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校校长要求调整岗位

学科建设是学校的基础工作，学校是执行学科建设的一个主体。国家对学校的要求是一个总目标，希望浙大在下世纪办成一流大学，为国家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建设人才，提供更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能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高新企业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这是国家的总体要求。但是要实现这个总体要求，学科建设作为校内的基础性建设，就要考虑怎么来组织实施，这里有学校的责任，有系的责任，有所的责任，有每个领导的责任，有每个教师的责任。我想是否可以分层次地来思考。

第一，规划、评估、聘任。

注：本文原载《师资培训研究》1995年第1期。

客观的规划与评估看来主要责任在学校和系。全校的布局当然要校一级来抓。一级学科范围内的布局主要应该由系学术委员会在系主任领导下，以系的高职称人员为主体，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来考虑。在执行过程中的质量、目标的实现，好坏与否的评估工作也应由学校和系来负责组织。因为系基本是按一级学科建立的，或者说绝大多数是按一级学科建系的，我们有条件这样来做。做这项工作的当然不是光靠系主任一个人，光靠校长或者是副校长几个人，主要还是要由校、系两级领导机构，依靠专家，包括校内校外专家来进行规划的研究、咨询与评估工作，作出判断，作出决策，作出聘任。

第二，学科建设的执行人、执行单位。

我认为学科建设的执行人、执行单位应该在二级学科，在研究所。系的范围恐怕太大，要去执行某一个学科建设的话，系主任要管的面太宽，是有难度的。执行单位应该是在所一级，学校实行的是研究所所长负责制，或者学术带头人负责制，有所务会议，所下面可以有研究室，当然可以同时兼有教研室，也可以所下面直接领导研究组。这就是学科建设的基层细胞。科学院里面有许多所，有的所有3000余人，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管理单位，所长好像校长一样，是个家长，什么事情都要操心都要管。他没办法去执行业务领导，最多只能执行学科规划的工作，无法执行学科建设的工作。

学校里过去是教研室，它是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一个组织机构。这当然是发挥过历史作用的。但是现在学校要变成一个研究教学型的大学，既要做教学工作，又要做科学研究工作，而且进行高级人才的培养，更多地要依赖科学研究的进程来实施。研究生离开了科学研究，怎么进行研究生的教育？所以，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符合教育、科学研究内在规律性的组织机构。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给所长以职权，但对研究机构的设立，所长没有权。所长毛遂自荐说我愿来建个什么所，这是不现实的。首先是上面有个蓝图，要建设发展一个什么样的所，然后全世界招聘，招聘来以后，请你去做所长。你可以提出具体的方案来，或者在竞选所长的时候，或者在应聘的时候，可以作报告，讲自己的蓝图和规划。这个规划如果跟国家或者是跟学校总体规划相一致，条件也适合，人家就聘任你，聘任以后给职给权。学校里一般给的条件，一是给固定编制。给了固定编制以后请什么人由你自己定，当然有的还附有规定，要符合条件。比如说你的秘书一定要符合秘书条件的人进来，只不过人事部门审核和备案而已，一般是不驳回的，你有用人权。二是给空间，一开始就谈好给多少房子。三是给启动经费作为起步。诺贝尔奖获得者到美国，他要价700万美金，人家也满足他了。我们这里做不到，但总是要有一点。四是最重要的，所长有发展权。这些基本的东西给了以后，他要有发展，开展科研教育，培养研究生，也就是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在学校总体条块的框架内，他有自主发展权。如国家给5个编制，但他后来发展到100个了，其他的95个是他聘用的，聘用了以后，他来负责发工资，协调他们的关系来组织做课题。实际上是计算机分布式系统，或者是社会科学里面的分级管理体制。所以校长或科学院院长要操心的，实际上是管好下面的系主任或所长。所长来考虑在学校规划之下他本学科的发展。当然我这里讲的是人格化了。国外的确是自然人，作为所长，有的权力比较集中，但是也可以考虑不一定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的联合，有一个群体，发挥集体的作用。我想这也未尝不可。这要根据学科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国外也有各种不同的模式，日本是讲席制，德国是所长负责制，基本上是一个人。德国大的所也有几个人在一起合伙的。马普学会的研究所，是由几个室主任共同领导的，成立一个所务会议。所长是放在所务会议之下的，所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所长去执行，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两年，学校有点发展，我总感觉到我们除了经济杠杆以外，很重要的一条，是成立了以二级学科为主的研究所，虽然还是在萌芽之中，各研究所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所是独立实体，有的所是个“联邦”，但毕竟有了90多个研究所了，所长至少有了发展权、空间权，也核定了一部分编制，现在又有了一点流动编制的用人权，所以发展会快一些。我觉得在这一个组织模式下面，要逐步跟世界接轨，否则无论同国内的同类大学竞争也好，同国际的同行竞争也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家是有“师长”、“团长”，带领着一支队伍在那里向自然界作战，仅是靠“散兵游勇”，这怎么行？再有聪明才智，有时候冒一下是可能的，但要达到一流水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希望浙大能在学科建设方面思路更清楚一点，或者说在发展过程当中步子更坚定一点，措施更有力一点，能够充分发挥所一级的领导作用，走出自己的道路来。而这个道路也是许多发达国家科学研究机构经过100多年走出来的道路，是符合客观规律性的。当然不一定搞“一刀切”，可以允许各所之间的组织模式有所区别，有的所下面可以有室，有的所下面可直接是研究组；有的所可以所长比较稳定，也有的所可以实行所长轮流坐庄，比如搞一、二届，然后换一换。但是学科建设要搞上去，光靠学校集中统一领导是不可能的，一定搞不好的。给你搞好一两个有可能，你要搞好一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校长的知识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因此，真正的学科建设的执行者，它的力量所在是学科内部，是在学科带头人领导下的梯队。

