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哪些学科

袁振国

我于今年6月在《中国高等教育》第12期上撰写了《着力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一文。该文从内容创新的角度，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等方面讨论了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意义和内涵。这里，我想着重从形式创新的角度，就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研究组织形式和推进成果转化等方面，探讨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问题。

创新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是研究能否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研究方法的创新对理论创新常常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研究方法包括研究的途径、工具、手段和程序。在学术史上，每门学科获得重大进展往往都与方法论的突破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心理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致力于心理学的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一直停留在哲学思辨的范畴，没有形成心理学特有的方法，所以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直到1885年，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创造性地运用了无意义音节法进行记忆研究，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使心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再比如文献学，1934年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通过列表排列法，发现了“文献离散定律”，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这一定律同样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从而奠定了科学文献学的基础。这样的例子几乎在所有学科的发展史上都可以找到。

创新概念与概念分析的方法。人类对外物的认识是通过概念和范畴获得的，外物的性质只有经过概念化才能被认识;科学研究正是通过概念的展开和概念的分析不断深化的。一门学科如果概念含混不清，它的认知结果便会丧失准确性。社会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构建一套精确而严谨的概念工具，就必须形成与研究对象和性质相应的概念分析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创新概念分析方法的光辉典范。人们在惊叹马克思这一鸿篇巨制思想力量的同时，不能不惊叹其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完美统一。马克思摒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生产、分配、交换等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把商品作为整个资本论逻辑体系的起点，从对商品的矛盾分析入手，进而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复杂机体中的各个部分，建立起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逻辑体系。同时，马克思从商品——货币——资本这三个主要范畴，按照历史顺序从简单到复杂安排，叙述和论证了与商品这一范畴相适应的劳动价值论。历史地阐明了从商品到货币的必然转化;进而，在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剩余价值论，对资本主义本质和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做了严密而科学的论证。

同样，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与其研究方法论的创新，特别是概念分析方法的创新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性质不同，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有自己的个别化的概念化方法。他提出的“理想类型”的概念构建和分析的方法是他整个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础。“理想类型”并不是指这个类型是人们所希望的，或是最好的，而是表示某种现象是接近典型的。就如同物理学上的“纯净水”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物理学意义上的纯净水，但纯净水的指标提出了一个分析测量的标准。理想类型中的“理想”，是指从可能性中认识事物。所谓可能性，就是在思维中不引起矛盾，具有逻辑的可能性。使用“理想类型”认识和解释现象，也就是以“可能性”为中介探讨事物的现实性。诸如“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合法统治的三个纯粹类型”等概念，都是这样的例子。韦伯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理想类型更替过程的思想，与后来库恩“范式”革命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数量化。1969年第一次设立经济学诺贝尔奖时，伦德伯格教授代表诺贝尔基金会说道:“经济科学已日益朝着数学的精确性以及经济内容的定量分析方向发展。这种数学分析的技术如此成功，足以使那种‘模糊的、用文字表达的经济学’相形见绌了。”^[11]数量和质量是一对基本矛盾，数量是质量的基础，数量的变化是质量变化的前提，质量的飞跃是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表现。没有数量化的概念和数量的分析，就没有对质量和规律的真正把握。当然，数量化并不是数字化，并不是计量学。计量学是数量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或者是典型形式，但并不是它的全部形式。数量化根据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程度而呈现不同形式。但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数量化都是重要的趋势和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重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2]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有学科都不存在能不能数量化的问题，而只是有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和工具的问题。以文学研究为例，借助于电脑和软件，可以精确统计出作家的用词、造句习惯和谋篇布局特点，确认写作风格。

实验研究。长期以来，实验被认为只适用于自然科学。由于人类社会活动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由于影响因素难以分离，实验一直不被社会科学看重。可是，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成功努力，正在深刻地动摇和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1982年，德国经济学教授古斯(W.Guth)主持了一项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他让两个实验对象分100马克，随机决定由一个人分配:如果另一个人接受，就按这个方案分配;如果另一个人拒绝，则两个人1分钱也得不到，而且实验“仅此一次”，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这就是这一实验被命名为“最后通牒”的原因。按照“理性”推断，分配的人自己拿99马克，给对方只留下1马克，对方也应该接受，因为有总比没有好。但实验结果完全出乎预料:大多数分配者提出的方案在四六开到五五开之间;特别不公平的方案几乎都被拒绝，他们宁愿什么都得不到，也不接受明显不公平的方案。古斯教授总结说:“很显然，受试者是依赖其公平观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行为的。”^[13]这一实验极大地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可见，巧妙的实验设计为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和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模拟仿真。电子计算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在以前看来毫无可能、难以想象的社会科学模拟仿真研究提供了手段和条件。通过模拟仿真研究可以预演人类社会的活动，为前瞻性地解决社会问题、降低社会风险提供依据。模拟股市、模拟法庭、模拟课堂、模拟舞台、模拟战场以及模拟心理—行为变化研究等，在今天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也许是最有发展前景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我们的想象力明显落后于技术发展的速度。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迫切需要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创新研究组织形式

