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课题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西德洪堡研究奖学金获得者，我于1979年6月至1981年8月在西德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做了两年多研究工作。工作之余，对他们的科研组织和教育体制，有一些初浅了解，感到有些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科研组织

一、可取的人才结构

现代科研，特别是工程科学研究再也不能设想单靠个人的天赋作单枪匹马的奋斗，而主要应该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因此，科研组织的人才结构显得特别重要。

注：原载《浙江大学教学研究》1981年第4期。

西德的科研人员年龄结构较年轻，研究人员经常流动更迭。大学工程研究所的主要研究人员是博士研究生，他们入所年龄在26—30岁之间，富有朝气和进取精神，经过5—6年的工作，其中一些人取得工程科学博士学位，然后离开学校去工厂、企业或政府科研机构工作。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取得了管理和实际工作经验以后，又返回大学任教。教授的年龄在40—65岁之间。一般说来，一个人在45岁以前上升不到教授地位，就更弦易辙，另求门径。

教授到65岁正式退休。这样，作为一个学术领导人，至少有20年左右的稳定时间用来领导规划和组织实施学科的发展，积累科研成果和教学经验，以期在该领域内走在世界的前列。定期退休的制度又使得年迈的老教授及时地为具有较新学术思想和事业抱负的新人所接替。

对照而言，我们大学和研究机构人才结构老化，又无正常的人才流动迁徙，加之封建式的论资排辈，中国青年科技人员有志有力难施展，老年科技人员则任职过多，即使壮志未已，但亦力不从心。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

现代科研需要各学科之间的通力协作。他们注意研究机构内本学科专业人员和相关学科专业人员之间的配比，取长补短，配合协作，不但提高了科研效率，而且往往互相启发而产生出新的思想乃至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例如我所在的液压气动研究所85名科研人员中，除液压气动专业人员外，配有电测仪表、计算机软件等电工系毕业生5—9名，从事计算机模拟系统、专用电测仪器和微处理机控制技术等项的研究。而我们大学的教研室、研究室中本专业人员堆集，知识结构单调，近亲繁殖，人才退化。我们应当发扬社会主义优越性，下决心进行适当调整，使之扬长补短，人尽其才，把学校办成学科配套的多科性大学，把各教研室办成人才配套的科研和教学基地。

二、比较有效的科研组织结构

西德与欧美其他国家一样，实行研究所（室）为单位的所长（主任）负责制。大学或系对研究所的学术、人事、经济基本不加干预，只颁布一些必要法规，进行行政管理和协调公共事务。

由于所长原是学术领导，又把握人事、经济大权，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威，避免了繁复的行政层次和文牍主义的弊病。这种大学分权而治，所内集中统一的管理办法的主要优点是能提高效率和减少浪费。

在所内，所长是学术领导，负责组织领导全所的科研教学活动。各研究人员直接对教授负责，各自有独立的项目，职责分明，互不干扰，避免了许多人事上的矛盾，也有利于发挥每个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奋斗创新精神。教授的领导也主要体现在定方向、给条件、查进度三个方面。每个科研人员配有1—3名兼职助手，都是在校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做毕业论文者。两者相辅相成，互惠得益。每个研究所（室）均配有精悍的科研服务班子，负责文书资料、仪器设备、科研加工、描图复制和采购供应等项，加上良好的社会服务网，大大提高了科研效率。对照我们“抱铁饭碗”、“吃大锅饭”的人事体制，使人感触良深。我以为在落实好各项政策的前提下，提高我们功效的关键是改革体制，改革管理，明确职守，调整比例。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大批中高级科研人员的简单堆集，并不能推动科研的过程。一支军队必须将帅兵勇、辎重粮秣齐全，才能战无不胜。科研工作向大自然开战也是一样。我常思考为什么许多前辈在国外成就巨大，回国后却往往困难重重呢？除了过去政治动乱以外，我们没有良好的科研组织也是个重要原因。只要改善科研组织，并给以一定的物质支持，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是可以为祖国“四化”发挥更好的作用，自立于世界学科之林的。