第三，学科内的梯队结构与人事结构的问题。

我觉得学科带头人很重要，赋予所长以权限，和有效的所务会议的组织形态也很重要的。但在梯队结构方面，我这次去德国考察以后，再次验证了我过去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肯定的结论。我认为学科在梯队结构上是不合理的，各研究所的科学家所占的比例远远大于其他人员，这样的结构必然有一部分科学家要去做非科学研究的工作，或者说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得不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体系，不能发挥他应该发挥的作用，效益是不会很好的。可以去看看马普学会，也可以看看日本、美国，情况是雷同的。马普学会1992年一共有8900个雇员。其中只有2400个科学、科技工作者，不超过1／4；3900个奖学金获得者，也就是博士生，或者是访问学者，占大概45%；还有30%左右是辅助人员、秘书、技师、职员。我看了马普学会的所，没有去看研究室和研究成果，跟他们高级人员谈，要求看他们的支撑体系，他们都陪我看了。比如在慕尼黑附近一个培养出好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一个所，是研究生物化学的。它有自己的动物场，有自己的药品室，有自己的德国最大的生物化学方面的资料室，实际是图书馆，有自己的一个车间，机械加工设备俱全，虽没有加工中心，但数控机床、车、铣、刨床都有，还有线切割、电火花，另外还有整套非金属加工设备，还有表面金镀银的镀膜设备。自己有20多个工人和技师。它的实验装置要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试验条件和要求，这类装置在市场上又买不到，没有专门的新的装置，就不可能来做这样的实验，新的构思就难以实现。他们的比例是科学家占1／4。访问学者不可能单独立题，主要是导师指导下或者在合作研究者领导下进行工作，是他们的科研助手，另外还有事务助手、技术助手，加在一起是1∶3。

