三级：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3—4年）和通儒院（5年）。中国大学从此才成为基于完整的普通教育体制之上的专业教育。辛亥革命后，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沿用日本的大学制度，采用学年制。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认为学年制弊多利少，主张效仿美国大学的办法，采用学分制，并在该校推行选科制，并将科改为系。1922年北洋政府袭用美国学制体系，颁布“壬戌学制”。将高等教育分为大学校（包括专门学校）和大学院两级，学习年限前者4—6年，后者2—4年不等。这个制度虽经数次修改，但基本内容未变，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

最近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接管改造和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为中心的教育改革，中国人民把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事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事业。尽管在此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如对苏联经验的简单模仿，但成绩还是令人瞩目的，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急需的人才，有力地支援了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教育也不例外。“左”的错误发展到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使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教育科技水平的差距拉大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拨乱反正，对教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决策，强调人才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开始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据统计，中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数1949年是205所，1988年是1064所；全国在校学生数1949年是11.7万人，1988年是近220万人，在校研究生已逾10万人。成人高校发展尤为迅速，现在已有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农民大学、函大、夜大、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等多种形式，学生总数至1987年是185.8万人。在对外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我国大学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从1978年到198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已达5万多人，相当于前28年的3.2倍。同时我国接受来自117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人员达9000余人，还培训了约1.6万名外国短期留学人员。1979年至1986年，我国先后聘请长期外国专家4000余人，一般外籍教师3000余人，短期讲学专家6000人次。1978年至1984年，我国先后有413个教育代表团2506人出访，应邀来华的外国教育代表团557个，3090人次。1982年6月至1985年5月，中国国家教委直属的36所高等院校分别同23个国家的320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1978年以来，这36所院校有4580人次参加了2335个国际学术会议。此外，在我国还举办了159个国际学术会议。据统计，1985年中国高等院校向国际学术会议提交了5793篇论文，1986年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556篇由中国大学教师撰写的论文。另外，一批涉外专业和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外语教学和汉语对外教学得到加强，我国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日益扩大。

综上所述，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长河中，1949以来（“文化大革命”十年除外），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步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

回顾这个历史并不是想沉湎于已有的成就，而是想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阻碍发展的羁绊。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坎坷的道路，历史既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同时也留下了令人困惑的积弊。这些积弊归纳起来大致有：（一）高等教育完全受辖于政府，随政治风云而沉浮，秦朝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文化大革命”的大革文化之命都是沉痛的例子；（二）由封建科举制度演变而来的招生考试制度，导致惟上惟书，与之相关联的则是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生动活泼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等等。我想，充分认识这些历史陈垢的顽固性，对于认清中国高等教育的严峻现实和改革的艰难道路不无意义。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与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应当如何估计？我个人看，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生机盎然，蓬勃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教育体制层次和结构、教育内容和方法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任务仍然异常繁重而紧迫。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具体存在哪些问题，改革将从何处入手，本身是一个应该首先明确的问题。1985年5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目前高等学校主要存在领导、管理体制上的缺乏活力，内部科系、层次结构的比例失调和教育观念与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陈旧落后等问题。我认为这个估计是正确的。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许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教育经费问题、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大学招生与毕业就职就业问题、高校有偿社会服务问题，以及部分大学生中出现的经商、厌学、考试作弊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惟有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改革，否则很难收到成效。可以说，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结构的调整、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进、培养目标的优化，都有赖于教育领导、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此我不可能对上述的每个问题展开讨论，仅就其中几个问题谈点看法。下面先谈谈教育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从领导体制上讲有三大类高等院校：国家教委直属的重点学校，各工业部委管辖的学校，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委管辖的学校。过去，不论对于哪类学校，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从人事到经费，从招生到分配，从培养目标到教育内容，事无巨细地统揽包办，学校自己既无压力也没有动力，如象牙之塔，与世隔绝。这种领导、管理制度导致宏观失控、微观僵化，在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改革形势下，首先受到巨大冲击。

