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与文化

一、符号与文化

20世纪，符号学研究蓬勃兴起，并扩展到哲学、艺术、美学、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诸领域，几乎涉及了所有的人类文化现象。但是，直到现在，人们对符号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定义。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定义。尽管如此，为了深入研究人类认识结构，我们仍有必要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吸收、概括，对符号作一规定。

皮尔士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逻辑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符号学就是逻辑学，是研究知识、真理的学说。符号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1]。这一定义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符号是某人用来指示某一事物的东西，它不就是事物的本身，而是事物的体现者;第二，符号对某人来说，只是在某一方面代表某一事物。某一方面，也就是符号中的场所。这样，符号中包含着四个因素：表现体、对象、场所、解释者。表现体、对象和场所处于三合一的结构中，解释者则对这种结构作出解释。皮尔士把符号的三合一结构分为三种：比较的三合一关系、表演的三合一关系、思想的三合一关系。比较的三合一关系以符号类型为基础，由性质符号、单一符号和法则符号三种关系组成，标志体现者、对象和场所的诸逻辑关联;表演的三合一关系以场所的类型为基础，由图像、标志和象征三种关系构成，说明体现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思想的三合一关系以对象的类型为根据，由修辞素、分送和中项三种关系构成，标示对象的可解释性、可接受性。这三种三合一关系结构反映了表现体或符号与对象之间的不同联系，揭示了获得知识的过程和基本方法，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皮尔士的符号结构研究肯定了符号是人把握世界的中介，是人具有认识外部世界能力的表现，但是，他把符号等同于逻辑，对符号作了狭隘理解，没有真正揭示符号的本质和功能。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从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符号学。他认为，符号学应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是研究社会中的符号生命的科学，主要研究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索绪尔对符号下了一个人类学的定义：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联想式的整体。“能指”是事物、客体，“所指”是主体对“能指”的理解和说明。“能指”和“所指”的联系不是因果式的，而是解释式的，即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联想。比如，一束玫瑰花，我们可以用它来表示激情。这样，一束玫瑰花就是能指，激情就是所指。玫瑰花和激情构成了能指和所指的“联想式的整体”，即构成了一个符号。符号作为联想式的整体，是一个有意义的、完全不能分割的统一体。符号不是反映事物，不是事物的记号、标志，而是主体为了达到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具有象征性特征的系统。符号化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不断生产意义的过程。巴尔特发挥了索绪尔的这一思想，引入内涵概念与外延概念说明符号的发展。外延指使用语言，表示语言说了些什么;内涵表明使用语言，表明语言所说的东西之外的其他东西，内涵代表外延的“换挡加速”。当已有的能指—所指关系构成的符号与另一能指—所指关系构成新的符号系统时，原有的能指—所指关系的符号就是第一系统层次，它与新的能指—所指关系构成的符号是第二系统层次，第一系统层次是第二系统层次中的能指，是第二系统层次的外延，第二系统层次是内涵。这表明，一个能指—所指符号系统可与另一能指—所指符号系统构成新的能指—所指符号系统。按照内涵与外延的划分，不同符号系统的转换可以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形：一种情形是由第一系统的外延层次转化为第二系统的内涵层次，这时，先前的能指—所指关系构成的符号成了下一个关系中的能指。另一种情形是先前的能指—所指关系生成的符号成为后来的关系中的所指，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系统成为一种元语言。总之，不论能指—所指关系生成的符号系统向哪一层次转化，都会违反原来能指—所指关系的常规，产生出新的意义。人类活动就是这种转换的契机，是建造符号的潜能。如果说皮尔士的符号揭示的是主体与客体的联系，那么索绪尔的符号揭示的则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突出符号的交往、运用作用。这就是“符号学符号”的内容。正如巴尔特所分析的，符号学符号的内容层次与语言学不同，在于“许多符号学系统(客观、姿态、形象化绘画等等)都具有一种其本质不是为了表现的表达内容;它们是每天都被运用的客体——在一种被诱导的方法中，被社会集团用来表现某些事物：例如，衣服作为保护品而被加以运用，食物作为营养品而被加运用，甚至它们也被当作符号来运用”^[2]。索绪尔、巴尔特从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把符号与人的文化活动联系一起，扩大了符号的内容和意义，肯定了符号的象征性意义。但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并不能揭示符号的本质，在他们那里，能指—所指关系仍然是语言学的结构，符号不过是这个结构的复制品。

卡西尔从哲学的角度把符号与人的创造性活动，即与文化联系起来，规定了符号的本质。卡西尔认为，人的本质是人自身的连续不断的创造性活动。这个活动也就是创造符号的活动。“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3]卡西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思想：(1)符号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动物依靠情感语言表达愤怒、恐惧、绝望、悲伤、恳求、愿望、玩笑和喜悦等情感，而人则不仅运用情感语言，而且还运用命题语言进行交往。从情感语言到命题语言，就是符号化的过程，是人与动物活动的本质区别。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卡西尔区别了信号与符号。他认为：“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operators);而符号则是‘指称者’(designators)。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4]动物的活动是信号的活动，它的情感、智慧、想象都是实体性的，与特殊的具体的东西相联系。人的活动则是符号的活动。符号作为指称者具有普遍适用性，人的情感、智慧、想象也就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人的活动也就能超出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寻找通向理想的道路。可见，正是符号的活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2)符号的空间和时间不同于动物的空间和时间。动物的空间和时间是具体的空间和时间，和有机体的生长过程联系在一起，不能形成历史，也不能预见未来。符号的空间和时间是抽象的空间和时间，它是人的世界。人通过符号的空间和时间不仅可以把握外部世界的结构，还可以记叙自己的历史，超出物理世界，构造人的理想。(3)符号活动具有认识论的功能。这是符号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区别。物理世界是纯粹现实的世界、纯粹事实的世界;符号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意义的世界也就是理论的世界，它能在现实与可能、实际事物与理想事物之间作出区分。因此，人的符号活动本质上也是认识的活动，“人类知识按其本性而言就是符号化的知识”^[5]。人在这种符号活动中，运用假设和推理的方法把握外部世界，理解人的本性。“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6]由此出发，卡西尔认为，人的一切文化活动——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都是一些符号形式。它们构成了完整的符号系统，也就构成了人的世界。这就是说，符号世界是人的特殊世界，符号是人的本性。

卡西尔克服了皮尔士、索绪尔符号理论的褊狭，从文化哲学的高度说明了符号的本质。但是，卡西尔只是从功能的角度规定了符号的本性，而没有从结构上剖析符号系统的内在构成。这使他不能把人的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区别开来，分析知识形成的逻辑结构和内在发展过程，揭示认识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应当在卡西尔的符号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符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