我国无论大学和科研机构，科学家都是要从头做起，要亲身实践。年轻时候他是如此，中年时候如此，到老年了还是如此。现在有了研究所，当然情况好一些。这个情况同国外的科学研究机构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观念和人事结构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转过来。去年开始分管人事的唐晋发副校长在积极做工作，培养20个秘书，现在也只20个而已，刚刚开始。我们到许多实验室里去看看，辅助工作叫研究生在做。其实研究生主要应该做技术辅助工作，或者研究助理的工作，其他具体事务还应该有另一些人做。当然这些人应该是合同制的，学校应该少承担他们后勤，或不承担他们后勤，但是所付的待遇工资要同他们在本地区其他单位工作要相当或略微从优，你才请得到人。其中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分子，也可给高的待遇。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助手是客观需要的，每次大运动结束以后，都强调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然后要配助手，配的助手都是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导师的弟子，当然是很好了。头两年工作很积极，三五年以后要结婚，再过七八年以后要提职称，最后跟导师平起平坐了。他不愿意一直做下去，这当然是这样，他原来的教学基础不是做助手这个工作的，他的教学基础理应为国家再多做一些其他更多的工作。你现在要叫他做这个工作当然不行。所以我觉得要研究，是否要留这么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恐怕要把梯队调整到有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同时要有一支比较有效的支撑队伍，素质很好的高校的文秘、资料、管理系统和技术服务体系。这些人不要很多，一个研究所三五个足够。然后是一批研究生。也可四五个教授合一个支撑体系，然后是一批年轻人、访问学者。这样的运行机制学校负担也轻了，真正拿待遇的，学校要给保障的是一批教学和科研的骨干队伍，或者是支撑体系当中的骨干，其余的都是采取社会化、合同化管理的聘任人员。这样学科的负担更轻，它不需要那么大的一个支撑体系。特别是理论性的学科，它主要的是聘用文秘，几个教授聘用一个秘书就行了。同时要有资料，要有比较好的资料。不要把资料都塞在自己的口袋里，造成管理不善和使用效益不高的毛病。所以如果把这个组织体系认识清楚，脚踏实地地调整和建立起来，而且建立得越早，建立得越好，这个队伍发挥的作用就会越大，就会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取得一点优势。其实这种模式在国外已经是多年稳定的，或者是几十年近百年稳定的。

对学科带头人的挑选问题，在这里我还想再补充几句。学科带头人的挑选，学校曾经搞过全世界招聘，吸引了一些人，有一点效果，但效果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好。现在我们的热情在减退，我自己也同样，当时也是说“钓鱼”和“养鱼”相结合吧。自己培养也要抓紧，这当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想法。但是反过来再从理性上来思考一下的话，既然要把学校办到一流水平，理所当然学科带头人也要一流水平，一流水平的人是不可能在自己这么一个小单位里边可以全部培养得出来的，世界大得很，真正要使科学研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学科带头人必须到世界上去进行挑选，去公开招聘。这不仅仅是一个不搞“近亲繁殖”的问题，也是一流人才的来源大面积遴选、浓缩的过程。现在国际上发达国家都坚持这样的原则不变。当然它有经济力量在全世界招聘，他们思想也很解放，的确是不分种族也不分宗教信仰，但主要看学术水平，你愿意到他那里去服务，他就请你去，然后给你同样条件，给你订合同，用他的法律、用他的规范来要求，然后让你发展。美国是最典型的，它的教授当中外籍或者是外国血统的美国人所占的比例有多少？10%、20%，还是30%，平均起来我看肯定不少于20%。尤其是越冒尖的大学，它的外籍学者比例也越多，是全世界进行挑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从理性上不能倒退，一定要坚持。但在实践上，要采取一些措施，在许可的条件下，在政策上要进行倾斜，来保障一些人。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力量一下子达到跟美国或者德国竞争人才这个程度。科学院最近出台了“百人跨世纪人才计划”，就是想抓一批世界一流人才，那是在全世界招聘的，如果招聘到，认定了，大致每个人投资100万元钱。三年之内给100万，然后三年以后再作一些跟踪支持，逐步走入社会化轨道。周光召院长去年到德国去的时候，跟马普学会的会长谈妥，准备在上海搞一个试点，由慕尼黑的研究所出面，再由上海细胞生理所合作，一起来搞一个中德青年研究小组，主要是招收中国籍的科学家，在上海由两院联合来资助。德国人每人一次性补助20万马克，中国科学院每人一次性资助100万人民币，对等资助。中国给他的待遇是在选定以后，按照上海地区的正教授的平均待遇给，现在是每月1000元工资。德国人再给1000马克，那实际上就是6000元工资。现在来应聘的是110个人，准备在110个中挑选4个人。这就说明，这个待遇虽然不比在美国高，但是中国青年科学家还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他愿意来上海发展事业。许多是美国留学生应聘的，也有国内的。我觉得学校如果自身力量有限，或者打不破平均主义的话，是否采取用一点外力，可以搞一点试点，不一定全面推开。不打破平均主义，要走到前头去可能很困难。我们能不能也想想办法，当然人要选好，要德才兼备，学术上要有水平，他要真心实意地在这里，不要一面在这里，一面又在外面做生意，这样是不行的。要始终把学术带头人的遴选问题当做学校学科建设当作重点的重点，因为这是一个龙头，如果没有这个龙头，再有钱也不行。有钱建设一个教学型的大学是可以的，想建设一个研究教学型的大学是不可能的。国内有这样的例子，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关键还是要靠人才，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第四就是学科建设的动力机制究竟在什么地方。