三、相对合理的经济结构

西德的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之间，尽管社会地位上仍有差别，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收入的差别也不悬殊，据说一个青年工程师和一名同龄的青年技工或职员之间的工资差别仅在5%—15%之间。这种相对平均的分配方式是使各类人员安心职守，各得其所的经济原因，也是一个发达社会人们分工协作、安定协调的根据之一。

我所在的研究所共有工作人员85人，其中仅5人由大学开支，其余均依靠合同科研支薪金（科研费的80%以上用于支付研究人员薪金）。重要科研仪器设备的购置按历年科研成果和今后的实际需要，向有关科研基金组织或企业财团申请。这样的经济结构促使他们讲究工效，精打细算，这也正是他们自觉地调整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比例关系的经济杠杆。想到我国存在的科研和生产脱节，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左右摇摆，人才和器材方面的严重浪费，缺乏经济杠杆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经济杠杆迫使学术领导人学会经济学，做好当家人。这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百废待兴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重要。

教育制度

一、教研合一的高校体制

亚琛工业大学是西德最有声望的工业大学之一，近年来已发展成一所完整的综合大学，设有7个系，1979—1980年度冬季注册学生达25447名，有正教授200余名，研究所（室）100余间，拥有欧州最大的机床研究中心，并正在新建一座欧州最大的医疗研究中心。几乎每一个教研室都设有相应的研究室或所。从教授到博士研究生都身兼两职，既是科研人员又负担教学任务。从液压气动研究所来说，他们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之间的工作量比例约为8∶2。

学生勤工俭学，中期研究论文和毕业论文几乎全部在校内各研究所进行。他们的研究室确是教学科研的基地，学校真正成了科研和教学的两个中心。科研成果充实教材内容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开设专题课程，嗣后编入基本教材。他们普遍认为：“一所大学的三项基本建设（师资、教材和图书、科研实验基地建设）中最基础的是科研和实验设备的建设，这是建造培养工程师的摇篮”。的确，建设一所一流大学，单靠编写教材是不行的，必须有第一流的师资，必须有第一流的科研成果和第一流的科研工作条件，才能造就高质量的学生。

教研结合的高校体制，也是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物质基础和组织保证。

我国的科研教学体制不同于西德，国家的科研中心实际上不在大学，而是在科学院和各部委直属研究所。有许多同志把大学科研视作副业，说什么“学校办所，不务正业”，实在叫人啼笑皆非。但是科学院和各部委研究所也在培养研究生，为何不有计划地进行适当调整或联合，把科学研究的过程和培养人才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呢？国家应有计划地扶持大学办所。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作风

另一个感受是他们已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法则主宰一切，而经济效果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是理论与实际的良好结合。空头理论并不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也不可能使科学家本人和他的事业发展得到经济资助，这也许是养成他们学风的社会原因。

他们的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一般都勤工俭学，每周用20小时在研究所作科研助手，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实际技能。在教学计划中除了课堂教学外，五年内有三项中间研究论文和毕业论文综合性实践环节，并到工厂参观实习，因此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的毕业论文和研究论文题目几乎全部结合科研任务进行，没有虚拟题目、假题真做的，并放手让学生独立工作。论文评审的要求有三条，即：对技术背景和基本理论的全面分析；计算机模拟研究的结果；实验研究的成果。他们认为一个工程师的职责就在于能够按照科学的工作方法，正确地、经济地、迅速地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本来就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但由于我们的教育长期受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加上科研、实验在人力、物力上的困难，以及联系实际比较无的放矢，当前的学风并不令人满意。学制缩短以后强调基础理论，砍掉的不少是实践性环节，许多学生“满腹经纶”不知如何使用，加上前几年升等、升职中的一些偏向，使得空头理论、繁琐哲学在一些人中间又风行起来。若不予以纠正，我想对“四化”是不利的。