哲学社会科学在历史上经历了长期的学科分化过程。从最初统一于混沌的智慧之学，到先是和自然科学分离开来，继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分离开来，并各自分化出若干分门别类的学科，经历了2000年的氤氲演化。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0世纪60年代之后，与自然科学一样，哲学社会科学加快了向交叉、综合和整体化方向发展的步伐。这是社会发展特点和要求的反映。与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并没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之分一样，在现代社会科学出现之前，并没有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分。只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分化，随着研究的专业化发展，才分化出不同的学科，划分出不同的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分野。但是，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世界，都没有因为学科的分化而改变运动形式。问题的出现不会因为学科的分化而改变综合性、整体性的原本面貌。一方面社会变化的不断加快，使得社会生活、社会组织形式、社会问题的综合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流动、社会重组的速度不断加快，边界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随着学科越分越细，研究人员画地为牢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甚至旁涉其他学科在学科内就有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的危险。学科的分化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出现的，可是学科分类的体制化却成了学术发展的阻碍力量。结果势必加剧了盲人摸象的危险，降低了哲学社会科学对现实问题的综合应对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科交叉融合现象的出现就十分自然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学科的交叉融合逐渐成为学术发展最重要的特征，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整体化已成为学术发展最基本的趋势。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性新学科不断出现，比如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因此，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

为适应这种变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组织形式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传统的单兵作战、单打独斗、单兵独进的组织形式和一支笔、一张纸、一堆书的研究方法再也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难以实现整体突破。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跨学科研究队伍的组建成为大学研究组织的重要形式。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推动了大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基于对这一趋势的认识，教育部从1999年开始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实行“竞争人选、定期评估、不合格淘汰、达标替补”的动态管理，在全面进行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推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的运行机制，极大地激发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力。建设7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种新型研究组织形式对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者队伍、构筑学术高地和突破重点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个体性的分散研究向现代团队性的集中研究转变，是传统文科研究方法向现代文科研究方法转变的时代要求，是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重要组织形式。它对提高哲学社会科学战略设计能力、长远规划能力、综合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协同公关能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预言，它将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跨越性的发展。

当然，我们在强调学科综合、研究形式变革的同时，也要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个体性较强的特点，要给予“孤独的思想者”必要的自由空间，不能刮风，更不能搞“一刀切”。

大力推进成果转化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在于科学地认识世界，更重要地是能动地改造世界，并且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创新能力。如果研究活动成为个人的孤芳自赏，研究成果不能实现有效的转化，那就不可能真正释放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量。

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切实社会效益的观念比较薄弱，甚至有些人把学术研究与社会效益对立起来、把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对立起来，认为强调社会效益反而会影响研究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目前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大多还停留于重前期研究、轻后期转化的状态，甚至只有前期研究管理，而没有后期转化管理。立项是起点，结项是终点，成果如何转化运用，基本是一个空白。所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不仅是研究者的事，也是研究管理部门的事。

研究成果向教学的转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教学科研的双重主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向教学转化，在教学、课程、教材中体现研究成果，传授研究方法，介绍研究经验，提高教学水平，促进教学、课程的改革发展，是最基本、最常见、最直接的途径。具有研究能力、从事研究活动，是高校教师的基本素质和职业要求。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和别人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教学之中，并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而且也应该成为考核、评价教师的基本标准。如果高校教师研究是研究、教学是教学，教学不及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不及时更新教学内容，那不仅是浪费科研资源，而且是贻误学生。

研究成果向社会普及转化。科普是提高民族素质、扩大科学影响的重要途径。提到科普，人们很容易想到自然科学的普及，而很少想到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其实，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意义与自然科学普及的意义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要解决的是人类发展什么、往哪里发展的问题，自然科学要解决的是怎样发展的问题。它们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如何把博大精深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深刻缜密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转化为人们易学易懂、喜闻乐见的内容，转化为人们的精神动力和内在素质，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改进文风，深入浅出，增强论文著作的可读性，扩大人群阅读面、收益面，扩大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影响。艰深晦涩、故弄玄虚，是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大敌。哲学社会科学管理需要努力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搭建平台、营造氛围、创造条件。

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转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成为各级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先进理念、科学保证和决策指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增强参与决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主动意识和针对意识，发挥文化优势和理论优势，为提高我国决策水平作贡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决策咨询研究，要以深厚的理论基础为支撑，注重前瞻性、预测性研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切实可靠的数据对待决策咨询工作，保证咨询的严肃性、可靠性和可行性，树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决策咨询的良好声誉。

研究成果向文化产业转化。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展最快、增值最快、潜力最大、影响最大的现代产业。美国2004年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超过电子、化工医药排名第一的出口产业。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是文化安全、文化自信、文化自主和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支撑。文化产业要发展，文化的研究是基础，文化的技术转化是关键。高校不仅要成为文化研究的中心，也要成为文化向产业转化的中心。要建立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投入产出机制，迅速转变理论与实践脱节、思想与技术脱节、文化与产业脱离的状况，为把我国建设成文化大国、文化强国作贡献。

(《中国高等教育》200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