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几次重要的大讨论

在我国，20世纪40年代是经历了两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年代：一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进入全面的胜利反攻，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一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摧毁了蒋介石独裁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这两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中，整个教育事业包括语文教学工作在内，经受了破坏、复苏、挣扎、苦斗的极其严峻的考验。

在20世纪40年代，围绕语文教学进行过几次颇有影响的讨论。其中有些问题，实际上是20世纪30年代曾经引起人们关注的讨论的继续，有些问题则存在已久，只是在新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内容，论争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些讨论，牵涉到语文教学中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一）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问题的讨论

1934年底，《中学生》第49期的“卷头言”刊载了短文《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吗》，另外又发表了浙江六中尤墨君的《你们能写出什么》，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问题的讨论。当时在该刊发表的讨论文章前后共十余篇，作者有中学生，也有中学国文老师；该刊主编叶圣陶也通过“卷头语”阐述了编者们的看法。那次讨论的主要结论，大致可以用叶圣陶在《时势教育着我们》一文里所说的一番话来概括：“虽然现在很有些人在那里嚷着说，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了，但那是指文言文的写作以及对所谓‘国学’知识而言，是另一回事。在一般常识方面，尤其在关心时事，了解世界大势方面，现在的中学生比二十多年前的中学生是有过之无不及的。”这番话意味着两点：一是慨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多半是那些爱唱复古老调的人（如上海发起成立“存文会”的那帮子人）；二是衡量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应该有一个恰当的标尺。

其实，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问题的讨论，原是范围相当广泛的，诚如叶圣陶在讨论开始时指出的：“这个问题内容很繁复，方面很广阔，轻描淡写地讨论一下，是得不到什么结论的。”（《读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抗战初期，时局动乱，学校教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要求教育质量的提高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以大学招生考试情况为例。1938年有毕业生报考大学的中等学校共786所，最后有录取生的学校只有523所，263所学校一个学生也没有录取。1939年有毕业生报考大学的中等学校共978所，学校数增加了，但最后有录取生的学校仍只有579所，399所学校一个学生也没有录取；而在这些有录取生的学校中，几乎有半数的学校没有一个毕业生在入学统考中得33分。（据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中华教育界》复刊第一卷第一期）这种状况是十分严重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又被一些人当作是摇头慨叹的话题。1939年高校毕业生的高考发榜，考选委员会委员长沈士远对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考生“国文之技术极劣，思路不清”。“技术极劣，思路不清”，当然就是程度低落的说明。于是，舆论界哄然而起，展开了又一次的讨论。据有人粗略估计，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要是统统搜集起来，可以印成一本很厚的册子。正因为社会舆论是一片“低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便在1941年通令中等学校“改进国文教学方法”，并将原来每两周作文一次的规定，改订为每周作文一次，每学期不得少于十六次，希望用增加写作量来提高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甚至连蒋介石也亲自过问，1941年手令教育部通饬各校：“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令各中学校长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3］

首先对这个问题提出异议的是朱自清。20世纪40年代初，他曾一度因病辞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职，赴成都休养，闲居中针对社会上正在讨论的中学生国文程度问题，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具体分析了当时国文教学的情况。他在题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载《国文月刊》创刊号）这一文章中指出：目前许多人，特别是官方人士，他们肯定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大致根据考卷、报告、文课、条告、书信这几样，显然只从写作着眼，他们的标准大致是文言——倒不是古文，而是应用的文言”。这就把“低落”论者立论的偏颇处，一针见血地揭出了。朱自清的观点很清楚：要考察当前的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必须坚持全面考察，必须用前进的、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单就中学生的文言文写作而论，”朱氏说，“‘五四’运动以来，确有低落的情形，我承认这个。但这种低落有它的特殊原因，和学校里训练的宽严好像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所谓“特殊原因”，主要是“‘五四’以前的中学生，入学校之先，大都在家里或私塾里费过几年工夫，背诵过些古文，写作过些窗课——不用说是文言。这些是他们国文的真正底子；到了‘五四’以后，这些学生就再也没有这种‘国文底子’了，而校内，各种课程，门名繁多，文言教材又是个体各派，应有尽有”，“训练既不严，范文又杂乱，没有底子的人又怎样写得通顺呢？程度低落是必然的”。至于白话写作呢？“五四”以后的在校学生“还是有长足的进展”，只是这种进展，多半不是得益于教师，而是大部分课外广泛阅读、勤奋写作所致。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学国文的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都得努力改进，而重点要抓“训练”。文言文，只重读的训练；白话文，读写兼顾。“只要中学生不必分心力学习文言的写作，白话文写作的这些毛病，便可得工夫逐渐矫正起来。”在第二篇文章《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里，朱氏着重论述了在中学国文教学中忽视诵读教学的偏向，这种偏向也反映到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问题的讨论中来，他说：“一般人讨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都只从写作方面着眼，诵读方面，很少有人提及”，其实，“从教育的立场说，国文科若只知养成学生写作的技能，不注重他们了解和欣赏的力量，那就太偏枯了”。而所谓加强诵读，就是要真正达到“了解”和“欣赏”的目标，而不是有口无心，或望文生义，或食古而不化。这样，朱氏就把“低落论者只重文言而且只重文言写作的错误”一语道破，对慨叹家中某些复古卫道士的用心委婉地予以揭露；并且从正面提出了改进国文教学的许多精辟见解。