改革领导、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也就是把以前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微观过程管理的职能，转变为综合性的宏观目标管理的职能。以后国家主要是制定大政方针，监督和评估学校工作，运用法律手段调控学校。同时下放权力，扩大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也将部分权限下放到系、行政部门和后勤管理部门。中国的校长负责制并不是校长独断独行，校长要受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制约，在校内还要有校务委员会的咨询和审议、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以及党委的监督和保证。

高等教育结构的改革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由于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和原始手工业并存，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并存，产业结构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因而调整好高校的层次、科类结构的任务相当繁重。高等教育的层次、科类结构如何适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如何适应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对专门人才的多种需求？这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层次结构上讲，中国高等教育可分为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四个层次，每个层次还有多种规格。相应地，每个层次的文凭或学位分别是：专科毕业文凭、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双学位、研究生班毕业文凭）和博士学位。获得每种文凭或学位的年限则分别是专科2—3年，本科4—5年，硕士研究生2—3年，博士研究生3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层次比例还很不合理，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具体地说，专科和研究生教育所占的比例偏低。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发达国家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平均百分比是41.8∶47.6∶10.6，而同期的我国则是24.18∶73.97∶1.85。就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来说，专科教育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小。因此，今后一段时间还必须大力加强专科教育，当然还有中等职业教育。同时按社会需要稳步发展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主要在挖掘高等院校内部潜力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如上所见，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学制还显得过长，在我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限比西方发达国家都要长，比美国多两年，比日本也要多一年。近年来我国对此也作了一些改革，比如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部分学校试行硕士研究生两年半制，试行本科生直接攻读硕士学位，硕士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办法，以适当减短学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从科类结构上讲，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有十一大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各大门类内部又分成若干系科。由于长期以来对全国各门类人才的需求缺少科学预测和综合平衡，目前各门类人才的比例严重失调。1983年我国高等院校中，理、工、农、林、医各学科在校学生占全体在校生总数的75%，文、法、经、管等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只占25%。1985年这个百分比变化为70%和30%。最近两年，由于政府机构的精简、编制紧缩以及某些企业的短期行为等原因，预计文理科学生的就业将发生困难，招生人数将会再次减少。在中国重点发展的理、工、农、医各科，也存在比例不平衡的现象。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工科内部存在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现象，轻工、纺织、食品等专业较为薄弱。当然不完全是教育内部的原因所致，但高等教育也不能无所作为。因此，面对今天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工业发达水平，如何正确处理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与非经济的社会效益的关系，如何处理面向当前需要和未来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基础科学、开发研究和应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迫切课题。

下面再说说高等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激增，行业更迭、兼并加快，国际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日趋增多，等等。这一切对传统的培养目标和途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教育内部的全面检讨和改革。

传统的一劳永逸的“一次性教育”观念已经受到动摇，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终身教育”的主张方兴未艾。但终身教育的兴起并没有减轻大学教育的负担，反而给大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教育既要为学生毕业后从业做好准备，又要为他们日后的提高打下基础。大学教育的双重职能导致了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新动向，即：近年来以培养专家为己任的苏联高等院校出现增加选修课、拓宽知识面的倾向，而以培养通才为目标的美国大学则开始增加必修课，重视从业技能的培养。这两种“对立”的大学教育模式的松动，预示着世界大学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的“认同”趋势。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向来是专才教育，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改革方向指引下，循着历史发展轨迹的当然结论是：中国大学的教育应培养基础宽厚的专门人才，以适应就职和未来提高的双重需要。至于各个层次、各种科类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应当有所侧重，自不待言。本科教育可以较“通”些，而专科教育则可以较“专”些；理科专业人才可以较“通”些，而应用技术人才则可以较“专”些。我国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过去主要是以产业部门及其产品为依据，专业划分过细，学生知识面窄，适应性差。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开始对专业划分和设置进行调整，例如1985年将原来900多个工科专业调整为400多个，最近正计划作进一步归并。

