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的哲学认识论

四、熊十力的哲学认识论

正当西方现代哲学家对哲学认识论展开多方探讨的时候，中国哲学家熊十力以东方哲人的智慧对这一问题作了独具特色的思考，建立了富有中国民族思维特色的哲学认识论模型，卓然成一家之言。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是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巨大碰撞中诞生的。与同时代的中西文化论者相比，他能以高一层次的哲学思路，反思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之争，开启现代新儒家思潮。就其实质而言，熊十力哲学及现代新儒家思潮都可以说是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哲学。熊十力正是从中国近代文化哲学出发，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交汇点上对哲学认识论问题作了新的探讨。

首先，熊十力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在熊十力看来，不论是以罗素为代表的数理派哲学，还是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论哲学，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都失之偏颇：数理派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以事素说明宇宙，其说似妙，而实未见本源”;生命论哲学反对理性主义，把生命视为盲目冲动，“未能超形与习，以窥生命之本然”^[86]。熊十力认为，这两派哲学未能划清科学与哲学的界限，因而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未能作出正确的说明。他指出，科学与哲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学问，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都迥然有别。第一，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是以物质世界——大自然为研究对象，而决不问及万物的根源;哲学则以世界本原为研究对象，总是要深究万物的根源。也就是说，科学探讨的是物质现象，哲学研究的是本体论问题。第二，从研究目的上看，科学在于使知识精严细密、正确分明，得物理之实然，进而能裁成、利用万物;哲学则在于“参究人生而上穷宇宙根源，以解释人生所由始，以决定人生修养之宜与其归宿”^[87]。也就是说，科学是为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哲学是为了认识人和完善人。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实测和分析，哲学研究的方法则是反观和综合。所谓反观，就是主体“反求自证”，自己认识自己，实际上是一种以内在体验为核心的直觉方法。熊十力认为，哲学与科学的划界说明，它们各有其存在的价值，相辅相成，“哲学资于科学，而不至浮空;科学资于哲学，而有其统宗”^[88]。然而，科学与哲学决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相互取代。他特别反对用科学代替哲学，认为：“人类如只要科学，而废返己之学，则其流弊将不可言。”^[89]

进一步，在区分哲学与科学的基础上，熊十力又区分了“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即区分了科学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所谓“科学的心理学”，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专以神经系统的活动或脑的作用与客观世界的反映来阐明心理”^[90]，“其方法注重实测”^[91]。因此，“科学的心理学”虽然也以“人类的心”为研究对象，但实际并不涉及人类的高级心灵——“仁心”，研究的是物理而不是心理。“哲学的心理学”则以认识人、完善人为主旨，“唯在返己察识内部生活之渊海是否有知是知非之明几炯然常在，是否有千条万绪之杂染暗然丛集”^[92]。在方法上，“以默识法为主，亦辅之以思维术”^[93]。所谓默识，是对自我的反求体认;所谓思维术，不是指理性思维的方法，而是一种直觉洞察力，能够直任明睿的思维深穷宇宙体用。总之，“科学的心理学”是“逐物之学”，“哲学的心理学”是“返己之学”，各有其自己的研究领域。

熊十力指出，由于人们看不到“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的区别，常常陷入独断论。哲学史上，重视实证科学的哲学家总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知识解释哲学问题，结果把心理归结为物理，而强调自我意识的哲学家又总是以纯哲学的方法看待一切，忽视自我意识的生理基础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将心灵看作是无对的独立体。可见，人们只有区分“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才能克服这些独断论。

熊十力的哲学尽管带有许多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但就其性质而言，则是近代意义的，特别是他关于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的划界，已达到了现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思维水准。这是中国哲学家对哲学认识论发展的宝贵贡献。

纵观古今认识论研究，可以看出，哲学认识论经过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探索与困惑，经过现代认识论发展对科学认识论和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双向清理，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上，哲学认识论不再像亚里士多德哲学那样，与自然科学争夺对客观世界第一原因或原理的研究权，而以考察、揭示人的创造性思维为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它不再简单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而是运用分析人的目的、意识的文化—历史方法。这些表明，哲学认识论已经摆脱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给哲学带来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哲学认识论研究还未达到完善的程度，但却给我们的认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资料，展示了希望。我们只有对这些哲学成果加以认真清理、批判、消化、吸取，才能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研究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