动力机制照传统的观念来说，其一是我们的理想。想把学校建设到一流，每任校长都有这么个心愿，浙大的师生也都有这个心愿，这是人的一种进取心理，一种理想的支撑。其二，知识分子也好，科技工作者也好，跟进取精神相联系的是一种想创造的欲望，他要不断探求发展、探求新的领域。这是不能全部用物质利益来概括的。的确有一批人，不断希望能探求新的知识，有新的发现和创造，他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和满足，是一种人生乐趣。这在历史上也很多，我们就要找这种人。如果一个人完全是生意经的，商业头脑的，完全想赚钱的，那不要请他来做学科带头人，请他到外面去做生意好了。我觉得这是要着重考虑的，学校是个教育单位，当然还要注意他思想行为要端正一点，因为他还要做导师的，思想行为如不端正的话，对学生影响不好，这是不行的。

进取心理、探索新的知识，是一个方面的动力。另外一个动力他也要生存与发展，也就是说人在社会上，他要得到社会的物质，使他能够生存，并在精神上能够受到人的尊重。研究所里面的每一级的人，实际上都有这个愿望。做校长的、做系主任的要尽可能尊重学科带头人。做学科带头人的同样要尊重梯队成员，要尊重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要保证梯队成员与同档次人员、周边地区人员，在同一时期当中要达到一个中上水平，他才会有满足感和安定感。当然有少数人，少数的先进分子，物质上他无所谓，他可以衣衫褴褛，或者自己不求温饱，而是孜孜以求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革命家如此，科学家当中也有这些人。我这里讲的是大多数人，所以在制定利益政策的时候，要深入地思考这些动力机制，然后来努力满足这些动力机制，当然不可能全满足，使学科带头人，使学校每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都能够进一步调动积极性。还要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发挥政治优势，党团组织的作用是讲理想、讲奉献，这是一种精神的激励因素。

学校这两年，之所以科研经费能上去，教育水平还能维持，某些方面还有所提高，我觉得是与学校里执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与尊重人、发挥人的积极性的政策相关联的。今后恐怕还要不断注意。最近国家教委的领导同志来浙大考察，他们认为浙大作为一流水平的大学，浙大的教授理应有一流水平的待遇，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们要认真的分析。当然这里面有个财力的问题，要想办法，不能因为财力问题而听其自然，否则就要恶性循环。水平低了，好的人留不住，青年人留不住，以后水平更低，那就恶性循环了，所以要研究学科建设内部的组织与实施动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