如果说专业设置和调整还是比较客观的问题，那么更深层考虑的就是有关人才培养方法和途径。

完善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途径是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浙江大学而言，在1985年我们首先对本科教育提出了“改革课程结构，加强基础理论”，“增加实践环节，注重能力培养”，“贯彻因材施教，扶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改革策略，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它们是：（1）修订和完善学分制教学计划，改革课程结构，增加选修课，以便使学生加深或加宽知识面。在改革课程结构方面，首先着重建设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系列课程、计算机系列课程、现代设计方法等11门全校性的技术基础课程；其次参照国际课程设计的最新动态，对一个学科和专业的所有课程作系统的思考，优化课程结构；同时对一些核心课程逐步实行分层次设置，即分为基本部分、扩展部分和提高部分，限修其中的部分或全部；并且，要求做到数学、外语、计算机教学“不断线”。（2）利用浙大理工结合兼有文、管的优势，试办混合班、提高班，对小部分有条件的学生提供特殊的教学计划，加强基础教学，同时引进竞争机制，实行高淘汰率，一方面探索对工程人才施予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教学的经验，另一方面为在教学过程全面引进竞争机制积累经验。（3）改革实验依附具体课程的传统做法，将实验课单独设置，并将实验作系列化的统筹安排；增加课程设计个数和毕业设计时间；采取三学期制，利用暑假短学期增加或集中进行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4）建设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对学生实行预分配，进行大学和工业合作教育的尝试。（5）建立毕业设计（论文）的资格审查制度，督促学生保质保量完成前期各种教学环节的学习任务；同时实行严格的毕业设计（论文）五级九等相对评分方法，承认合理的淘汰，将竞争机制引进教学领域。

毋庸置疑，学校教育改革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支素质好、水平高、优化组合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我认为，当前中国高等院校的师资队伍中有两个弊端阻碍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其一是受传统文化中师法家法的影响，各立门户、互相隔绝，造成人才交流渠道不畅，近亲繁衍，“四世同堂”。有鉴于此，近年来浙大开始向校外公开招聘重点学科或新办专业的急需人才，创造条件吸引国内高层次人才和国外留学人员到浙大工作；同时试行教师聘任制和工作合同制，设立流动编制，取消教师终身制，从而疏通人才交流渠道，优化队伍组合。另一方面，加强对现有教师进修提高工作，例如外语培训和计算机培训，组织青年教师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并鼓励和选派优秀教师出国进修或访问，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和企业生产开发管理实践，招聘有实际经验的优秀专职或兼职教师。其二是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分家，搞教学的很少从事科研，搞科研的也不太关心教学。但教学和科研的结合是柏林大学创立以来高等学校行之有效的重要原则。历史经验表明两者合则互利，分则俱伤。至于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与社会的生产相分离，则可能是世界传统高等教育的通病，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研究高深学问是君子所作，生产则是小人所为。但是在信息化的时代，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关系日趋密切，出现了三者一体化的趋势。浙江大学从1978年以来就开始重视加强与全国许多兄弟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横向联系，联合科技攻关，缩短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同时积极承接公司、企业委托的科研项目。在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上，浙大要求高职称教师必须担任本科教学工作和研究生教育工作，要求这个工作量必须占其全部工作量的50%－70%左右。

在信息化时代，随着物质生产、经济活动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是大势所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中的“面向世界”，我理解就是要打开高等院校的大门，对外开放，在开放交流中求发展和提高。一些国际友人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留学生政策曾经表示怀疑。我认为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今后我国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不仅不会减少，相反还要扩大。以浙大为例，到目前为止，我校已同日本、美国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29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先后派遣了近700名留学人员出国学习、进修或访问。仅1988年，共接待访讲学外宾136批，来访外宾21批，472人次。可以认为，中国大学的国际化进程正在加快，我们将为世界高等教育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改革”，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词汇。一切希冀生存与发展的事物，都会不断地选择合适的改革道路，使自身不断地更新与完善。中国的高等教育既古老又年轻，为了早日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我们需要改革也必须改革。我相信，抱残守缺，前景惨淡；改革创新，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