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思想发展综述

一、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思想

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一般说来，语文教育的发端，是从文字的产生开始的，而语文教育最初的基本内容，就是学习和使用文字。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汉字何时产生，现在说法不一，如果从甲骨文算起，到现在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甲骨卜辞中就有“教”“学”“师”等字，可见，在甲骨文时代，已经有了“教”和“学”的活动，其中也必然包含着文字的学习和传授。我国学校出现得也很早。传说五帝时期就有了名叫“成均”的“大学”；到虞夏时代开始有“养”和“序”之类的学校；两周有“国学”和“乡学”；春秋战国时代，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唐宋以后，不仅有官学、私学，书院制度也得到很大发展。无论官学、私学，还是书院，尽管教学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点，即都很重视语言文字的传习，尤其重视童蒙教育。这是由于我国长期使用的是方块汉字。古代文化典籍又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汉字的繁难和文言文的艰深，使得语言文字的学习成了教育中的一大难关。为了突破这一难关，任何一个受教育者不得不在这方面花费大量的精力，消磨许多时日。这就是我国封建教育中特别重视语文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古代的语文教育，从来没有专门设立“语文”一科，古代各类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研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是其基本教材，语文仅仅是读经的工具和手段。唐宋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语文教育又受到科举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尽管如此，由于语文教育在整个封建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千百年语文教育内容的连贯性和延续性，在这方面，前人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例如，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提倡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孟子主张专心有恒，循序渐进；韩愈强调学必有师，“文以载道”；朱熹赞成“熟读精思”“虚心涵泳”；王夫之提出学思并重，学思结合等等，这些直到今天，对我们语文教育仍有启发作用。又如，从秦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专门教授童子的《仓颉篇》《爰历篇》等识字课本；唐宋以后，又出现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流传久远的语文启蒙教材和《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家喻户晓的著名语文选本，这些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尤其是教材建设，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古代的语文教育遗产中有不少珍品，有待于我们去深入地开采、发掘、研究、总结。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古代语文教育，基本上是经学和科举的附庸，其使用的教材是经史古文，同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的要求，到底已经相去甚远。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总结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不仅要重视研究古代的语文教育，尤其要重视研究近、现代和当代的语文教育。近、现代的语文教育的历史，基本上是白话文的教学历史，同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有着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然而，正是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注意得很少，研究得很少，甚至资料工作也很难搜集。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我国近代语文教育思想

那么，近代语文教育从何时开始的呢？我们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的危亡与社会的矛盾，激起一大批文人学士对旧教育的空疏和科举制度的腐败的极大不满，废科举，兴学校，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04年，清政府在洋务派办学的基础上，公布了张之洞提出的“学堂章程”，这就产生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学校系统——癸卯学制。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具有语文学科特点的“中国文学”一科才应运而生，从而为中国具有科学意义的语文教育拉开了序幕。因此，我国语文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应该是从清末新学制的颁布开始的。1904年为现行语文学科独立设科之始［1］。

从1904年语文教学单独设科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语文教学的发展和演变，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里程。

从1904年语文单独设科至“五四”运动前后，这是一个由传统语文教学向近、现代语文教学逐步转变的时代，一方面语文学科与科举时代的读经讲经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儒家经典仍占据语文教学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语文学科毕竟逐渐从经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中分化出来，有了自己的教学目标，出现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语文教科书，如南洋公学的《学蒙课本》、商务印书馆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都不同程度地打破了旧式蒙学教材的格局，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也引进了一批国外教育学、心理学和教授法理论，对我国语文教育也产生了影响。但是，由于古老的旧式教育影响太深，积重难返，加之还缺少真正科学的教育思想作指导，语文教学基本上还没有摆脱“讲经读经”“讲古文，写文言”的局面，且教学方法仍很陈旧，有的还在沿袭八股时代学作破题承题的老例。

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是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这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和斗争的时代。反映在语文教学上，其突出表现就是文言与白话之争。“五四”运动以前，语文教材基本都是经史古文，“五四”以后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白话文逐渐进入语文教材；但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很多学校与老师认为白话文一看就懂，不必教，也无法教，仍旧眷恋于文言“国文”。因此，相当一段时间，“国文”与“国语”并存。只有老解放区白话文才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反映在教学方法上，许多教师还是习惯于过去私塾先生教古文的那一套，即用枯燥繁琐的逐字逐句讲解来代替学生的独立钻研与思考。所谓语文课，就是“新书一本，老师讲，学生听”，除了解释字词的意义，说明成语典故的来历，或者把书面的文句译成口头的语言以外，别无其他工作。尽管如此，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现代语文教育重要标志的白话文教育终于成为语文教育改革的中心议题。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正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阐明的：“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2］为了探索白话文教学的道路，语文教育界如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黎锦熙等先驱者，在新思想、新潮流的影响下，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孜孜不倦，艰苦求索，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语文教育改革作出了杰出贡献。叶圣陶先生从“五四”时期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对语文教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其中，关于“语文是工具”的观点，关于“听说读写并重”的观点，关于“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的观点，关于“语文课应是训练课”的观点，关于“给语文教材以科学性”的观点，关于“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观点，关于“作文与做人”的观点等等，直到今天，仍闪烁着思想光辉，对我们语文教学仍具有指导意义［3］。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国出现了国统区教育和解放区教育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老解放区语文教育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对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教学有着直接的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老解放区的语文教育经验，我们应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三、我国现当代语文教育思想