1943年10月，在桂林师院中文系任教的叶苍岑发表了《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分析》一文（载《国文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他在朱自清论述的基础上，根据中学国文科的课程标准，对中学生国文课程的各个方面又作了分析。从而得出结论：“现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并不是全部低落，只是一部分低落了；这一部分是限于文言方面，尤其是古代文言方面。”叶苍岑还指出：“偏偏这‘低落’的一部分，就正是高中会考、大学入学统考的国文试题重点。因为这类考试的试题，一般都是从《庄子》《左传》之类的古籍中摘取一段来译为语体；国学常识问答这一条，也是限于古籍中的知识；正考到低落的那一部分。假如作文再限于古籍中的知识，那就全部考到低落的那一部分了。——而一般人谈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就是以这些考试的成绩为依据的。”

这一次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问题的讨论，显然比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那次讨论深了一步，使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逐渐趋于全面。

（二）关于“抢救国文”问题的讨论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专家、教授罗根泽于1942年底参加了高等文官考试（大学毕业生参加考试）的国文试卷评阅工作，对试卷中反映出来的高校毕业生国文程度之低、写作水平之差感到十分吃惊，于是为当时的《国文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发出“抢救国文”的“惨痛呼声”。在文中，罗氏列举了试卷中的“妙文”七例，以证明“抢救国文”的刻不容缓，而“抢救国文”他以为必须自中学始。具体的“抢救”办法，罗氏提出了三条：“①请求教育当局减少中学国文教员的负担。②请求中学国文教员选将适合学生程度的文章。③请求中学学生以相当时间读、作国文。”［4］罗氏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1943年9月18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王平陵的《关于抢救国文》，认为现今的青年“不长于运用‘桐城派’、‘阳湖派’的腔调，来撰写布告、墓志铭一类的作品，以及不能套取《两都赋》的词藻，来奉觞上寿，歌功颂德，恐怕是最大多数的了”，即使向报刊投寄的一般文稿，也往往“上气不接下气”，“拜谈之余，不知所云”，因此要“抢救国文”，这是“无法为讳”的事实。问题在于“究竟怎样抢救？从何抢救？”以他看来，“在此刻‘无科学即无国防’的号召下，我们穷日夜在科学上拼命努力，尚有‘时不我予’之感；倘再把不必要的故纸堆，重重地压在青年们的肩膀上，实在是事实所不容许”。因此，从现在的实际出发，与其说是要“抢救国文”，不如说是“抢救青年”更要紧。

《国文杂志》第二卷第三期又发表了陈卓如题为《从“抢救国文”谈到国文教学》文章，针对这次高等文官考试的国文试题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次考试的试题是要求考生写一篇文章，命题为“试以近代文明发展之事实，引证荀子‘从无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之说”。陈氏首先对罗氏文章中列举的七通“病文”，作了分析，认为其中有几例确实写得有点糊涂，“但是今日之大学生头脑冬烘，侈谈天道，试问是谁之过？”显然是社会之风，教育之弊造成的；至于从“国文”的个人观点来看，多数例子应该说还是“文通字顺”的。因此，陈氏认为：“在现在的学制下，出这样的题目只配有这类的卷子。”也就是说，头脑冬烘的出题者只能考出头脑冬烘的答题者；何况，在这之前的某年高等文官考试试题竟是《子以四教》，就连某桐城派古文家也“望题兴叹”。陈氏还举出本年暑假东南某大学招考，一年级的国文试题之一是“译曾国藩五箴中的《有恒箴》为白话”一例。说明国文科的“选材、讲授、命题、阅卷，处处总要为学生设想”，“假使刻意去找冷僻的或古怪的题目来考学生，可以考倒任何一个渊博的学者，何况高中学生？”关于“抢救国文”的办法，陈氏除了完全同意罗氏提出的三条外，还认为要认真解决国文教员的人选问题，努力提高教员本身的国文程度。

事实确如《国文杂志》编者所说：“罗先生的那篇《抢救国文》，引起好多人的注意。”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罗氏的问题提得尖锐，而且触及了国文教学中一系列的痼弊。