三、各级人才严格的训练标准

只有对人才严格训练，才能造就现代化社会所必需的人事条件。西德社会良好的组织状态和效率，正是基于它的教育制度对各级各类人才严格培养的基础之上的。这其实早已为我们自己的革命实践所证明。我们的红军正是靠铁的纪律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而向四化进军的社会产业大军更需要有严密的组织、科学的分工和各级人员的称职负责。

西德教育制度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有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无论是刚进入待业队伍的青年人或失业工人，还是想转移专业的人，都必须进一定的职业学校，修读规定课程，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证书，才能在劳动局登记求业为雇主所录用。许多企业都自办职工技术夜校，给职工提供学习机会，进行智力投资的收效不亚于设备投资。在西德无论是商店售货员、出租汽车司机还是银行职员或私人秘书，都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虽然各人的年龄、经历、性格不一，但工作格式和标准都酷似一模铸成的。过去在战争年代，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时尚且办了抗大、教育队，办了鲁艺、党校。在目前待业青年众多，除了广开就业门路以外，为什么不进行适当投资兴办职业学校，让青年在就业前先接受两年左右的职业教育？这比起急急忙忙地塞给一只“铁饭碗”可能要明智得多。三百六十行，行行有专长，行行办学校，当然也可以行行出状元。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受过职业教育的话，我们各行业的效率和工作质量一定会好得多，必要法规的遵循、职业道德的发扬也会更有保障。

西德对工程师的培养实行学分制、淘汰制。表面看来学生比我们自由得多，实际上有严格的规章约束和管制。例如学生选课后允许不听课，但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取得学分，而参加考试又以做完规定的练习和实验为先决条件，只有取得各项证明书才能在学校考试科换得准考证。他们并不赞成只以“考试定终身”，认为重要的是受过全面的训练。对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人进行严格的挑选，除进行必要的考试外，还要审查大学时期的全部成绩，并进行面试，一般还要经过半年到一年的试用期，接受老同事们的实地考察，后由教授、系学术委员会和校长的批准，才能攻读博士学位。经过五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在研究领域内做出显著成绩，达到前人没有达到过的深度或高度，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最后完成博士论文，通过由三名教授组成的、全系师生可以自由参加的答辩，由考试委员会向校长写出评语并出版论文后，才能发给证书。

亚琛大学校长室印发的“攻读博士学位指南”中一开头就声明，西德的工程或科学博士学位制度不是像美国Ph．D（哲学博士）那样的课程制度，而主要注重于对人的全面科学研究工作的训练。博士研究生除修完自修或教授规定的课程外，必须独立完成某一科学技术领域内当前水平的综合分析，提出研究方法和方向，设计研究系统和安装调整试验设备，应用计算机模拟研究和实验研究，提出独到的深入系统的具有科学价值和应用意义的学术论文。因此，他们的毕业生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和实验室工作能力。这对发展中国家也许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高级技术官员或管理干部的选拔，除坚持资历、学识水平以外，还有严格的专业训练要求。我有一位朋友叫塔罗灿斯基，工程科学博士，能流利地讲四种外语，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并有很好的文学和艺术修养。他有志成为一家大型图书馆或科技情报中心的部门负责人或馆长，向州科研部长提出了申请，但他必须经过两年左右的脱产进修，一年在图书馆边实践边研究，写出若干研究报告，另一年在大学图书馆系选读有关课程，并通过考试，最后写出结业论文，取得证书，才有可能被提拔到馆的领导岗位上。两年之内工资七折。我曾在工作时间看望过他几次，他告诉我每周在馆实习三天，从一部门到另一部门，出纳、修补、订书、分目，一一实践，二天自学和写工作研究报告。这是何等严格的训练和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紧密结合呀！

而我们在当前改造干部组织结构的进程中，给新老干部以学习的机会，轮训、培训干部比在工作中摸索，不是可以少付许多宝贵的学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