建国初期至“十年动乱”，我国语文教育既有前进，又有曲折和反复。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语文教育工作十分重视，为语文教学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全国使用了统一的语文教材，建立了各种教学研究组织，教师队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语文教育一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语文教育在前进中又出现了多次反复。建国以后，人们对旧式的语文教学方法极为不满，迫切希望改革。在“学苏联”的热潮中，开展了关于“红领巾教学问题”的讨论，于是，语文教学一度被引上文学分析的道路；随后，1956年开始实行汉学、文学分科教学，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的语文教改试验。但由于政治运动等原因，终于半途夭折；其后，在“大跃进”的年代，语文教学的正常秩序被打破了，语文课几乎完全纳入了政治运动的轨道；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语文教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开始扎扎实实地进行改革实验，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然而，由于“十年动乱”，语文教育又遭到严重的破坏，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学教材被废除了，语文课变成了大批判课，许多语文教师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语文教育质量严重下降。这是建国以后，语文教育领域的一次最大的反复。这一沉痛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语文教育工作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新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育大纲》和相应的教材在全国推行，这对于统一认识，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各种语文教学研究机构、学会、各类语文教育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无论在理论研究和教改实践上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语文教育终于迎来了美好的春天。

纵观语文教育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语文教育是一门科学，凡是科学的东西，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表明，凡是尊重科学，符合或接近客观规律的，语文教育工作便会收到成效，得到发展，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语文教育工作便会受到破坏和挫折。语文教育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探求语文教学客观规律，以及如何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符合这些规律的过程。

譬如，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从语文单独设科以后，一直争论不休，反复很大。但不管怎么争论，有多少次反复，违反客观规律，最后都要受到惩罚。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政府对语文教育实行思想控制，热衷于推行所谓的“党纪教育”，强迫学生诵读那些所谓党国要人推行专制政治的说教文章，妄图使语文课成为他们的“道德训练”课，这种倒行逆施，激起教育界普遍不满和抵制，最后终于彻底垮台；在老解放区和建国后，我们的语文教育，由于重视思想教育，对于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不能强调过头，一度由于片面强调语文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忽视了语文基础知识教育，结果语文教育质量受到影响，学生语文程度下降，这也是违反规律的结果。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叶圣陶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指出：“语文是一种工具。”语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学生具有阅读书籍的习惯，和写作文章的技能，这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必须具有的本领，也是现代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至于思想教育与语文知识教育的关系，叶老也说得很明白：“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凑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育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须含有教育的意义。”但是，“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上，实在是不必的”，“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4］这个早已被阐明，今天看来也十分简单明白的道理，为什么常常不能被贯彻和运用呢？除了政治的因素以外，主要是思想认识的片面性。只有不断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使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规律，语文教育改革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关于语文教材问题，几十年来也是变化很多，反复很大。据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数目提要》［5］一书统计，自1908年至1932年，经当时教育部审定后发行的中学语文教材就有一百多种。1932年后，又编过许多种语文教材，有综合型的，有分科型的，有语文和常识混编的，有文言与白话合编或分编的；有按思想分单元的，有按文体分单元的，有按训练体系分单元的等等。教材种类的众多和体例的变化，反映了语文教育改革的进程，体现了改革者艰苦探索的足迹。然而，在众多教材当中，似乎还没有一种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并能长时期使用的好教材。原因在哪里？恐怕也是由于教材的编写还没有真正符合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譬如，到底小学和中学语文学科课程标准是什么，一向没有一个明确、具体且可以检验的要求或指标；至于小学或中学各年级各阶段的要求和规格更是含糊不清。又如，现代汉语中的常用字是哪些，通行的常用词汇有多少，中小学生应该掌握哪些常用字和常用词，也缺乏科学的调查、统计和研究。这些问题没弄清楚，要求不明确，编出的教材自然免不了有很大盲目性。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阮真教授为了研究作文题目，发出几百份调查表，查考了大量书籍，征得六千多道作文题，然后加以鉴别、分类、评议，才写出了关于作文题目研究的专著。作一个单项研究，尚且要花费这么大精力，今天我们编出真正符合教学规律的具有较严密的科学体系的教材来，决不单单是选文和编排的问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调查统计和理论研究，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当然，教材怎样才算符合教学规律，不能一概而论，由于地区不同，对象不同，要求不一，客观形势也在不断变化，要编出一套适合各方面需要的永久不变的通用教材是很难做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教学计划要求明确，教材可以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让学校和教师自由选用，反而有利于教学。

本章注释：

［1］周庆元．语文教育研究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20．

［2］胡适．白话文学史［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6，1．

［3］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4］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56—57．

［5］《师大月刊》第2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出版社，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