叶圣陶为此还写了一篇长文，题为《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国文杂志》第二卷第五期。这篇著名论文，从人们对这次高考试题的批评谈起，系统地论述了国文教学中存在的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是“阅读能力的问题”。叶氏认为，从罗氏列举的几篇“病文”看，共同的毛病是对问题题面读不懂；而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基本上达到了“了解一般文言文之能力”与“读解古书之能力”这两项目标（初稿中国文课程标准规定的目标），那就应该读得懂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一共只有三十个字，凭公道说，实在不是艰深的文言，这还看不懂，对于较长较深的文言文当然更无法阅读”，所以与其说是考生作文能力差，倒不如说首先是阅读能力差。而对于文言文的阅读能力，一个现代青年是应该养成的，否则“就闭塞了一条获得经验生活的重要途径（我不说唯一途径），是外因论如何要不得的”。

第二是“题目”。叶氏认为，出什么样的题目让学生写、让学生考，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这次高考试题，硬要学生“把荀子的话与近代文明联在一块儿，实在不免牵搭之嫌。你要写得‘合格’就不能不这样牵搭，因为题目把你限制住了”。遗憾的是，类似像这样的试题在当时的中学里屡见不鲜。叶氏说：“尤其是高中的阶段，必须练习论说文了，教师还附带声明，圆通一点的说‘最好作文言’，板方一点的说‘非文言不看’。出什么题目呢？《学而时习之说》《学然后知不足说》《多难兴邦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论》，诸如此类。”说不出，怎么办？只得“搜索枯肠，勉强说一些话来完卷”。叶氏称这种作文练习是“教练习者练习说瞎话”而已。因此，叶氏认为罗、陈二氏提出的若干希望和要求都是很好的，但是他还想补充一点：“在写作教学上，必须绝对摆脱八股的传统。”这个“补充”，倒真是击中了历来国文教学的要害。

第三是“阅读的材料与方法”，叶氏认为，学生头脑冬烘，思想糊涂，固然不应该完全归咎于国文一科的教学，但国文科毕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因为“国文教材有示范与供给教材的作用，对于学生的思想似应负一点责任”，所以选择阅读教材不能乱来一阵，必须慎重考虑“是不是切要？”“会不会消化？”“要不要发生坏影响？”经过这样的考虑，选下来的教材总会适合些，得当些。而现今那些担任选材的先生们，也是“不大肯考虑这个问题”的，因此贻害不浅。当然，果真教材选择得合适，得当了，也还有个教员指导是否得法的问题，这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叶氏的这篇长文，可以看作是关于“抢救国文”问题讨论的一个总结，他从阅读和写作两个主要方面，透彻地分析了当时国文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要彻底摆脱八股精神的时代使命，为“抢救国文”指明了正确的方向［5］。

三、关于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的问题的讨论

白话文被引进国文科的教材，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这是现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但从此也在语文教学领域增添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封建旧教育的维护者，总想恢复过去古文、典籍一统天下的局面，标榜所谓“国学根底”“固有文化”等等；新教育的拥护者中，那些激进派，则认为古文已是僵死的文字，古书已是死书，现代青年根本不容许再钻进故纸堆中去；而调子稍稍温和点的另一派则认为现代青年固然应该学好白话文，提高白话文的读写能力，但同时也得学会去阅读古代的文章、典籍，以便懂得自己祖先的历史、继承自己祖先的优秀遗产。随着时代的逐步发展，关于文、白问题的讨论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尖锐性。

20世纪40年代，在国文科的教材中要不要选文言文或者要不要选白话文，这已经不成问题；初、高中国文教材文言、白话两种语体的选文比例，在教育部颁发的课程标准中也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尽管有个别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或偏重文言，或纯选白话，那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有争议，也无关大局。这个时期围绕文言、白话教材展开的讨论，主要是：如何确定文言文、白话文的界限？教文言文的目的及其选文程度应该怎样？文言文、白话文两种教材如何编辑组合？当然还有其他，但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文言和白话，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含义近似而又不尽相同的称谓。近似于文言的，有国文、古文、国学、古语、死语；近似于白话的，有国语、今语、语体、口语、活语。正如吕叔湘所说：“究竟文言是什么，白话又是什么呢？大家都苦于心知其意而不容易定下明确的界说。”而讨论语文教学中的文、白问题，却非首先明确这文言和白话的界说不可。

为此，吕叔湘在1944年发表了一篇专论，题目就叫《文言和白话》（《国文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他特意挑选了十二段“界限上”的例文来进行分析，指出这十二段例文究竟哪些该算文言、哪些该是白话，人们的意见很不一致；可见判断文言和白话的标准事实上并未取得一致的看法。那么这里的界限该怎样划定呢？吕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从世界各国语言和文字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谈起，谈到“笔语”同“口语”的离合以及这种离合程度的复杂性，并由此提出了“语体文”和“超语体文”这样两个概念。他说：“识字大有程度之差，从略识之到深通文墨当中有很大的距离。文人哲士之间唱和论议所用笔语虽无妨离开口语十万八千里（甚至用另外一种语言，如几百年前欧洲学者之用拉丁文或现在中国学者之用英法德文），但文人有时要写一点什么给识字无多的人看，例如官府的文告，甚至给不识字的人听，例如歌词歌曲，就不得不接近口语下笔。略识之无的人有时自己也要写封信写张契，那就更不会离开口语多远。所以，每个时代的笔语都可以有多种，有和口语大体符合的，有和口语距离很近的，也有和口语相去甚远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把一个时代的笔语（文字）分成两类，凡是读了出来其中所含的非口语成分不妨害当代的人听，懂他的意思的，可以称为‘语体文’，越过这个界限的为‘超语体文’。”［6］吕氏这篇长篇专论发表后，对文言和白话的界说，人们大致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在中学里教这些“只有看才有可能懂，用耳万万不能懂”这种文言文，究竟目的何在呢？

朱自清是新派人物，在新文学的创作方面，可以称得上是奠基者之一，可是他对中学的文言文教学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在《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一文中说：“现在的中学生，其实不但是中学生，似乎都不爱读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他们想着读文言文是没有用的。”但是，朱氏说：“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的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至少必须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朱氏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经典常谈》，并在该书的序言中特别强调：“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希望青年们读了《经典常谈》以后，自己能直接去接触和诵读这些古书，这些经典［7］。

叶圣陶赞同朱氏的观点。但叶氏又强调，要学生读古书，首先必须选材恰当、定量合适，引导得法。此外，他还提出中学生对于古文、古书，只需要诵读，而不需要学写；中学生如果还要学写文言文，那也只能是“应用的文言文”或“近代文言”。这样，在中学里面，文言文的教材大致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古典的文学名著，即朱氏所谓的“经典”，供诵读，限于了解和欣赏；一种是浅易的近代文言，供学写近代文言的范本。所以叶氏说：学生要学写的是报纸公文和书信的那种文言，那么，作为范本的不该是唐宋的文学，六朝的文学，汉魏的文学，甚至先秦的文学，而该是应用文言字汇，文言调子，条理上、情趣上和语体相差不远的近代文言，如梁启超先生、蔡元培先生写的那些［8］。

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黄绳在1947年论述高中国文教材的时候，针对朱自清的观点提出异议。黄氏认为“初中的国文教材不应有文言文，就是高中的国文教材也不应‘以文言文为主’”。曹伯韩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中学国文应分两个阶段，“就是在初中学习白话文，在高中学习文言文。这里所谓白话文是指和现代国语大致符合的文字，而文言文则是指现代公文书私人函件及报纸杂志还往往看得到的不符合口语的文字，并不是指古代文字而言。……必须确定中学生不读古代文字，凡是古代有名的作品，我们只教语体的译作，不教原文”。这同叶、朱二氏要求高中学生能直接去接触一些古典名著的观点就大相径庭。

这个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并未能获得比较一致的看法。

在讨论文言文教学的目标及其选文程度的同时，又有关于文言教材和白话教材如何编辑组合问题的讨论。“五四”运动以来，凡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同时选进教材的，大都采用混合编制法，即同一册教本中既选有文言文，也选有白话文（混合的原则，又有差别）。到40年代，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发现这种混编、混教的办法效果并不见佳，要寻求新的路。

浦江清早在40年代初，就提出了“把中学国文从混合的课程变成分析的课程；把现代教育和古代文学教育分开来，成为两种课程”的主张。后来，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等新编开明国文读本，就采纳了浦氏的这一主张，把初中教本分成甲乙两种，甲种全选语体，乙种全选文言；高中亦复如此。

曹伯韩在1946年写的《对语文课程的一些意见》一文中，又提出了一个先学白话文、再读现代文言文，然后再读古代文言文的三段递进的编组原则。他主张初中阶段只学白话文，高中前二年学现代文言文，直到高中最后一年读一点古代的文学名著。

可惜曹氏的主张仅止于主张而已，并未有人循此编过这样的教本。即使是浦氏的主张，有叶、朱等人付诸实施，试编了初、高中文、白分编的四套教本，但实践上究竟利弊如何，也没有足够的事实材料可以证明。这些问题，在旧中国是根本没有条件在实践上认真去加以解决的。但这种理论上的切磋、讨论，还是很有价值的，它毕竟为后人进一步探讨和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